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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1 August 2017

南昌暴动被隐去的史实

八一南昌暴动一直为中共高调渲染,南昌城里至今还保留十分隆重的纪念馆与暴动领导人群雕。但这场中共建军的暴动,怎么会失败?怎么虎头蛇尾?后来呢?具体细节呢?中共党史一直语焉不详。笔者根据《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验与教训》、《张太雷报告——“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稍述其详。凡引号处,均出自中共中央的四份文件:《中央通告第十三号——为叶贺失败事件》(1927年10月24日)、《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张太雷的报告——“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1927年10月15日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席发言)、《张国焘的报告——1927年10月9日》(注1)。
隐去的细节
南昌暴动后,暴动主力叶挺、贺龙部经抚州、瑞金、会昌、梅县,再折回汀州、上杭一带,最后经大埔一直退往潮汕方向。1927年9月24日,暴动部队前锋抵达汕头,汕头农军起来响应,但遭陈济棠、王俊(国民党潮梅警备司令)、黄绍雄合围,9月30日不得不退出汕头,在汤坑进行防御。汤坑之战乃赤暴军队的最后一役,对垒双方实力悬殊:国军1.5万,暴动赤军五千。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为叶贺失败事件〉:“巷战一昼夜而我军竟完全解体”。
汤坑败后,叶挺部仅余七八百人,退甲子巷而溃散;贺龙20军第12师二三千人奔海陆丰,“这部分的军官政治意识本甚模糊,离开大队之后,更是绝无目标的情形,竟要求李济琛收编。”革命意志居然如此脆弱!
1927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关于叶贺部失败的〈通告〉中,将败因归于“没有大大杀灭豪绅资产阶级的权势与势力(叶贺军队之中‘不扰民’的口号几乎高于一切”。〈通告〉批判前敌委员会政纲错误,“提出‘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地主土地’的主张,这是非常之大的错误,这证明没有土地革命之决心,这种政纲可以使叶贺暴动根本上丧失其意义。”意思是为什么不没收二百亩以下中小地主的土地?分明是对“土地革命”有所保留。
无论最后的汤坑之战“一昼夜而完全解体”,还是“要求李济琛收编”,包括只没收入“二百亩以上地主土地”,既不英勇,缺乏革命坚定性,也不符合土地革命的彻底性,不宜标举摇晃。
“隐身”的领导人
1927年7月19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奉中共中央之命到达九江。他们讨论后议定在南昌组织暴动。李立三、邓中夏即赴庐山找瞿秋白商议,瞿秋白完全赞同这一计划。他们召开紧急会议,李立三、邓中夏请瞿秋白代表九江同志提出暴动意见,并请中央速决。过了两天,形势更紧,张发奎尚未到九江,但态度更右倾。李立三、邓中夏听说张发奎等也将在庐山开会,商议解决第二方面军中的中共分子问题。此时,谭平山将南昌暴动计划向贺龙探底,贺龙反应热烈,决定其部于28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于是谭平山急电中央征询可否。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人奉电召回到九江,参加暴动决策会议,与会者对暴动计划持完全一致意见。26日周恩来从武汉衔中央之命赶来,表示完全同意在浔(九江简称)同志意见,决定由邓中夏回武汉报告中央。一干人于27日齐赴南昌,依中央命令成立前敌委员会。只是因军事准备来不及,改于30日晚举行暴动。
不久,中常委又派张国焘赶来,说是共产国际不主张干,仅因谭平山一力主张,暴动决议才通过。张太雷的报告中:“致使这次暴动成为平山所领导,自然这个运动也变成了军事的投机。”
29日上午,张国焘从九江连发密电,谓“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候他到后再决定。”但前委决定暴动决不能停止,继续进行一切暴动准备。30日早上,张国焘赶到南昌,立即召开前敌委员会,传达中央“宜慎重”的意见。第三国际的指令性电报谓:(大意)
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将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除非得到张的同意,否则不可动。
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谭平山等一致反对这项意见,谓暴动不能再拖,更不可停止;张发奎已受汪精卫包围,决不会同意中共计划;我党应站在领导者地位,
不能再依赖张发奎,争论数小时,因张国焘代表中央意见,不能以多数票决。31日晨再开会议,又辩论数小时,张国焘最后表示少数服从多数,最终决定晚二时暴动。
最有“意思”的是南昌八一纪念馆的群雕,朱德占有显著一席。文革时,暴动时不过小小排长的林彪,居然也跻身“南昌起义领导人”。而朱德其时仅为南昌警察局长,挨不上号的的人物,真正的策划与组织者张国焘、谭平山、瞿秋白等人,均因政治原因,对不起了,他们的形象“消失”了。尤其谭平山,对整个暴动及后来的行军影响甚大。李立三:“八一革命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完全在党的指导之下,实际上不过是许多C.P.(按:英文共产党首字母)分子的个人指导,最后几乎变成平山同志的个人指导。……当时平山在政治负了很大的责任,中央并未将他撤换。”尤其决策阶段,谭平山力主发难,理据是捏有兵权的贺龙、叶挺都同意干。此外,谭平山时任国民政府农民部长,乃中共在国民党里的最高职务者,而南昌暴动又举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号,客观上也需要一位标志性人物。1927年11月14日,谭平山竟被开除中共党籍,指责他与邓演达另立第三党——中华革命党。张国焘亦于同日的〈政治纪律决议案〉中被开除临时政治局候委、中执委资格。加上张国焘后来叛共,自然只能归于“人类狗屎堆”。至于瞿秋白,被捕后写了《多余的话》,晚节不贞,不足为训。(注2) 如此这般,谭平山、张国焘、瞿秋白这三位南昌暴动真正的领导人,必须“隐身”。
不宜撩看的细节
1927的7月31日晚,因贺龙部20军某营长泄露秘密,增加暴动困难。至翌晨六时,始将第三、六、九军在南昌的部队完全缴械。8月1日成立革命委员会,因四周敌军将至,决定全军回粤。此时得现洋十万,七十万纸票(但不好用)。
8月5日从南昌出发,共2.1万人。三天后赶到江西临川,天气极热,沿途多山路,每日行军60里至百里,士兵负担极重,每人背50~300发子弹、机关枪、大炮,无挑伕。李立三原文:
食物与饮料全买不到,甚至终日难得一粥。渴则饮田沟污水,以故兵士病死极多,沿途倒毙者络绎不绝。同时军队中多无军医处、卫生处等的组织,无法救治。加以宣传工作极坏,逃走极多。仅行军三日,实力损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遗弃子弹将近半数,迫击炮完全丢尽,大炮亦丢了几尊,逃跑及病死的兵士将近四千。
暴动部队中的第十师,亲共的范荩团被“解决”,全师径自开往浙江,寻找南京政府要求收编。暴动赤军立“减中”五千人。“沿途疾病落伍及逃亡者不下七千人”。瑞金、会昌之役再损失千人,战斗兵员仅剩八千。
临川整休三日,前往瑞金,沿途农民对赤军越发仇视,落伍伤员常被农民所杀。行军途中,数日不见一人,宜黄县城原有近二万人口,等暴动赤军到达,仅剩48名六十岁左右老人。
20军、11军的一些参谋在临川逃跑,原定军事计划有可能泄漏。因此抵达瑞金后,前敌委员会决定改道汀州、上杭赴东江。但瑞金已有守敌,为夺取瑞金城,再伤亡600余人。此时,会昌已有钱大钧、黄绍雄两部共计18个团,赤军不得不强攻会昌,战况激烈,伤亡八百余。
及至抵达汤坑,共计不到六千士兵,而敌方总计兵力五个师,约1.5万人。在分水、汤坑激战三昼夜,赤军伤亡很大,24师下级干部殆尽,20军亦死二名团长,无兵补充,不得不下令退却,潮州、汕头亦不守。
南行路上,革命委员会下设的政治保卫处,在驿前、广昌、屏山、瑞金、会昌等处杀了30余个“土豪劣绅”及AB团分子。在汀州再杀四“劣绅”。原准备到广东后大规模屠杀“反动派”,结果仅在潮州杀了三人、大埔杀四人、汕头杀12人。潮汕失守时,牢里还关着几十个反动派(多半是工会送来的),“竟无法杀他(晚上不能放枪,又没有刀子)。”张太雷事后总结:
以前五十亩以下土地不没收的,这实在是土地革命的障碍,以后便一切地主(小地主在内)的土地都要一概没收,彻底地干去……
我们现在要放胆去干,不应象以前太规矩,要平民式地干,不要有仁慈,打破好人的观念,对土豪应该乱杀,绝对不要恐怕冤枉了。
就是暴动部队的兵士,走了一路还不明白革命意义。“连八一革命的意义,不但是没有深入群众,就是两军(按:指叶贺二部)的兵士亦不明白。”
行军途中,与中央完全失去联系。至汕头后,方知有“八七紧急会议”,行军两月,简直成了野人。
1927年11月14日,中共文件《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决议案》载,中共党员人数从政变前的五万余骤降至万余。
这些一系列“后来”,全都需要“淡化”。
注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第一版,第394—429页。
注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第一版,第4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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