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吴祚来
如果消息被进一步证实,那么习近平面对的政局形势也是非常严峻的,海外有媒体报导说,据原八九民运重要人物、现为海外民运活动家的王军涛博士的消息,在北戴河会议之前,习近平平息了一起政变,成功地奠定了他在中共十九大的核心地位。
中共内部的政变与权变,一直没有停息过,只是胜利者的政变,美其名曰革命或政治运动,现在叫维护国家安全或政治安全,而失败者的政变,无论义还是不义,均被视之为颠覆或叛乱。
为了党国的“政治安全”,中共的多少罪恶因此而生发。与中共政治安全相关的两个重罪,以前叫反革命罪,现在叫颠覆国家政权罪。中共所谓的政治安全,实为极权统治的安全,或者是极权统治者的安全。
一、国家政制与政治安全
政治安全问题在毛时代还没有形成一个政治术语,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时代就没有政治安全问题及其焦虑。
政治安全问题一直是中共第一要义,中共的政治安全、中共领导人的政治安全、中共党内派系的政治安全,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生命线,三个政治安全可谓三项一体,失去任何一项政治安全,中共都可能出现内乱或崩盘。
在宪政民主国度,只存在国家(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人权安全),保障领导人与普遍国民安全的,是独立的司法体系,保证国家安全的是国防与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独立的司法、独立的国家军队。
没有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中共与中共领导人只能通过其它方式,谋求党国与自己的政治安全。中共领导人与中共体制,更多的只关注上述三种政治安全,并以领导人的安全为核心,而国民的安全与普遍的人权保障,则是等而下之的考量,更多的时候是被完全漠视或被侵犯。
只有共产主义国家,才存在政治安全问题,政治安全看起来是意识形态的安全,其实这种安全是虚,而实际的安全是最高当权者的安全,列宁同志的安全,斯大林元帅的安全,波尔布特的安全,金正日的安全,毛泽东或习近平的安全,这是专制国家的核心安全。
在宪政民主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安全是常态化的保护,而专制国家则是非常态的保护,他们一方面要表演亲民,访贫问苦与人民打成一片,而另一方面,则动用国家军警力量,严加保护,对所有接近领导人的群众都要严加审查与防范,以防不测。
政治安全不仅要通过军警力量来保卫,还要通过其它方式,一是打击与迫害异已的政治力量,无论是体制内部的,还是外部的异已者,都在打击之列;二是建立自己的政治派系,让自己信得过的人进入权力核心周围,“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语),要让绝对忠诚于自己的人入局,这样的结果,当然是庸人与奴才人格才能进入重要权位。一些共产政权国家,为了政治安全,不惜搞血统继承制,只有自己的儿子或兄弟才信得过,譬如北朝鲜与古巴。
中共在政治安全领域所做的政治设计,远远超过其它社会主义国家,譬如,毛泽东奠定的支部设在连队上,使党或党的最高领导人可以直接指挥枪,保证了军队是党卫军,这是中共政权稳定的制度背景,也是当年毛在军队中至高无上的影响力的历史根由。
中共在员警系统设立了政治处,后来做大成了国家安全保卫局(对内的国家政治安全部门),即臭名昭著的“国保”,对异议人士、维权律师、知识份子的控制与迫害,均由这个政治安全保卫部门用超越法律方式解决。不仅如此,中共还另设立了“中共中央政法委”,周永康时期将其做到了一个极致,它使法律、员警、检察甚至传媒体系完全统一在一位政治寡头手上,这也是周永康可以与当时的中央对抗的本钱,当然,也是周永康权极而败的原因。
分析中共的政治安全与政变、权变,我们不得不从毛泽东说起。
二、打天下之时毛泽东的权变与政变
毛泽东一辈子发动了三次革命性的大政变还有一系列的权变。
第一次政变是参与成立中国共产党,并成立国际共运组织领导下的苏维埃中央政府,颠覆了中华民国政府,最终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二次政变是中共建政之后,废弃了共和国的政治基础多党政治协商制度,建立中共控制下的全国人大,共和国变成了党国(党天下),国家政权的性质发生了质变。
第三次政变是毛泽东发动文革,废除共产党政治体系,重建革命会员取代共产党,毛泽东成功颠覆了中国共产党,另立革命领袖的中央,党国成为领袖之国,共和国的国家主席被废黜并被迫害致死。没有人意识到,中共的政权又一次发生了革命性的质变。
政变是让整个国家的政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或者颠覆了国家最高领导人或领导集体,改变了国家政制。而权变,则是为了个人或自己的政治派系的权力稳固,迫害异已派系或重要政治人物。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就是追求极端的政治威权,不断发生政变与权变的一生,1927年以降的民生灾难,几乎都与中共领导人的维护政治安全有关,一次次的政变与权变,就是一次次的国民灾难。
毛泽东的第一次政变,遭到国家军队的围剿,因为日本入侵中国,使中共苏维埃政权获得生存机会,并因西安事变,获得合法性,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本可以致力于政治合作,使中国进入民主共和宪政时代,中共在其宗主国苏联的支持下,一意为了自己的共产政治,不惜内战牺牲数百万战士与百姓的生命,推翻了亚洲最早、最大的民主国家中华民国。第一次政变获得成功。
中共推翻国民政府的政变,不计算1927到1945年期间内战伤亡数,仅1946到1950年的内战,就造成了近千万人的直接伤亡,政治代价则使中国失去了民主宪政的和平进程,国家痛失政治文明现代化的千古良机。
中共推翻合法的民国政府,是一次革命性的政变,而毛泽东从井岗山到长征,从延安整风到中共建政之后,在体制内,则进行了一系列的权变,譬如将党支部建到连队上,使军队直接服务于中共政治意识形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时面也出极权,毛泽东的内部权变,也是依赖的是自己对枪杆子的控制与影响力。毛泽东通过控制枪杆子,一系列权变成为现实,对陈独秀的开除,对张国涛的排挤,对王明的打压,对整个延安知识界的整肃,然后由刘少奇抬出一个毛泽东思想,完成了毛作为中共核心权威的神圣不可颠覆的地位。忠于毛泽东的政治派系(周恩来、朱德、刘少奇、林彪、康生、江青),也因此诞生。
打天下之时,毛泽东在体制内外,均建立了广泛的统一战线与同盟,到了坐天下之后,他将通过一系列的政变与权变,重建自己的核心政治派系与统一战线。
三、建政之后毛泽东的权变与政变
毛泽东第二次政变是将联合政府变成党领导下的中央政府,不仅政协的地位下降(虚置),政协的政治权力让位于全国人大,而全国人大的代表完全由中共控制,即便如此,人大代表作为中共的政治花瓶地位是象征性的,它的存在只是为了保证中共表面上的合法性,中共的党代表地位则更高(当然,党代表也只是中共高层的政治工具)。
1957年6月1日《光明日报》总编(储安平)的会议发言并被公开发表:《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他认为中共已将共和国演变成“党天下”。储安平是第一个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共和国已被毛泽东政治集团所蜕变。
当党国的阳谋被人识破之时,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开始,数百万知识份子被打压、迫害,失去发声的可能。
毛泽东政治集团的政变,以一系列权变为基础:改变(剥夺)农民的土地权,改变(剥夺)工商业者的经营权,改变(剥夺)民主人士的发言权,并通过庐山会议,又剥夺了中共内部的批评权,毛泽东的个人威权获得进一步维护。
毛泽东的每一次权变,都是在剥夺整个社会或异已者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而毛泽东的每一次政变,都伴随着国民的巨大灾难。
毛泽东的中共推翻民国,其过程造成上千万国民伤亡,而毛泽东在五十年代的权变与政变,直接迫害的伤亡人数数以百万计,而饥荒造成的非正常死亡国民,则达四千万左右。民主的代价是选票与选举过程中的巨额资金投入,而不民主的代价,则是千百万人头落地,为权变与政变血祭。
毛泽东的第三次重要政变,就是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目标是刘少奇,剥夺其国家主席职务,以使党国政权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整个中共的元老阶层悉皆被迫害或流放(只有极少数元老幸免于难)。
这一次是全民性的一次大革命,对传统文化、对整个知识界、对中共元老阶层,全面打击、破坏与迫害,为什么会发动如此近乎毁灭性的大革命?与前二次权变一样,是毛泽东的核心政治地位受到威胁,五十年代毛的极端路线激进的社会主义政治,造成了数以千万计百姓非正常死亡,刘少奇等人要向毛泽东问罪。这一次权变,已升格到一次政变,是毛的派系对中国共产党整个体系的一次成功颠覆,而这次颠覆之所以能够成功,一是毛泽东掌握了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整个军队都向毛效忠,二是毛泽东成功利用了年轻人的政治热诚,让年轻人的造反、叛逆精神得到渲泄,毛泽东炮打了中共的另一个司令部,另立中央,建立了自己的文革领导小组,在保证自己的政治绝对安全的前提下,让自己的派系得以建立,培养了未来的政治接班人华国锋、江青、王洪文等,而政治元老或被流放,或迫害致死,对毛的派系难以构成威胁。
文革过程中,毛泽东还制造了林彪事件,使毛的政治派系更为稳固,没有异已的重要人物。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发动了最后一次权变,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林批孔外加批周公(影射周恩来),打击了重出政坛的邓小平之后,准备打击周恩来,为江青等政治接班扫清最后障碍。
人算不如天算,毛氏的机关算尽,也改变不了历史新政变的进程。中共政制下,任何派系都难以绝对保证自己的政治安全。如果有江青等人的政治安全,就不可能有邓小平们的政治安全,反之亦然,毛泽东文革主力、毛泽东核心团队,被华国锋等人的政变“打倒”,并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毛泽东的遗体与毛泽东的天安门画像,特别是毛泽东思想,却超然地拥有了“政治安全”,这并不是因为毛泽东真的神圣伟大,而是因为他可以成为邓小平的精神屏障,毛思想是中共的灵魂,中共体制内没有力量替换这样的政治幽灵,所以只能充当圣物,以护卫中共的血旗。
可以说,毛泽东的政治没有破产。拥有“政治安全”,有毛思想的安全,就没有异见者的政治安全,所以中国的政治难以进入文明与安全状态。今天回顾与梳理毛时代的政治安全与政变及权变,是为了对照当今中国的现实,习近平现在正重演毛泽东的套路,为了党国的政治安全、为了派系的政治安全、为了自身的政治安全,穷极一切手段,通过一系列的权变,甚至可能的政变或所谓的平息政变,来改变中国政治版图。限于篇幅,习中央的权变与政变,将另文专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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