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亨廷顿的著作 《我们是谁》的看法

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911事件后写书《我们是谁？》，这本书延续了《文明的冲突》中的基本论调，但是视线焦点由世界转向美国。
（同时也如《文明的冲突》，十几年后再回头看看啊呢，发现一个恐怖的事实，亨廷顿的预言很多都实现了。那么如果不加干涉，是否会真的如预言所说呢？）
一、《我们是谁？》写了什么？
该书有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提出了美国国家/国民的问题，并从一般意义上分析了特性/身份的界定及其来源。
第二部分，分析了美国特性的主要内容。亨廷顿认为，美国特性主要有两种来源：
1、美国信念（我个人认为，“美国梦”即是美国信念的一种表达），即个人权利、政府统治要需被统治者的同意等基本原则；
2、文化认同，主要是指语言文化的认同（是对英语的认同，保持美国社会主流语言是英语）、宗教以及自由的观念等。
亨廷顿同时认为，就美国特性的形成而言，文化认同的重要性远超美国信念。
第三部分，讨论了美国特性面临的挑战：
1、对于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的移民新浪潮，美国信念是否还有效？对于大规模的移民潮，英语是否还是必要的？母语文化是否对新移民对美国的文化认同产生负面影响？（PS.特朗普总统的移民改革提案中特意提到英语水平是打分考核的重要部分，应该是受这个观点的影响）
2、学术界和政界流行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多样性理念，这个无需多言，看看现在泛化的“多样性”问题就好。
3、美国社会中出现的拉美裔化、双语化、双文化的倾向。大量新移民在接受了“美国人”的身份同时并未放弃对自己原生文化的认同，双语、双文化。
4、一些群体强调立足于人种和民族属性及性别的身份/特性，愈演愈烈的族裔政治。（PS.说实话，换做6年前我第一次看的时候还没意识到这个问题，当时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后来BLM等愈演愈烈地时候我幡然醒悟，原来这事早有人提醒过了。
5、移民社群及其原籍国政府对美国社会施加影响，不可说。
6、精英人士日益强调其世界主义的和跨国的身份/特征等，经济全球化后，跨国集团为了更加轻易地攫取资源，而故意淡化自己“美国公民”的身份，而且对“造福美国社会”等过去天经地义的事并不放在心上，而且危险的是美国对这些人的控制力正在不断减弱，大有跨国集团成为“国上之国”的危险趋势。
第四部分，这些挑战正在影响着美国特性的未来实质及其重要性。随着种族属性不再重要，盎格鲁－新教文化又受到冲击，“美国信念”的重要性增强了，但仅靠信念或意识形态立国，将是脆弱的 。因此，美国应该重申其历史性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宗教信仰和价值观，重振美国特性。
二、决定美国特性的因素：是信念？还是文化？
处于美国特性核心地位是“文化”还是“信念”？
一部分美国学者认为：民族文化就是由一个种族集团或者种族决定的生活方式，它要求所有其他人都顺应它；但国家信念只是一套关于美国应该是什么的观念――它是向所有人开放的：无论其信仰、民族或者种族如何。在盎格鲁-新教文化的精英变得缺乏进取精神时，它可以通过吸收新的移民团体，而增加其活力。
这一派坚信，移民和多样性是积极的因素。开放且富有活力的美国能够吸收和同化任何一个种族团体。同时认为，美国是一个立足于自由和公正的“美国信念”的意识形态国家，而非种族国家；美国在文化上越是变得富有多样性，那么在确立美国人的共性时，“美国信念”的政治价值就越重要，而多样性的重要性也可以体现出来。
另一部分认为：盎格鲁-新教文化对于界定美国特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谓“美国信念”只不过是这一文化的产物。
这一方也是亨廷顿所支持的。
亨廷顿认为：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民主化浪潮的推进，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已经失去了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它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个人主义等信念似乎已为普世价值观，不再为美国人所独享，因此，美国信念已不能作为界定美国特性的决定性因素了。
其次，亨廷顿是一个盎格鲁-新教文化至上者，以保护白人本土文化为己任。其在前言中表示：“我强调的是盎格鲁-新教的文化重要，而不是说盎格鲁-新教的人重要，只要美国人能够致力于发扬盎格鲁-新教文化以及我们前辈所树立的美国信念，即便是创建美国的那些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后裔在美国人口中只占很少的、无足轻重的少数，美国仍会长久地保持其为美国。” 亨廷顿在文化方面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要保守乃至发扬光大的就是盎格鲁-新教文化。
三、美国的核心文化是什么？
亨廷顿认为，美国的核心文化至今依然主要是17－18世纪创建美国社会的那些“定居者文化 ”，即盎格鲁-新教文化。
在论证盎格鲁-新教文化在美国文化中的核心地位时，亨廷顿把北美大陆早期的殖民开拓者定义为“定居者”，而非“移民”。其区别：“定居者是离开一个现有的社会，通常是成群出走，以便建立一个新的群体，其位置是在一个新的、通常遥远的疆域。他们充满了一种集体目的感。他们或明或暗地恪守一个协约或章程，它构建他们所建立的群体的基础并界定他们与自己祖国的关系。移民并不是建立一个新社会，而是从一个社会转移到一个不同的社会，这种人口流动通常是个人采取的行动，涉及的是个人及其家属，以个人的方式界定他们与原居国和新居国的关系。”
以亨廷顿的观点看：美国的核心文化就是这些早期的定居者创造的，后来的移民只是顺应和接受了这种文化。
四、拉美裔移民：是对美国的威胁吗？
亨廷顿认为，当前“对美国传统的国家特性的唯一最直接、最严重的威胁来自拉丁美洲，特别是来自墨西哥的大量持续不断的移民，以及他们远比黑人和白人高得多的出生率。墨西哥移民的持续不断地涌入美国会降低文化同化的动力。墨西哥裔美国人不再视自己为必须适应处于支配性地位的群体并接受其文化的一个小团体的成员。随着数量的增加，他们变得更加坚持他们自己的种族认同和文化。长此以往，美国将会被分裂成为一个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国家。美国转变成这样的一个国家虽然不一定是世界末日的到来，但这将是我们所熟悉的已存在了三个世纪的美国的终结。美国人不应该让这种改变发生，除非他们能确信新出现的国家会更好。”
书中提到，在工业化时代的移民过程中，欧洲移民成为信奉盎格鲁-新教的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来自进步政治家、知识分子以及像亨利•福特这样的工业界领袖等组成的庞杂联盟的压力。这个联盟努力对移民在语言、道德观念以及市民观念等方面进行教育。移民还面临来自移民社会内部的压力，他们的种族和宗教领袖――主教和犹太传教士，政治人物和老板――经常带头鼓励同化，顺应美国的文化，颂扬美国的民族主义。”即，伴随着移民的流入，整个美国从上到下地推动“美国化”进程。
但最近数十年，美国社会出现了一些阻碍同化的因素：
1、多样性和多元文化主义在知识界和舆论界的盛行，使次国家特性/认同得以强化。至于多样性和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看第二段。
2、拉美裔移民的大量涌入并集中聚居，使得他们的同化更加困难。移民速度超过美国社会同化的速度，大批新移民来到美国，却扎根于其本土文化中，造成“美国认同”的缺失，给美国分裂埋下隐患。
3、在政党政治激烈竞争的环境中，有的政客和政党出于胜选之需求，也迎合这些移民，鼓励他们保留母国文化和语言。（现如今的民主党的政策）
但移民同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有批评者认为：
1、同化是双向的：移民团体一方面顺应美国的主流文化；另一方面他们通过贡献他们自己的文化，重新解释和丰富了美国的主流文化”
2、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移民的认同不是一成不变的，肯定是会发生变化的。
3、移民能够同时接受不止一种文化 ，拉美裔移民也是非常渴望同化的。
4、针对拉美裔移民，特别是墨西哥裔移民的涌入可能导致美国南部和西南部部分地区“分裂”的担忧，美国是要为追求个人自由和机会的人，无论其祖先、种族或者宗教派别，建立一个共同的家园。“没有证据可以让人相信墨西哥和中美洲移民及其后代将会继续保持他们的对其祖先国家的政治忠诚。大多数墨西哥裔美国人是非常愿意按照诸如正当的法律程序、言论和集会自由、宗教自由、政教分离以及通过监督、制衡和分权的限权政府体制等生活。很多人愿意为这一制度斗争甚至献出生命。”
五、美国国家特性/认同与美国的国际地位
亨廷顿从《文明的冲突》开始就体现了他一直重视美国国家特性/认同、国家利益与外交政策之间关系等重要问题。
亨廷顿认为，“国家利益来自国家特性。要知道我们的利益是什么，就得首先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
美国一般公众和很多精英对国家特性/国家认同的看法差异很大。公众关心比较多的是确保居住环境安全、社会保障、国内经济发展与维护国家主权等；而“精英”关注更多的是参与并主导全球经济、支持国际贸易和移民、强化国际制度、推动国际安全与和平、向外扩展美国式民主以及在国内鼓励少数族群的认同和文化等。
显然，在美国的精英阶层和公众之间存在巨大的裂痕。
亨廷顿在书中提出了美国与世界交往的三种模式 ：
第一种，全球主义的方案。
持全球主义的态度，向其他人民和文化敞开大门，多样性成为其最重要的价值，像种族的、人种的、文化的等次国家层次认同应受到鼓励；美国的“内务”将愈来愈多地受到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的影响，而不再完全取决于联邦和州政府。
第二种，霸权主义的方案。
就是用美国价值观来改造世界。
但是，在亨廷顿看来，前两种都将会降低甚至消除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差异，使美国丧失其特性。
因此，他提出了第三种方案：
民族主义模式，保持和促进美国的宗教和文化特征。在亨廷顿看来，美国精英阶层的全球主义倾向可能会侵蚀美国的特性；一个开放的、多样性的美国，配合着听命和受制于国际规则的精英阶层，将会破坏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团结的特性。
六、总结
《文明的冲突》一书中，亨廷顿在论及西方文化受到的来自西方社会内部集团的挑战时说，“如果同化移民的努力归于失败，美国便会成为一个分裂的国家，并存在内部冲突和由此造成分裂的潜在可能。”同时还特别强调，多元文化主义是“对美国更为直接和危险的挑战”。《文明的冲突》关注的是国际事务，而《我们是谁？》一书就近似是《文明的冲突》国内版。
《文明的冲突》中，亨廷顿忧虑的是：由于其他文明的复兴而导致的西方文明的相对衰落。他认为，为挽救日益相对衰落的西方文明，应对来自非西方文明的挑战，应该加强对西方文化的认同。并且认为“由于美国是最强大的西方国家，这个责任就不可能推卸地落在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肩上。如果美国放弃了美国信条和西方文明，就意味着我们所认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
《我们是谁？》中，亨廷顿担心的是：由于未同化的移民的涌入、次国家认同的强化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的盛行而导致盎格鲁-新教文化在美国文化中核心地位的动摇。那么为应对来自其他文化的挑战，他积极倡导强化对盎格鲁-新教文化的认同。在他看来，美国能否重振国家特性、捍卫和保护盎格鲁-新教文化的核心地位，攸关它的国际地位能否得以延续和维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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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写的很好，但是对于“怎样以主体民族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同化移民分子”这一关键问题干脆没说清楚。那有蛋用啊。无非是一篇历史哲学（不对，在2011年叙利亚危机准时爆发前，亨廷顿的所有结论都可以被反对者归成神学和跳大神，毕竟反对者看不懂数理统计逻辑，也不去研究人口增长曲线。）框架下的，充满感情的药丸而已。美国的活力究竟来自于清教徒资本主义还是多元文化，这在亨廷顿来看是无需讨论的，但在美国的主流话语体系内，是值得讨论，并且倾向于后者的，毕竟美国历史上的多次逆转，都是欧洲爆发大新闻后的高素质欧洲移民带来的财富和知识促成的。继续细分的话，我不认为盎格鲁清教徒文化和美国的意大利移民文化，爱尔兰移民文化是一个东西。所以我一直有个错觉，亨廷顿是一个精神中国人，他的理论基本上都是在重构中国这个文明共同体是怎么形成的，而不是美国。第一本书讨论了军队与民主的关系，军队是保卫民主的工具，这翻译过来叫霸王道杂用之。人民民主专政的逻辑辩证关系。反观西方世界，军方和警方在穆斯林、机右和自由主义者横行街头的时候是不负责任的，他们拒绝保卫西方的民主。这次弗吉尼亚惨案就是警方站桩看戏的结果。那么按照亨廷顿的逻辑，当暴力机关认为自己和民主无关的时候，秩序就瓦解了。后来的几本书探讨民主化和转型社会的政治秩序，里面除了中国和列宁时期的苏联之外，都是失败国家。亨廷顿反复在书中强调，关键是在社会转型的时候，建立起有效的秩序，而不是让手段去替代目的，比如南美国家和正在瓦解军队这一国家监护角色的土耳其。文明的冲突准确到年地预言了叙利亚危机，目前叙利亚的局面已经看到了，阿萨德政府在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现在可能还要加上土耳其的鼎力支持之下，雄辩地证明了苏联解体后西方干涉主义的失败。在文明的冲突里，亨廷顿战胜儒家+穆斯林的最主要假设是东正教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站在西方一边，然而现实同样证明，俄罗斯和东欧是站在中国这一边的，所以，反过来讲，如果现实中东正教的统治哲学更偏向东方世界，那么西方自由世界的前途，按照亨廷顿的思路，会最终走向失败。最后的我们是谁把西方衰败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西方世界的核心国家美国，唱了一首忠诚的药丸。那么回到问题的开始——”怎样才能保证移民分子服从主体民族的意识形态“？答案很简单，首先，从生育率来说，你要有一个主体民族。这个前提在美国非拉美裔白人出生率下降到百分之五十以下的时候，已经不成立了。亨廷顿同志死于寂静的2009年，我在那一年听到的，就是这样一曲忠诚的药丸。向药丸党和精神中国人亨廷顿同志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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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这本书写完不久，亨廷顿就去世了吧。也许他不去世的话，应该再写一本书，《他们是谁》，这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没有他者，就没有自我。美国的问题就在于，外部的敌人消失了，起码强大的敌人消失了。而内部的敌人，又找不到，也许是不知道，也许是知道但是不愿不能指出来，也许是知道但是没法斗。班农似乎在做这个事情，但是效果似乎很不理想。左派就很会斗，他者是谁？纳粹啊，我们是谁？斗争纳粹的进步派啊。多简单粗暴有力。右派呢，哎，实在有点战五渣。拿白人主义来当牌坊嘛？蠢死了。要不然就是那些基督教的老一套，枪堕胎同性恋，这几个方面都被打成渣了啊。帮美国右派设定几个国内的敌人：共产主义（这个不太好搞，主要因为共产主义现在太弱了，没威胁，所以民众不太怕），毒品（借此打击西裔），法律和秩序（打击极左、墨裔和BLM黑帮），不爱国资本主义（打击索罗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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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一种后知后觉的思想，在其出现前的一百至两百年之间，西方与伊斯兰，中国，佛教等文明就已经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冲突。

先放一张图，默克尔送给大大的地图，1750年时代的东亚局势，由荷兰学者麦凯托所做。欧洲人在近代前创作的地图大部分是宗教产物，比如在东亚地区就可以看到明国拜火教，宋国儒教(称mangi，南蛮子)蒙古藏传佛教与契丹(约翰长老国)四国共存，显示出欧美民族在主权，文明，宗教方面认识的混乱。

时间回溯到明朝时期，欧洲人在明末沿着郑和的航路倒着走，来到东亚地区，耶稣会在三十年内就在日本，东南亚等地蓬勃发展。东北地区可以看作丝绸之路路上与海上交易的起点，谁得到东北，谁即得到天下，因此晚明在东北爆发两次世界级战争，由丰臣秀吉与耶稣会合作的万历朝鲜战争，以及以努尔哈赤为首的满蒙联军进行的萨尔浒战争，这其中都有西方人的参与。

满清的建国是罗马教皇参与的产物，派遣传教士为八旗进行政工体系建设，并于康熙时期与天主教国家法国建立外交关系，是第二个与法国结盟的异教徒国家。

明朝的灭亡实质上也是儒教，周天子天下体系的崩溃。四方的蛮夷，西北的绿教文明，北方的满蒙文明以及东南沿海的欧洲文明联合瓜分中国，随后康熙与雍正背信弃义驱逐出功出力的传教士，为一百年后的鸦片战争埋下隐患。
历史书给人一种错觉，仿佛鸦片战争是一切的开端，实则不是，耶稣天下体系进入中国在明末就已经进行，鸦片战争只是西方瓜分中国的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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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所有论述的出发点都放在分辨敌我上，也就是毛爷爷说的：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不管是过去说的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还是东西方的碰撞，或者这本书讨论的美帝国内的族群问题，都是表象，是分辨我们和他们后，为了强化这种认识而发生的必然事件。从文明冲突论开始，这老爷子一向坚持这个论调。

他总是强调不管是文化还是民族，或者宗教，习俗，都是为了让人们更方便的划分出“我们”和“他们”，然后，才有后续的敌对，合作，竞争，共存等等选项。

这本书的核心还是同一套理论体系，用在了不同的地方罢了。书中把美帝国内越来越严重的族群细分和族群认同现象批判一番，强调这会动摇公民对国家的忠诚。美帝国内的不同人群，用各种各样的划分规则把社会分割的越来越碎片化，而淡化了作为国家公民的认识，这是危机的前兆。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说，我是认同亨廷顿的观点的。过分强调多元化，必然导致整体意识的淡化。大家不愿意再去一致对外，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内斗上。大众的焦点不再是强调我们都是一家人，而是绞尽脑汁，想遍理由划分出各种小群体。这不就是崩溃的前奏吗？
这个问题其实也不是美帝所独有的，国内一样很多类似的问题存在。比如前些年搞的什么民族识别之类的，又要划分出很多新的民族，还要登记到身份证上，某些地方还拿这个当政绩宣扬，这不是没事找事吗？还好已经叫停了。这些年的某教问题，其实也是活生生的例子。当你反复告诉他，你和我们不一样时，不管你给他多少优待，他还是要搞事情的，实力不够时就小搞，实力强了就大搞。因为你已经替他划分出了我们和他们，把人家排除在你的主流群体之外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有意识的去淡化这些差别，更强调公民和中华民族，把大家融合在一起。退而求其次，就是再制造一个外部的，更明确的“他们”，转移大家的注意力。最不可取的就是用利益来安抚。因为这相当于再次强化他们的小族群认同，告诉他们，你们果然是与众不同的，鼓励他们下次有机会再报团搞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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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的书一向都很能切中要害：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语道破了转型社会的命门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精准预测了冷战落幕后不同文明矛盾激化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

写于9.11之后的《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则是对美国主流文化和主体民族日渐衰弱的忧思。

这是亨廷顿生前最后一部重要作品，就像一曲唱给自己也是唱给WASP的挽歌，幽怨哀伤。

亨廷顿在书中探讨了在WASP的优势地位不断走衰的大背景下美国未来的特性问题。他认为，未来美国界定自我特性有世界主义、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三种方案。世界主义方案要求美国人更多地遵从于国际规则，拥抱多元化；帝国主义的方案是维持现状；而民族主义的方案则是美国人要重新发扬盎格鲁–新教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

按照亨廷顿的定义，目前美国两党的主流属于帝国主义方案。虽然在程度上可能有所不同，但驴象建制派都认为美国的力量仍然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在必要时美国应当发动海外军事干预，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坚持自由贸易原则。

但实行帝国主义必然会导致国内族裔的多元化：

英国既然占领过南亚次大陆和东部非洲就不得不接受一个巴基斯坦裔穆斯林成为伦敦市长

既然法国时至今日依然在北非和象牙海岸保持高度的政治军事存在和紧密的利益联系，就无法避免巴黎挤满了穆斯林，国家队充斥着黑人球员。

美国既然占领了墨西哥人世代居住的土地，就不得不接受一个完整的墨西哥裔族群成为一种跨国界的存在。

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

当然，多元化导致的族裔矛盾和政治极化问题并非完全无解

方法主要有两种：

川普给出的药方是其中一种，也是亨廷顿笔下的民族主义方案：重拾盎格鲁–新教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

目前世界吃这种药方的国家并不是没有，印度就是典型代表。美国和印度在种族多样性和宗教多样性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印度主体民族印度斯坦占总人口的46.3%，比美国白人占比更低，但由于印度教的跨族裔发展，让印度各种族之间有一条坚韧的纽带相互连接。

国民志愿服务团和它的白手套印人党以印度教为工具推动印度深度整合，将印度统一在同一种宗教文化的统治之下，这与亨廷顿的民族主义方案异曲同工。

但印度这么做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代价就是放弃了国大党所一直坚持的世俗主义和自由主义，放弃了对少数族裔宗教和习俗的宽容与包容。印人党的这种激进政策如果成功，将在印度实现民族大融合，如果失败，就会导致种族和宗教矛盾一发不可收拾，甚至出现种族屠杀和国家分裂。

但印度的这套方案很难在美国复制，川普手下没有像RSS这样立场坚定勇于牺牲的强力组织为抓手，美国各界不可能允许美国变成一个抛弃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的国家，川普本人也并不是莫迪那样具有坚强意志、铁的手腕和强大群众号召力的领袖型政治家。

另一种方法是桑德斯给出的药方：彻底拥抱多元化，这也是亨廷顿的世界主义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