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南昌暴动一直为中共高调渲染，南昌城里至今还保留十分隆重的纪念馆与暴动领导人群雕。但这场中共建军的暴动，怎么会失败？怎么虎头蛇尾？后来呢？具体细节呢？中共党史一直语焉不详。笔者根据《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验与教训》、《张太雷报告——“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稍述其详。凡引号处，均出自中共中央的四份文件：《中央通告第十三号——为叶贺失败事件》（1927年10月24日）、《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张太雷的报告——“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1927年10月15日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席发言）、《张国焘的报告——1927年10月9日》（注1）。
隐去的细节
南昌暴动后，暴动主力叶挺、贺龙部经抚州、瑞金、会昌、梅县，再折回汀州、上杭一带，最后经大埔一直退往潮汕方向。1927年9月24日，暴动部队前锋抵达汕头，汕头农军起来响应，但遭陈济棠、王俊（国民党潮梅警备司令）、黄绍雄合围，9月30日不得不退出汕头，在汤坑进行防御。汤坑之战乃赤暴军队的最后一役，对垒双方实力悬殊：国军1．5万，暴动赤军五千。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为叶贺失败事件〉：“巷战一昼夜而我军竟完全解体”。
汤坑败后，叶挺部仅余七八百人，退甲子巷而溃散；贺龙20军第12师二三千人奔海陆丰，“这部分的军官政治意识本甚模糊，离开大队之后，更是绝无目标的情形，竟要求李济琛收编。”革命意志居然如此脆弱！
1927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关于叶贺部失败的〈通告〉中，将败因归于“没有大大杀灭豪绅资产阶级的权势与势力（叶贺军队之中‘不扰民’的口号几乎高于一切”。〈通告〉批判前敌委员会政纲错误，“提出‘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地主土地’的主张，这是非常之大的错误，这证明没有土地革命之决心，这种政纲可以使叶贺暴动根本上丧失其意义。”意思是为什么不没收二百亩以下中小地主的土地？分明是对“土地革命”有所保留。
无论最后的汤坑之战“一昼夜而完全解体”，还是“要求李济琛收编”，包括只没收入“二百亩以上地主土地”，既不英勇，缺乏革命坚定性，也不符合土地革命的彻底性，不宜标举摇晃。
“隐身”的领导人
1927年7月19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奉中共中央之命到达九江。他们讨论后议定在南昌组织暴动。李立三、邓中夏即赴庐山找瞿秋白商议，瞿秋白完全赞同这一计划。他们召开紧急会议，李立三、邓中夏请瞿秋白代表九江同志提出暴动意见，并请中央速决。过了两天，形势更紧，张发奎尚未到九江，但态度更右倾。李立三、邓中夏听说张发奎等也将在庐山开会，商议解决第二方面军中的中共分子问题。此时，谭平山将南昌暴动计划向贺龙探底，贺龙反应热烈，决定其部于28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于是谭平山急电中央征询可否。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人奉电召回到九江，参加暴动决策会议，与会者对暴动计划持完全一致意见。26日周恩来从武汉衔中央之命赶来，表示完全同意在浔（九江简称）同志意见，决定由邓中夏回武汉报告中央。一干人于27日齐赴南昌，依中央命令成立前敌委员会。只是因军事准备来不及，改于30日晚举行暴动。
不久，中常委又派张国焘赶来，说是共产国际不主张干，仅因谭平山一力主张，暴动决议才通过。张太雷的报告中：“致使这次暴动成为平山所领导，自然这个运动也变成了军事的投机。”
29日上午，张国焘从九江连发密电，谓“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候他到后再决定。”但前委决定暴动决不能停止，继续进行一切暴动准备。30日早上，张国焘赶到南昌，立即召开前敌委员会，传达中央“宜慎重”的意见。第三国际的指令性电报谓：（大意）
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将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除非得到张的同意，否则不可动。
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谭平山等一致反对这项意见，谓暴动不能再拖，更不可停止；张发奎已受汪精卫包围，决不会同意中共计划；我党应站在领导者地位，
不能再依赖张发奎，争论数小时，因张国焘代表中央意见，不能以多数票决。31日晨再开会议，又辩论数小时，张国焘最后表示少数服从多数，最终决定晚二时暴动。
最有“意思”的是南昌八一纪念馆的群雕，朱德占有显著一席。文革时，暴动时不过小小排长的林彪，居然也跻身“南昌起义领导人”。而朱德其时仅为南昌警察局长，挨不上号的的人物，真正的策划与组织者张国焘、谭平山、瞿秋白等人，均因政治原因，对不起了，他们的形象“消失”了。尤其谭平山，对整个暴动及后来的行军影响甚大。李立三：“八一革命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完全在党的指导之下，实际上不过是许多C．P．（按：英文共产党首字母）分子的个人指导，最后几乎变成平山同志的个人指导。……当时平山在政治负了很大的责任，中央并未将他撤换。”尤其决策阶段，谭平山力主发难，理据是捏有兵权的贺龙、叶挺都同意干。此外，谭平山时任国民政府农民部长，乃中共在国民党里的最高职务者，而南昌暴动又举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号，客观上也需要一位标志性人物。1927年11月14日，谭平山竟被开除中共党籍，指责他与邓演达另立第三党——中华革命党。张国焘亦于同日的〈政治纪律决议案〉中被开除临时政治局候委、中执委资格。加上张国焘后来叛共，自然只能归于“人类狗屎堆”。至于瞿秋白，被捕后写了《多余的话》，晚节不贞，不足为训。（注2） 如此这般，谭平山、张国焘、瞿秋白这三位南昌暴动真正的领导人，必须“隐身”。
不宜撩看的细节
1927的7月31日晚，因贺龙部20军某营长泄露秘密，增加暴动困难。至翌晨六时，始将第三、六、九军在南昌的部队完全缴械。8月1日成立革命委员会，因四周敌军将至，决定全军回粤。此时得现洋十万，七十万纸票（但不好用）。
8月5日从南昌出发，共2．1万人。三天后赶到江西临川，天气极热，沿途多山路，每日行军60里至百里，士兵负担极重，每人背50～300发子弹、机关枪、大炮，无挑伕。李立三原文：
食物与饮料全买不到，甚至终日难得一粥。渴则饮田沟污水，以故兵士病死极多，沿途倒毙者络绎不绝。同时军队中多无军医处、卫生处等的组织，无法救治。加以宣传工作极坏，逃走极多。仅行军三日，实力损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遗弃子弹将近半数，迫击炮完全丢尽，大炮亦丢了几尊，逃跑及病死的兵士将近四千。
暴动部队中的第十师，亲共的范荩团被“解决”，全师径自开往浙江，寻找南京政府要求收编。暴动赤军立“减中”五千人。“沿途疾病落伍及逃亡者不下七千人”。瑞金、会昌之役再损失千人，战斗兵员仅剩八千。
临川整休三日，前往瑞金，沿途农民对赤军越发仇视，落伍伤员常被农民所杀。行军途中，数日不见一人，宜黄县城原有近二万人口，等暴动赤军到达，仅剩48名六十岁左右老人。
20军、11军的一些参谋在临川逃跑，原定军事计划有可能泄漏。因此抵达瑞金后，前敌委员会决定改道汀州、上杭赴东江。但瑞金已有守敌，为夺取瑞金城，再伤亡600余人。此时，会昌已有钱大钧、黄绍雄两部共计18个团，赤军不得不强攻会昌，战况激烈，伤亡八百余。
及至抵达汤坑，共计不到六千士兵，而敌方总计兵力五个师，约1．5万人。在分水、汤坑激战三昼夜，赤军伤亡很大，24师下级干部殆尽，20军亦死二名团长，无兵补充，不得不下令退却，潮州、汕头亦不守。
南行路上，革命委员会下设的政治保卫处，在驿前、广昌、屏山、瑞金、会昌等处杀了30余个“土豪劣绅”及AB团分子。在汀州再杀四“劣绅”。原准备到广东后大规模屠杀“反动派”，结果仅在潮州杀了三人、大埔杀四人、汕头杀12人。潮汕失守时，牢里还关着几十个反动派（多半是工会送来的），“竟无法杀他（晚上不能放枪，又没有刀子）。”张太雷事后总结：
以前五十亩以下土地不没收的，这实在是土地革命的障碍，以后便一切地主（小地主在内）的土地都要一概没收，彻底地干去……
我们现在要放胆去干，不应象以前太规矩，要平民式地干，不要有仁慈，打破好人的观念，对土豪应该乱杀，绝对不要恐怕冤枉了。
就是暴动部队的兵士，走了一路还不明白革命意义。“连八一革命的意义，不但是没有深入群众，就是两军（按：指叶贺二部）的兵士亦不明白。”
行军途中，与中央完全失去联系。至汕头后，方知有“八七紧急会议”，行军两月，简直成了野人。
1927年11月14日，中共文件《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决议案》载，中共党员人数从政变前的五万余骤降至万余。
这些一系列“后来”，全都需要“淡化”。
注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第一版，第394—429页。
注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第一版，第483页
隐去的细节
南昌暴动后，暴动主力叶挺、贺龙部经抚州、瑞金、会昌、梅县，再折回汀州、上杭一带，最后经大埔一直退往潮汕方向。1927年9月24日，暴动部队前锋抵达汕头，汕头农军起来响应，但遭陈济棠、王俊（国民党潮梅警备司令）、黄绍雄合围，9月30日不得不退出汕头，在汤坑进行防御。汤坑之战乃赤暴军队的最后一役，对垒双方实力悬殊：国军1．5万，暴动赤军五千。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为叶贺失败事件〉：“巷战一昼夜而我军竟完全解体”。
汤坑败后，叶挺部仅余七八百人，退甲子巷而溃散；贺龙20军第12师二三千人奔海陆丰，“这部分的军官政治意识本甚模糊，离开大队之后，更是绝无目标的情形，竟要求李济琛收编。”革命意志居然如此脆弱！
1927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关于叶贺部失败的〈通告〉中，将败因归于“没有大大杀灭豪绅资产阶级的权势与势力（叶贺军队之中‘不扰民’的口号几乎高于一切”。〈通告〉批判前敌委员会政纲错误，“提出‘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地主土地’的主张，这是非常之大的错误，这证明没有土地革命之决心，这种政纲可以使叶贺暴动根本上丧失其意义。”意思是为什么不没收二百亩以下中小地主的土地？分明是对“土地革命”有所保留。
无论最后的汤坑之战“一昼夜而完全解体”，还是“要求李济琛收编”，包括只没收入“二百亩以上地主土地”，既不英勇，缺乏革命坚定性，也不符合土地革命的彻底性，不宜标举摇晃。
“隐身”的领导人
1927年7月19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奉中共中央之命到达九江。他们讨论后议定在南昌组织暴动。李立三、邓中夏即赴庐山找瞿秋白商议，瞿秋白完全赞同这一计划。他们召开紧急会议，李立三、邓中夏请瞿秋白代表九江同志提出暴动意见，并请中央速决。过了两天，形势更紧，张发奎尚未到九江，但态度更右倾。李立三、邓中夏听说张发奎等也将在庐山开会，商议解决第二方面军中的中共分子问题。此时，谭平山将南昌暴动计划向贺龙探底，贺龙反应热烈，决定其部于28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于是谭平山急电中央征询可否。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人奉电召回到九江，参加暴动决策会议，与会者对暴动计划持完全一致意见。26日周恩来从武汉衔中央之命赶来，表示完全同意在浔（九江简称）同志意见，决定由邓中夏回武汉报告中央。一干人于27日齐赴南昌，依中央命令成立前敌委员会。只是因军事准备来不及，改于30日晚举行暴动。
不久，中常委又派张国焘赶来，说是共产国际不主张干，仅因谭平山一力主张，暴动决议才通过。张太雷的报告中：“致使这次暴动成为平山所领导，自然这个运动也变成了军事的投机。”
29日上午，张国焘从九江连发密电，谓“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候他到后再决定。”但前委决定暴动决不能停止，继续进行一切暴动准备。30日早上，张国焘赶到南昌，立即召开前敌委员会，传达中央“宜慎重”的意见。第三国际的指令性电报谓：（大意）
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将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除非得到张的同意，否则不可动。
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谭平山等一致反对这项意见，谓暴动不能再拖，更不可停止；张发奎已受汪精卫包围，决不会同意中共计划；我党应站在领导者地位，
不能再依赖张发奎，争论数小时，因张国焘代表中央意见，不能以多数票决。31日晨再开会议，又辩论数小时，张国焘最后表示少数服从多数，最终决定晚二时暴动。
最有“意思”的是南昌八一纪念馆的群雕，朱德占有显著一席。文革时，暴动时不过小小排长的林彪，居然也跻身“南昌起义领导人”。而朱德其时仅为南昌警察局长，挨不上号的的人物，真正的策划与组织者张国焘、谭平山、瞿秋白等人，均因政治原因，对不起了，他们的形象“消失”了。尤其谭平山，对整个暴动及后来的行军影响甚大。李立三：“八一革命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完全在党的指导之下，实际上不过是许多C．P．（按：英文共产党首字母）分子的个人指导，最后几乎变成平山同志的个人指导。……当时平山在政治负了很大的责任，中央并未将他撤换。”尤其决策阶段，谭平山力主发难，理据是捏有兵权的贺龙、叶挺都同意干。此外，谭平山时任国民政府农民部长，乃中共在国民党里的最高职务者，而南昌暴动又举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号，客观上也需要一位标志性人物。1927年11月14日，谭平山竟被开除中共党籍，指责他与邓演达另立第三党——中华革命党。张国焘亦于同日的〈政治纪律决议案〉中被开除临时政治局候委、中执委资格。加上张国焘后来叛共，自然只能归于“人类狗屎堆”。至于瞿秋白，被捕后写了《多余的话》，晚节不贞，不足为训。（注2） 如此这般，谭平山、张国焘、瞿秋白这三位南昌暴动真正的领导人，必须“隐身”。
不宜撩看的细节
1927的7月31日晚，因贺龙部20军某营长泄露秘密，增加暴动困难。至翌晨六时，始将第三、六、九军在南昌的部队完全缴械。8月1日成立革命委员会，因四周敌军将至，决定全军回粤。此时得现洋十万，七十万纸票（但不好用）。
8月5日从南昌出发，共2．1万人。三天后赶到江西临川，天气极热，沿途多山路，每日行军60里至百里，士兵负担极重，每人背50～300发子弹、机关枪、大炮，无挑伕。李立三原文：
食物与饮料全买不到，甚至终日难得一粥。渴则饮田沟污水，以故兵士病死极多，沿途倒毙者络绎不绝。同时军队中多无军医处、卫生处等的组织，无法救治。加以宣传工作极坏，逃走极多。仅行军三日，实力损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遗弃子弹将近半数，迫击炮完全丢尽，大炮亦丢了几尊，逃跑及病死的兵士将近四千。
暴动部队中的第十师，亲共的范荩团被“解决”，全师径自开往浙江，寻找南京政府要求收编。暴动赤军立“减中”五千人。“沿途疾病落伍及逃亡者不下七千人”。瑞金、会昌之役再损失千人，战斗兵员仅剩八千。
临川整休三日，前往瑞金，沿途农民对赤军越发仇视，落伍伤员常被农民所杀。行军途中，数日不见一人，宜黄县城原有近二万人口，等暴动赤军到达，仅剩48名六十岁左右老人。
20军、11军的一些参谋在临川逃跑，原定军事计划有可能泄漏。因此抵达瑞金后，前敌委员会决定改道汀州、上杭赴东江。但瑞金已有守敌，为夺取瑞金城，再伤亡600余人。此时，会昌已有钱大钧、黄绍雄两部共计18个团，赤军不得不强攻会昌，战况激烈，伤亡八百余。
及至抵达汤坑，共计不到六千士兵，而敌方总计兵力五个师，约1．5万人。在分水、汤坑激战三昼夜，赤军伤亡很大，24师下级干部殆尽，20军亦死二名团长，无兵补充，不得不下令退却，潮州、汕头亦不守。
南行路上，革命委员会下设的政治保卫处，在驿前、广昌、屏山、瑞金、会昌等处杀了30余个“土豪劣绅”及AB团分子。在汀州再杀四“劣绅”。原准备到广东后大规模屠杀“反动派”，结果仅在潮州杀了三人、大埔杀四人、汕头杀12人。潮汕失守时，牢里还关着几十个反动派（多半是工会送来的），“竟无法杀他（晚上不能放枪，又没有刀子）。”张太雷事后总结：
以前五十亩以下土地不没收的，这实在是土地革命的障碍，以后便一切地主（小地主在内）的土地都要一概没收，彻底地干去……
我们现在要放胆去干，不应象以前太规矩，要平民式地干，不要有仁慈，打破好人的观念，对土豪应该乱杀，绝对不要恐怕冤枉了。
就是暴动部队的兵士，走了一路还不明白革命意义。“连八一革命的意义，不但是没有深入群众，就是两军（按：指叶贺二部）的兵士亦不明白。”
行军途中，与中央完全失去联系。至汕头后，方知有“八七紧急会议”，行军两月，简直成了野人。
1927年11月14日，中共文件《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决议案》载，中共党员人数从政变前的五万余骤降至万余。
这些一系列“后来”，全都需要“淡化”。
注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第一版，第394—429页。
注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第一版，第4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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