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实体企业的倒掉，往往会对其所在地区的税收、金融、经济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在中国，忙于眼前坏账风险的银行分行、支行一般无暇顾及这一点，而企业本身的声音又往往太过微弱，于是关注这一风险的使命不由得落到了银行和企业的最大“利益攸关方”——地方政府的身上。
杭州市萧山区地方政府便是上述现状的最佳例子：这一杭州经济强区的地方政府为了防止银行对当地诸多骨干民企“一刀切”式地抽贷，曾以自己在银行的存款、养 老保险资金等相“威胁”，警告银行“谁抽贷我们就要通报谁”。“若还是继续抽贷，我们萧山不要你了”。安邦（ANBOUND）研究团队曾以此为例，警告中 国银行业不应忘记自己也是市场共生体系中的一员，“釜底抽薪”可能会引火烧身。
近日，这一涉及政、银、企三方的危机似乎逐渐平息了下来，而主导因素恰恰就是地方政府的积极“协调”。由于萧山、富阳等周边市县区出险企业的授信银行多在 杭州市区，杭州近日在市级层面出台了一个联动的《杭州市企业资金链风险防范与化解工作方案》（下称《方案》），提出要灵活采用盘活土地等存量资产、税费减 免缓交、项目资助补助、推动企业脱保还贷转向其他融资手段、注入企业主个人资产、国有担保公司或平台有条件介入、切断互保链风险、协调债权银行平移担保负 债、积极引入战略投资者或资产管理公司参与、充实并发挥市、区（县、市）两级企业应急周转资金等手段。简单来说，即是利用地方政府自己手中的工具和资源， 来为地方企业缓解资金压力。不过企业的情况不同，地方政府的侧重点也不同：自身各方面状况良好却因互保、被抽贷导致暂时资金周转困难的，地方政府只需做好 银行的协调工作即可；对于确有不小风险但本身有市场有品牌的大企业，地方政府会“及早介入，采取行政协调、司法集中管辖、企业瘦身、市场重组等手段，加大 帮扶力度”；至于产能过剩、无救助价值的企业，政府则着重为其进入司法程序处置创造条件。
虽然在该事件的解决上，“政府之手”再次占据主导，不过此事要具体分析。安邦研究团队认为，在当前的地方金融环境下，这不失为最有效的解决方案，值得有类 似问题的其他地方政府借鉴。中国发生银行“抽贷”潮的本质原因，一是银行和企业之间没有互信，企业抱怨银行不关注企业具体情况，而银行则惧怕企业隐瞒其真 实财务状况，二是银行之间亦缺乏信任和合作，一家银行抽贷往往源于担忧其他银行会抢先抽贷，“后下手遭殃”。杭州地方政府在这一冲突中，充当了信用的通道 和担保者，一边利用自身资源为企业增信，另一边又靠自身信用与银行谈判，弥补了地方信用体系的缺失，目前看来效果明显：据杭州地方化解办人士说，通过各项 措施，现在杭州民企互保链、资金链开始趋于稳定，出险的企业也越来越少。
比起利用融资平台等工具直接参与、影响地方经济，地方政府动用自身资源和影响力来为企业解决问题，无疑是一种更可持续的“有限度的干预”。杭州的案例为此 提供了一个可操作、可复制的基础框架。不过，弥补地方信用体系的空缺，这一使命虽然短期内只有地方政府可以承担，长期来看地方政府则需要逐渐让位于民间资 本和市场的力量，推动非政府力量来完善地方信用体系，而非强化自身在其中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央行从4月起已开始接受民间资本申请个人征信牌照，中国由 央行征信中心一家独大的征信格局可能发生里程碑式的改变，地方经济终于有机会获得真正“接地气”的信用调查机构的参与，这是从根本上改变企业与银行缺乏互 信的最佳途径，也是快速准确拆解互保联保问题的基础。
另外还需要强调的是，地方政府作为信用“中介”和“通道”的作用要想让位于市场，银行业自身的自律合作也必不可少。在西方商业银行解决某一企业或地区的严 重借贷危机时，相关银行往往最先会碰头协商，试图自行分配责任和损失，而中国的银行却首先想到抢先拆台，这种短视的行为最终引发了政府信用的介入。在地方 政府的协调下，5月萧山区43家银行签署“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同业协定”，公开承诺不压贷不抽贷，这才给该事件提供了被妥善解决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