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话”是乔治•奥威尔影响深远的着作《一九八四》中,虚构的“大洋国”使用的正式语言。它存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英社(英格兰社会主义)的需要,“不仅提
供一种表达世界观和思想习惯的合适手段,而且也是为了使所有其他思想方式不可能再存在”。奥威尔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一九八四》这部1949年出版的作
品,所描写的大洋国生活图景却如同谶语,成为正在发生的现实。
1949年建政以来,众多的词语被赋予了新的政治含义。例如,人民、革命、万寿无疆等用以表达官方意识形态的伟大、光荣和正确;敌人、反革命、自绝于人民 等用以批判对手的荒谬、错误和原罪;辩证、一分为二、偏激等被用来教育民众要理性、中立、客观。在“新话”体系中,这些无辜的词语被专制侵染,被改头换 面,承载着不同的任务。
“新话”语法体系的核心是专制合法性。建政以来,当局利用教育、文化、媒体、社会活动等多种途径,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来推广它的合法性。在 “新话”的语境里,革命、优越、先进构成了合法性的正面,反动、腐朽、落后构成了合法性的反面,既有的各种思想、行为、价值、文化,都要在专制合法性方面 接受检验,然后或者被抛弃,或者被改造,最终统一为专制不容质疑的合法性背书。
历经“反右”、“破四旧”、“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运动,“新话”的语法体系成为当局统治技术和统治工具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建立过程,也就是专 制的合法性向民间灌输的过程;它向民间灌输的过程,也就是极权治理体系铺成网络、深入人心的过程。这些“新话”,来得潜移默化,去得恋恋不舍,不仅在当 前,而且会在此后很多年,都成为头脑中挥之不去的阴霾,持续影响几代人的思维模式。
极权塑造思维的野心,不仅是宏伟远大的,而且是持之以恒的。 “新话”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伪经验和反常识。极权垄断的宣传机器和政治实践,把批量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模式,以及成系统、成规模的伪经验和反常识灌输给 大众,实现经验和常识的剥夺。经验思维是内向的直觉判断和选择,常识思维是外向的理性认识和评价。历史的虚无、隐藏、扭曲,以及在压迫下被逼作出的利益选 择,使民众的伪经验被固定下来,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不由自主的日常规范;理论的欺骗式宣传和虚伪的道德表演,使民众的常识退化、匮乏,失去信仰, 在大一统的集体主义、饱含民族狂热的爱国主义、实用庸俗的唯物主义陶冶中,成为庞大的体制机器中一颗颗毫无自我表征的螺丝钉。“新话”所代表的不同政治含 义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扭曲的应用体验,就是每一个螺丝钉在体制机器中被赋予的各种型号和用途。
“新话”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具备强大的自我教育能力。在专制当局长期的经营之下,伪经验的根深蒂固和常识的退化匮乏,使人们一边选择与体制同流合污, 一边站在道德高地无所顾忌地指责他人,在充盈的矛盾中自我扭曲。这既是“洗脑”的必然结果,也使民众通过一次次的体验自觉不自觉地巩固着这个成果。专制的 经济,本身就是洗脑的经济;专制的政治,也就是洗脑的政治。它为了维护专制合法性所推行的意识形态,为了持续获取专制利益所建立的经济模式,就是要让个体 在被迫选择中自我割裂,成为扭曲的双面人。在这个意义上说,“新话”的理解和接受程度,也就是民众思想和利益的认知水平。
专制使人在变坏的同时变得愚昧。人们对罪恶熟视无睹,在挣扎中苟延残喘,对抗争者不屑一顾。民主社会的建立和自由权利的拥有,固然不需要素质作为前提;但 在专制背景下,思想和利益的认知水平直接影响着抗争的动力和质量。消解专制之毒,从摆脱专制对思维和语言的控制和侵染开始,从打破专制对思想文化解释权的 垄断开始。“新话”的语法体系、灌输渠道有强大的专制机器作为后盾,对它实施解构和“反编译”,需要民间付出长期的和专门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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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解专制之毒,从摆脱专制对思维和语言的控制和侵染开始,从打破专制对思想文化解释权的垄断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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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建政以来,众多的词语被赋予了新的政治含义。例如,人民、革命、万寿无疆等用以表达官方意识形态的伟大、光荣和正确;敌人、反革命、自绝于人民 等用以批判对手的荒谬、错误和原罪;辩证、一分为二、偏激等被用来教育民众要理性、中立、客观。在“新话”体系中,这些无辜的词语被专制侵染,被改头换 面,承载着不同的任务。
“新话”语法体系的核心是专制合法性。建政以来,当局利用教育、文化、媒体、社会活动等多种途径,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来推广它的合法性。在 “新话”的语境里,革命、优越、先进构成了合法性的正面,反动、腐朽、落后构成了合法性的反面,既有的各种思想、行为、价值、文化,都要在专制合法性方面 接受检验,然后或者被抛弃,或者被改造,最终统一为专制不容质疑的合法性背书。
历经“反右”、“破四旧”、“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运动,“新话”的语法体系成为当局统治技术和统治工具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建立过程,也就是专 制的合法性向民间灌输的过程;它向民间灌输的过程,也就是极权治理体系铺成网络、深入人心的过程。这些“新话”,来得潜移默化,去得恋恋不舍,不仅在当 前,而且会在此后很多年,都成为头脑中挥之不去的阴霾,持续影响几代人的思维模式。
极权塑造思维的野心,不仅是宏伟远大的,而且是持之以恒的。 “新话”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伪经验和反常识。极权垄断的宣传机器和政治实践,把批量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模式,以及成系统、成规模的伪经验和反常识灌输给 大众,实现经验和常识的剥夺。经验思维是内向的直觉判断和选择,常识思维是外向的理性认识和评价。历史的虚无、隐藏、扭曲,以及在压迫下被逼作出的利益选 择,使民众的伪经验被固定下来,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不由自主的日常规范;理论的欺骗式宣传和虚伪的道德表演,使民众的常识退化、匮乏,失去信仰, 在大一统的集体主义、饱含民族狂热的爱国主义、实用庸俗的唯物主义陶冶中,成为庞大的体制机器中一颗颗毫无自我表征的螺丝钉。“新话”所代表的不同政治含 义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扭曲的应用体验,就是每一个螺丝钉在体制机器中被赋予的各种型号和用途。
“新话”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具备强大的自我教育能力。在专制当局长期的经营之下,伪经验的根深蒂固和常识的退化匮乏,使人们一边选择与体制同流合污, 一边站在道德高地无所顾忌地指责他人,在充盈的矛盾中自我扭曲。这既是“洗脑”的必然结果,也使民众通过一次次的体验自觉不自觉地巩固着这个成果。专制的 经济,本身就是洗脑的经济;专制的政治,也就是洗脑的政治。它为了维护专制合法性所推行的意识形态,为了持续获取专制利益所建立的经济模式,就是要让个体 在被迫选择中自我割裂,成为扭曲的双面人。在这个意义上说,“新话”的理解和接受程度,也就是民众思想和利益的认知水平。
专制使人在变坏的同时变得愚昧。人们对罪恶熟视无睹,在挣扎中苟延残喘,对抗争者不屑一顾。民主社会的建立和自由权利的拥有,固然不需要素质作为前提;但 在专制背景下,思想和利益的认知水平直接影响着抗争的动力和质量。消解专制之毒,从摆脱专制对思维和语言的控制和侵染开始,从打破专制对思想文化解释权的 垄断开始。“新话”的语法体系、灌输渠道有强大的专制机器作为后盾,对它实施解构和“反编译”,需要民间付出长期的和专门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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