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反共制俄底进程之中，中国共产党底名词术语，颇有流行于反共制俄基地之一的趋势。在许多场合之中，有些人动不动说“清算”，“偏差”，“斗争”，“包袱”，“反映上去”，甚至于“坦白”，等等。这是一个很值得真正从事反共制俄的人注意的现象。这个现象使我们发生共产党底语言是否可以采用的问题。
我们稍加分析，便不难发现，在共产党底语言是否可以采用的问题之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即是否可以“只问目的，不择手段”底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一般而论，可分两派：一派认为“目的可以使手段成为正确”。依此，只要目的正当，采取什么手段则不妨“便宜从事”。这就是只问目的不择手段了。另一派认为“既要注重目的又须选择手段”。依前一种主张，反共是一个目的，只要这个大目的坚持不变，什么手段都可采用，必要时可以采用共产党底办法。既然如此，采用些许共党语言，算不了什么的，是不妨事的。依后一种主张，反共是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必须坚持到底。可是，为了贯彻这个目的，和顾到这个目的之原本性，不让它变质，不让它走样，我们必须讲求正当的手段。依此，共产党底方法不可采用。既然如此，共产党底语言尤在排斥之列了。所以，共产党底语言是否可以采用的问题，在基本上归到是否可以“只问目的，不择手段”之问题。因此，我们在讨论共产党底语言是否可以采用的这一问题之先，必须将这一问题所依据的“是否可以只问目的不择手段”这一问题予以廓清。
手段与目的之不必一致，这个问题，是现代技术时代底特征之一。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根本没有这个问题。普遍地说，愈是技术发达的社会，手段与目的之一致愈难实现：愈是技术简单的社会，手段与目的之一致愈易实现。显然得很，“技术过程”愈复杂，愈易使人如堕入迷宫之中，而离目的愈远。“技术过程”愈简单，愈易使人一望而知，而接近目标。由于“技术过程”复杂，手段常易违离目的。这种情形，在现代政治事物中，尤易发生。
目的，就其定义而言。总是拟悬的尚未实现的一个理想。这个理想之实现，也许在渺远的未来。而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就在目前。同一目的，实现之方法或所经由之过程不同，一般人所亲身感受的现实也可能不同。譬如“劫富济贫”与“开工厂以济贫”，这两种行动底目的可以都是为了济贫。但是，如果采取前种方法，势必造成杀人越货与扰乱社会秩序的状态。采取后种方法则无此弊。依此推论，如果“只问目的，不择手段”而所采取的手段又非常之恶劣，那末这一手段之本身就是违离目的之一重大因素。古往今来，“只问目的，不择手段”实乃祸乱之源。
既然手段和目的常易违离，于是主张“只问目的，不择手段”的人，总是需要一套自我辩解之词的。于是乎所谓“辩证法”应运而生。在“辩证法”底“辩证”之下，一切与原有目的相反的手段都变得是“合理”的。例如说，自由是好的，但为了保障自由，你必须服从组织。服从组织，就不能讲自由。经济公平是好的，但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以暴力没收富人财产。富人底财产被没收，变成穷人。大多数人也变成政权底掌握者支配之下的工奴农奴。而这些惨象之造成，乃是达到经济公平之所“必须”。一切极权统治底特色无不是：好听的理想，配合丑恶的现实。在一切极权统治之下，人民两耳听着美丽的声音，两眼看着遥远的太阳；而两手做的是牛马工作，两脚踏的是荆棘。目的与过程相去何远！
支持以坏手段达到好目的之“理论基础”，就是所谓“辩证法”。所以，在一切形式底极权国家，都对于“辩证法”底实用价值特别感到兴味。列宁、史达林喜欢它。一切受他们感染的权力政治者喜欢它。
然而，民主国家底“哲学”不是如此。民主国家底政府欲达到任何目的时，所最顾虑的问题就是采取何种手段。我们必须明了，采取某种手段时是否有所顾虑（除叛乱以外），或顾虑到何种程度，乃一个政府是否民主之最好的试金石。一个政府，如果采取某项手段时愈是顾虑到人民底利益或好恶，那末它底民主成分愈高。道理很显然，民主政府是人民委托的公仆。仆人只有看主人底颜色行事。仆人决无以自己底意志决定主人之理。一反这些常理的，就是极权统治。极权统治底特色之一，就是不择手段。一不择手段，理想的目的尚未达到，人民现实地已付出忍受极权统治的昂贵代价。
两个敌对体在斗争底过程中，双方互相学习的事情也是常有的。但是，这应只限于物质方面的手段，而不是精神、思想，或观念。因为，物质方面的手段是工具性的。工具性的东西是中立的。中立的东西，任何一方面都可以采用，采用了不会失去各自底本性。所以，在长期战争之中，彼此底武器制造都保守高度的秘密，惟恐对方知道。苏俄底原子弹制造不高明，还要处心积虑偷美国的。然而，精神、思想，或观念则不然。在两个敌对体底长期对立之中，甲方不能学习或接受乙方底精神、思想，或观念。如果甲方学习或接受了，久而久之，必被乙方同化。甲方如被乙方同化，那末它就是在精神上已被征服。在精神上已被对方征服者，那里站立得起来？即使暂时可以强自站立起来，那里又可以持久？所以，在敌对体长期“斗争”过程之中，彼此对于“斗争”之物质工具方面都尽量保守秘密，而对于精神、思想或观念则尽量向对方输出，想尽种种方法要对方接受。所以，苏俄在一方面严闭铁幕之门，不让外人一窥究竟；可是在另一方面却拼命宣传“共产主义的福音”。美国在一方面保持原子能底秘密；可是在另一方面不断播送“美国之音”。这不是显然说明，在敌对体斗争底过程之中，如要学习对方，只能限于物质方面，而不能学习或接受其精神方面吗？我们与共产党“斗争”，特别要警觉这一点。因为，共产党底方法是一整套的。它这一整套底方法完全是其长期斗争经验和因应其特殊政治目的而磨炼以成的。如果你拆几个零件来用吗？这些零件与你底机器大小相合，那是不会有什么效用的，有时恐怕还会产生负作用。如果你全部接受吗？保险你不出三年会变成一个道道地地不折不扣的活共产党。
依据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知道，关于政治的事物，特别不能“只问目的，不择手段”。“只问目的，不择手段”底结果有二：一、手段与目的南辕而北辙。在这种情形之下，不是手段使目的迷失，就是走到与原有目的相反的道路。二、如果两个敌对体之中，有一方接受对方精神，那末久而久之，一方会变成与另一方同质的东西。如果两个敌对体变成同质的东西，那末二者底冲突至少就不是思想本质的冲突了。根据这些理由，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了目的，不能不择手段。既然如此，反共者是否可以采用共产党底语言，就很值得考虑了。
重视枪杆的人也许不太重视语言。知道语言重要并善于运用语言的人，在一长久过程之中却可以使枪杆归于无用。语言是人类独有的一种社会活动。语言可以表理达意，激起情绪，沟通意念，推动行为。人从婴儿时代就学习语言。最大多数的人会运用语言。但是，只有少数的人知道语言底性质。自然语言，正同人为语言一样，可以分作三个因次（dimensions）。第一个因次是语法（syntactics）所研究的；第二个因次是语意（semantics）所研究的；第三个因次是语用（pragmatics）所研究的。头两者与我们现在的讨论没有关系。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是语言之语用的因次。所谓语用，就是语言记号。与发出这种记号和接受并了解这种记号者之间的关系。简单地说，语用就是某一种语言者使用这种语言的种种情形。语用涉及语言用法之心理、社会和历史等方面。这样看来，语言用法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不过，就我们现在的目的而言，我们只能探讨其中的某些方面。
每个社区（广义的）有其特定的发展历史、心理因素、社会结构，因而每个社区所发展的语言有其独具的特色。具有这一特色的语言。当着使用之时，因而也就能唤起这一社区所独有的情感，或引起特殊的反应。如果说甲语言有不可翻译成乙语言的成分，那末就是这类成分。例如。中国人一提起“狗”字，所引起的联想是“卑污下贱”，如“走狗”、“蝇营狗苟”之类。所以，如果你对一个中国人说：“你是一只狗”，他底反应认为这是对他底侮辱，立刻面红耳赤，要同你打架。可是，如果简单地将“狗”字翻译成dog，英美人引不起与中国人相同的卑污下贱之感。因而，你说他是一只dog，引不像中国人这种火气。原来英美太太们终日抱狗，与狗是很亲善的。中国人拿“梅”来形容清高坚贞。历代诗词空韵梅都是如此。如果有人说你是岁寒之梅，你一定很高兴。即使，在这种年头，许多人不着重这种风骨，可是他听到你拿“梅”来恭维他，他顶多因爱官和钱而认为这样的恭维对他不相干，或不感兴趣，但绝不致于不高兴。可是，如果你对一个美国大亨说：“你真像一枝梅呀！”他听了一定莫名其妙。因为，在他们底历史文化中根本没有这种熏陶。所以，“梅”字引不起他底崇高反应。
每个社区底语言既然有这样的特点，因而它引起特殊的效应。这种效应可以从几方面来观察。就对内而言，某一社区底语言除了传达意念，作教育的工具等等功能以外，还有凝固观念和巩固团结之效。一个社区底语言使用久了，成语多了，经典多了，文学杰作多了，子子孙孙，世代相传，各个分子底思想乡多少少被这些文字工具所凝固。中国几千年的民族传衍和承续是最好的例证。复次，同用一种语言的人易于团结。苏俄政府不许乌克兰人读其本国文字而必须习俄语，就是这个道理。就对外而言，甲社区底语言乙社区底分子不必能了解。因而甲社区底语言对于乙社区具有隔绝作用。例如，我们汉人不见得懂番语。因而，即使我们置身番社之中，我们也完全被隔绝于其社区之外。我们只听见他们叽哩咕噜。他们当面骂我们，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开会要暗算我们，我们还是茫然不知。
由上面的分析，可见语言文字用法底作用之重要。当着语言有特殊的作用时，我们必须去了解它。
也许有人说，你所说的，只限于不同语言的人群。中国共产党与我们使用同一种文字，那里有这样的问题呢？我要告诉他，如果中国共产党干脆用俄罗斯文，那末它在中国底发展和对于中国人底感应力绝不若是之大之快。因而共党问题不致如此严重。正因中国共产党与我们使用同一语言，所以问题更形严重。两个不同的社区，可以使用同一的语言文字。但是，二者对于这同一语言的用法不必全同。就政治事物而言，二个敌对者是否使用同一自然语言，这个问题根本无关紧要；而最关紧要的是对于同一自然语言之不同的用法。用法一层，是我们必须特别注意的。
中国共产党这玩意儿，的确令人讨厌。讨厌固然令人讨厌，可是稍微冷静一点的人都承认这玩意儿是不好对付的。许多人都承认共产党底游击战不好对付，而很少人感觉到共产党底语言战更难对付。老实说，共党之得以窃据大陆，靠枪杆子不过十之二三，靠笔杆子和嘴则十之六七。大陆在被共党底武装部队占领以前，早已被他们底语言部队占领了。这个道理，如果于大失败之余还不省悟过来，那末，真是不好说得了。大家一定知道，在一切暴乱社区之中，共产党是最善于制造新名词新术语的。共党长于煽动、长于骂人、长于捧人、长于加帽子、长于哭诉、也长于撒谎。这不都是语言上的功夫么？
中国共产党是从下层社会里生长出来的一个社区。一个自己生长出来的社区总有它独特的语言随之而生。中国共产党亦然。中国共党底术语，如前所举，有所谓“偏差”、“清算”、“斗争”、“整肃”、“包袱”等等。一个规规矩矩的民主政党中是产生不了这些字眼的。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有那种独特的成长史以及那些行动，而一般民主政党没有。所以共党所有的词汇一般民主政党没有。既然如此，共党底语言如何可以随便引用？
也许有人说，中国共党所用的也是中国字。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用呢？我底答案非常简单：如果你不想做共产党，你就不能用共党特有的那些字眼。共党特有的那些字眼，对内有团结、同化、教育、慑服党员之作用；对外有隔绝、扰乱、颠倒、恐吓、摇惑、招诱等等作用。
几十年来，中国共党逐渐造出许许多多字眼。这些字眼已经成为一套。共党每造一个名词，必有其产生的特殊背景，和特殊的作用；绝不是随便咬文嚼字的。所以，我们不能纯就字面来了解。例如，共党在大陆攻城掠地，这明明是“内乱”；而共产党人轻轻调换一字，说是“内战”。许多人懵然不察，也跟着满口“内战”、“内战”的。如果你本来是反共的，你也跟着这样嚷。你就是替共党作义务宣传员了。因为，既然说是“内战”，那末双方都是平等的交战团体。既然双方都是平等的交战团体，那末就没有那一方面是合法的政府了。轻轻换一个“战”字，就把否认政府之意蕴涵在其中。你说共产党底名词还能随便采用吗？在一种情势（situation）之中，共党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常常制造某些名词或口号。在这些名词或口号之中，常常潜含着他们所要赞成或反对的意念。你一个不小心，也采用他们底口号。那末你就像贪吃的耗子，踏着他们底机关了。“反对内战”这一口号在当时共党积极造乱的情势之下，只有掩护其造乱的作用。当时许多名流学者也漫不经心，情绪激动地跟着嚷“反对内战”，这不是替共党作义务宣传员吗？“反饥饿”这一口号也有同样的作用。如果我们不配合当时的情势，单单研究“反饥饿”运一口号，何曾不正大堂皇。假若你以此责备共产党员，他一定理直气壮反问你：反饥饿难道不应该吗？你难道赞成饥饿吗？可是，“反饥饿”这一口号，在当时那种情势之下喊出，所反的似乎不是饥饿，而是共党心目中的政敌。中国共党之类似的花样，真是太多了。整个共党宣传皆是如此。
我们现在要说到我们在前面所提及的共党底那一堆术语：“偏差”、“整肃”、“反映上去”、“闹情绪”、“包袱”、“坦白”，等等。在这些名词之中，有的是为了纠正别人底“思想路线错误”而造的。例如，“偏差”是也。说别人“偏差”，当然假定我不“偏差”。“包袱”也是对思想而言的。它底意思是要你丢弃过去的“错误思想”之累积，来跟着我底思想路线走。这又是只有我对，你底是错的。有的名词是为了给予人尊重“组织”的观念，并藉此提高“组织”底权威。例如“反映上去”、“整肃”等等。有的名词，是为了打破个人尊严，让他自己揭露自己底秘密，好让“组织上”知道你底一切。人总怕别人批评他“不坦白”；要“坦白”就须说出自己底一切，省得密探费事了。有的名词是为了干涉个人自由而造的，“闹情绪”便是。共党一旦当众宣布你“闹情绪”，就使得你尴尬。“闹情绪”是要不得的，于是乎你只有放弃个人好恶，一举一动跟着“组织”跑了。
总而言之，不管这些名词底个别作用是什么，它们共同的作用是巩固并加强极权共党之极权统治。一个规规矩矩的民主政党，那里会产生这些怪名词？那里会用这些剥夺个人自由的口语？这些口语用久了，潜藏在这些名词之中的极权观念，便慢慢借着这些语言工具侵入你脑筋里去了，久而久之，保险你满脑筋的共产极权思想。这是语言底同化作用。一经同化，便无以自拔了。
所以，讨论到这里，问题就是：你愿意步共党之后尘走上极权之路吗？如果愿意，那末“予欲无言”，“悉听耸便”可也。如果不愿意，那末我奉劝你赶快不要用这些“八路名词”，赶快隔绝这些“赤色术语”。如果你心里本来不喜共产极权误用这些名词，那末请你赶快从头考虑一下，考究一下你底思想中因这些名词所夹带进来的赤色极权毒素究有多少。要检查你自己底思想中的这些毒素究有多少，最具体而有效的办法莫如考究你口里说的，笔上写的究竟有多少“八路名词”和“赤色术语”。可是，请你千万不要误会我主张统制思想。我在这里并非主张以强制方法检查思想，或者以什么“主义”代替马列之主义。我手无寸藏。我只是以语言促致你自己反省反省而已。
也许有人说：我们反共这样积极，随便用些共党名词，无非为了方便之计，并不打紧的。你何必看得这样严重呢？
我可以告诉他，枪杆子防共这样努力，如果脑筋开放，听任共党思想藉八路名词随便出入，这算成功么？这算彻底么？防赤犹如防水，有一处让水进来，便全功尽弃。你难道不知反共以反共产思想为第一么？自一九二四年[注]以来，反共阵营里中赤化梅毒太深了，难道还不应该乘此良机彻底根绝梅毒？
不独如此，一个社区如系有机地新生成长，那未必定有一些新语言随之而生。如果一个社区不能产生新语言，那末表示它已经失去创造能力。失去创造能力者，想不出东西，于是只得事事跟在人家后面跑。样样向人家学习。如果从这方面着想，借用共党语言，实在不能说不是一件严重的事情。
总而言之，“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既需确立正当的目的，尤需选择正当的手段。马基威尼式的革命者说：“目的可以使手段成为正确”。我说：“不正当的手段可以歪曲正当的目的”。在敌对体长期敌对的过程之中，甲方如欲制胜乙方，在有必要时，充其量只能学习乙方物质方面的工具，绝对不能学习或接受乙方底精神。我们在反共进程之中，不能学习共党语言。语言是观念底代表。学习共党底语言就吸收了共党极权思想。如果一方面反共而在另一方面吸收共党极权思想，那末这种手段所得到的结果至少不是自相一致的。如果一方面反击共党武装而在另一方面藉采用共党语言而接受共党之极权思想，那末这种办法至少没有增加反共底正当理由。
所以，共产党底语言是否可以采用，这个问题很值得将反共放在第一位的人士加以考宪。
[注]第一次国共合作。
《共党语言可以袭用吗？》，原载于1951年8月16日《自由中国》半月刊第5卷第4期，以林正弘主编、1990年初版之《殷海光全集（拾贰）》（台北市：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同名内容全文为底本完成数位化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