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乘列车的过程，就像一个人乘火车一样，从一个站台上车后，在车厢中遇到各色各样的人，不同人在不同站台下车。一些人给人们留下了良好印象，下车后，令人怀念；一些人在同一节车厢相遇时，发生了冲突，但一旦下车，再次遇见的机会很少。就是父母，从我们上车时在一起，当他们下车后，往往就再也没有见到。一般来说，家庭成员，构成自己的“第一社圈”，同学、同事、朋友构成“第二社圈”，只有“第一社圈”的人，能够几十年始终在同一节列车上。
人生还有“第三社圈”，这就是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网路为我们间接接触和了解的人。
人生列车开向何处？大概我们很多人并不清楚。
我们上学时的同学，在人生列车上，与我们相处也不过几年，很少有人，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是同学。近五十年前，我的同学从“大学”一站下车了，二〇〇九年，同学们决定在北京中关村聚会。有一天，我从纽约打电话给一位上海同学，我觉得他在学校时不关心政治，当他听到我名字后，马上说，“我不能同你通话”。我才知道，政治还是一种“壁垒”，把人与人隔了开来，我没有回中国，当然也没有参加同学聚会。大家决定，在毕业五十年那天，同学们还要在北京中关村聚会。
我们同学聚会，不仅有对青年时代的美好回忆，而且，对科学的热爱、以及融化在每人血液中的科学精神，把我们每一个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我在北京上的学校，是中国科技大学。五十四年前，我背着行李，穿着布鞋，在北京前门火车站下车。我在家乡，看惯了“大前门”香烟的广告，当我看到真实的大前门时，我第一感觉是，这个大前门，怎么这么矮小破旧？当来到复兴门外玉泉路科技大学时，看到的是绿树成荫的环境和崭新的教学大楼。科技大学是由科学院新建的大学，我是第二届学生。
在谈科学精神前，我要谈一谈当时科大学生的生活。一九五九年，科技大学学生食堂吃饭是敞开的，开饭时，有些学生用筷子向新出笼的馒头“插”去，一“插”就是“一串”五个。在中国农村，人民公社办起了“大食堂”，吃饭也是敞开的，但时间很短，到一九五九年就不行了，但在北京的各个大学，学生们吃饭仍不受限制。然而，好景不长，第二年开始，学生就定量吃饭了。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由于肉类食物过少，大家感到十分饥饿，每月每人发点心票和水果糖票，几乎都在月初就去买来，很快吃光。在这饥饿时期，我的一位哈尔滨亲戚给我寄来了一袋黄豆。学校要求大家在下课后尽可能休息，少做体育运动。每周在大礼堂放映香港、苏联和西方电影。三年“困难时期”是科技大学最自由、最轻松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我读了维克多．雨果、巴尔扎克、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许多小说，学唱外国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美丽的梭罗河》伴随了我一生。在三年“困难时期”，学校里学习风气很浓，阅览室有许多公共图书，大家都去抢座位。我在阅览室里，就把一本《数学习题集》的上千道题都做了一遍。在那样的环境中，我对政治毫无兴趣。在大礼堂听政治报告，右耳朵进，左耳朵出，只记住郭沫若校长谈访问东南亚国家后创作的一首诗：
印尼三千岛
缅甸百万塔
岛岛倒倒倒
塔塔塌塌塌
我所在的系是应用数学和电子计算机系。六十年代初，学校里有一台计算机，也就是电脑，有几个房间大，进入机房，为保证干净，每人要穿白大褂。我的专业是基本粒子物理。科学院数学所的关肇直教我们微分几何、集合论、泛函分析，张宗燧教我们热力学、统计物理、电动力学、相对论、量子场论。关肇直教学有两个特点，一是理论联系实际，特别把数学与解释各种自然现象联系起来；二是常常引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讲数学和自然现象的“辩证法”。张宗燧与关肇直很不相同，对什么“辩证法”和任何哲学都嗤之以鼻，以纯粹的科学精神教学，教了一学期的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到下一学期，在头两、三节课，用几页纸的数学公式就概括了前一学期的所有知识。他讲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简单明白。我清楚地知道，理解透彻的知识，是无需记忆的，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我都能准确地讲述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基本原理。
科技大学的五年学习，我们每个同学都形成了对科学和科学精神根深蒂固的观念。这就是，任何科学理论都是为了解释现实世界中的现象的，当原有的科学理论不能解释新现象时，原有的科学理论就要得到修改，新的理论就出现了。对科学来说，旧的理论不能解释新发现的事实，这不是科学的危机，而是科学获得新进展的起点，科学就是在不断的修正中这样进化的，“科学精神”就是“修正主义”精神。科技大学五年的学习也使我坚信，任何现象，包括千变万化的政治，都可以找出它的合理解释。我的座右铭是：“要理解一切不理解的事物和现象，要找出对周围世界统一性的理解”。当一九六三年学校里让大家学习“反修”文章时，我总弄不清“修正主义”怎么能与“帝国主义”“并立在一起”。我想不通的是，“修正主义”就是科学精神，怎么能反对呢？我对当时大跃进、人民公社都看不清、想不通，自此开始，我决心要用科学精神来思考我长期来想不通的政治问题。
在当时科技大学学生总的来说是不关心政治的，我却想转行研究政治，我以为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是“转行”的一个途径。我对自然辩证法感兴趣，完全是关肇直教学的结果。关肇直在讲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一篇批判〈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时说到，蚂蚁是“二维空间”的动物，我们人类生活在“三维空间”中。如果一个人生活在“四维空间”里，这个人可以随意穿过“三维空间”的墙，通行无阻，正像我们人类是“三维空间”的动物，可以不受“二维空间”的限制而行动一样。也许是这堂课，改变了我的注意力，我开始对哲学、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大感兴趣。
由于受关肇直老师的影响，我为了弄懂自然辩证法，一九六三年暑假期间，我没有回江苏老家，仔细读了苏联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写了一篇〈二阶图形的辩证法〉，很快在《数学通报》上发表了。接着，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自然的东西和人造的东西〉一文。一九六四年毕业分配时，我们系的所有同学都继续从事数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方面的工作，而只有我一人放弃了自然科学，成为哲学研究所于光远、龚育之自然辩证法研究生。
我的毕业论文是研究基本粒子“色散关系”的，从头到尾都是数学公式，没有任何哲学语言，张宗燧老师通过了我的毕业论文。当张宗燧知道我要报考哲学所研究生时，他说，哲学里面都是一些糊里糊涂的东西，学物理又搞什么哲学，量子场论、基本粒子物理全都白学了。
张宗燧是张东荪的儿子。张东荪对北平和平解放有很大功劳，他作为傅作义的代表与中共代表秘密谈判，促使北平和平解放得以实现。张宗燧是一位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我始终敬仰他、相信他说的话。文革期间，张东荪被关进秦城监狱，张宗燧在中关村科学院受到多次批斗后自杀了，我是事后很久才知道的。张宗燧对哲学的看法影响了我一生，大学毕业后，我在哲学研究所，始终没有忘记张宗燧老师对哲学的看法，我认为那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哲学是骗人的东西，在文革和“反修”的大环境中，在对哲学这种看法下，我在哲学所十八年，包括文革十年在内，对哲学的研究一无所成。
2013-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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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主义”本来是个好词，在反对苏联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运动中，被共匪污名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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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主义”本来是个好词，在反对苏联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运动中，被共匪污名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