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中共执政后，党内一直可以粗略的分为两派，就是实干派和理论派，实干派的代表人物包括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叶剑英、习仲勋、胡耀邦、赵紫阳这类人物，周恩来虽然两边都沾，但基本也应该属于这一派，他们写理论文章不多，著书立说就更少。理论派包括康生、陈伯达、王力、关锋、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以及后来的邓力群等，他们中除了康生有过正经的特务工作之外，大多就是耍耍笔杆子。
但由于他们中（除邓力群）几乎都是围绕毛主席转，例如戚本禹就当过毛主席和江青的双料秘书，他们都在某一个阶段，或者某几个月中达到人生的巅峰状态，靠一支笔，靠一两篇得到毛主席赏识的文章，而一跃成为共和国最出风头的政坛新星。相比而言，那些实干派，几乎都会在某场运动中被风卷残云，不是被打倒、坐牢就是靠边站。刘少奇、彭德怀惨死，邓小平被打倒三次，习仲勋因为言论自由而坐了十几年牢，胡、赵就更不用说了。
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些被打倒的实干家，几乎都会被平反，或者最终的结局一定会被大家重新认识。而那些风头一时的理论派呢，我不说你们也知道，几乎都被卷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里。刚刚离开的一位戚本禹到死都没有明白这个道理。这个道理确实也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思考。
无论是权倾一时的康生，还是毛、江的双料秘书戚本禹，在靠扣帽子、打棒子的文章风光无限时，他们内心都有过深深的恐惧和担忧：害怕有那么一天，他们会失势。 虽然有人也怀疑，会不会毛泽东有错，从而到时他们也错了呢？但更多人则认为，他们迟早会被毛泽东或者毛泽东身边的人一脚踢掉。 可见，毕竟是读书人，不是一点知识和良心都没有的。
但既然有此忧虑和恐惧，为什么还一条道走到黑呢？我稍微对照了一下这几个人的传记，发现这些人不同于实干派，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功绩，除了写写字之外，什么都不会。而能够靠写几个字就能一跃而跳到那些功勋卓著的实干家头上，冒点险有何不可呢？例如，戚本禹总共才在位风光了 18 个月，可是，一会批遇罗克的《出生论》，一会对老干部打棒子， 还有那篇把实干派刘少奇往死里整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历史影片〈清宫秘史〉》。一个人渣文人，动动笔，就定出了什么是爱国主义，什么是卖国主义？和当今一些人，还真都是异曲同工的奇葩。
不过，现在再来批评这些人渣文人有些不地道， 戚本禹个人已经付出了代价，在位疯狂 18 个月，坐牢整整 18 年。但这些人对这个民族和国家造成的灾难，是他们个人死十八次也无法弥补万分之一的。
戚本禹也想到过自己被抛弃的那一天，他在回忆录里说：“我在八届十一中会议上作过个发言，说如果弄得不好，我们的文革也会出现像法国大革命最后的‘热月政变’一样的结果。我的发言登载在了会议的简报上。我自己以为自己讲得挺好。江青却对我说，你得意什么 ? 把主席批评你的话告诉你，你都会哭。”
戚本禹在回忆录里还讲到，“二月逆流”之后陈伯达就很惶恐。戚本禹说：“陈伯达老是动动摇摇，顾虑重重的，一天到晚说丧气话，讲文革不行了，再这样搞下去，将来很多问题都要由我们来承担责任的。他害怕了。他比我们聪明，也更有政治经验。知道得罪了那么多人，最后就会殃及自己。 他老给我们这么说。我们说，你这叫前怕狼，后怕虎，你跟着毛主席革命，还怕啥呢。毛主席胜利我们就胜利，毛主席失败我们也失败。可陈伯达不这么看，他说，毛主席不会失败，我们会失败。 ”
可能正因为这样，毛主席后来对陈伯达一直不太满，毛主席曾说陈伯达： 是不是看到我的革命大船要沉了，就像个老鼠往林彪那边跑。
长远来说，历史是公正的，犯下了罪责，即便像个老鼠一样，跑到哪里，都会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我们不是没有看到，上面列举的文人，除了比较近的一位外，其他的都受到了历史的嘲弄。在实践方面，理论是苍白的，理论是靠不住的，尤其是倒行逆施的所谓“理论”。而实干与实践则是有目共睹的，即便走了弯路，大家也能理解。
当今中国处于转型的关键时刻，无论是理论家、宣传家还是实干家都需要，但千头万绪，我们一定要记住，扎扎实实做事，做出了成绩，是无法淹没的；整天指手画脚，试图搞出阻碍历史发展，捆绑实干家手脚的“理论”与条条框框，无论一时之间多么得意，罪责也是无法掩盖的。那些人的最终下场——嗯，你们也看到了，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把牢底坐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