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使用的武器不仅有战斗机和自杀式炸弹，还有尿布和奶嘴
巴勒斯坦:“人口是巴勒斯坦最有力的武器”
妇女对生养之苦毫无怨言
35岁的巴勒斯坦妇女特胡拉亚·伊什贝尔有13个孩子,年龄最大的20岁,最小的10个月。尽管她没有钱供他们上学,尽管为了让孩子们吃饱穿暖,她几乎没有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但她对此没有任何怨言,她还打算生更多的孩子。伊什贝尔说:“我要生很多很多孩子,只有这样,巴勒斯坦人才能超过以色列人。”伊什贝尔在加沙市一家医院的妇产科当清洁工,在这家医院的产房里,数十名巴勒斯坦妇女为了使巴勒斯坦最终战胜以色列,正在用和伊什贝尔同样的方式做出自己的贡献。
巴勒斯坦的人口出生率居世界第一
巴勒斯坦:“人口是巴勒斯坦最有力的武器”
妇女对生养之苦毫无怨言
35岁的巴勒斯坦妇女特胡拉亚·伊什贝尔有13个孩子,年龄最大的20岁,最小的10个月。尽管她没有钱供他们上学,尽管为了让孩子们吃饱穿暖,她几乎没有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但她对此没有任何怨言,她还打算生更多的孩子。伊什贝尔说:“我要生很多很多孩子,只有这样,巴勒斯坦人才能超过以色列人。”伊什贝尔在加沙市一家医院的妇产科当清洁工,在这家医院的产房里,数十名巴勒斯坦妇女为了使巴勒斯坦最终战胜以色列,正在用和伊什贝尔同样的方式做出自己的贡献。
巴勒斯坦的人口出生率居世界第一
在抵抗以色列占领的长期斗争中,巴勒斯坦人逐渐意识到,除了武装斗争之外,他们手中还掌握着另一件武器:人口。如果能够拥有人口上的优势,对于巴勒斯坦走出困境、实现建国目标无疑是有帮助的。
在巴勒斯坦人生活的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人口出生率是全世界最高的,平均每个母亲生养6个孩子。在联合国、伊斯兰慈善组织以及其他机构的人道主义援助下,总的来说,巴勒斯坦人的教育及健康状况在过去50多年中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按常理,教育、健康状况的改善以及城市化的发展会导致出生率的下降,但许多学者惊叹,这些影响人口出生率的因素在巴勒斯坦似乎都“失灵了”。
多生孩子的主要原因
对于巴勒斯坦普通百姓来说,多生孩子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生存环境恶劣,特别是多年的战乱与冲突,使巴勒斯坦人随时都面临着威胁,巴勒斯坦人死亡率非常高。为此,他们需要有一些“储备”。
生活在加沙的巴勒斯坦心理学家哈拉·萨拉基说:“许多巴勒斯坦人在冲突中被以色列士兵打死,所以女人们只好再去生。”巴勒斯坦妇女哈曼·希马德今年39岁，有8个孩子,她还想再要一个孩子。她说:“我要生很多孩子,这样的话,我们就有更多的人,就能把犹太人全部赶出去。”
二是伊斯兰教禁止堕胎,客观上促进了巴勒斯坦传统大家庭的形成。
三是长期以来,巴勒斯坦得到了国际社会多方面的资助,从而减轻了家庭人口增多带来的负担。
此外,巴勒斯坦学者还有一些更理性和战略上的考虑。一位学者曾提出,巴勒斯坦除了继续保持人口的高增长率外,还可以对以色列进行“人口渗透”,有计划有组织地安排巴勒斯坦人进入以色列,同当地阿拉伯人通婚。
11月1日，数万民众在特拉维夫拉宾广场上举行和平集会，悼念以色列前总理拉宾遇刺20周年。无辜的平民向往和平，但和平并没有伴随人们美好的愿望而降临，相反，目前巴以间的冲突仍在持续。值得关注的是，当一些国家在冲突中用高精尖武器的时候,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却开始进行着一场不见硝烟的原始战争———人口大战。持续了50多年的巴以对抗已经不仅是一场实力和武力的较量，同时也成了一场人口数量的较量。
以色列:生孩子和移民都是“政治任务”
出生率方面赶不上巴勒斯坦
马赫勒斯是耶路撒冷的一位犹太教拉比,当记者第一次听说他45岁就已养育了15个孩子时,简直惊诧至极。在以色列,像马赫勒斯这样有十多个孩子的犹太家庭还有很多。对许多虔诚的犹太教信徒来说,生孩子也是一项“政治任务”。
一位以色列学者尤拉姆·伊丁格尔说:“众所周知,600万犹太人在纳粹大屠杀中死亡。因此,在犹太人宣布建国后,每个犹太人都时刻感到,弥补这种损失是我们对未来的责任。每个家庭都应该至少生两个以上的孩子。”虽然如此,平均计算下来,以色列每个犹太家庭只生养了2.6个孩子,远远少于巴勒斯坦家庭孩子的数量。为此,以色列政府竭力通过其他途径,弥补其在出生率方面的劣势。
最近,一个名为“以色列人口理事会”的组织发出呼吁,要求政府通过一些鼓励性政策,如发放住房补贴或其他形式的政府津贴等,鼓励犹太家庭多生育,并阻止犹太人流产或同异族通婚。
建国初就极力吸纳犹太移民
以色列建国时,其人口只有65万,这使得处于阿拉伯国家包围之中的以色列极度缺乏安全感。为此,以政府从建国之初就开始吸纳世界各地的犹太移民,甚至将鼓励犹太人移民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而且,以历届领导人都强调,要保持以色列国的犹太特性,也就是说,犹太人口要占国家总人口的大部分。可以说,以色列是世界上惟一一个用人种来为国家定性的。
1950年,以色列议会一致通过了《回归法》,明确规定“每一位犹太人都有权作为移民回到以色列”。1970年,议会又对《回归法》进行了修改,进一步放宽了移民条件。据统计,目前以色列全国600多万人口中,几乎一半以上都是外来移民。有人曾做过这样一个假设:如果没有移民,“巴勒斯坦地区”最初的6万犹太人,到2000年最多也就能自然增长到26万。
想方设法抑制巴人口增长
阿拉伯人口的飞速增加一直是以色列历届领导人的一块心病。1969年上台执政的以色列前总理梅厄曾说:“我们每天早晨醒来后都要想,一夜之间有多少阿拉伯婴儿降临在这个世界上。”对很多以色列人来说,巴勒斯坦的“人口威胁”就像是一枚定时炸弹。
人口结构的变化引发巴以人口大战
如果按照过去的地理概念,将目前的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以色列统称作“巴勒斯坦地区”,那么,这个地区目前的人口结构大致如下: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阿拉伯人共有305万,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为100万。除去在第一次和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大量外迁的巴难民,阿拉伯人口在50年间增长了3倍。
犹太人共有478万,其中包括在以境内和所有犹太定居点的犹太人,约占本地区总人口的54%,暂居优势。
但是,这一人口结构正在逐渐发生变化。不久前,以色列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到2020年,“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口将首次超过犹太人口,犹太人将沦为少数民族。目前,双方的人口比例已日趋接近。
其实,上述数字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基础上的,即将以往的地理概念“巴勒斯坦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如果巴勒斯坦建国,将有四分之三的阿拉伯人生活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阿拉伯人的人口增长就不会成为以色列的威胁。如此说来,巴以只有实现和平,在本地区建立两个毗邻而居的独立国家,“人口大战”才会结束.
据《旧金山纪事报》报道，中东局势越来越令人担忧是否会爆发新的中东战争。其实，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已经上演了一场新型战争，这就是人口大战。在巴勒斯坦人看来，以色列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巴勒斯坦人只有小米加步枪，巴勒斯坦民族要想在这场你死我活的较量中生存下来，似乎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多生孩子。
生育成为一种武器
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中，特胡拉亚·伊什贝尔挥舞着一件威力巨大的武器–孩子。35岁的特胡拉亚·伊什贝尔有13个孩子，年龄从20岁到10个月不等。尽管她没有钱供他们全部上学，尽管她几乎没有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但她对此没有任何怨言，她还打算再生更多孩子。
伊什贝尔解释说：“我要生好多好多的孩子，这样的话，巴勒斯坦人才能超过以色列人。”伊什贝尔是加沙市最大医院产房的清洁工，每周可以挣37美元。而就在这家医院的产房中，数十名巴勒斯坦妇女为了保证巴勒斯坦最终战胜以色列，正在以特有的方式做出自己的贡献。这场战争的武器不仅有F-16和自杀式炸弹，而且还有尿布和奶嘴。
自从以色列1948年建国以来，他们与阿拉伯世界之间的摩擦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犹太人一直担心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所称的“生物炸弹”。在以色列境内以及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那里的阿拉伯人出生率是犹太人出生率的两倍。海法大学的教授阿诺恩·索菲尔说，以色列有540万犹太人，只占这个地区(以色列境内以及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人口的一半多一点，而阿拉伯人在未来20年无疑会超过犹太人。到2020年，位于约旦河和地中海之间的地区将分别生活着850万阿拉伯人和640万犹太人。
以色列回避人口大战
除非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国家，否则阿拉伯人的不断增长可能会造成两种局面，一种是以色列不再作为一个犹太人国家独立存在，另一种是以色列被迫建立一种“种族隔离”式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口占少数的犹太人统治人口占多数的巴勒斯坦人。
索菲尔警告以色列领导人，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的话，“我们的国家会在17年内走向灭亡，彻底崩溃。”然而，也有人说，这种人口威胁论言过其实，因为和索菲尔理论一样的研究并没有将一些重要因素考虑进去，比如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还在不断地向以色列移民。
有专家指出，巴勒斯坦人的不断增长会迫使以色列放弃土地，尤其是约旦河西岸的土地，而且这种情况曾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出现过。以色列阿里尔政策研究中心的尤拉姆·伊丁格尔说：“1948年就曾发生过同样的事情，当时，一些统计学家出于同样的原因，敦促以色列首任总理本·古里安不要宣布独立。他们根据已知人口数字预测，到1969年，阿拉伯人将超过犹太人。不过历史证明，他们的预言并不准确。”
有关人口至上的争论正愈演愈烈，不过看上去现在以色列方面正落后于巴勒斯坦。由于以色列国内经济不景气，以色列政府被迫减少他们对大家庭的补助，以色列财政部长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最近指出，以色列穷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他们不要生太多的孩子。内塔尼亚胡说：“只要一个男人喜欢，他能够也应该拥有一个有许多孩子的家庭，不过他必须明白，他最基本的责任是养活他们，为他们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
都是人口惹的祸
可与此同时，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妇女却在不停地生育。加沙地带生活着100多万巴勒斯坦人，这里已成为世界上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4.5%的增长率足以让巴勒斯坦的人口在未来15年内翻一番。
加沙的心理学家哈拉·萨拉基说：“许多巴勒斯坦人在冲突中被以色列士兵打死，所以他们才会再去生。”自2000年以来，已有超过2400名巴勒斯坦人在冲突中被打死。哈曼·希马德有切身体会，她说，2年前她21岁的儿子加维达德向以色列士兵扔石块时被他们开枪打死。加维达德是希马德9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
希马德后来又有身孕，今年夏天，一架以色列战机向她家(位于加沙东郊)附近投弹，希马德逃命时不小心被绊倒，几周后，她流产了。尽管希马德今年已经39岁，但她仍不打算放弃。她说：“我要生好多好多孩子，这样的话，我们就有更多的人，才能把犹太人全部赶出去。”她的这番话得到了其他妇女的赞同。
如果除去地中海和加利利海，似乎没有更多的理由让两个民族的人民为了一块像新泽西州一样大的土地进行这么久、这么艰苦的斗争。两千多年前，阿拉伯牧羊人把以色列人从沙漠地带赶走。18世纪末，在遭受长达几个世纪的迫害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宣布，他们的目标是让世界上尽可能多的犹太人在《圣经》中的祖国(巴勒斯坦)定居。
从此，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冲突便没有停止过，而人口则可能在这场冲突中永远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当时巴勒斯坦领土上生活着6万犹太人。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敌意越来越严重，这种情绪最终在1921年雅法冲突中达到顶点。47个犹太人在那次冲突中丧身。不过直到二战后，犹太人才大批涌入巴勒斯坦。当时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开始进入巴勒斯坦。到1948年，大约有65万犹太人生活在巴勒斯坦，而就在同一年，以色列宣布建国，阿拉伯国家也立即对这个新生的犹太国家宣战。
以色列曾经鼓励生育
伴随着战争，另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开始了。然而时至今日，有关阿拉伯人是否应该按照他们领导人的吩咐离开以色列的争论仍非常激烈，按照大多数犹太历史学家的说法，他们答应巴勒斯坦人在不久后会让他们返回，而按阿拉伯人的说法，他们是被犹太人士兵赶出巴勒斯坦的。
但不管怎样，70万巴勒斯坦人背井离乡，前往巴勒斯坦邻国或当时接受埃及管制的加沙地带，或者前往当时接受约旦管制的约旦河西岸。法国研究员菲利普·法古斯在2000年有关地区人口战争的研究报告中说：“与大多数殖民计划相反，以色列人的殖民计划想要以一个民族取代另一个民族。”
早在英国统治时期的1943年，巴勒斯坦地区的一位拉比(犹太人的学者)便敦促犹太人家庭要多生孩子。1948年后，犹太人对人口的需求大增。阿里尔政策研究中心的尤拉姆·伊丁格尔说：“众所周知，600万犹太人在纳粹大屠杀中死亡。因此在犹太人宣布独立后，每个犹太人都时刻感受到，弥补这种损失是我们对未来的责任。当然，在我们谈到犹太国的人口需求时，无论是有宗教信仰的，还是没有宗教信仰；无论是鸽派，还是鹰派，我们的家庭都应该至少生2个，3个，4个或5个孩子。”
为了鼓励犹太人多生孩子，以色列在1949年颁布了《本·古里安奖励法案》，该法案规定，只要犹太妇女生10个孩子，就会受到奖励。不过由于许多阿拉伯妇女也符合这项法案的条件，因此它在施行10年后终止。
靠不住的移民潮
随着大量移民的涌入，以色列的人口自然增长速度非常显著。这其中也包括苏联解体后，大约100万犹太人来到以色列。以色列近95%的犹太人都是来自于移民，如果没有这些人的话，现在以色列境内的犹太人可能还不到30万。
伊丁格尔认为，这种移民趋势还将持续，而这无疑会抵消巴勒斯坦高出生率所带来的影响。他说：“现如今，仍有至少100万犹太人，甚至可能是200万生活在前苏联，600万生活在美国。我认为，其中一些人会返回以色列生活。还有50万犹太人生活在法国，50万在拉丁美洲。”
由于以色列现在经济低迷，从经济角度上来讲，美国或西欧的犹太人也没有什么动力移民以色列，因为他们现在生活地方的人均收入要比他们在以色列的高。此外，美国犹太人口正呈现下降和老龄化趋势，即使美国的犹太人回到以色列，他们对其出生率的影响也微不足道。
与许多长期担忧巴勒斯坦生育高峰的以色列领导人相比，伊丁格尔则要乐观的多。在1969年上台后不久，以色列总理古尔达·梅尔担心，如果以色列吞并了其在1967年中东战争中所夺取的领土，那么以色列的人口格局将出现重大变化。他说：“我们每天早晨醒来后都要想，一夜之间有多少阿拉伯婴儿降临在这个世界上。”
可如今,以色列从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完全撤军的计划正变得遥遥无期。法古斯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政治家意识到，人口的快速增长无疑是巴勒斯坦最强有力的武器。”他发现，令人感到荒谬的是，巴以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归咎于巴勒斯坦人的高出生率，这个问题令以色列人十分担心。
由于联合国、伊斯兰慈善组织以及其它机构的大量人道主义援助，总的来说，巴勒斯坦人的健康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假如巴勒斯坦人不是由于人为因素死亡的话，他们的平均寿命会更长。包括资金，食品和教育在内的人道主义援助有效缓解了巴勒斯坦人抚养孩子所承受的负担。按常理，高失业率就意味着低出生率，然而在加沙地带，这种状况恰恰相反。在第一次巴以冲突(1987年-1993年)时，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一年内的收入骤降了40%，可他们的出生率却上升了。也有可能是因为加沙地带局势动荡，一些巴勒斯坦人很想把他们的女儿嫁出去，他们就降低了“新娘的价格”。这样导致十几岁的新娘越来越多，同时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婴儿降生。
是男人就要多生产
特胡拉亚·伊什贝尔说她今年35岁，但看上去她要比实际年龄老的多。特胡拉亚重约100磅，身高只有5英尺。一天，在她从学校回家的时候,她纤细的身材引起马基德·伊什贝尔的注意。马基德高大，帅气，一头浓密的黑发，他在与第一个妻子(育有6个孩子)离婚后，娶了特胡拉亚，在过去20年里，她为马基德生了13个孩子，还有3次流产。
几年前，马基德又开始寻觅，这次他把目标锁定在一位叫马娜尔·苏丹的漂亮女子身上。马娜尔·苏丹比马基德小18岁，她脸上总是洋溢灿烂的微笑。在苏丹的父亲答应这门亲事之前，她从未见过马基德，更别提面对面地接触了。特胡拉亚对她丈夫再次结婚十分气愤，一怒之下回了娘家。不过半个月后她又回来了。现在，两个女人，一个丈夫，他们共处在一个屋檐下。苏丹在谈到特胡拉亚时说：“我爱她。”不过特胡拉亚却说：“我恨她(苏丹)。”不过对于马基德而言，他对这两个女人整天打闹厌倦不已，他可能考虑再结婚，“但绝不在加沙！”
根据伊斯兰法律的规定，伊斯兰男子可最多娶四个妻子。这种情况主要形成于战争时期，当时许多男子死于战场，这样的话，只有那些活着的男人娶好几个老婆，才能平衡当时男女不均衡的状态。不过，特胡拉亚说：“我认为一个老婆就足够了。作为女人，我们不能丢下孩子不管，当作为男人，他却可以丢下孩子，去娶第二个，第三个，甚至第四个老婆。”
由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没有退休计划，现在更是自顾不暇，孩子自然成为巴勒斯坦人未来养老的依靠。加沙地带的巴以冲突持续不断，那里60%的巴勒斯坦成年人处于失业状态，多生孩子成为证明自己具有阳刚之气的一个途径。一位社会问题专家指出：“在加沙地带，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你就得为家人提供衣食住行。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谓真正的男人。不然的话，你就得多生孩子，证明自己是个真正的男人。”
想想以色列为什么要撤出整个加沙和大部分西岸地区。
生育成为一种武器
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中，特胡拉亚·伊什贝尔挥舞着一件威力巨大的武器–孩子。35岁的特胡拉亚·伊什贝尔有13个孩子，年龄从20岁到10个月不等。尽管她没有钱供他们全部上学，尽管她几乎没有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但她对此没有任何怨言，她还打算再生更多孩子。
伊什贝尔解释说：“我要生好多好多的孩子，这样的话，巴勒斯坦人才能超过以色列人。”伊什贝尔是加沙市最大医院产房的清洁工，每周可以挣37美元。而就在这家医院的产房中，数十名巴勒斯坦妇女为了保证巴勒斯坦最终战胜以色列，正在以特有的方式做出自己的贡献。这场战争的武器不仅有F-16和自杀式炸弹，而且还有尿布和奶嘴。
自从以色列1948年建国以来，他们与阿拉伯世界之间的摩擦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犹太人一直担心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所称的“生物炸弹”。在以色列境内以及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那里的阿拉伯人出生率是犹太人出生率的两倍。海法大学的教授阿诺恩·索菲尔说，以色列有540万犹太人，只占这个地区(以色列境内以及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人口的一半多一点，而阿拉伯人在未来20年无疑会超过犹太人。到2020年，位于约旦河和地中海之间的地区将分别生活着850万阿拉伯人和640万犹太人。
以色列回避人口大战
除非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国家，否则阿拉伯人的不断增长可能会造成两种局面，一种是以色列不再作为一个犹太人国家独立存在，另一种是以色列被迫建立一种“种族隔离”式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口占少数的犹太人统治人口占多数的巴勒斯坦人。
索菲尔警告以色列领导人，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的话，“我们的国家会在17年内走向灭亡，彻底崩溃。”然而，也有人说，这种人口威胁论言过其实，因为和索菲尔理论一样的研究并没有将一些重要因素考虑进去，比如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还在不断地向以色列移民。
有专家指出，巴勒斯坦人的不断增长会迫使以色列放弃土地，尤其是约旦河西岸的土地，而且这种情况曾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出现过。以色列阿里尔政策研究中心的尤拉姆·伊丁格尔说：“1948年就曾发生过同样的事情，当时，一些统计学家出于同样的原因，敦促以色列首任总理本·古里安不要宣布独立。他们根据已知人口数字预测，到1969年，阿拉伯人将超过犹太人。不过历史证明，他们的预言并不准确。”
有关人口至上的争论正愈演愈烈，不过看上去现在以色列方面正落后于巴勒斯坦。由于以色列国内经济不景气，以色列政府被迫减少他们对大家庭的补助，以色列财政部长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最近指出，以色列穷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他们不要生太多的孩子。内塔尼亚胡说：“只要一个男人喜欢，他能够也应该拥有一个有许多孩子的家庭，不过他必须明白，他最基本的责任是养活他们，为他们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
都是人口惹的祸
可与此同时，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妇女却在不停地生育。加沙地带生活着100多万巴勒斯坦人，这里已成为世界上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4.5%的增长率足以让巴勒斯坦的人口在未来15年内翻一番。
加沙的心理学家哈拉·萨拉基说：“许多巴勒斯坦人在冲突中被以色列士兵打死，所以他们才会再去生。”自2000年以来，已有超过2400名巴勒斯坦人在冲突中被打死。哈曼·希马德有切身体会，她说，2年前她21岁的儿子加维达德向以色列士兵扔石块时被他们开枪打死。加维达德是希马德9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
希马德后来又有身孕，今年夏天，一架以色列战机向她家(位于加沙东郊)附近投弹，希马德逃命时不小心被绊倒，几周后，她流产了。尽管希马德今年已经39岁，但她仍不打算放弃。她说：“我要生好多好多孩子，这样的话，我们就有更多的人，才能把犹太人全部赶出去。”她的这番话得到了其他妇女的赞同。
如果除去地中海和加利利海，似乎没有更多的理由让两个民族的人民为了一块像新泽西州一样大的土地进行这么久、这么艰苦的斗争。两千多年前，阿拉伯牧羊人把以色列人从沙漠地带赶走。18世纪末，在遭受长达几个世纪的迫害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宣布，他们的目标是让世界上尽可能多的犹太人在《圣经》中的祖国(巴勒斯坦)定居。
从此，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冲突便没有停止过，而人口则可能在这场冲突中永远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当时巴勒斯坦领土上生活着6万犹太人。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敌意越来越严重，这种情绪最终在1921年雅法冲突中达到顶点。47个犹太人在那次冲突中丧身。不过直到二战后，犹太人才大批涌入巴勒斯坦。当时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开始进入巴勒斯坦。到1948年，大约有65万犹太人生活在巴勒斯坦，而就在同一年，以色列宣布建国，阿拉伯国家也立即对这个新生的犹太国家宣战。
以色列曾经鼓励生育
伴随着战争，另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开始了。然而时至今日，有关阿拉伯人是否应该按照他们领导人的吩咐离开以色列的争论仍非常激烈，按照大多数犹太历史学家的说法，他们答应巴勒斯坦人在不久后会让他们返回，而按阿拉伯人的说法，他们是被犹太人士兵赶出巴勒斯坦的。
但不管怎样，70万巴勒斯坦人背井离乡，前往巴勒斯坦邻国或当时接受埃及管制的加沙地带，或者前往当时接受约旦管制的约旦河西岸。法国研究员菲利普·法古斯在2000年有关地区人口战争的研究报告中说：“与大多数殖民计划相反，以色列人的殖民计划想要以一个民族取代另一个民族。”
早在英国统治时期的1943年，巴勒斯坦地区的一位拉比(犹太人的学者)便敦促犹太人家庭要多生孩子。1948年后，犹太人对人口的需求大增。阿里尔政策研究中心的尤拉姆·伊丁格尔说：“众所周知，600万犹太人在纳粹大屠杀中死亡。因此在犹太人宣布独立后，每个犹太人都时刻感受到，弥补这种损失是我们对未来的责任。当然，在我们谈到犹太国的人口需求时，无论是有宗教信仰的，还是没有宗教信仰；无论是鸽派，还是鹰派，我们的家庭都应该至少生2个，3个，4个或5个孩子。”
为了鼓励犹太人多生孩子，以色列在1949年颁布了《本·古里安奖励法案》，该法案规定，只要犹太妇女生10个孩子，就会受到奖励。不过由于许多阿拉伯妇女也符合这项法案的条件，因此它在施行10年后终止。
靠不住的移民潮
随着大量移民的涌入，以色列的人口自然增长速度非常显著。这其中也包括苏联解体后，大约100万犹太人来到以色列。以色列近95%的犹太人都是来自于移民，如果没有这些人的话，现在以色列境内的犹太人可能还不到30万。
伊丁格尔认为，这种移民趋势还将持续，而这无疑会抵消巴勒斯坦高出生率所带来的影响。他说：“现如今，仍有至少100万犹太人，甚至可能是200万生活在前苏联，600万生活在美国。我认为，其中一些人会返回以色列生活。还有50万犹太人生活在法国，50万在拉丁美洲。”
由于以色列现在经济低迷，从经济角度上来讲，美国或西欧的犹太人也没有什么动力移民以色列，因为他们现在生活地方的人均收入要比他们在以色列的高。此外，美国犹太人口正呈现下降和老龄化趋势，即使美国的犹太人回到以色列，他们对其出生率的影响也微不足道。
与许多长期担忧巴勒斯坦生育高峰的以色列领导人相比，伊丁格尔则要乐观的多。在1969年上台后不久，以色列总理古尔达·梅尔担心，如果以色列吞并了其在1967年中东战争中所夺取的领土，那么以色列的人口格局将出现重大变化。他说：“我们每天早晨醒来后都要想，一夜之间有多少阿拉伯婴儿降临在这个世界上。”
可如今,以色列从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完全撤军的计划正变得遥遥无期。法古斯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政治家意识到，人口的快速增长无疑是巴勒斯坦最强有力的武器。”他发现，令人感到荒谬的是，巴以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归咎于巴勒斯坦人的高出生率，这个问题令以色列人十分担心。
由于联合国、伊斯兰慈善组织以及其它机构的大量人道主义援助，总的来说，巴勒斯坦人的健康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假如巴勒斯坦人不是由于人为因素死亡的话，他们的平均寿命会更长。包括资金，食品和教育在内的人道主义援助有效缓解了巴勒斯坦人抚养孩子所承受的负担。按常理，高失业率就意味着低出生率，然而在加沙地带，这种状况恰恰相反。在第一次巴以冲突(1987年-1993年)时，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一年内的收入骤降了40%，可他们的出生率却上升了。也有可能是因为加沙地带局势动荡，一些巴勒斯坦人很想把他们的女儿嫁出去，他们就降低了“新娘的价格”。这样导致十几岁的新娘越来越多，同时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婴儿降生。
是男人就要多生产
特胡拉亚·伊什贝尔说她今年35岁，但看上去她要比实际年龄老的多。特胡拉亚重约100磅，身高只有5英尺。一天，在她从学校回家的时候,她纤细的身材引起马基德·伊什贝尔的注意。马基德高大，帅气，一头浓密的黑发，他在与第一个妻子(育有6个孩子)离婚后，娶了特胡拉亚，在过去20年里，她为马基德生了13个孩子，还有3次流产。
几年前，马基德又开始寻觅，这次他把目标锁定在一位叫马娜尔·苏丹的漂亮女子身上。马娜尔·苏丹比马基德小18岁，她脸上总是洋溢灿烂的微笑。在苏丹的父亲答应这门亲事之前，她从未见过马基德，更别提面对面地接触了。特胡拉亚对她丈夫再次结婚十分气愤，一怒之下回了娘家。不过半个月后她又回来了。现在，两个女人，一个丈夫，他们共处在一个屋檐下。苏丹在谈到特胡拉亚时说：“我爱她。”不过特胡拉亚却说：“我恨她(苏丹)。”不过对于马基德而言，他对这两个女人整天打闹厌倦不已，他可能考虑再结婚，“但绝不在加沙！”
根据伊斯兰法律的规定，伊斯兰男子可最多娶四个妻子。这种情况主要形成于战争时期，当时许多男子死于战场，这样的话，只有那些活着的男人娶好几个老婆，才能平衡当时男女不均衡的状态。不过，特胡拉亚说：“我认为一个老婆就足够了。作为女人，我们不能丢下孩子不管，当作为男人，他却可以丢下孩子，去娶第二个，第三个，甚至第四个老婆。”
由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没有退休计划，现在更是自顾不暇，孩子自然成为巴勒斯坦人未来养老的依靠。加沙地带的巴以冲突持续不断，那里60%的巴勒斯坦成年人处于失业状态，多生孩子成为证明自己具有阳刚之气的一个途径。一位社会问题专家指出：“在加沙地带，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你就得为家人提供衣食住行。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谓真正的男人。不然的话，你就得多生孩子，证明自己是个真正的男人。”
想想以色列为什么要撤出整个加沙和大部分西岸地区。
中东地区目前面临的很多问题都可能具有爆炸性，其中包括人口问题，而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来说，人口问题更显得至关重要。最近的调查结果显示，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以巴勒斯坦人为主的非犹太人口超过了犹太人，预计这一趋势很可能将持续下去。
人口分布状况是以色列总理沙龙今年决定撤出加沙地带的重要因素，而且这一因素今后还可能影响以色列的决策。下课铃响了，几十个孩子跑到操场上，有些人又跑又跳，吵吵嚷嚷。其他人、尤其是女孩子，三五成群地散步、交谈、嬉笑。
在世界各地的学校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但是，这是约旦河西岸拉马拉城的一所小学，这里的孩子们是巴勒斯坦人，他们也许代表着可能在未来影响以巴冲突的一股最大的力量。以色列今年撤出了加沙地带，这个举动清楚了显示了这一点。
这就是人口问题。持自由派观点的以色列“国土报”8月发表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以色列以及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非犹太人口超过了犹太人口。专家预测，这个趋势仍将继续下去。
当然，巴勒斯坦人也没有放过这些人口统计数字。比如，巴勒斯坦首席谈判代表埃里卡特指出，达成和平协议符合以色列的利益。他说：“我们并没有消失，我们也不准备消失。出生在我家乡杰里科镇的孩子们将成为约旦河与地中海之间的多数民族。”
这些人口统计数字使以色列总理沙龙感到担忧，他曾经屡次谈到，有必要保持犹太人的多数地位以及以色列国的“犹太特性”。
前美国中东和谈代表罗斯在观察以色列撤出加沙地带的行动时表示，人口数字的变化是采取这一行动的主要原因之一。罗斯说：“沙龙谈到八千以色列人与一百三十万巴勒斯坦人居住在一起。在这里，他谈的是人口问题。”
沙龙也承认，从现实的角度考虑，加沙地带的犹太人口永远也不可能超过巴勒斯坦人，因此在该地区保护犹太定居者的人力物力代价太大，无法维持。因此，尽管沙龙曾经坚决主张设立犹太人定居点，却下令拆除加沙地带的全部21个定居点和约旦河西岸北部的四个小定居点。
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的帕格拉教授说，撤出加沙地带对以色列有好处，这一行动加大了以色列控制的以色列本土以及西岸地区的犹太人口比例。他说：“这意味着，犹太人从多数民族转为少数民族的时间推迟了大约20年。”
仅仅在50多年前，也就是1948年，在约旦河与地中海之间居住着大约65万犹太人和130多万巴勒斯坦人。如今，在以色列、西岸以及加沙地带居住着大约520万犹太人和540万阿拉伯人，其中包括西岸和加沙地带的4百万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的140万阿拉伯人。此外，还有18万5千非犹太外国劳工和29万非犹太移民，其中大多数来自前苏联。
帕格拉教授说，尽管目前的人口分布变化对以色列有利，但长期趋势仍然是不可否认的。他说：“阿拉伯人口的增长速度比较快，这主要是因为阿拉伯人的生育率更高。因此，犹太人口的比例持续下降。”
按照联合国的统计数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阿拉伯妇女平均一生生育五个子女，而以色列妇女平均一生生育将近三个子女。有专家指出，如果不包括居住在以色列本土的那些高生育率的阿拉伯人，以色列妇女的生育率会更低。
这一趋势显然使以色列领导人感到担忧。帕格拉教授说，当以色列领导人谈到维持一个犹太民主国家的时候，他们的意思是大幅度减少以色列的非犹太人口比例。
以色列正在这方面进行努力，继续在西岸地区之内和周边修建“安全屏障”，完工之后，安全屏障将把主要犹太人定居点和东耶路撒冷包括在以色列一边。同时，西岸犹太人定居点内的犹太人口将继续增长，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估计，2005年的增长速度是百分之四点三。
然而，尽管西岸定居点的犹太人口在增长，居住在西岸其他地区的两百万巴勒斯坦人还是大大超过24万多犹太人。罗斯说，这一事实将决定未来的变化。他说：“以色列仍然面临着一些现实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民主国家，在西岸的地位也将和现在不同。这是否意味着全部撤出西岸呢？答案是否定的。但是，这意味着以色列还将采取其他步骤，以确保以色列在人口方面的活力。”
沙龙曾经反复谈到，即使将来达成和平协议，主要犹太人定居点仍将是以色列的组成部份。然而，他也谈到“痛苦的让步”，强烈地暗示将不得不放弃更多的土地，不得不拆除比较小的定居点。无论以色列最终会采取何种行动，撤出加沙地带只是缓解人口压力的暂时性措施。以色列面临的人口问题只是被延缓，但并未得到解决。
人口分布状况是以色列总理沙龙今年决定撤出加沙地带的重要因素，而且这一因素今后还可能影响以色列的决策。下课铃响了，几十个孩子跑到操场上，有些人又跑又跳，吵吵嚷嚷。其他人、尤其是女孩子，三五成群地散步、交谈、嬉笑。
在世界各地的学校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但是，这是约旦河西岸拉马拉城的一所小学，这里的孩子们是巴勒斯坦人，他们也许代表着可能在未来影响以巴冲突的一股最大的力量。以色列今年撤出了加沙地带，这个举动清楚了显示了这一点。
这就是人口问题。持自由派观点的以色列“国土报”8月发表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以色列以及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非犹太人口超过了犹太人口。专家预测，这个趋势仍将继续下去。
当然，巴勒斯坦人也没有放过这些人口统计数字。比如，巴勒斯坦首席谈判代表埃里卡特指出，达成和平协议符合以色列的利益。他说：“我们并没有消失，我们也不准备消失。出生在我家乡杰里科镇的孩子们将成为约旦河与地中海之间的多数民族。”
这些人口统计数字使以色列总理沙龙感到担忧，他曾经屡次谈到，有必要保持犹太人的多数地位以及以色列国的“犹太特性”。
前美国中东和谈代表罗斯在观察以色列撤出加沙地带的行动时表示，人口数字的变化是采取这一行动的主要原因之一。罗斯说：“沙龙谈到八千以色列人与一百三十万巴勒斯坦人居住在一起。在这里，他谈的是人口问题。”
沙龙也承认，从现实的角度考虑，加沙地带的犹太人口永远也不可能超过巴勒斯坦人，因此在该地区保护犹太定居者的人力物力代价太大，无法维持。因此，尽管沙龙曾经坚决主张设立犹太人定居点，却下令拆除加沙地带的全部21个定居点和约旦河西岸北部的四个小定居点。
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的帕格拉教授说，撤出加沙地带对以色列有好处，这一行动加大了以色列控制的以色列本土以及西岸地区的犹太人口比例。他说：“这意味着，犹太人从多数民族转为少数民族的时间推迟了大约20年。”
仅仅在50多年前，也就是1948年，在约旦河与地中海之间居住着大约65万犹太人和130多万巴勒斯坦人。如今，在以色列、西岸以及加沙地带居住着大约520万犹太人和540万阿拉伯人，其中包括西岸和加沙地带的4百万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的140万阿拉伯人。此外，还有18万5千非犹太外国劳工和29万非犹太移民，其中大多数来自前苏联。
帕格拉教授说，尽管目前的人口分布变化对以色列有利，但长期趋势仍然是不可否认的。他说：“阿拉伯人口的增长速度比较快，这主要是因为阿拉伯人的生育率更高。因此，犹太人口的比例持续下降。”
按照联合国的统计数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阿拉伯妇女平均一生生育五个子女，而以色列妇女平均一生生育将近三个子女。有专家指出，如果不包括居住在以色列本土的那些高生育率的阿拉伯人，以色列妇女的生育率会更低。
这一趋势显然使以色列领导人感到担忧。帕格拉教授说，当以色列领导人谈到维持一个犹太民主国家的时候，他们的意思是大幅度减少以色列的非犹太人口比例。
以色列正在这方面进行努力，继续在西岸地区之内和周边修建“安全屏障”，完工之后，安全屏障将把主要犹太人定居点和东耶路撒冷包括在以色列一边。同时，西岸犹太人定居点内的犹太人口将继续增长，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估计，2005年的增长速度是百分之四点三。
然而，尽管西岸定居点的犹太人口在增长，居住在西岸其他地区的两百万巴勒斯坦人还是大大超过24万多犹太人。罗斯说，这一事实将决定未来的变化。他说：“以色列仍然面临着一些现实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民主国家，在西岸的地位也将和现在不同。这是否意味着全部撤出西岸呢？答案是否定的。但是，这意味着以色列还将采取其他步骤，以确保以色列在人口方面的活力。”
沙龙曾经反复谈到，即使将来达成和平协议，主要犹太人定居点仍将是以色列的组成部份。然而，他也谈到“痛苦的让步”，强烈地暗示将不得不放弃更多的土地，不得不拆除比较小的定居点。无论以色列最终会采取何种行动，撤出加沙地带只是缓解人口压力的暂时性措施。以色列面临的人口问题只是被延缓，但并未得到解决。
有人说，巴勒斯坦地区在地球上所占的面积，小得常常在地图上难以找见。然而，正是在这条狭长地带，却上演了二战以来世界上最为冗长、难解的民族生存之争。两个民族为了生存之地，展开了连绵不断、刀光剑影的流血冲突。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厮杀，自恃强大的以色列终于明白，它也有致命的弱点——在这块土地上，犹太人口优势正在逐渐消失。
以色列前总理沙龙不愧为政治家。他的确认识到以色列的这个致命弱点，并提出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新方法——放弃加沙地带和部分约旦河西岸土地，保留一些大型犹太人定居点，并通过修建隔离墙使巴勒斯坦人与犹太人分离开来，以撤离被占领土换取巴勒斯坦建国。
但沙龙认为，巴勒斯坦方面没有谈判对手，要实施这个方案，需要以色列采取单方面行动，后来称为单边行动计划。
2002年6月，以色列决定沿“绿线”（即1967年“六•五”战争前的实际控制线）修建从约旦河西岸北部至耶路撒冷的“安全隔离墙”，计划全长600公里，现已完成大部分。隔离墙将约旦河西岸的大约10%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圈入以色列一侧。
2005年9月，以色列完成了从加沙地带撤离的单边行动计划，拆除了加沙地带所有的犹太人定居点和军事设施。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沙龙从一个长期奉行“大以色列”的强硬派人物变成了同意放弃部分被占领土并同意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温和派”领导人呢？
那是在2003年1月28日，以色列海法大学地缘政治学教授阿尔农•索弗正在家里观看以色列议会选举统计结果的电视节目。电视播出了沙龙获胜，蝉联总理宝座的消息。这时，电话铃响了。索弗教授拿起话筒听到对方讲话的声音吃了一惊。
“那是总理（沙龙），”现年70岁的索弗回忆道，“他告诉我，‘明天把你的（巴以）分治地图给我’。”
第二天，索弗开车来到特拉维夫，将沙龙要的地图交给了梅厄•达根，此人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负责人。这份地图说明了索弗的观点——只有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分治，才能使已经建立的犹太国生存下去。
不少以色列学者接受了索弗的观点，并不断对以色列人口结构发出警告，声称除非以色列放弃部分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否则以色列将无法既成为犹太国家，又成为民主国家，因为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口增长迅速。
索弗的观点在以色列不断传播，以色列民众开始担心犹太国家的未来。
以色列从加沙撤离后，巴勒斯坦女立法委员会委员哈南•阿什拉维对记者说，“事实上，人口统计学因素已被沙龙看作对以色列国的主要威胁”，即便沙龙不再执政，这种观点还将继续影响以色列政策。
在2005年8月以色列撤离加沙地带之前，在以色列控制的土地上约有1050万人口，其中51%为犹太人，49%为阿拉伯人。由于巴勒斯坦人的出生率高于犹太人，改变人口结构优势只是时间问题。
而在民主国家中，通常不同民族的人拥有同样的公民选举权利。在巴勒斯坦地区，如果不及时建立巴勒斯坦国或者巴勒斯坦人放弃建立国家的权利，转而要求合并为一个国家，那么，巴勒斯坦人的人口优势可能使未来的以色列国成为第二个南非。
换言之，如果以色列要实行民主制度，在巴勒斯坦国不能成立的情况下，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必须拥有选举权，巴勒斯坦人的人口优势可能会选出一个非犹太人总理。
如此看来，人口统计学因素是沙龙提出并实施单边行动计划和主张巴勒斯坦建国的一个主要原因。
哈马斯在1月25日举行的选举中胜出，震惊了世界。曾宣布哈马斯为“恐怖组织”的以色列对哈马斯上台执政戒心极大，其内心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沙龙接班人奥尔默特在2月7日接受以色列电视二台采访时说，今天的现实迫使以色列必须重新划定与巴勒斯坦的边界。这意味着以色列不得不从部分约旦河西岸地区的领土撤出。
奥尔默特在竞选中提出第二次单边撤离计划，并宣布将致力于划定巴以永久边界，看来奥尔默特决心执行沙龙的路线。目前利库德集团和工党均表示同意继续从约旦河西岸撤离，但主张与巴勒斯坦方面协议撤离。
以色列大多数民众现在也围绕走中间路线达成了比较广泛的一致，并接受从约旦河西岸进一步撤离，以便实现同巴勒斯坦人的分离。这可能是以色列建国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
前进党在3月28日举行的大选中获得以色列议会120席的29个席位，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前进党主席奥尔默特已经获得组阁的权利，并同工党主席佩雷茨就两党联手组建下一届政府达成一致。
尽管未来以色列从约旦河西岸撤离将面临许多困难，但是，以色列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撤离已经成为以色列的政治选择。以色列将逐步从约旦河西岸撤至隔离墙以色列一侧，以实现与巴勒斯坦人的分离。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厮杀，自恃强大的以色列终于明白，它也有致命的弱点——在这块土地上，犹太人口优势正在逐渐消失。
以色列前总理沙龙不愧为政治家。他的确认识到以色列的这个致命弱点，并提出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新方法——放弃加沙地带和部分约旦河西岸土地，保留一些大型犹太人定居点，并通过修建隔离墙使巴勒斯坦人与犹太人分离开来，以撤离被占领土换取巴勒斯坦建国。
但沙龙认为，巴勒斯坦方面没有谈判对手，要实施这个方案，需要以色列采取单方面行动，后来称为单边行动计划。
2002年6月，以色列决定沿“绿线”（即1967年“六•五”战争前的实际控制线）修建从约旦河西岸北部至耶路撒冷的“安全隔离墙”，计划全长600公里，现已完成大部分。隔离墙将约旦河西岸的大约10%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圈入以色列一侧。
2005年9月，以色列完成了从加沙地带撤离的单边行动计划，拆除了加沙地带所有的犹太人定居点和军事设施。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沙龙从一个长期奉行“大以色列”的强硬派人物变成了同意放弃部分被占领土并同意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温和派”领导人呢？
那是在2003年1月28日，以色列海法大学地缘政治学教授阿尔农•索弗正在家里观看以色列议会选举统计结果的电视节目。电视播出了沙龙获胜，蝉联总理宝座的消息。这时，电话铃响了。索弗教授拿起话筒听到对方讲话的声音吃了一惊。
“那是总理（沙龙），”现年70岁的索弗回忆道，“他告诉我，‘明天把你的（巴以）分治地图给我’。”
第二天，索弗开车来到特拉维夫，将沙龙要的地图交给了梅厄•达根，此人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负责人。这份地图说明了索弗的观点——只有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分治，才能使已经建立的犹太国生存下去。
不少以色列学者接受了索弗的观点，并不断对以色列人口结构发出警告，声称除非以色列放弃部分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否则以色列将无法既成为犹太国家，又成为民主国家，因为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口增长迅速。
索弗的观点在以色列不断传播，以色列民众开始担心犹太国家的未来。
以色列从加沙撤离后，巴勒斯坦女立法委员会委员哈南•阿什拉维对记者说，“事实上，人口统计学因素已被沙龙看作对以色列国的主要威胁”，即便沙龙不再执政，这种观点还将继续影响以色列政策。
在2005年8月以色列撤离加沙地带之前，在以色列控制的土地上约有1050万人口，其中51%为犹太人，49%为阿拉伯人。由于巴勒斯坦人的出生率高于犹太人，改变人口结构优势只是时间问题。
而在民主国家中，通常不同民族的人拥有同样的公民选举权利。在巴勒斯坦地区，如果不及时建立巴勒斯坦国或者巴勒斯坦人放弃建立国家的权利，转而要求合并为一个国家，那么，巴勒斯坦人的人口优势可能使未来的以色列国成为第二个南非。
换言之，如果以色列要实行民主制度，在巴勒斯坦国不能成立的情况下，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必须拥有选举权，巴勒斯坦人的人口优势可能会选出一个非犹太人总理。
如此看来，人口统计学因素是沙龙提出并实施单边行动计划和主张巴勒斯坦建国的一个主要原因。
哈马斯在1月25日举行的选举中胜出，震惊了世界。曾宣布哈马斯为“恐怖组织”的以色列对哈马斯上台执政戒心极大，其内心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沙龙接班人奥尔默特在2月7日接受以色列电视二台采访时说，今天的现实迫使以色列必须重新划定与巴勒斯坦的边界。这意味着以色列不得不从部分约旦河西岸地区的领土撤出。
奥尔默特在竞选中提出第二次单边撤离计划，并宣布将致力于划定巴以永久边界，看来奥尔默特决心执行沙龙的路线。目前利库德集团和工党均表示同意继续从约旦河西岸撤离，但主张与巴勒斯坦方面协议撤离。
以色列大多数民众现在也围绕走中间路线达成了比较广泛的一致，并接受从约旦河西岸进一步撤离，以便实现同巴勒斯坦人的分离。这可能是以色列建国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
前进党在3月28日举行的大选中获得以色列议会120席的29个席位，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前进党主席奥尔默特已经获得组阁的权利，并同工党主席佩雷茨就两党联手组建下一届政府达成一致。
尽管未来以色列从约旦河西岸撤离将面临许多困难，但是，以色列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撤离已经成为以色列的政治选择。以色列将逐步从约旦河西岸撤至隔离墙以色列一侧，以实现与巴勒斯坦人的分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