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之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次狭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兵力相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梁启超
在北京西北郊外的清华园，一座前清的旧园林，如今是清华大学的所在地。清华大学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建立的，是中国经费最充裕和现代化设施最完备的大学。在图书馆、教学楼、体育馆等气势宏伟的红砖建筑的外围，是一排教授的住宅。其中一栋房子的主人就是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梁启超。
梁启超书房的灯光总是最晚熄灭。清华园是北京郊外极少数有电灯的地方，有自己的发电机可以发电。不过，校园里还是常常停电。好几次，文稿或家书刚写一半，电灯突然灭了，梁启超便点上一盏洋烛，继续奋笔疾书。
梁启超经历了从清朝到民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的很多变化都跟他有关。光绪二十九年，梁启超在东京创办《新小说》月刊，发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设想新中国的国号是“大中华民主国”，开国年份为一九一二年，与后来的中华民国不谋而合。梁启超是一位先知式的人物，其“言论与行动与民初十几年间政局之动荡，党派之离合，思潮之起伏，以及社会之转变，都密切相关”[1] 。一九二七年，他已淡出政坛，仍以言论影响时局。这一年，他五十五岁，正值盛年，却已积劳成疾，身体状况大不如前。
梁启超是同代人中著述最多、精力最充沛的学者和政治活动家，他在中国知识界的地位类似于同时代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之于德国。仅一九二七年一年间，梁启超就完成了《中国文化史》、《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儒家哲学》、《书法指导》和《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多部著作。他每日下笔数千言，还能忙里偷闲打几圈麻将。
梁启超答应出任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因为清华是当时薪酬最丰厚的学校，也因为清华环境幽静——在勾心斗角的京城内，梁启超常常感到心情烦闷、心灰意冷；而一到“水木清华”，他立刻变得心情愉悦，仿佛有一线光明出现在面前，让他产生无限的希望。同时，梁启超也利用清华良好的学术环境，聚集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合力完成酝酿多年的《中国通史》——然而，直到两年之后骤然病逝，梁启超念兹在兹的《中国通史》仍未完成。
要成为伯乐，还需要有千里马。清华学生素质乃是万里挑一，梁启超在这里可以“得天下英才而教之”——这个学期，梁启超给清华学生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他的演讲和授课极具现场魅力，作为学生的梁实秋回忆说：“有时候，他背到酣畅处，忽然记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敲打他的秃头，敲几下之后，记忆力便又畅通。……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2]
在梁启超等人的推动下，清华学校由留美预备学校转型为清华大学，并建立国学研究院。梁启超是清华国学院的创建者和领导者，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就是他建议延请回来的。当时，清华校长曹云祥不同意聘请陈寅恪，认为陈一无学位，二无专著。梁力争说：“我梁某也是没有学位的人。著作虽称等身，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3]梁奖掖后辈、爱才如命，心胸之宽广真若大江大河。
一九二七年，北伐军炮声隆隆，南军势如破竹，北方军阀集团合纵连横，中国局势风云诡谲，梁启超似乎难以安心著述。他深知，若北伐军占领北京，恐对己不利，“朋友多劝我早为避地之计，因为暴烈分子定要和我过不去，是显而易见的”。有人劝梁去日本静观其变，但此前已旅日十多年，他不愿再度流亡，“国势如此，见外人极难为情也”。
暑期，梁回到位于天津意大利租界内的私人住宅“饮冰室”。“饮冰”之名源于《庄子•人世间》：“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吾其内热乎？”梁启超以此表明忧国忧民之心，并自号“饮冰室主人”。一九一四年，梁启超自己设计的一栋砖木结构意式二层小楼，他与美国开国之父杰斐逊一样喜欢自己设计房屋。一、二层各有九间房，二楼由互通的隔扇门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半部为会客厅、起居室、图书资料室，为梁启超专用，西半部为其家属居住之所。这里是梁启超真正的家，比清华园的住宅更加宽敞和舒适。
此时，南北双方的战事愈演愈烈，梁启超发现列强的军队云集租界、枕戈待旦。意大利领事特意告知，不必担心安全问题，租界不会变成战场。但梁启超并不乐观，“镇日将外园铁门关锁，除少数亲友外，不接一杂宾，亦不出门一步”。[4]不过，他的文稿仍然一篇篇地传出这栋小楼，引无数读者击节赞叹。
“法治国”成南柯一梦
入民国后，梁启超挟言论界巨子之光环进入政坛，一回国便宣称“非国务大臣不做”。民国二年九月，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淮备有一番大的作为。然而，由于缺乏实际经验和班底，经费亦困难，且总统袁世凯消极应付，使得梁在此任上几至受窘。特别是司法部旧有的那些官员“稍恶作剧，即可令长官闹大笑话”，幸亏有法学家江庸为次长、罗维恒为顾问，梁启超才得以“坐啸画诺”。
半年之后，梁即提出辞职，任期既短，鲜有建树。此时他对司法界的情形已有透彻了解，专门写了《改良司法十事》呈送袁世凯，希望袁世凯能支持继任的司法总长切实整理，纳司法于现代化之轨途。[5]不过，袁世凯随即于南方征战、谋划称帝，哪里会对建设法治国家有兴趣？
早在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便对立宪和司法改良怀有浓厚的兴趣，有“发明西人法律之学，以文明我国”之想法。梁启超认识到，中国的法治精神已经荡然无存，“固有之法律已成僵石。”而“文明国”的前提乃是“法治国”，“今之稍知大体者，咸以为养成法治国家为要图”。中国必须成为法治国家，司法独立，人人守法。宣统二年，梁写了一篇文章谈股份有限公司，认为股份有限公司必须在强而有力的法治国家才能生存，必须有责任心强的国民才能成功。而当时的中国人普遍不知法治为何物，更不知道保护私有产权之重要性。
中国的法律传统与欧洲截然不同：以希伯来和希腊罗马为文明源头的欧洲，法律的发展与宗教有紧密关系，人们认为法律是造物主给予或展示给人类的。布莱克斯通在《英国法释义》中指出，神法是整个法律大厦的基石。而在中国，有史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中国人认为任何一部成文法源于神的旨意。当法律在中国出现之后，它既不维护传统的宗教价值，页不保护私有财产。它的基本任务是政治性的：对社会施以更加严格的控制。[6]因此，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不是零敲碎打地引入或照抄几部外国的法典，而更需要一场法治理念的重大变革。直到今天，这一变革仍未发生。法治的滞后成为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最大阻力之一。
入民国后，中国却离开“法治国”越来越远。无论现实环境如何恶劣，梁启超始终没有放弃这一理想，从是组织政党，到反对复辟；从是潜心学术，到登台演讲，法治、宪政问题一直是其思考和研究的重点。
一九二零年，吴佩孚击败段祺瑞，宣布将召集国会，制订宪法，希望梁启超拟一宪草。梁启超有心发动“国民制宪”运动来制订中华民国宪法。所谓“国民制宪”，就是由若干人签名提出一个宪法草案，或是利用报章发表，或集会讨论，作成决议。而其他国民团体亦可另外提出草案。如是，汇集数案或数十案，最后综合讨论，必可得一定案，交由国会通过，即为宪法。[7]此种设想过于理想化，难以付诸实践。就连美国当初制订宪法时，都没有如此繁复之过程，更何况当时中国民众的知识水准和法治观念，远远无法跟美国独立革命时候的民众相比。
梁启超希望倚靠军事强人吴佩孚实现“制宪梦”，这本身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治思想，并不符合法治精神。中国的改革者在实现其理想时，不得不采取背离该理想的手段与方法，最终必然在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这一次国民制宪运动也是如此：吴佩孚出于对曹锟的忠心，违心地配合曹锟贿选总统的闹剧，最终让“新直系”声名狼藉，梁启超的国民制宪运动亦成黄粱一梦。
既然无力打造一部好宪法，梁启超只好退而求其次，从培养、教育法律人才做起。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七日，司法部设置司法储才馆开馆并邀请梁启超主持。梁启超不顾在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已承担了繁重的教学任务，勉力受聘出任馆长。
开馆当日，各司法机构长官均亲自出席，学员有一百四十五人。梁在开馆致辞中说：“收回法权为目前最要紧之事，虑无不知之者。既欲收回，则须预备。虽前清以来，颇有筹备，惟中经时局变迁，时作时辍，应再更进一步，以期促成，本馆之设正为此故。”[8]可惜，半年之后，这项事业每况愈下，梁感叹说，“储才馆最为痛心”，“现在只算白费心力了”。
最后就只剩下议会政治这处空间了。中华民国的最高立法机构是国会，梁启超曾组织进步党参与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在现实世界中他所树立的典范是英国，他希望中国成为英国那样的守法律、有秩序的民主法治社会。由于他对历史与人性的深刻观察，使他了解政治过程中必然会有黑暗的一面，而民主社会的政党制度和法治原则就是对私心的过度发展的抑制。[9]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段祺瑞以执政之名，下令取消国会参众两院。警察厅随即查封、接收参议院。当天下午，非常会议预定在参议院开会，因警察拦阻、不准入内，而被迫取消。[10]国会居然被非民选的政府首脑的一纸行政命令废除，知识界的几位重要人物均视为理所当然：“中华民国”的取名者、辛亥革命元老章太炎，公开主张废除国会，恢复古代的给事中和监察御史（近一个世纪之后，中共官方智囊、清华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阎学通认为，中国不需要民主制度，只需要恢复古代的“王道”）；当过国会议员的法学家和大律师章士钊，认为中国是农业国，“不能采取工业国之议会制度”；一向守旧的史学家钱穆，其《国史大纲》以北伐胜利作结尾，亦赞同“以革命的武力来扫荡军阀，以一党专政的理论来停止党争”。这些博学鸿儒的法治观念，似乎不如欧美国家受过基本公民教育的中学生。
一九二七年，梁启超悲哀地宣布，中国无法实行代议制和政党政治。中国人的观念意识与行为习惯，与法治宪政的要求相背离，“文者化身为政客，武者蜕变为军阀。强者谋为开国帝王，次者谋为拥戴功臣。帝王之不可复为，退而求为独裁元首；功臣之不可复得，退而求为割据自雄。所谓制宪云云，反成了野心人物盗名窃位所假借的宣传口号。”[11]梁启超自辛亥革命以后的政治活动可谓“颗粒无收”，与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吴佩孚等军阀的合作，使他的名声遭到玷污。他的影响力迅速丧失，“他对中国传统的质问，对中国适应险恶竞争世界之能力的怀疑，这时成为一种新的绝望、无助心态的基础。对于旧改革派的演变信念，年轻人都不予认同，没有急迫且断然的行动，什么都改变不了。”[12]
梁启超生前没有看到中国成为“法治国”，但他的学生张君劢是一九四六年版《中华民国宪法》的主要起草者，在中国和台湾的立宪史上留下重要一笔。或许，这可差强人意地安慰九泉之下的梁仁公？
康有为之死：两眼久枯，微言遽绝
三月三十一日，康有为在青岛去世。听闻噩耗，梁启超立即汇去数百元，让康氏家人得以处理后事，并在北京为康举行公祭。梁在挽联中称，康此时辞世“幸免睹全国陆沉鱼烂之惨”。
此前两周，康有为因躲避北伐，从上海抵达青岛。康有为对国事此极为悲观的看法：“今自浙江内讧，各自割据，真为印度矣，进而南北俄化，粤政则决于俄鲍罗廷，兵权则操于俄加伦，蒋介石只为俄将，无足议焉。……惟今上无宪法，中无国会，下无总统总裁，不知中外古今对此是何国体。盖自去年改执政，破约法，民国之灭亡矣。半为印度，半为俄，以此危急至极之秋，国人有怀莫白，钳口结舌于暴民专制之下以待亡，岂不哀哉！”[13]
三月二十九日，康有为参加某同乡在英记酒楼之邀请，饮橙汁一杯，突感腹痛如刀绞，未终席，即回家中。请医生到家诊断为食物中毒。三十一日凌晨五时三十分，七窍流血猝死，尸体不僵，死状甚惨。关于其死因，其女康同壁生前坚持“被人在食物中投毒而导致死亡”；康同壁之女罗仪凤文革中所写的一份交待材料称康氏“是被国民党下毒害死的”。康有为另一位女儿康同环则认为“可能是英记酒楼的食品不洁所致，未必是因为政治斗争而牺牲的。”康氏弟子吕振文临终对其子披露，因康氏不同意溥仪“跟着日本人走”，故而遇害。[14]康有为生前为保皇派魁首，清末时期与孙文领导的革命派互相攻伐，亦不时有彼此暗杀之策划。康有为还针对清廷高官发起暗杀行动，当然他自己也是清廷暗杀的对象。康有为自戊戌后屡经险难而不死，却在刚过完七十岁生日之际离奇死去。
康有为死后，梁启超、徐勤等为其发起募捐，为其“抚养遗族、奉安遗骸、刊刻遗著”，声称“先生以国为家，夙不治家人生产作业，每遇国难，辄毁家以图纾救，居恒爱才养士，广厦万间，绝食分甘，略无爱惜，以故身后不名一文，且负债至六七万”。实际上，康有为生活奢侈，挥金如土，才导致财务困难。其门生故旧多有认捐，而最慷慨大方的是山东督军张宗昌，立即汇去三千元。[15]
康有为一生忠于清室，但死后请逊帝溥仪赐益，却遭到与之敌对的遗老陈宝琛、郑孝婿的反对。他们认为，康有为草率发起戊戌变法，事机不密，致使光绪皇帝幽死瀛台，不应予益。倒是有日本人同情康有为的遭遇——六月十三日，日本驻福州总领事松园介次郎致信溥仪说：“陛下遽失如此忠臣，定为震悼，不佞自闻噩耗，亦为大清国之将来，深感惋惜。”[16]
实际上，康梁两人早已形同陌路。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海外之后，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从保皇转向革命，一度与孙文、陈少白等革命党人来往密切，甚至有合作组党的计划，“拟推（孙）中山为会长，而梁（启超）副之”。梁启超召集其他同学，联名致函康有为，劝其“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康有为得知梁启超倾向革命之后，严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
在尊孔保教问题上，梁启超也逐渐摆脱了康有为的束缚。一九零二年，梁启超发表文章指出：“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他从“保教党之骁将”转变为“保教党之大敌”，受到康有为的严厉批评。
张勋复辟，更使得师生关系濒临破裂。康有为积极参与张勋复辟、粉墨登场，梁启超则随段祺瑞誓师马厂、再造共和。段祺瑞的《讨逆宣言》即是梁所起草。梁启超还以个人名义发表通电，斥责其师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据说通电写好之后，有人担心会破坏师生友谊，梁启超理直气壮地回答道：“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康有为在张勋复辟失败后，将怨气发泄在梁启超身上，咒骂其为“梁贼启超”，将其比喻为专食父母的枭竟。
康有为的政治主张大都体现在《大同书》当中。此书完成之后，康秘而不宣，他深知该书如同潘多拉的盒子一样，一打开便会有魔鬼飞出来。“大同思想与情怀，与西方及儒家中国都有亲近关系。结果是，他在中国思想史上创立了一个最具想象力的乌托邦。”[17]《大同书》没有成为中国革命的催化剂，与之思维方式相近的共产主义思想，却经由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向传入中国。康有为从早年憧憬大同，到晚年恐惧赤祸，甚至支持张宗昌反对党军北伐，跟支持孙传芳的梁启超殊途同归。
文革期间，康有为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保皇派”。一九六六年八月，红卫兵破墓开棺，将其带有白发之颅骨游街示众、批斗拷打。后来，康有为的颅骨被青岛市博物馆王集钦研究员以“造反有理”实物展览为名收入馆中藏匿，才使得十八年后重修墓地时，墓中尚有康氏的一点尸骨。梁启超庆幸康有为早死的预言应验了。
前财政总长如何持家？
康有为之死，让梁启超痛感康“身后萧条得万分可怜”。不足三个月之后，与梁启超同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投湖自尽，王之自杀，源于对政局的绝望，也与个人财务困难有关，此事更让梁更有“物伤其类”之感，旧病复发，四十多天尿血不止，只得入院治疗。梁还听说他的学生、护国运动功臣蔡锷的家人在乡下虽有薄田却无法维生，不禁痛心疾首。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罕见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堪比美国开国之父之一的富兰克林。以经世致用之学而论，梁对财政问题有特别的兴趣和研究，他认为要实现宪政必须对财政进行改革。他著有数十万言的《财政原论》一书和数十篇论述财政经济问题的文章，有关财政经济的知识和见解，当时中国无人能及，可以说他是中国近代财政学的创始人。[18]
民国建元，梁启超跃跃欲试，“本人确有野心来整理财政”，希望为国家“立一有系统之财政计划”。但袁世凯不愿让他掌握财政大权，只给他一个币制局总裁的闲职。梁启超欣然上任，因为他流亡日本时便认为，中国救亡图强的第一要义就是整理货币、流通金融。然而，就职之后，他拟定币制局简章七条，并撰写了一系列阐述币制改革的文章，但统统被袁世凯束之高阁。
一九一七年，梁启超辅助段祺瑞瓦解张勋复辟，终于获得政治发言权，其领导的研究系在段祺瑞内阁的九名成员中占有六席，梁启超本人也如愿以偿当上了财政总长。梁启超提出“改革币制，整顿金融”的计划，拟定出《整顿币制办法大纲》。然而，段祺瑞政府借对德宣战为名，扩军备战，企图实现武力统一。直系军阀反对段的武力统一政策，段被迫辞职，梁启超和其他内阁成员也连带辞职。梁启超只做了四个月的财政总长，被巨额军费报销弄得焦头烂额。从此，他宣布脱离官场，重返学界。虽然他未能建立一套良好的财政制度，但他的财政思想，如国币观念、金本位制度等，启发后人，逐渐纳国家财政于现代化之轨道。[19]
理一国之财失败了，理一家之财呢？做过财政总长的梁启超是如何持家的？从其书信中可看出若干端倪。
梁启超在近代文人中算是生财有道之人，身兼数职，薪水丰厚，文思泉涌，稿酬不断。但是，他的家累之重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要养育九个子女，其中多人在欧美第一流学府留学。他还要周济众多亲朋故旧（梁不断抱怨“穷亲戚”太多），开支浩繁、入不敷出。梁启超本来计划一九二七年再赴美国游历，但连五千美金的旅费都无从筹措，以至于迟迟不能成行。反倒是二弟梁启勋帮助他料理财务，每月为之储蓄两千元，又以梁思成的名义存一万元于正金银行，以备不测。几处房产的购置，也都是由梁启勋经手的。[20]
在这一年的家书中，梁启超在多处提及支持儿女及亲友的款项：思顺们的留学支出汇去七百五十元；资助儿媳林徽因三千（华币），可以用于婚礼（这位细心的父亲的叮嘱稍显啰嗦：“婚礼只要庄严不要侈靡，衣服首饰之类，只要相当过得去便够，一切等回家再行补办，宁可省点钱作旅行费”）；思永赴西部考古，资助美金两百等等。有亲友借钱不还，梁启超亦叮嘱家人不必去讨账。他再三告诫子女，保持寒士家风，总不要坏家门本色，“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要“养成节俭吃苦的习惯”、“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
仅仅靠笔耕和授课，无法应付无底洞般的开支。梁启超除了在北京和天津购置地产、兴建房屋之外，更采取多元化投资方式。比如，他在家书中提及五折出卖中国银行股票，“买时本用四折，中交票领了七八年利息，并不吃亏。卖去二百股得一万元，以后思顺的学费不消我再管了”。他还讨论所购买的保险单，“十五年间纳费三万七八千元，若只得三万，岂非我们白亏了七八千元，还有复息不在内，这不太吃亏了吗？”在一九一二年刚回国时，他就购买了加拿大保险公司的保单，其理财观念相当超前。
“小家”尚可勉力维持，“大家”却已千疮百孔。一九二七年年末，梁启超悲观地评估说：“国内经济界全体破产即在目前，旧物只怕都变成废纸了”、“国民破产，连我这样大年纪也要饿饭”。他写信给在美国的梁思顺，叮嘱说“我把所有的现钱凑五千美金汇存你那里，请你们夫妇替我经理着，生一点利息”。[21]
不过，次年国民党北伐胜利，南京政府实现了名义上的全国统一，国势趋于好转，梁启超担忧的经济崩溃并未出现。倒是在二十年之后，对日抗战获得“惨胜”的国民政府无力阻止通货膨胀，法币确实变成废纸，经济危机成为国民政府垮台的催化剂。
孩子们，不要将毒药当良方
作为教育家，梁启超在自己家中实践其教育理念，九个子女个个成就斐然，三个儿子成为中央研究院或中国科学院院士。梁启超耗费很多时间给在海外留学以及在国内各地展开事业的孩子们写信，从日常生活琐事谈到学业和人生安排，以及对天下大势的分析——这一年年末，这位慈父还亲自筹划长子梁思成与林徽因的订婚典礼。
从孩子们的来信中，梁启超发现，在知识界普遍左倾的环境下，很多年轻人成为左派激进分子。在北美留学的五个孩子中，二十岁的思忠政治热情最高，一度想终止学业回国参加北伐。梁启超一般不会反对子女的决定，但这一次他在家书中提出反对意见。
首先，梁启超承认中国青年人的左倾是因为中国社会政治黑暗的背景所激发的：“思忠……思想一天天趋向激烈，而且对于党军胜利似起了无限兴奋，这也难怪。本来中国几十年来，时局太沉闷了，军阀们罪恶太贯盈了，人人都痛苦到极，厌倦到极，想一个新局面发生。……所以你们这种变化，我绝不以为怪，但是这种希望，只怕还是落空。”[22]
其次，梁启超劝诫说，热情、勇气和爱国心很容易被政治势力所利用，如今国内的北伐已经不是革命，而是新旧军阀的混战。许多青年自以为参加革命了，却是不明不白地送死。有些则在失败的打击下，陷进背叛、堕落的深渊——国民党“清党”屠杀之后，多少左倾青年走向幻灭！
尽管理解青年左倾的缘由，梁仍规劝孩子们不可过于天真。他深知，一方面不可以打击孩子的勇气，另一方面有不可以任凭孩子走错了路，两者之间如何平衡和拿捏，非常不容易。梁启超并不认同爱因斯坦的名言——“一个人二十岁时若不左倾，是没有良心；四十岁之后仍然左倾，是没有头脑”——真正聪明且有良心的人，二十岁时也可以不左倾！
在父亲的教导下，梁思忠放弃了立刻回国参加北伐的想法，继续学业。后来，他转入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学习。[23]三零年代初毕业回国，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入伍后，由于留学资历和杰出才干，梁思忠很快升任第十九路军炮兵上校。在一九三二年的淞沪抗战中，梁思忠表现相当出色。可惜此后不久，年仅二十五岁的他却因患腹膜炎服错了药、贻误了治疗时机而去世。若非英年早逝，梁思忠一定能够在抗日战争的战场上纵横驰骋，成为一代名将。
一九二七年年初，梁启超即已预见到张作霖政权即将垮台，取而代之的党国体制却会更糟。一月二日，他在给女儿梁令闲的信中写道：“时局变迁极为可忧，北军阀末日已到，不成问题了。北京政府命运谁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险，但一党专制的局面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动工潮，现在汉口、九江大大小小铺子什有九不能开张……放火容易救火难，党人们正不知何以善其后也。现在军阀游魂尚在，我们殊不愿对党人宣战，待彼辈统一后，终不能不为多数人自由与彼辈一拼耳。”[24]梁手无一兵一卒，只能以笔为枪，讨伐党人独裁，可惜他已失去了清朝末年以报刊转移时代风气的力量与地位。
入民国后，梁启超视袁世凯和孙文为两大祸害。此时，袁孙虽逝，但两大恶势力“北方军阀”和“南方党人”，仍是中国转型为宪政、法治国家的最大障碍。梁启超一连用四个极端负面的成语形容孙文之作为——“不择手段”、“日暮途穷”、“倒行逆施”、“引狼入室”，“孙文晚年已整个做了苏俄傀儡，没有丝毫自由”。国民党精心塑造的“国父”，在梁启超心目中居然如此不堪。
梁启超在清末是激进民族主义者，他是“中华民族”这个似是而非的概念的发明者，也是中国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积极倡导者。学习明治维新，就是要将中国打造成现代民族国家，乃至与西方列强分庭抗礼的帝国。他认为，作为形成“近世国家原动力”的“民族主义”，经过“进化”和“竞争”，现已成为“民族帝国主义”。
另一方面，梁启超又是较早发现美国等西方国家联邦制或邦联制之优越性的思想家，他以联邦或邦联体制来对照中国近代以来权力逐渐下沉的趋势，认为跟武力统一相比，联省自治不失为中国国家建构更好的选项。早年，梁启超写过一篇《中国地理大势论》，认为中国虽是“天然统一之大国”，但四川和广东两地具有独立的地理优势和历史传统。四川“其险足以自守，其富足以自保”，“四川、云贵，实政治上一独立区域也”。而广东“数千年来未有大关系于中原”，“粤人者，中国民族最有特征者也”，“广东包括广西而以自捍，亦政治上一独立区域也”。他甚至预言说：“他日中国如有联邦分治之事乎，吾知为天下倡者，必此两隅也。”在统独议题上，梁的想法颇具弹性和张力。果然，入民国后，四川长期处于独立或半独立状态，即便军阀混战，也是多是内部争斗。直至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内迁，以重庆为陪都，中央势力才进入四川。而广东更是在陈炯明时代成为联省自治运动的先锋，陈炯明治理广东，百废俱兴、深得民心，却被苏俄支持的孙文以武力击败，广东成为模范“自治领”的希望终告破灭。
所以，二十年代以来，梁启超反对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的武力统一企图。对于依赖苏俄势力、宣扬共产主义的国共两党，他更是目光如炬，指出两党带给中国的绝对不是福音，乃是丧钟。首先，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轻率引入苏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之理念，吸收和扶持痞子流氓为革命主力，摧毁中国民间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所有地痞流氓一入党即为最高主权者，尽量的鱼肉良善之平民。……全国生产力不久便须涸竭到底，前途真不堪设想。”、“所谓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便饭。而在这种会中主持的人，都是社会上最恶劣分子。……他们完全不是走的想要好的路，简直是认作恶为天经地义。”[25]吊诡的是，梁启超深恶痛绝的以奸淫掳掠为荣的革命者，其中之一正是被他启蒙的湖南青年毛泽东。
其次，梁启超发现，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坏，国民党已经被共产党攫取魂魄、身不由己。梁之反对国民党容共政策，并非历史上与国民党之恩怨，而是价值上的针锋相对。“国民党早已成过去名辞，党军所至之地，即是共产党地盘。”、“这种罪恶当然十有九成是由共产党主动；但共产党早已成了国民党附骨之疽——或者还可以说是国民党的灵魂——所以国民党也不能不跟着陷在罪恶之海了。”南方事态如“城头变幻大王旗”，梁又发现蒋介石与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之间已出现重大裂痕，“蒋介石辈非共产党，现已十分证明，然而他们压制共产党之能力何如，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敢相信。现在上海正在两派肉搏混斗中，形势异常惨澹，若共党派得胜，全国人民真不知死所了。”[26]以此观之，梁之反共，比蒋更彻底。蒋反共，更多是因为共产党威胁其权力；梁反共，乃是从根子上不认同共产党的政治、经济政策和哲学基础——共产党对人生命的蔑视和对人的物化，是推崇儒家人本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的梁启超坚决反对的。
再次，蒋介石清党之后，共产党和苏俄势力似乎顷刻间灰飞烟灭，但梁启超并未盲目乐观。他指出，共产党背后是苏俄，苏俄提供武器、经费，更提供意识形态和主义。苏俄是比英美日更危险的新帝国主义。[27]“即专以这回北伐而论，从广东出发到上海占领，那一役不是靠俄人指挥而成功者。党中口号皆由第三国际指定，什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资本阶级等等，那一句不是由莫斯科的喊筒吹出来。除了这些，国民党还有什么目标来指导民众？所以从国民党中把共产党剔去，国民党简直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梁启超指出，国民党的胜利，只是暂时的胜利，若国民党不能提供一套足以跟共产党抗衡的意识形态，一旦共产党卷土重来，国民党必是手下败将。中国很可能迎来亘古未有之厄运：“最后的胜利，只怕还是共党。共党也不能得真的胜利——不会像俄国一样，但是这种毒菌深入社会，把全国搅到一塌糊涂，人民死一大半，土地变成沙漠，便算完事。”[28]二十二年后，蒋介石率国民党残兵败将逃亡台湾之时，若读到梁启超的这番预言，不知当作何感慨？
梁启超是过渡时期中国的一位关键人物，“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同时将这一传统固有的关切转变为以他著名的国民形象为标志的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其思想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意识形态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的和永久的组成部分”。[29]梁启超虽然思想多变、与时俱进，但对最具迷惑力的共产主义思想毫无好感。然而，梁启超的子女，多半并未听取父亲之劝诫，深受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之蛊惑，在一九四九年的大变局中，选择留在中国。他们幻想为“新中国”服务，却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妻，虽然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却因呼吁保护北京古城，被毛泽东点名批判，受尽批判和屈辱。林徽因于一九五五年郁郁而终，梁思成一九七二年死于江西农场。不知他们离世前是否还记得父亲当年在家书的真知灼见？
而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儿子、梁启超的孙子梁从诫，亦因祖父和父母的原因成为被批斗的对象。红卫兵称之为“梁三子”，在他胸前挂上这样的牌子：“保皇党的孙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修正主义的苗子。”梁从诫被下放到江西乡下“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这一下放就如同抗日战争那么长：八年！他学会了种地、扶犁、焊接，会开各种型号的拖拉机；他像父亲一样，也有着能工巧匠的素质，居然学得一手好木工。他的后半生投身环保运动，创建自然之友组织，却屡遭挫折。谈到梁家三代人的不同，梁从诫曾悲怆地说：“一代不如一代。学问祖父最大，父亲在建筑学上很有成就。但是，我们三代人都是失败者！”因为中国政治文化是不能听、也不允许有不同声音的文化，而他们三代人恰恰都说的当权者之外的声音，结果都遭致厄运。[30]
【注释】
[1]《萧公权先生序》，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吉林出版社集团（长春），2007年第1版，页1。
[2]梁实秋《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见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三联书店（北京），2009年第1版，页312。
[3]黄延复《梁启超治学杂拾》，《人物》杂志，1985年第1期。
[4]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3年第1版，页1146。
[5]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吉林出版社集团（长春），2007年第1版，页110。
[6]（美）布迪（Derk Bodde）、莫里斯（Clarence Morris）《中华帝国的法律》，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1995年第1版，页5-7。
[7]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吉林出版社集团（长春），2007年第1版，页201。
[8]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3年第1版，第1109页。
[9]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中研院近代史所（台北），1994年第1版，页91。
[10]叶曙明《国会现场》，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2013年第1版，页338。
[11]荆知仁《中国立宪史》，联经出版公司（台北），2001年第1版，页347。
[12]（印度）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从帝国废墟中掘起：从梁启超到泰戈尔，唤醒亚洲与改变世界》，联经出版（台北），2013年第1版，页217。
[13]转引自吴天任《康有为先生年谱》，艺文印书馆（台北），1994年第1版，页778。
[14]据美国阿里桑那州大学出版之《康有为》一书记载，康有为之死“与当时政治背景大有关系”。李云光根据康有为家人所说康有为饮一杯橙汁，认为是关键所在。“席上橙汁，非康一人独饮，则蓄意谋害者，独于康之一杯，阴下毒药，亦非无可能。”吴天任《康有为先生年谱》，艺文印书馆（台北），1994年第1版，页786。
[15]吴天任《康有为先生年谱》，艺文印书馆（台北），1994年第1版，页787。
[16]吴天任《康有为先生年谱》，艺文印书馆（台北），1994年第1版，页791。
[17]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1997年第1版，页442。
[18]潘强恩、吴申元、童丽《被历史遗忘的角落：梁启超的新民学说与经济思想》，新华出版社（北京），1999年第1版，页52。
[19]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吉林出版社集团（长春），2007年第1版，第104-105页。
[20]罗检秋《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1999年第1版，页216。
[21]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3年第1版，页1124。
[22]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3年第1版，页1125。
[23]罗检秋《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1999年第1版，页283。
[24]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3年第1版，页1107。
[25]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3年第1版，页1126。
[26]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3年第1版，页1122。
[27]民国十四年，北京学界发生“苏俄是不是我们的朋友”的争论，梁启超肯定苏俄是帝国主义，是中国的敌人。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吉林出版社集团（长春），2007年第1版，页183。
[28]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3年第1版，页1129。
[29]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1995年第1版，页218。
[30]凤凰历史《梁启超家族三代人的悲剧——民族的悲剧》
[2]梁实秋《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见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三联书店（北京），2009年第1版，页312。
[3]黄延复《梁启超治学杂拾》，《人物》杂志，1985年第1期。
[4]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3年第1版，页1146。
[5]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吉林出版社集团（长春），2007年第1版，页110。
[6]（美）布迪（Derk Bodde）、莫里斯（Clarence Morris）《中华帝国的法律》，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1995年第1版，页5-7。
[7]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吉林出版社集团（长春），2007年第1版，页201。
[8]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3年第1版，第1109页。
[9]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中研院近代史所（台北），1994年第1版，页91。
[10]叶曙明《国会现场》，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2013年第1版，页338。
[11]荆知仁《中国立宪史》，联经出版公司（台北），2001年第1版，页347。
[12]（印度）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从帝国废墟中掘起：从梁启超到泰戈尔，唤醒亚洲与改变世界》，联经出版（台北），2013年第1版，页217。
[13]转引自吴天任《康有为先生年谱》，艺文印书馆（台北），1994年第1版，页778。
[14]据美国阿里桑那州大学出版之《康有为》一书记载，康有为之死“与当时政治背景大有关系”。李云光根据康有为家人所说康有为饮一杯橙汁，认为是关键所在。“席上橙汁，非康一人独饮，则蓄意谋害者，独于康之一杯，阴下毒药，亦非无可能。”吴天任《康有为先生年谱》，艺文印书馆（台北），1994年第1版，页786。
[15]吴天任《康有为先生年谱》，艺文印书馆（台北），1994年第1版，页787。
[16]吴天任《康有为先生年谱》，艺文印书馆（台北），1994年第1版，页791。
[17]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1997年第1版，页442。
[18]潘强恩、吴申元、童丽《被历史遗忘的角落：梁启超的新民学说与经济思想》，新华出版社（北京），1999年第1版，页52。
[19]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吉林出版社集团（长春），2007年第1版，第104-105页。
[20]罗检秋《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1999年第1版，页216。
[21]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3年第1版，页1124。
[22]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3年第1版，页1125。
[23]罗检秋《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1999年第1版，页283。
[24]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3年第1版，页1107。
[25]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3年第1版，页1126。
[26]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3年第1版，页1122。
[27]民国十四年，北京学界发生“苏俄是不是我们的朋友”的争论，梁启超肯定苏俄是帝国主义，是中国的敌人。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吉林出版社集团（长春），2007年第1版，页183。
[28]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3年第1版，页1129。
[29]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1995年第1版，页218。
[30]凤凰历史《梁启超家族三代人的悲剧——民族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