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小毛泽东”习近平
习近平手握权柄一年多来，采取两手硬方针，挥动铁腕左右开弓，左手从反腐败为突破口整饬党纪，右手严厉打击任何宣扬普世价值、否定现行体制的言行，试图以此“纯洁”党组织，恢复毛时代共产党的声威，巩固一党独裁体制。在此过程中，习近平自任各类综合管理小组的负责人，集党政军警宣传大权于一身。
习近平不仅在权势上仿效毛的强人政治，在言行上也与败北的薄熙来同样的秉性，都是无师自通的小毛泽东。薄熙来张口就是文革时流行的诗句“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习近平五年前访问墨西哥时，就在中国大使馆用毛式语言斥责：“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粗鲁的告白惊愕了西方人。
信口开河谈“睡狮”
可惜，习近平的举止尽显毛式霸气，却不具备毛氏的才气。在国外的政治舞台上，他可以用百姓血汗堆积起来的“经济实力”作底气，却无法遮掩毛时代长大的红卫兵知青的愚智，尽管他的履历上挂着一个人尽皆知的假“博士”头衔。
去年四月七日，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把“引擎”、“摈弃”、“迸发”、“弄潮儿”，念成“引敬”、“拼弃”、“并发”、“neng潮儿”。而且一错再错，去年十月，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时，又把“摈弃”念成“拼弃”。今年访欧，四月一日，在欧洲学院演讲时，再次把“引擎”念成“引敬”。好在没有精通中文的外国人在场，不会发现习近平读错这些常用字。
然而，三月二十七日习近平“掉书袋”时露了大馅。他在巴黎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先不无炫耀地用自己阅读欣赏过法国近现代一大批著名哲学家、文学家、画家的作品来赞美法国文化，然后“谦虚”地拿拿破仑的狮子论说事：“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傲慢自大的“醒狮”
拿破仑——据说会见一位英国使臣时讲的“中国睡狮论”盛传百年，对此，近年已有不少人撰文论证这是误传。两年前，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杨瑞松出了一本专著《病夫、黄祸与睡狮》，对三个影响中国人情绪的符号性名词进行考订，梳理纠正了流传的谬误。他检索一七五○年到一九八五年的英国《泰晤士报》，没找到拿破仑的“中国是沉睡狮子”的原话。他还引述费约翰在《唤醒中国》（二○○四年）中做的地毯式的考据，也没发现“睡狮论”的任何相关词语，费约翰认为“拿破仑的睡狮论”不过是以讹传讹的寓言。
杨瑞松在否定拿破仑后，找出了“睡狮论”的真正“作者”。清朝驻英公使曾纪泽一八八五年用英文在伦敦《亚洲季刊》发表文章《China，the Sleeping and the Awakening》（中译名《中国先睡后醒论》），是回应有些外国人对中国的批评，指出中国现在是睡着，但我们会醒过来。一八九九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写了一篇《动物谈》，他在转述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时，误记为曾纪泽“把我们中国说成是睡狮”，梁启超借此把中国形容为“一个睡着的机器怪物，一时又是个睡着的狮子”。时值甲午战争之后，梁启超要表达的“不是在说中国有巨大的潜力，有多可怕”，而是悲观地说，中国的各种改革都进行了，却越改越糟，“中国已经万劫不复”。
去年，凤凰电视台介绍过杨瑞松的《病夫、黄祸与睡狮》，拿破仑“睡狮论”的来龙去脉已广为人知，但习近平日理万机却孤陋寡闻，他庞大的秘书班子没有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和胡乔木那样的才子，让他堂而皇之地在法国犯低级错误，对此我们不必过于苛责。但习近平引用这个过时的蹩脚比喻，除了说明他在毛时代接受的“恐惧西方，又要战胜西方”洗脑教育的冥顽，更暴露了他以世界老二国君自居的自大，“老子发了，中国这头狮子醒了，可以吆五喝六了”，尽管他假惺惺地自诩“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谁都知道，在目下的世界丛林中，有不称王称霸的“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吗？
习近平随后（四月一日）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中就对自己的“文明的狮子”论作了注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创了中华民族新的历史纪元”；一八九一年以来，“君主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否则的话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此类沿袭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拒绝政治改革的套话，是他曾说的“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的翻版，毫无新意，不过说得更理直气壮，即傲慢地向世界宣告：中国已经是一头独霸一方的狮子，决不会仰西方人的鼻息，更不会改弦更张建立民主政体。
讳疾忌医的“病狮”
杨瑞松匡正的另一个被误传的名词“东亚病夫”，注解了习近平和他治下的中国现状。
一八九六年以前，“病夫（Sick Man）”，是西方世界用来形容改革乏力的落后国家的惯用词，直到今天仍然沿用，看类似的新闻标题：“Germany：The Sick Man of Europe？（德国是欧洲病夫？）”（一九九七）；“The Sick Man of Asia（亚洲的病夫）”（二○○二）；“Nigeria's Sick Man Democracy（尼日利亚是病夫民主）”（二○○八），无一关乎诸国国民身体素质。
一八九六年十月，上海的英文《字林西报》转载英国伦敦《学校岁报》的一篇专论，梁启超主笔的改革派报纸《时务报》刊登译稿，名为《中国实情》，是针砭清政府改革失败的政治评论，只在开首一处使用“病夫”，称“夫中国——东方之病夫也”，中文却将“中国是东亚病夫”误译成“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事实上，全文没有一字指涉中国人的身体素质，也丝毫没有提及改造国民体质的问题，所谈的都是中国的政治事务。作者指出，中国在甲午之战中不敌日本的症结，在于不启动政治改革，没能从传统帝国蜕变为近代国家，所以是“东方之病夫”。
也就是说，一百年前，外国人就看清楚了，中国的问题是清政府“麻木不仁久矣”，是晚清官僚系统腐败导致军政改革全盘失败，跟老百姓的素质（更别论体质）无关。
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又陷入同样的境地，中国问题的顽疾仍然在政府而不是百姓的素质。掌握中国命脉的中共政权，比满清朝廷更腐败暴戾，他们为维护一党私利，逆世界潮流对抗普世价值，不进行任何政治改革，一意孤行坚持独裁，蛮横剥夺老百姓享有自由的权利。
《中国实情》作者给清政府提改革建议，期许“北京执政之臣，若果以除旧弊、布新猷为急务，势虽汲汲，犹未晚”，完全适用今日的中共。但对新党魁习近平来说，诸如此类的规劝是过耳风，以他为代表的中共骄狂地自喻狮子，却不知自己病入膏肓不可救药，是讳疾忌医的“东亚病夫”，正在走向梁启超所说的“万劫不复”。
《争鸣》2014年5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