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2月，南京。国民大会制宪会议现场，会务接待。
王鼎钧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曾有人问一位史家，能不能用简单几句话说明人类全部的历史。结果他拈出了四句话：
上帝教谁灭亡，先要教谁疯狂；
上帝的磨子转得很慢，但是磨得很细；
蜜蜂采了花粉，却使花更鲜美；
当你看见星星时，太阳就快出来了。
上帝的磨子转得很慢，但是磨得很细；
蜜蜂采了花粉，却使花更鲜美；
当你看见星星时，太阳就快出来了。
这四句谚语，第三句是中国的，其他三句是西方的。第二句尤其让我心动，许多的失望，许多难以释怀、愤愤不平的历史，都可以在这句话中得到安息，慢慢地平静下来，重新获得耐心和信心，重新找回久远的根本的盼望。我们不过处在历史的过程中，磨还在转动，虽然转得很慢，但着急不来，毕竟我们能看见的常常只是现实的表象，我们并不明白历史何以如此。王鼎钧就这句话也有很好的点评：“历史上每一件事情，都有远因、近因、内因、外因，历史永远在进行，只是你不觉得。这也正是中国人常常说的天道在冥冥之中。历史上重大的改变虽然来得慢，但是常常变得很彻底，冥冥之中进行的，是一件一件慢工细活。”（王鼎钧《一方阳光》，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262页）难怪德国大诗人歌德充满敬畏地将历史称为“上帝的神秘作坊”。1967年9月的一个夜晚，在台湾阳明山官邸，蒋介石对来访的美国众议员的周以德吟诵的就是这四句谚语，只是将第三句放在最前面。周以德曾在中国传教和行医，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陶涵著、林添贵译《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下卷，时报出版2010年，664—665页）
一
看看近世以来中国的转型，帝制瓦解，共和诞生，袁世凯这个新权威看上去已稳如磐石，就是解散国民党、取消民选国会，都无人可以质疑。因此，他一转念就回到了帝制的老路，也是这一转念，他的权威却如同纸糊一般被戳穿了。这一切的发生都在短短几年之间，让人眼花缭乱。
袁氏当国，遇上了开创新局的大好机会，不幸他只有旧手段、旧眼光、旧见识，要他往共和的新路上走，真是难为他了。他与留美博士顾维钧关于共和要多久的问答，确乎生动、真实。袁氏是中国的官场里历练出来，见过世面、经过风浪的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与古老帝国的纠缠极深，也是古老帝国一步步造就出来的，典型的中国史中人。
张东荪在盛年思考中国的过去与将来，苦思冥想，为中国求出路。在当时阶级论思潮勃兴的时代，他也以阶级来分析两千年来之中国，认为中国有三个阶级，官是一个阶级（商也好，士也好，都可归在这个阶级），农民是一个阶级，军和匪是一个阶级。士和官之间并不能划等号，两者之间关系复杂，有矛盾。农民通过读书考试可以成为士，也可以成为军或匪。他很看重士这个阶级，长远的看，这算是承担责任的一个阶级，也是造成中国的制度、文化和社会长期稳定的支撑力。
清末废科举，改学校，学生中的一部分成为革命党，保留了一些士的气味。辛亥革命却主要由新军起事造成，如果没有新军，光凭革命党，清帝国不可能被撼动。袁世凯何许人，他是官，他更是新军的主要缔造者，在新军造成的新局势中他登上权力舞台的中心，乃是顺理成章的。他是兵的代表，也是官的代表，几乎无人可以替代他。曾几何时，“非袁莫属”不是一句空话。
帝国的落日中，士的光荣毕竟还没有完全过去，在晚清咨议局选举中胜出的各省议员们，或在民初国会选举中胜出的参议员、众议员，多数可以算是旧式的士，或新式的士，他们或是有旧的科举功名，乃至状元（如张謇），或是留学归来，或是在国内新式学堂（像京师大学堂）出身，他们的政治倾向虽各不相同，或是立宪派，或是革命党，但他们中的不少人是有责任感的，那是古老文化赋予他们的士的底气。可惜，短暂的议会问政岁月，尚未来得及淘洗出一批拥有民主精神的士，来支撑新生的共和制度。在长期的帝制生活中，国民的性格中不可能养成民主精神，来适应和支撑新的共和制度。这样的精神也是需要在时间中商量培养的，在适当的土壤中才能慢慢成长起来的。清帝国开设的咨议局、资政院，民初的国会就是最好的练习场。但是，他们需要时间。维系了二千年帝制循环的士，和他们所代表的以儒家为主体的价值观，也是在长久的时间中转化为民族的政治文化，连游牧民族的统治者也难以改变。
像年轻的“八零后”宋教仁这样对共和、民主有明晰见解，并有着付诸实行的热忱与能力的新人，毕竟只是少数中的少数，还不足以与袁氏这样的旧人竞争。袁氏不愿走一条前途不明朗的新路，而要回到熟悉的老路，背后也是有强大的文化上、思想上的推力的，不仅仅是私人的具体的因素。整个中国还在新旧交替或新陈代谢的路上，上帝的磨还在慢慢的转，庄稼不会一夜就熟了。
袁氏之后，北洋军人主导北方政局十多年，最后被黄埔军人代表的力量取代，骨子里还是军阶级代替了军阶级。
二十几年过去后，到1946年，亲历过辛亥以来中国波澜起伏的变化，以哲学为业的“八零后”张东荪已是六十岁的人了，其时他的《道德哲学》、《科学与哲学》、《思想与社会》、《知识与文化》等著作已陆续问世。大半生对于国事的奔走和思索，使他明白，“如果中国仍走历史上的老路，则不仅中国永远不能变为现代国家，并且中国人亦永久得不着人生幸福。中国要变为民主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是因为这样的文明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十分可靠的根基。……所以中国今后要实行民主政治不仅是一个政治上的制度之问题，乃确是涉及全部文化的一个问题。亦不仅是在历史上另划一个新纪元的事情，乃必是把中国从历史的旧轨道中搬出而另外摆在一个新的轨道上。一班人只知高呼一二声民主以为就可了事；我则以为民主二字愈成滥调，则必致离真正的民主愈远。于是我们的问题便为：要实现民主必须先有一班人而足为这样的文明之托命者。倘使中国没有这样的人们，则纵有数千百万的高呼民主者亦必无济于事。非图无益，反而有害。”（1946年10月5日，《观察》第六期影印本，13页）
二
袁氏当国时，“足为这样的文明之托命者”太少了。即便此时，民国已进入三十五年，又有多少人“足为这样的文明之托命者”？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一班人已产生了，张东荪自己就是，刚从美国回来的北大校长胡适之是，北大代校长傅斯年是，民盟中的罗隆基这些人是，正在办《观察》周刊的储安平是，《观察》特约撰稿人名单上的许多人可以算是，吸纳到了国民党体制内的王世杰、雷震、陈克文等人也是……
就是商当中也有陈光甫、卢作孚这样的人。目睹国民党主动吸纳其他党派改组国民政府，陈光甫一度感到振奋，1947年4月23日晚上对王世杰说：“国民党今日自动取消一党专政，可说是一种不流血的革命。”（《王世杰日记》上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856页）他是一位有见识的银行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创始人，对国族深怀期待，抗战期间与胡适到美国游说借款。
他们的政见容或有异，在大的方向却是有共识的。他们中大多数大约都可以算是美国人所期待的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也是蒋介石想要拉拢，一起共度难关的政治力量。然而，他们心里未必准备好了，去做“足为这样的文明之托命者”，时势也没有让他们成为这样的人。何况在汪洋大海般的民众当中，他们不过是少数中的少数。
时局急转直下，人们看到一切都在往另一个方向演变。历史错过了又一次机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制度更新上走上一条和平的宽阔之路。蒋介石苦心焦虑的筹划和努力都成了泥潭中的挣扎，他部下的国民党干部不是可以承担转轨易辙重任的“士”，那些有一点“士”的气息的知识分子，放在张东荪的三阶级结构中，我们一眼能看出他们的脆弱与无奈，他们面对的是另外两大阶级来势汹涌的挤压。二十年前，蒋氏之所以在国民党内胜出，让胡汉民、汪精卫这些人屈居他之下，就因为他来自军这个阶级，在日本是学军事的，黄埔军校类似于当年袁氏的小站，在激荡的革命和战争当中，唯有军才能掌握局面。（毛泽东可以说是新学生，上井冈山，又结合农民，将两个阶级连接起来了，其力量也来自于此。）
蒋试图通过还政于民、兑现宪政的承诺，获得美国的支持，时机不巧，反而加速了崩溃。但他也不是没有任何机会，只是他手下大多数人理解不了他的苦心，包括推荐胡适为总统候选人在国民党内就一边倒的通不过。罗家伦、雷震等人的日记都记着，1948年4月4日他在国民党中央执行会临时全会上痛言，如果大家不听他的主张，不出二年，国民党有崩溃可能。这番沉痛之语决非戏言。与他同样来自军这个阶级的李宗仁等人，对于时局的判断就与他不同，派系之间的狭隘之见令他深感无奈。
他们诚然缺乏张东荪那样的认识，也不可能安静地坐下来思考更深刻的问题，只能随着时代剧变的风浪颠簸。此前，王世杰在1947年5月4日的感慨是有针对性的：“凡在政治上或社会方面负重责之人，往往因日常事务之繁重，不及腾出时间，从容思考，或阅读有哲学性之古今著作。其实最需要细密思考，而且最需要不时从哲理方面，研讨自己之过去与将来之行动者，恰是这些忙而负责之人。”
7月9日，他为国民党的无办法而深感悲观，因为“无真正具有公心而且具有现代民主思想之人主持党务”。他也确实意识到国民党这架机器中少了“足为这样的文明之托命者”。像他这样有见识、有才能、有操守的读书人，在蒋介石圈中的作用已越来越小，抗战胜利的欢欣转眼化作了忧愁和焦灼，失败的阴影笼罩在石头城上。7月16日，“近来极消极”的王世杰想到了自己何去何从，想到了总崩溃：“盖予今日之选择，一为引退，一为继续尽其力之所能为，以阻止国民政府与本党之总崩溃，不计成败与毁誉。今日之问题诚然是一个防止总崩溃的问题。”（《王世杰日记》上册，858、873、874页）这要比蒋介石的上述痛言早了八、九个月。
三
国民党在应对时代的变局时多有失策，王世杰、雷震、陈克文等人私下在日记里多有议及，蒋介石也并非没有洞悉。对于1947年匆忙取消中国民主同盟，国民党内也有不同的意见，1948年1月25日，雷震读到《大公报》上一篇批评政府对付自由分子失策的文章，在日记中写下这段话：
“去年宣布民盟为不法时，余再三说明不可，并谓可候岳军回来再说，不料次晨见报已由内政部发言人宣布其非法，此事处置大错。今日民盟完全由共产分子掌握，在香港大肆活动，沈钧儒为主席，章伯钧副之，如不解散，由张澜、黄炎培等主持，则比较稳健也。”（《雷震日记》1，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 年，3页）
不仅处置自由知识分子的决策失当，他们对于乡村问题的严重性向来也不够放在心上。甚至可以说，国民党上层不大留意乡村的困苦。其实，早在1932年茅盾的《春蚕》系列和1934年沈从文的《边城》问世时，中国乡村从北到南都已陷入饥饿、动荡的危机中，只是日本入侵的危机太深重了，压倒了乡村的危机，但是乡村危机的后遗症终究要以某种方式爆发出来的，那就是国民党政权的出局。只是包括蒋介石在内，国民党上层的许多人未能及时明白罢了。我再次想起“上帝的磨子转得很慢，但是磨得很细”这句话，生活还在继续，历史也在继续。
“老通宝”们的命运看上去似乎渺不足道，无关大局，他们病死，还是饿死，不会上报纸新闻，除了他们的亲人，甚至无人为他们的死而哀伤。然而，人命关天，任何一个时代在土地上讨生活的人，他们的生死决不是可以忽视的，尤其对掌握了政权的人。1930年代中国乡村的苦痛字字如血，潜伏着十几年后局势演变的信号。书斋中的张东荪也许未曾留意到这些线索，但他在思考中国的将来时，曾经设想过士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是以教育为终身职业，实行职业自治的社会主义，就是组织同业公会来自治。二是与农打成一片。即将在他面前展开的历史是，那在战场上锐不可当取代国民党的力量，走的似乎正好是后面一途。当然，他想象中的“与农打成一片”并不是这样的。老实说，他对乡村的苦难了解甚少，怎样“与农打成一片”他也没有提出具体的思路和方案。曾与他同在民盟的梁漱溟在乡村建设上有十年以上的实践，而且有系统的理论表述，这些静悄悄的努力不幸被日本入侵中断。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梁漱溟在山东邹平……这些知识分子迈出的脚步，已超越“书斋中的革命”，直接通往乡间地头，无疑他们也是“足为这样的文明之托命者”，只是历史给他们的时间太少了。
1948年5月20日，蒋介石、李宗仁宣誓就任总统、副总统，当天在场的陈克文在日记中记着，“天气异常隐晦，细雨濛濛，使人对于时局的前途更加感觉沉郁。老河口、临汾都在这两天失落于共产党之手，市场物价又极度的波动混乱，代表民意的立法院也发生许多幼稚和冲动的言论。”不过，他依然认为，“民主是要学习的，更要代价的，我们自然不必因此灰心。”23日，因行政院院长人选问题，许多人私下都非难蒋介石，以为他不够民主，陈克文却不以为然，认为造成僵局的原因更复杂，不能归咎于他一人，国民党和立法院都有责任。“我总觉得民主政治的养成，决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更不是一二人的意见和努力所能奏效的。我们现在才上第一课，只要大家认定方向，耐心向前走，一定可以慢慢走到目标的。”这些思考没有影响过那个时代，却是认真的，也是切实的。
从这一天，到次年南京易手，只剩下十一个月的时间。对于陈克文他们来说，心情之悲凉是可以想见的。1949年4月23日上午，他怀着无限的凄怆悲伤告别南京，留下一声深长的叹息：“呜呼！国民党的政府竟这样的垮台！”（《陈克文日记》下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1098—1099、1221页）
但，历史不会在这里戛然而止，历史是一个过程。对于政治人物来说，也许成败就是一切，时间、空间是最大的限制，机会失去了就不再回来。而一个思想者能给予时代的最大贡献则是思想。思想的种子一旦落在地上，即能发芽，长叶，开花，结果。思想是最宝贵的，也是最容易被轻忽、被忘却的。思想不能当饭吃，却常常隐伏着一个民族的生命，连接着过去与将来。张东荪早已过去，他提出的“足为这样的文明之托命者”一说，却是不会被时间长久淹没的，时间只会让他的思想更显出生命的力量来。从袁氏称帝到今天正好一百年，一百年很长，大多数人活不到这个岁数，这是每个个体的“小时间”。一百年也很短，在横穿古今的“大时间”中，真的不算长，上帝的磨子还在转。一切都会过去，只有不该过去的不会过去。
2015年4月14—15日初稿5月7日、6月16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