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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21 August 2016

郎平-“人挪活,树挪死”的一个典型例子

很早就想写写郎平。国内的体育名人很多,但基本都是举国体制的产物,真正让我欣赏的实在太少。邓亚萍是典型的体制宠物,从她的运动生涯,到她的思维方式和说话做人都带着刻板的体制烙印,使她一走出体育圈就贻笑大方。刘翔则是体制的玩偶,虽然贵为世界冠军、曾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但他一直活在别人的安排、别人的期待中,最后也因两届奥运会上的尴尬表演,被国人势利而无情的口水淹没。姚明和李娜有幸跳出了体制,分别在NBA赛场和单飞后的职业网球中开辟了自己的天地,他俩算是活得比较正常一点。而新一代的人气明星如孙杨、宁泽涛等人,从成名那天起就在体制中挣扎缠斗,至今前途未卜。
只有郎平,虽然也成名于体制,但成名之后却主动摆脱了体制的荫庇,踏上了一条自我救赎的奋斗之路。在经历千辛万苦,自己长成一棵大树之后,郎平又回归中国女排,以她独特的个性魅力,给中国体坛带来了令人欣喜的体制性突破。
1986年,夺得女排大满贯后的郎平,带着一身的伤病退役。此前,中国女排的功勋元老如孙晋芳、张蓉芳等退役后都是弄个省体委副主任当当,封了副厅级的官。按惯例,有关部门也给郎平安排了北京体委副主任的职位,没想到郎平对做官毫无兴趣。
郎平后来在自传中坦承,自己不愿做官,完全是因为受了刺激。
事情大概是这样的:在郴州排球基地集训时,基地主任有天突然叫郎平一起上北京向国家经委要钱,说是领队安排的,因为郎平是名人,到北京说话有份量。钱是以建设基地之名要的,但钱要回来后,却没马上用于基地建设,因此被人告了上去。体委查下来,要郎平写检查,还严厉斥责她‌‌“当了世界冠军,就不知天高地厚到处要钱‌‌”!这是哪跟哪啊?郎平说是队里领导安排我去的,钱要回来了他们用在什么地方我哪知道啊?可领队矢口否认是他让郎平去的,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这事给单纯的郎平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憋了一肚子气的她觉得官场太肮脏,从此发誓决不做官。
80年代退役球员出路很少,做教练要论资排辈还轮不上她,又自绝于体制安排的官位,郎平只能自谋出路。
1987年,郎平自费到美国留学,在新墨西哥州大学边读书边当校排球队助教,没有工资,只免学费。这个曾经叱咤排坛的世界冠军、在中国被人捧上天的‌‌“民族英雄‌‌”,为了养活自己,只能去教最初级的学生,甚至夏令营玩排球的小孩,几乎从零开始。为了省钱,她上学时的午餐都是自制的三明治,一个星期的午餐费只花五、六美元。期间她甚至还应聘到意大利甲A俱乐部去打职业联赛,带着伤也坚持上场,只是为了挣钱,使自己能经济上自立。
在出国后的22年中,除了1995-1999经恩师袁伟民力邀,回国做了几年中国女排主教练(纯属‌‌“奉献‌‌”,在国外俱乐部执教年薪至少十几万美元,而中国女排主教练当时的月薪是335元,加上各种补贴,年收入约6000元人民币),郎平一直在美国、意大利、日本甚至土耳其做排球教练,从一开始的大学业余队,到后来的职业队,乃至美国国家队,她硬是靠自己的实力和能力,在国际排坛打出了一片自己的天地,成了炙手可热的国际知名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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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不得那么多人想出国,不想待在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