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隔岸观火的中国人来说，大洋彼岸的美国大选是一场绝佳好戏。尤其是希拉里与特朗普的这场总统大位角逐战，更是火药味十足。种种原先暗藏的隐情黑幕如岩浆般喷薄而出，阴谋论更是甚嚣尘上。这样一场火光四溅的选举角逐，让从来只是习惯于肉食者谋之的中国人也从围观每三秒刷新一次的实时票数统计中，享受了一把票选的虚拟快感。但是这种快感中除了看热闹的欢愉之外，还夹杂着一种不屑和斥责，早晨网上热转的一篇著名学者联合座谈的评论文章已经为本届美国大选诊断出四大绝症：抹黑攻击、金钱政治、内外交困、计划严重，最后宣判美国“政治制度封闭，政治生态每况愈下”，无论是谁当选都无法救治气息奄奄的美国绝症了。
对美国大选乱象的批判多少满足了中国人一种特殊心态：“世界如此乱套，风景这边独好”。然而这种自我安慰的心态并非是现代中国人的发明，早在一个多世纪前的晚清时代，那些在教科书上被奉为“开眼看世界”的中国先贤们就已经对美国大选指指点点，批评指责了。
必须承认，当中国人第一次与美国人接触时，尽管分不清他们究竟是哪一种夷类，但是留下的印象却相当不错。因为他们比英国人更守规矩，每当有皇帝的圣旨抵达广州十三行时，为了避免尴尬的情形出现，英国人都会被临时请到外面，以免因为磕头问题发生矛盾，而美国人却愿意为了商业利益行礼如仪。即使在鸦片战争后进行换约时，美国公使也愿意按照中国官方的要求亲自进京换约。而像魏源这样的主动了解西洋问题的中国士人，在他抄袭西洋译著成书的《海国图志》里对美国民主选举制不吝赞扬之辞，尽管他还是按照夷夏之辨的惯例，将美国各州州长和总统分别称为“部酋”和“大酋”：“二十七部酋分东西二路，而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而徐继畲更将他认为的这一制度的开创者华盛顿比之于提三尺剑的汉高祖，甚至比汉高祖还要高明，因为他“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在他看来这种指定任期，民主选举的制度几乎可以和三代圣王的治世相提并论。另一位文士王韬则甚至赞颂华盛顿“虽古尧舜，不啻如是”。
然而，这种赞扬的前提是，这些知识精英从未见证过真正的美国大选，他们只能通过自己头脑中的想象这一情景，而目的也自然是非常实用主义的，那就是所谓的“礼失求诸野”。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从魏源到徐继畲都并非朝廷官僚体系内的人物，只有这些忧虑时局的体制外的学者，才会想到用将夷狄比作异国尧舜的方式来刺激丢失了这些美德的天朝上国。但真正的问题是，第一个见证美国大选的却并不是这些人。
张德彝在晚清中国不算一个大人物，这位21岁的汉军镶黄旗人是同文馆的学生，但在1868年被清廷委派出访美国时，已经有过一次官派游历欧陆的经验，这次游历使他大开眼界，不过在目睹西洋强盛的物质文明之余，也见证了西洋政治中混乱的一面。他抵达美国的那一年恰好赶上美国大选。他倒是对之前的美国南北内战有所知晓，因此他很自然地将大选看成了不甘失败的南方党人（分尊卑党）“聚众立党”，向北方党人（平行党）示威挑衅，两党“各怀私意，彼此不睦”，因为张德彝对美国的“富强”还是颇多好感的，所以只是叹息“二党如此争衡，后患恐不免焉”。
相比较张德彝，之后见证1884年美国大选的黄遵宪则干脆将美国大选称为“怪事”，对眼前所见有关大选的一切都加以讽刺，此时身为大清驻美旧金山领事的黄遵宪并非不开化的顽固守旧派，实际上，他相当开明，他的《日本国志》细述日本历史源流及变政得失，大有以日为师的感慨，尽管这本书真正盛行于世要等到1895年中国被日本大败之后（当然，在中国的官方文书和报纸上，战败求和的是日本），但黄遵宪洋务派的形象却深入人心。然而，在面对美国大选时，这位新派人物却认定美国大选乃是一派乌烟瘴气，指责他们党同伐异，互揭阴私，打压对手，而候选人的提名大会和对台演讲则像是一个混乱不堪的马戏台“或带假面具，或手持长枪。金目戏方相，黑脸画鬼王”，一派群魔乱舞的乱象。至于大选日当天，更像是一场集体赌博：“两党党魁名，先刻党人碑。人人手一纸，某官某何谁”最后到了公布选举结果的时候“夜半筹马定，明明无差池”到此这场举国乱象才算宣告结束。
黄遵宪并非厌恶美国政制，但作为一个天朝上国的臣民，和其他的官员一样，维持社会稳定才是重中之重，他无法理解美国大选看似怪事的乱象乃是“必要的混乱”，这种“混乱”不仅仅是表达民意的方式，更是避免因为强制维持稳定而导致的更大祸乱的安全阀。他看到的只有混乱：
“乌知选总统，所见乃怪事：怒挥同室戈，愤争传国玺。大则酿祸乱，小亦成击刺，寻常瓜蔓抄，搜捕遍官吏。至公反成私，大利亦生弊。究竟所举贤，无愧大宝位。倘能无党争，尚想太平世。”
黄遵宪据此认定招致如此周期性混乱的共和政治决不能施之于中国，而“乱”成为了大清官员对美国大选的主流看法。见证美国1888年大选的张荫恒将大选称为“党祸日深，创国成规亦不甚遵守，识者虑其久合必分也”。另一位同样目睹这一选举乱象的官员顾厚焜则将政党选举与之前美国的内战联系在一起“美国渐富庶，而上下意见龃龉，遂成南北党”，党争日渐升级，从“口角相争”一直到“干戈相扰”，终至“兵连祸结，久不能解”。之后任驻美公使的崔国因在目睹了1892年的美国大选后，则将大选党争看作是朝廷内部党同伐异，“凡希冀为总统者，无不分布党羽，竭力招揽，扰扰营营，热中无已”。崔国因更据此认定美国政治已经无可救药：“议院有俯视一切之心，南北两党有莫能相下，相为敌雠之怨”，“外交则睥睨一切，内治则畛域自私”，因此“外侮则受措于强梁，内忧则兴戎于两党”，美国已然是无论内政外交，皆一无可取，总而言之，再如此混乱下去，美国灭亡，指日可待了。
既然美国大选搞得国家昏乱，亡国将至，那么究竟哪种政治制度才是最好的呢？1902年出版的一部名为《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的书给出了标准答案，那就是“圣朝家法”。
《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是晚清时期最具时代特色的“皇朝经世”类出版物之一，这些打着“经世”旗号的出版物看起来目的是所谓“经世致用”，但其实真正的意图跟今天中国高考政治热点题库一样，是为了应对科举考试中日益成为热点的洋务题目而编选的作文大全。尤其是1900年庚子国变之后，朝廷推行新政，改革科举，这类经世书籍就更加热门。之前大力批评美国大选的顾厚焜也编过一套《精选新政应试必读》，里面编选的文章就包括如何论证西洋的好制度都是从中国学来的（《问西法悉本中国能详证其说否》）。
在《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给出的标准答案中，作者虽然认为华盛顿当年创立的制度虽然跟三代尧舜的美好政治有得一笔，然而尧舜禹三代之后，“君非尧舜，臣非皋夔稷契”——人民的素质太低下了，所以不配享受这种理想中的制度，如果非要拿着华盛顿的那一套选举制施之于中国，“固大乱之道也”。这篇文章还顺便不点名地敲打了一下儿同为帝制的日本，因为日本将皇位继承写成法律公布，即《皇室典范》，为防止皇位继承争斗，所以明确规定嫡长子继承制。但文章指出嫡长子继承制如果法定继承人不贤明，“亦大乱之道也”。既然两者都会导致天下大乱，那么当然只有大清朝自雍正爷创立下来的“圣朝家法”最好了。皇帝本人如此英明圣武，自然会“宸虑周详，圣谟深远”，肯定会从皇二代中选择贤德的继承人来干下一届。这样同样也避免了像美国两党相争那样导致的混乱局面，因为权力继承只局限在皇室内部，其他人也不配得到觊觎权力的资格。只要天朝臣民紧密忠诚于以英明圣武的皇帝为中心的朝廷周围，那么必然是“圣朝家法之善，不泥古制而慕虚名，永杜乱萌而固国本”，而大清王朝也可以“造亿万年无疆之休”。
尽管大清王朝有着如此美好的“圣朝家法”，近乎完美地解决了权力交接时的混乱问题，但“亿万年无疆之休”的梦想却仅仅过了九年便被辛亥革命的枪声惊醒了。1912年，清廷宣布退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道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皇位继承的问题。同一年，美国再次举行大选.
对美国大选乱象的批判多少满足了中国人一种特殊心态：“世界如此乱套，风景这边独好”。然而这种自我安慰的心态并非是现代中国人的发明，早在一个多世纪前的晚清时代，那些在教科书上被奉为“开眼看世界”的中国先贤们就已经对美国大选指指点点，批评指责了。
必须承认，当中国人第一次与美国人接触时，尽管分不清他们究竟是哪一种夷类，但是留下的印象却相当不错。因为他们比英国人更守规矩，每当有皇帝的圣旨抵达广州十三行时，为了避免尴尬的情形出现，英国人都会被临时请到外面，以免因为磕头问题发生矛盾，而美国人却愿意为了商业利益行礼如仪。即使在鸦片战争后进行换约时，美国公使也愿意按照中国官方的要求亲自进京换约。而像魏源这样的主动了解西洋问题的中国士人，在他抄袭西洋译著成书的《海国图志》里对美国民主选举制不吝赞扬之辞，尽管他还是按照夷夏之辨的惯例，将美国各州州长和总统分别称为“部酋”和“大酋”：“二十七部酋分东西二路，而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而徐继畲更将他认为的这一制度的开创者华盛顿比之于提三尺剑的汉高祖，甚至比汉高祖还要高明，因为他“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在他看来这种指定任期，民主选举的制度几乎可以和三代圣王的治世相提并论。另一位文士王韬则甚至赞颂华盛顿“虽古尧舜，不啻如是”。
然而，这种赞扬的前提是，这些知识精英从未见证过真正的美国大选，他们只能通过自己头脑中的想象这一情景，而目的也自然是非常实用主义的，那就是所谓的“礼失求诸野”。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从魏源到徐继畲都并非朝廷官僚体系内的人物，只有这些忧虑时局的体制外的学者，才会想到用将夷狄比作异国尧舜的方式来刺激丢失了这些美德的天朝上国。但真正的问题是，第一个见证美国大选的却并不是这些人。
张德彝在晚清中国不算一个大人物，这位21岁的汉军镶黄旗人是同文馆的学生，但在1868年被清廷委派出访美国时，已经有过一次官派游历欧陆的经验，这次游历使他大开眼界，不过在目睹西洋强盛的物质文明之余，也见证了西洋政治中混乱的一面。他抵达美国的那一年恰好赶上美国大选。他倒是对之前的美国南北内战有所知晓，因此他很自然地将大选看成了不甘失败的南方党人（分尊卑党）“聚众立党”，向北方党人（平行党）示威挑衅，两党“各怀私意，彼此不睦”，因为张德彝对美国的“富强”还是颇多好感的，所以只是叹息“二党如此争衡，后患恐不免焉”。
相比较张德彝，之后见证1884年美国大选的黄遵宪则干脆将美国大选称为“怪事”，对眼前所见有关大选的一切都加以讽刺，此时身为大清驻美旧金山领事的黄遵宪并非不开化的顽固守旧派，实际上，他相当开明，他的《日本国志》细述日本历史源流及变政得失，大有以日为师的感慨，尽管这本书真正盛行于世要等到1895年中国被日本大败之后（当然，在中国的官方文书和报纸上，战败求和的是日本），但黄遵宪洋务派的形象却深入人心。然而，在面对美国大选时，这位新派人物却认定美国大选乃是一派乌烟瘴气，指责他们党同伐异，互揭阴私，打压对手，而候选人的提名大会和对台演讲则像是一个混乱不堪的马戏台“或带假面具，或手持长枪。金目戏方相，黑脸画鬼王”，一派群魔乱舞的乱象。至于大选日当天，更像是一场集体赌博：“两党党魁名，先刻党人碑。人人手一纸，某官某何谁”最后到了公布选举结果的时候“夜半筹马定，明明无差池”到此这场举国乱象才算宣告结束。
黄遵宪并非厌恶美国政制，但作为一个天朝上国的臣民，和其他的官员一样，维持社会稳定才是重中之重，他无法理解美国大选看似怪事的乱象乃是“必要的混乱”，这种“混乱”不仅仅是表达民意的方式，更是避免因为强制维持稳定而导致的更大祸乱的安全阀。他看到的只有混乱：
“乌知选总统，所见乃怪事：怒挥同室戈，愤争传国玺。大则酿祸乱，小亦成击刺，寻常瓜蔓抄，搜捕遍官吏。至公反成私，大利亦生弊。究竟所举贤，无愧大宝位。倘能无党争，尚想太平世。”
黄遵宪据此认定招致如此周期性混乱的共和政治决不能施之于中国，而“乱”成为了大清官员对美国大选的主流看法。见证美国1888年大选的张荫恒将大选称为“党祸日深，创国成规亦不甚遵守，识者虑其久合必分也”。另一位同样目睹这一选举乱象的官员顾厚焜则将政党选举与之前美国的内战联系在一起“美国渐富庶，而上下意见龃龉，遂成南北党”，党争日渐升级，从“口角相争”一直到“干戈相扰”，终至“兵连祸结，久不能解”。之后任驻美公使的崔国因在目睹了1892年的美国大选后，则将大选党争看作是朝廷内部党同伐异，“凡希冀为总统者，无不分布党羽，竭力招揽，扰扰营营，热中无已”。崔国因更据此认定美国政治已经无可救药：“议院有俯视一切之心，南北两党有莫能相下，相为敌雠之怨”，“外交则睥睨一切，内治则畛域自私”，因此“外侮则受措于强梁，内忧则兴戎于两党”，美国已然是无论内政外交，皆一无可取，总而言之，再如此混乱下去，美国灭亡，指日可待了。
既然美国大选搞得国家昏乱，亡国将至，那么究竟哪种政治制度才是最好的呢？1902年出版的一部名为《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的书给出了标准答案，那就是“圣朝家法”。
《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是晚清时期最具时代特色的“皇朝经世”类出版物之一，这些打着“经世”旗号的出版物看起来目的是所谓“经世致用”，但其实真正的意图跟今天中国高考政治热点题库一样，是为了应对科举考试中日益成为热点的洋务题目而编选的作文大全。尤其是1900年庚子国变之后，朝廷推行新政，改革科举，这类经世书籍就更加热门。之前大力批评美国大选的顾厚焜也编过一套《精选新政应试必读》，里面编选的文章就包括如何论证西洋的好制度都是从中国学来的（《问西法悉本中国能详证其说否》）。
在《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给出的标准答案中，作者虽然认为华盛顿当年创立的制度虽然跟三代尧舜的美好政治有得一笔，然而尧舜禹三代之后，“君非尧舜，臣非皋夔稷契”——人民的素质太低下了，所以不配享受这种理想中的制度，如果非要拿着华盛顿的那一套选举制施之于中国，“固大乱之道也”。这篇文章还顺便不点名地敲打了一下儿同为帝制的日本，因为日本将皇位继承写成法律公布，即《皇室典范》，为防止皇位继承争斗，所以明确规定嫡长子继承制。但文章指出嫡长子继承制如果法定继承人不贤明，“亦大乱之道也”。既然两者都会导致天下大乱，那么当然只有大清朝自雍正爷创立下来的“圣朝家法”最好了。皇帝本人如此英明圣武，自然会“宸虑周详，圣谟深远”，肯定会从皇二代中选择贤德的继承人来干下一届。这样同样也避免了像美国两党相争那样导致的混乱局面，因为权力继承只局限在皇室内部，其他人也不配得到觊觎权力的资格。只要天朝臣民紧密忠诚于以英明圣武的皇帝为中心的朝廷周围，那么必然是“圣朝家法之善，不泥古制而慕虚名，永杜乱萌而固国本”，而大清王朝也可以“造亿万年无疆之休”。
尽管大清王朝有着如此美好的“圣朝家法”，近乎完美地解决了权力交接时的混乱问题，但“亿万年无疆之休”的梦想却仅仅过了九年便被辛亥革命的枪声惊醒了。1912年，清廷宣布退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道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皇位继承的问题。同一年，美国再次举行大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