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今天是2017年7月13日，一个让人悲愤交加的日子。刘晓波说，"必须有一个道义巨人无私地牺牲"，"一个殉难者的出现就会彻底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于是，他走了。在他的前面，有过许多志士，比如谭嗣同；在他的身后，我们民族的灵魂会变得勇敢高贵吗？我记得自己曾经追问过这个问题，于是找出了一则写于29年之前的拙作。当时此文预感到了不到一年之后的血迹，然而我万万不敢想象它在29年之后还有某种预言意义。那时的历史境况已经远去，拙文明显已经不属于今天这个时代；然而，从谭嗣同到刘晓波，壮志如昨，专制日新，我们还有必要对暴君暴政去说任何话吗？我们还能寄望道义巨人的牺牲能够拯救我们的灵魂吗？天耶，天耶！
我久有一个心愿，就是要写点儿什么来表达对九十年前壮烈就义的谭君嗣同的敬意，只是觉得笔力孱弱，不足以缕述仰慕之心、追摹英杰之风，于是一再延宕。眼看，今年9月28日，又是戊戌六君子遇难纪念日。秋风瑟瑟，白云悠悠，我怀君子，不堪其忧；真情所至，发愤为文，就不计较是否粗陋了。
想起谭嗣同，我的眼前就浮现出一滩殷红的血。菜市口的血迹是早已为风霜雨雪、车水马龙所洗净踏尽了，然而，历史不死，那血的精义就像图画或大字一样书到了历史上，非篆非隶，非正非草，每时有它每时的意味，过一万年有它一万年时的意味，蕴藏着天地英灵的谜底，无论人们怎样去解考。
是有人在说这血流得没有价值。谭嗣同你本是可以跑掉的，到海外去，虽无今日渡洋的风光，总可以留得青山、以期卷土重来的吧？更有人在说这血的不纯：历史的局限性，阶级的局限性，改良之不良，等等。九十年来，天地仁慈，又生下无数志士仁人。我们又见了无尽的血，血似乎已经不稀罕；我们学会了品评与指责各种人物，以不必流血的机智在发着高论。谭君，六位君子，你们是永远地沉默了。谁来回答：这是一滩苍白的血，抑或竟就是一滩污血？
面对着那些聪明的评说者，我想我只有悲哀。是的，当我们一腔热血喷出时，怎么就能说这不是给安乐的人们带来了无谓的惊吓和慌乱呢？但有一把粮糊口，他们就要嫌这血的腥臭与污脏了。在愚昧的祭坛上，任何英杰的宝贵生命都是一钱不值的牺牲。中华数千年的风雨，已经教人看惯了阴晴明晦，茫然对春夏秋冬。一代代的花开似血，一茬茬的零落成泥，大地竟就如此这般无动于衷！传统的重压果真使我们麻木已极了吗？改革与进步似乎只是几个好事者的无事生非，人人以为你不过是借一个新题目来像他一样讨一副顶戴花翎，讥嘲、揶揄、幸灾乐祸乃至恶意的目光会将一切理想主义打翻在地，落后、愚昧、冷漠、自私更把一切求新图变之举埋葬在冰水之中。谁稀罕你的那套新玩意儿？想的是太美好了吧？瞧你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呢！听你说得慷慨激昂，闻闻，你的血也是一样的腥呢！一道血光，似已不足以划破愚昧的暗夜，满腔的青春生命之热流只好给人蘸了馒头。
我已不仅悲哀，甚至还要愤怒。众是愚氓且不论，另有那似乎特别清醒的人，向来听他颇多明言谠论，会把一切行动者的举动分析得头头是道，指出你的种种不行，到了围观杀人的刑场上，他也还会慢慢踱上前来，摆出一副智者先觉的嘴脸，惋惜如嗣同君般的不明智不成熟不听指教不识时务。也罢，即令如说谭嗣同的不必"送"死或竟就根本不应变法而应另作他图等等这意见就是对的，我也依然不能饶恕你们那种面对鲜血的超然与洒脱。谁是历史的局外者？请他站到历史之外！一切行动都绝不像思想那样完美，改革尤其诸多掣肘，种种变形。如果我们是改革的行动者，我们就有资格批判那不完善的行动，于是我们有进一步的推动，向着思想的完美的无限目标。如果你不是改革的行动者，反而要批判这行动，那么只能说你是敌人。我们不知听到有多少人在埋怨改革不应当这样这样，只应当那样那样。是的，到底应当怎样，谁也不敢说打一个保票。然而，究竟怎样，难道是由别人来决定的吗？我们，包括你，为什么不伸出手来呢？据说，因为不让伸手，不准伸手，故无援手之处。那么，请问：难道历史上曾经有什么革新是由反对者批准了才实施的吗？说什么不必流血，牺牲不值得，其实，说来说去，恐怕还是怕自己流血。叫这种人一声"懦夫"，也许嫌刻薄了，然而，在改革的紧要关头只是袖手旁观的人，如果不是胆小鬼，那就只能是旧势力的同党了。怪不得要掩鼻以过血迹了。一句"请自嗣同始"，一滩热血，照彻了多少投机者、旁观者、骑墙者的嘴脸：骨子里还是自私与冷漠！
变法者的血就那样流了。我常惊异于这一事实：在那样落后、腐朽的封建主义土壤上，居然就奇迹一般地生长出了这样大义凛然、气贯长虹的改革志士！烂透了的木头，就该生出鲜美的蘑菇来了。要说中华民族的气数不该尽，论据也许就在这里。我想，当谭嗣同和他的战友们从容就戮时，一定是想通了这样一个道理的：唯有滚烫的鲜血才足以震撼并唤醒一个麻木、冷漠的民族，为此而死，值得；如果连鲜血也无法让它从昏睡沉沦中矍然警醒，那么这样的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呢？这样的民族又怎配拥有这样的豪杰呢？那也只有去死了。那飞迸的鲜血中，一定是积蓄了这决绝一搏的钢铁意志吧？
呜呼！逝者已矣，后人自哀，追往思今，激烈壮怀；残阳如血，苍山如海，愿我民族，青春再来！君子在上，伏维尚飨。
写于1988年9月15日（原载《中国青年报》1988年9月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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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命诗
谭嗣同
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赏析
该诗是谭嗣同就义前题在狱中壁上的绝命诗。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就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并开始大肆搜捕和屠杀维新派人物。谭嗣同当时拒绝了别人请他逃走的劝告（康有为经上海逃往香港，梁启超经天津逃往日本），决心一死，愿以身殉法来唤醒和警策国人。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诗的前两句，表达的恰恰是：一些人“望门投止”地匆忙避难出走，使人想起高风亮节的张俭；一些人“忍死须臾”地自愿留下，并不畏一死，为的是能有更多的人能如一样高风亮节的杜根那样，出来坚贞不屈地效命于朝廷的兴亡大业。诗的后两句，则意为：而我呢，自赴一死，慷慨激扬；仰笑苍天，凛然刑场！而留下的，将是那如莽莽昆仑一样的浩然肝胆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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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绝命诗中的两大历史典故
谭嗣同的《狱中题壁》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血荐据说这是谭嗣同临刑前写在监狱墙壁上的一首绝命诗，还据说这首诗被梁启超“篡改”过，
原诗为：“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证据不足，难以采信。“望门投止思张俭”，这句说的张俭这个人的典故。
根据《后汉书·党锢列传》的记载，张俭是东汉末期的高平人，初为山阳东部督邮，严劾宦官侯览及其家属为非作歹，为太学生所敬仰。后来党锢之祸又起，他被迫逃亡，人们敬重他的人品，都冒着破家灭族的危险接待他。“望门投止”指的是找上门请人留宿，张俭在逃亡时害得很多人因为收留他而满门抄斩，甚至“郡县为之残破”，其于心何忍！“忍死须臾待杜根”，这句说的是杜根这个人的典故。
根据《后汉书·杜根传》的记载，杜根性格耿直，东汉安帝时任郎中，当时邓太后摄政，权在外戚。安帝年长，杜根上书要求太后归政，太后大怒，命人把他装在麻袋里摔死。执法官示意施刑人手下留情，载出城外待其苏醒。太后派人查看，杜根装死三日，目中生蛆，侥幸逃脱，躲了15年。邓太后死后，杜根复出，官拜侍御史。谭嗣同在诗中提到这两个历史人物的遭遇，而不选择他们的避难方式，表现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他不愿意选择逃亡而给别人添麻烦，也不可能凭借执法者手下留情而暂时躲过一死，他要以“横刀向天笑”的方式大义凛然地去刑场就义。“我自横刀向天笑”，表现慷慨赴死的气节。
其实谭嗣同是被关在囚车里拉到北京菜市口开刀问斩的，由不得他横刀向天，虽然壮怀激烈，但是身不由己。至于“去留肝胆两昆仑”一句，历来解释颇多。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称“两昆仑”一个是指康有为，另一个是指大刀王五；后来有人把康有为换成唐才常，认为唐才常是谭嗣同肝胆相照的朋友，像昆仑山一样坚毅；有人认为是指当时跟谭嗣同私交深厚的两个侠士胡七和王五，因为他们两人的武艺属于昆仑门派；有人把“昆仑”理解为“昆仑奴”，认为是谭嗣同的两个仆人；有人说其实就指的是谭嗣同自己一个人，“去留”可以作死生讲，嵇康的《琴赋》有“委天命兮任去留”，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有“曷不委心任去留”，无论生还是死自己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也有人认为“去留”不是“去”和“留”两个对比的意思，是偏正结构，是要留下什么的意思；……面对要斩尽杀绝的敌人，需要有的人牺牲，用流血牺牲的方式昭告同胞大众，鼓舞未死者和后来者继续做长期的奋斗。“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诗句），谭嗣同的做法或许可以称为“血荐”，他要用自己的鲜血警醒世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用鲜血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谭嗣同与戊戌变法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生在北京，是湖北巡抚的三公子，戊戌变法前他的身份是江苏候补知府。据说他12岁的时候在北京的大疫中被传染，昏迷了三天三夜，好不容易才活过来，所以取字“复生”。在这场大疫中他的母亲、大哥和二姐都被死神夺去了性命。后来死在台湾的是他的二哥谭嗣襄。谭嗣同的夫人李闰在他就义后取“忍死须臾待杜根”之意自号“臾生”，做悼亡诗：“盱衡禹贡尽荆榛，国难家仇鬼哭新。饮恨长号哀贱妾，高歌短叹谱忠臣。已无壮志酬明主，剩有臾生泣后尘。惨淡深闺悲夜永，灯前愁煞未亡人！”谭嗣同故居有湘人余德泉撰写的对联：“壮矣，维新欲杀贼而未回天，终成国恨；快哉！喋血屹昆仑以昭肝胆，长醒吾民。”正是化用了这首《狱中题壁》的诗意。我们也许永远无法解读谭嗣同的内心世界，但这首《狱中题壁》却在百年来不断引发我们的深思。我们可以从诗中感受殉道者的凛然正气以及从容不迫。
为了信仰，为了追求的事业，不惜生命，以身殉道，其精神确可感召后人。读这首诗，自然要了解谭嗣同这个人，于是也就关心他所参与的戊戌变法的背景。顺便说几句题外的话，谈诗词和作者的背景，自然涉及到一些方方面面的史料记载，正史也罢，野史也罢，显然都不完全是真实的，只能说尽量选取接近真实，自己认为比较可信的说法。总是来自第二手的资料居多，即使是抄自原始的史料，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看到别人引用，再以此线索核查第一手的史书。有时候，看到第二手的资料说的头头是道，自己认可或者偷懒，也未必再一一查对原始的记载。于是便有些说不清的“抄袭”的争议。
写这篇文章之前看过好几遍李敖的《北京法源寺》，受到很大影响，包括知识和思想。戊戌变法又被称为百日维新，因为前前后后才不过103天的光景。变法维新是从1898年的公历 6月11日正式开始的。
这一天，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自强（《清德宗实录》卷四一八），接着就是紧锣密鼓地实行一连串除旧布新的改革。当时慈禧太后虽然名义上已经“还政”给光绪皇帝，但实际上一直都在暗中操纵实权。才不过4天，6月14日，西太后就赶走了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和，而且还把自己的心腹荣禄安置做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接下来，“帝党”和“后党”明争暗斗，甚至有苗头显示太后那边要发动政变赶光绪下台，变法力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
9月18日晚上，谭嗣同找袁世凯密谈，希望掌握着新建陆军的袁世凯能够帮忙。袁世凯表面上同意了谭嗣同的计划，但谭嗣同前脚一走，他后脚就向荣禄告了密。荣禄是慈禧太后的亲信，住在颐和园的西太后很快知道了真相。9月20日清早，康有为上了去天津的火车。在他离开后不久，官军在南海会馆抓到了他的弟弟康广仁。侥幸脱身的康有为在英国人的帮助下逃亡上海。与此同时，梁启超被日本公使馆收容保护起来。9月21日，西太后正式“临朝训政”，光绪皇帝被软禁，103天的维新变法就此宣告结束。9月25日，农历戊戌年八月初十，梁启超被日本人护送离京，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清官军带走。
三天之后，9月28日，农历八月十三日（中秋节的前两天），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等“六君子”被押赴菜市口刑场，未经审讯直接砍头。据说，谭嗣同在临刑前从容多于慷慨，没有激越之气，没有畏惧和悔恨，也许连乞求刽子手“给个痛快”都不屑于一说，只是让一个声音划破了寂静的长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没有想明白的是，这要杀的“贼”到底是谁？又为何“死得其所”？
心苦后人知对于谭嗣同的死有多种解释：为了要对支持变法维新的人有所交代；为了报答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为了要大家支持变法继续走改良的路；为了证明改良的路走不通而必须走革命的路；为了害怕连累家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视死如归的态度是非常难得的。殉道者能够做到如此，显然需要从内心里发出强大的力量才行。这内在的力量来源于他的信仰，而他信仰的内容究竟是要改良还是要革命却是后人难以破解的谜团。有人认为他是改良派，他为他的信仰殉道，而不是信仰的内容。因为要深究那内容，也许会觉得他的死并没有多大意义。他一直反对愚忠，反对糊里糊涂地为皇帝而死。“止有死事的道理，绝无死君的道理”。
他为了他的信仰本身。也有人认为他是革命派，他血淋淋地证明中国唯一的前途就是革命，改良是一条行不通的路。因为保守势力实在是太强大了！倘若革命党看到谭嗣同的死，也会认识到改良主义在中国的不可行，从而会更加坚定地走革命的路。“功高明主眷，心苦后人知。”这是袁崇焕的两句诗。谭嗣同与袁督师的命运大不相同，谭嗣同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赏识，他也把这位热衷于变法维新的年轻皇帝当作知己，所以有人认为他“士为知己者死”。他在劝梁启超出走时曾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前者总是处于事件的高潮点上，目的单纯，更容易有勇气，不会三心二意，反正也要一死了之，无所畏惧。后者往往是在事件处于冷静时发生的，要经过复杂的思考而自愿选择殉难，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为殉道者，谭嗣同死得慷慨壮烈，死得从容不迫。其实，谭嗣同原本可以不死，许多种记载都说他不必去死。他是自愿送去给别人杀掉的。
《华严经》有“回向品”，主张已成“菩萨道”的人，还得“回向”人间，由出世回到入世，为众生舍身。如果不把失败孤立来看，而是把失败当成成功的一段，当成是成功必经的阶段。那么，这便可以称为是一种“成功的失败”。为了永恒，一时撒手。有的人斤斤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不能从大局出发，不肯轻易抛下自我；有的人义气用事，贸然做出牺牲，并没有产生什么深远的影响。太多太多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都终究被滔滔滚滚的历史长河淹没。而谭嗣同，被称为“千百年来中国第一真男人”。
郑师渠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关于“诗界革命”的论述中曾这样评介谭嗣同的《狱中题壁》一诗：“充分显示了这位激进的维新志士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崇高的人格。”就这首诗而言，是作者志意的反应，有激昂慷慨，有悲壮从容，也有无奈和期待。用典贴切，一气呵成，有打动人心的力量。生命诚可贵，信仰价更高。举世最惜者，死，而其不知惜也，这正充分体现出谭嗣同的痴。痴其实就是一种对于信仰的执著，甚至执著到不怕流血牺牲的程度。在今天，我们也许不必采取如此惨烈的方式以身殉道，但是这种对信仰执著追求无怨无悔的精神却不能不令我们肃然起敬。愿昆仑正气长留天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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