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注：想起了电影《苦恋》，"你爱祖国，可祖国爱你吗？"
著名剧作家、诗人白桦先生于2019年1月15日凌晨2点15分去世，享年89岁。
白桦，剧作家、诗人。原名陈佑华，河南信阳市平桥区中山铺人。1942年春，与孪生兄弟叶楠(陈佐华)一同考入潢川中学(今潢川高中)初中部，课外大量阅读文学作品，从中学时期，就开始学写诗歌、散文、小说。1947年参加中原野战军，任宣传员。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宣传干事、教育干事、师俱乐部主任职务。1952年曾在贺龙身边工作，此后在昆明军区和总政治部创作室任创作员。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党籍、军籍，在上海八一电影机械厂当钳工。1961年调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任编辑、编剧，1964年调武汉军区话剧团任编剧。1979年平反，恢复党籍，在武汉军区文化部工作。1985年转业到上海作家协会，任副主席。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长篇小说《妈妈呀，妈妈!》、《爱，凝固在心里》、《远方有个女儿国》、《溪水，泪水》(译有英文版)、《哀莫大于心未死》、《流水无归程》、《每一颗星都照亮过黑夜》，诗集《金沙江的怀念》、《热芭人的歌》、《白桦的诗》、《我在爱和被爱时的歌》、《白桦十四行抒情诗》，长诗《鹰群》、《孔雀》，话剧剧本集《白桦剧作选》(内含《红杜鹃，紫杜娟》、《曙光》、《今夜星光灿烂》)、《远古的钟声与今日的回响》(内含《吴王金戈越王剑》、《槐花曲》、《走不出的深山》)、《一个秃头帝国的兴亡》(译有英文版本)，《孪生兄弟电影剧本选》，散文集《我想问那月亮》、《悲情之旅》，短篇小说集《边疆的声音》、《猎人的姑娘》，中短篇小说集《白桦小说选》(译有法文版)、《白桦的中篇小说》、《沙漠里的狼》，随笔集《混合痛苦和愉悦的岁月》，电影文学剧本《山间铃响马帮来》、《曙光》、《今夜星光灿烂》、《苦恋》（又名《太阳和人》）、《孔雀公主》都已拍摄成电影，演讲集《白桦流血的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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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苦恋”前后
2019年1月15日凌晨2时15分，诗人、剧作家、小说家、散文家白桦在沪逝世，享年89岁。
白桦，生于1930年，原名陈佑华，河南信阳市平桥区中山铺人，中学时期就开始学写诗歌、散文、小说。他自1946年开始陆续发表作品，著有作品《妈妈呀，妈妈！》《爱，凝固在心里》《远方有个女儿国》等，电影文学剧本《山间铃响马帮来》《曙光》《今夜星光灿烂》《孔雀公主》及《苦恋》（又名《太阳和人》）均已拍摄成电影。其中剧本《苦恋》曾引发文坛风波。
注：本文摘自王端阳1979—1981年日记
前言
白桦的小说《苦恋》由导演彭宁拍成电影后，改名为《太阳和人》，尚未公演即遭到公开批判。关于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我没做过专门的调查和研究，也不加评议，我只是通过我的日记把我当时所听到和看到的如实整理出来，供有兴趣的朋友参阅。这些人中有文化界的头面人物，有作家和学者，有大军区的首长，当然也有普通的老百姓，如战士、中学老师、饭馆的经理和服务员等等，多少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层面。不多说了，请君自己去读。
1979年6月13日
又去冯牧那里，他再一次谈到以后和电影界断绝关系。他在和陈登科的电话中说，让陈告诉白桦，思想敏锐是好的，但注意不要讲过头话。
1981年1月19日
晚上去给冯牧叔叔送东西，未遇，他去看戏，见到王任重的女儿，我不认识，她走后听小二讲的，见到她留的便条，问及冯伯伯的健康，最后一句是中国文坛不能没有你。这句话口气不小，出于她口，又包含什么意思呢？
注:王任重时任中宣部部长。小二，冯牧的晚辈，常在冯家"帮忙"。
1月29日
冯牧叔叔因肺炎住友谊医院，下午我去医院，小戴、小林、小玲等人都来了。听冯谈了谈最近的情况，他又一次提出要辞职，他说心里憋得慌，中国哪有那么多时间来回折腾，他说这次来得厉害，刘白羽、林默涵、黄镇等人联名写信告他们，而且告准了，昨天王任重讲话还批评了《文艺报》，对周扬等还给点面子，主要是对荒煤和冯。王点名批评白桦，说白本来就是右派，《太阳和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还讲了几句没水平的话，说以后不准写反右派的和反四人帮的，也不准写反对官僚主义的……我说现在经济压力太大，是否想转移矛盾，似乎又都转到文艺上。提到白桦，冯说：活该！自作自受。他还谈到白桦走得太远。《太阳和人》有问题，可以改，但不能说是"毒草"。
注：小戴，冯牧的秘书。小林，即郭小林，郭小川的儿子。小玲，冯牧的女儿。
2月15日
下午去刘西家，刘副政委刚从北京开完政工会议回来，他讲《太阳和人》恶毒极了。我们没谈多少，现在两代人之间的共同语言很少，感情上的隔阂也很大。同刘西她们还谈得来（后小赵和小孙也来了，人称她为猴哥），青年人不管经历、地位有什么不同，还是有一些共同语言的。这些高干子女，别看父母多么正统，她们却都有自己的看法、想法。刘西说，他爸爸有一次对她说："我们当年对党是什么感情，你又是什么感情？"小赵说，她同她爸爸辩论，她爸爸讲不出理来，就骂她："反革命！"她妈妈又从她爸爸肩上伸出头来说："反革命！"那位猴哥也说她不能同她爸爸谈，一谈就吵。这些人也看到了社会上的一些情况，但她们毕竟生活的圈子太小，你谈点什么她们都感到好奇、新鲜。在个人问题上，她们也似乎不那么顺利，现在都还是老姑娘。
刘西讲，她哥哥回来，公开讲资本主义怎么好，社会主义怎么不如资本主义。这在一个大军区副政委家中，倒是很有点戏剧性。
注：此时孔继华尚在昆明军区，我已调铁道兵，去昆明探亲。刘西为昆明军区副政委刘砚田的女儿，军人。小赵也是军人，她父亲也是部队高级干部。
2月23日
晚上去找彭荆风，他出去，见到郭明效。他讲，最近让他们创作组都要批判《将军和士兵》那首诗，那首诗是有问题，苏策已经批了，就那些话了，还要每个人都写文章表态。他也只好写了，寄给了《解放军报》，同时彭荆风也寄出一篇文章，他是名作家，《解放军报》马上就登了，我的没见报，《国防战士》见军报用彭的，不能再用，又要用我的，找我要，我说寄出去了，后没办法，找出底稿又抄了一份送去。张少川副部长看了，到处说：郭明效批的还不如战士有火药味。国防战士报社将我的稿改了，加了许多"有分量"的词，如"恶毒攻击"、"别有用心"等等。我认为诗有问题指出就行了，不要用这一类的词，是否别有用心那是主观的事，谁知道。这样，文章已不全是我的了，于是我不让用我的真名，而用"一半"的笔名，意思是说只有一半是我的。报社不解，问何意，像日本人名，我一笑了之。后苏策要去看，认为题目和他的文相同，改了，给云南日报社寄去，没用。以后《解放军文艺》又要用，我说大样一定要给我看，我一看，等于是重写了一遍，仍用"一半"笔名发表。
郭明效今年已51岁了，还要这样紧跟，中国艺术家的命运真是可悲。《太阳和人》也要他们批判，他们说：我们没看见电影怎么批？他想趁机到边疆去转一转。我也同意他尽快下去。他问我《森林之谜》电影情况，我讲了，他说，文艺作品还是要离政治远一些，李准就是吃这个亏。他说，对那副漫画的批判，梅肖青说：他们根本就没有看懂，那是讽刺官僚主义的，把我这话给我反映上去。顿时我对梅产生了敬意，他还是敢讲话的。
郭也感到部队的创作无法搞了，说是提倡写部队，到时候不给发表。苏策写了个丫口排的小说，寄去一年还没看稿。最后郭让我转告冯牧，我们是支持他的。
听说总政有个文件，又要学习半个月。地方文化局王洪波说了句每一级都增加学习时间，那不成了"天天读"。现要批判他，真可笑。
星期六去见了张弓，他说他的剧本不改了，也不给全军戏剧创作会议演出。
前几天汪遵熹讲，巴金在法国说过，他后半生准备再写两部小说，其中之一是写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但是这两部东西在他生前不发表。还说李准三年不写东西，文艺界又出现一种压抑的气氛。可是我怎么办呢？下半年去部队看看再说。
注：彭荆风，苏策，都是著名军旅作家。郭明效，原十四军宣传处长，后调昆明军区政治部。梅肖青，昆明军区画家。张弓，国防话剧团团长。汪遵熹，国防话剧团导演。
3月2日昆明
下午张昆华来，将冯牧给他的信给我看了，10日周扬有个讲话，看来形势又有些好转，韦称政工会的那个简报他没有看，胡耀邦说不能再抓右派、打毒草（大意）。中国的政治气候就是这个样子，春天会出现寒流，冬天会出现回暖，所以一出现气候变化，人们总是加倍小心，预防"流感"。
注：张昆华，原和白桦一样，为昆明军区的军旅作家，此时在《云南日报》任副刊编辑。
4月15日
晚上去冯牧叔叔家，他刚从医院里出来又感冒了。我问到白桦的事，他讲他现在已回武汉，情况不妙。别的没再说，只说电影《太阳和人》有些混乱。我又提到要批叶文福的事及他最近那首诗，他讲，叶太狂了。这个人不好，爱出风头。
走时，冯叔叔将最近出版的他的两本书题赠给我，一本是文艺评论集《耕耘文集》，一本是散文集《滇云览胜记》。
4月21日
顺便去侯杰那里，见到许副主任，为批判《苦恋》的事又吵了一顿，我认为这么批一个电影剧本，有点旗鼓不相当，太兴师动众，用军报评论员、头版头条、通栏大标题。他觉得为什么不可以。我讲批判一个作品可以，也可以反批评，这是正常的，但这么搞，我不以为然。
注：侯杰，原国防歌舞团女舞蹈演员，复员后回北京。许副主任，许志奋，原昆明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文革中挨整，后调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再后任北京卫戍区政委。在昆明他落难时我们就很熟，也谈得来，所以说话无所顾忌。
5月8日
从小瑄那里借来本《十日谈》。连小瑄都讲，这次军报批《苦恋》，语言、手法都和过去一样，她们一个同志说，原以为还能有点新东西，一看，很失望，还是文革中的那一套手法。
有趣的是，《北京晚报》登了一条"白桦近况"，讲他没被开除党籍、军籍，正在构思一个新的剧本。是他所在党支部写的。
注：小瑄，北京十三中的普通化学老师，一个院里的邻居。
7月12日
上午文叔和杨浪来，畅谈了一上午，从艾青的诗、电影，一直谈到过去云南的生活。杨浪讲到一个故事：彭荆风、白桦、XX等人去饭馆吃饭，都满了，没坐的地方，XX就找服务员，问有无座位。服务员爱搭不理。XX讲，有个朋友来北京。服务员讲是谁。XX："白桦。""哪个白桦？是不是《苦恋》的作者？""对，就是他。"服务员一听，马上向里面跑去，边跑边嚷："经理，白桦来啦！写《苦恋》的白桦来啦！"经理一听，马上给安排一个单间，说："饭菜你们不用管了，我来安排。"结果上了一大堆，又多又好，最后一算账，还便宜。全饭店的人都来看他。当时正在批《苦恋》之时。
9月29日
晚上将《红象》打印本给冯牧叔叔送去。上午给爸爸寄去一本。
在谈到当前一些作者时，冯讲：现在一些作家视野太窄，只知道城市，只知道城市里的知识分子，而且也就是自己这十几年的遭遇。高晓声高出一筹，他从来没有和农村断过。XX提到王蒙最近又写了一篇东西，冯说：莫名其妙，看不懂。王蒙最高的就是《蝴蝶》了，没有超过的，再走下去，王蒙也就不是王蒙了。又谈起批《苦恋》的事，已定稿，冯讲：我们想就此算了，《解放军报》不干，让他们再批好了。谈到一些现实题材，冯讲：丁玲说《人到中年》和《李顺大造屋》比《苦恋》严重多了。冯又说：现实生活中存在，你不让写，那还写什么。
（2018年3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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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棵伫立风中的白桦树
1月15日凌晨，诗人、剧作家、小说家、散文家白桦在沪逝世。
本来我就已经很衰老了，已经到了俗话说的风烛残年。请透过我的创口看看我的年轮吧！每一个冬天的后面都有一个春天……
——白桦
白桦，生于1930年，原名陈佑华，河南信阳市平桥区中山铺人，中学时期就开始学写诗歌、散文、小说。1947年参加中原野战军，任宣传员；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后历任。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任编辑、编剧、武汉军区话剧团任编剧、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在一生中，他在长篇小说、诗歌、剧本、散文、中短篇小说等各体裁均有建树，其中电影文学剧本《山间铃响马帮来》《曙光》《今夜星光灿烂》《孔雀公主》已拍摄成电影。2017年，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在北京电影学院礼堂召开颁奖典礼，向白桦先生颁发第三届中国电影编剧终身成就奖。
2010年白桦先生在本报迎春晚会上的致辞，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人生回望的一点观照：
在寂寞的这边 | 白桦
请允许我引用十九世纪美国女诗人艾米丽·狄金森的四句诗，她说:
"我本来可以容忍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然而阳光已使我的荒凉成为更新的荒凉——"文学的追求和守望从来都是美，而美是没有止境的，犹如信仰。追求信仰的过程和结局必然充满悲剧色彩。正像艾米丽·狄金森说的:从荒凉走向更新的荒凉。这就是文学。文学必须突破和创新，而任何突破、创新都是悲壮的。列夫·托尔斯泰说:"人类的使命在于自强不息地追求完美。"所以我们才能在列夫·托尔斯泰之后拥有《战争与和平》，在柴可夫斯基之后拥有《悲怆》，在舒伯特之后拥有《未完成交响乐》，在莎士比亚之后拥有《哈姆雷特》，在曹雪芹之后拥有《红楼梦》。这都是人类追求完美的艰辛而悲壮历程的结晶。
今天，在中国，比起热闹的一边，寂寞的这边，真的是十分荒凉。我在欧洲曾经问过一些大名鼎鼎的作家，譬如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勒克莱齐奥和君特·格拉斯，还有已故的杰出作家娜塔莉·萨略特和罗伯·格里耶等等，他们都说过这样一句相似的话:"清醒的智者即使在清贫的时候，也会站在追求者的一边。当然，这一边是寂寞的，有时很寂寞。"罗伯·格里耶说:他在开始写作的时候，是一个站在街头不敢靠近食品橱窗的孩子。人类的经典都是在荒凉的寂寞中开放的花朵。据他们告诉我，法国很多最著名的作家都在出版社和媒体兼职，他们与出版社是一种互相帮助和互相支持的亲密关系，绝对不是我们的某些作家和出版社的关系，仅仅是金钱。我和这些作家见面都是在出版社的客厅或编辑室里，他们把出版社当作自己的家。
朋友们或许不知道，站在当今世界的高度来看，中国上海有一份《文学报》，这是非常宝贵的，许多发达国家都没有这样一张报纸。显然，我们今天的《文学报》是站在寂寞的一边，——站在众多文学追求者和守望者的一边。她用自身的形象，向公众越来越显示出她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无疑，历史将证明，她是寂寞荒凉中的一座花园，而且由于她的不断地努力，不断地创新和突破，她会越来越芬芳，越来越鲜艳。我们应该珍爱她，支持她。虽然我们的光亮很微弱、很微弱，但是，微弱的星星不是也能互相温暖、互相照耀么！
在白桦先生八十岁生日宴上，贺捷生祝辞中如此称赞他的诗人品格：
他很敏感，因为敏感，所以他比常人得到过更多的快乐，也比常人得到过更多的痛苦；面对美好未来，他有比常人更高的希望；面对艰难时事，他有比常人更多的愤怒。"愤怒出诗人"，一个中国诗人，一个经历过那么多坎坷的中国诗人，能活到八十岁，尤其不容易。但是他活到了八十岁！他所以能活到八十岁，首先应该归功于他是一个乐观的人，潇洒的人，温和的人，也是一个坚强的人！
作家王安忆在致辞中则如此形容他的人生理想：
白桦的理想，就是青春 | 王安忆
白桦是天真的，这似乎不可能，他经历了世事变迁，世态炎凉，他的天真何以保持着？白桦是简单的，这也不可能，他所身在的历史社会是复杂的，应对起来需要用极心力与心智。白桦又是热情的，这就更让人不安了，因为他的遭际每每使人沮丧，他的热情从哪里来呢？这些仿佛都源自于他的理想。
那么让我们再来分析一下白桦的理想终究是什么？大约是一种希望，希望世界变得更好，人变得更好。这希望是那样殷切，以至于可以忽略许多失望而不计。世界和人究竟怎样才是好，在白桦看来，其实就是简单的，比如他憎恶枪这样的东西，枪所代表的一切暴力，一定是被好的世界所排斥的；比如他在山间行旅中听到姑娘在歌唱，这荒蛮天地中的人声，一定是属于那好的世界的；再比如，他故乡的父老，街坊邻里，这些贫穷的、卑微的、落魄的人却持有着鲜明的爱恨情仇，也是好的世界的正义心——这世界的好简单到只需孩童的认知就可信赖，多一点的知识反而会成为谬误，而在白桦这样一个知识分子，是处在谬误的危险中，那么，诗就来帮助他了，诗是能够克服理性的腐朽的，诗是一种类似孩童的性格，却往往寄予在成人身上，因为它需要时间、阅历、许多挫折来冶炼，非有特别旺盛的生命不可获得，一旦获得，便有了无穷的热情，就成了一个不老的人。所以，白桦的理想，还有一个名字，就是青春。他向往与追求的世界，永远在这无邪的情感之中。
一生中，白桦的人生历程数次起落，唯独对于文学，他一直保持着一颗孩童般纯真的心。2012年，本报为他举办的新作研讨会在震泽举行，白桦曾说，自己就像一棵腹地边缘的树，总是在雾霭中，连自己的枝叶是什么颜色都看不见，来自于朋友们和读者的期待和找寻，是他生命中一缕不可缺少的阳光——
"
有些关心我的读者这样对我说:"我总在寻找你，最终总是通过一种熟悉而又有些陌生的声音找到你。"是的，作家和读者是通过语言联系的。我从一开始写作时起，就学着尽可能清晰地向读者倾诉、呐喊或者喃喃细语。我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一出生就"近水楼台先得月"，自然而然地继承了一大笔经过几千年才积累下来的宝贵遗产，从诗经到楚辞、唐诗、宋词、元曲，加上在各民族中间生活，在爱与被爱里，懂得了牙牙学语，进而懂得了中国语言文字的美丽、以及它细腻的感情色彩。这是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无福享用的。当然，今天也有不少人正在远离它，甚至颠覆它。而我，永远神圣它，宝贵它。
按道理，我有这样宽阔、华丽的阶梯，应该早就登上"一览众山小"的境界了。但是，由于我的愚钝和浅薄，以及当代历史进程中的强大的杂音，使我很多年来实际上离开诗歌乃至文学很远、很远。当我一旦摆脱杂音和终止鹦鹉学舌，试图用晚年老人成熟的清醒和儿童的率真传达自己心灵的阵颤，反而被视为鬼魅，好不容易在广大读者的呵护下，最终坚守住了这份应有的清醒。还是古人说得好，"无欲则刚"，遗憾的是，岁月不居，年华已逝。等我明白要和尽可能多的知音心心相印的时候，那就更晚了。我真希望回到孩提时代，重新学步，但这只是一句老年痴呆症的梦话。衷心期待朋友们的批评和指教，我想，用"谢谢"两个字不能够表达我的心情，但是语言就是这么贫乏，还是用"谢谢"。
按道理，我有这样宽阔、华丽的阶梯，应该早就登上"一览众山小"的境界了。但是，由于我的愚钝和浅薄，以及当代历史进程中的强大的杂音，使我很多年来实际上离开诗歌乃至文学很远、很远。当我一旦摆脱杂音和终止鹦鹉学舌，试图用晚年老人成熟的清醒和儿童的率真传达自己心灵的阵颤，反而被视为鬼魅，好不容易在广大读者的呵护下，最终坚守住了这份应有的清醒。还是古人说得好，"无欲则刚"，遗憾的是，岁月不居，年华已逝。等我明白要和尽可能多的知音心心相印的时候，那就更晚了。我真希望回到孩提时代，重新学步，但这只是一句老年痴呆症的梦话。衷心期待朋友们的批评和指教，我想，用"谢谢"两个字不能够表达我的心情，但是语言就是这么贫乏，还是用"谢谢"。
"
下面再次分享白桦先生部分诗歌文字，以此怀念这位如白桦树一般挺立在诗歌王国之中，以自身光亮给世界以温暖的诗人：
树的喃喃自语
失望、沉睡，蓦地醒来，
原来是你又走近我的灵魂；
我高高举起所有的枝叶，
如果允许，我将紧紧拥抱你，
我知道，你正在猜一个谜，
但我不敢向你讲述我的故事；
我的故事里尽是黑夜，
你是如此的明丽。
我的故事里有一条从雪山到大海的长河，
你给我的时间却是如此的短暂。
我的故事里的叹息就像连绵的秋雨，
会浇熄你烛火一般温柔的微笑。
别猜了，闪烁在每一片绿叶上的
是由于温暖而晶莹欲滴的寒露……
叹息也有回声
我从来都不想做一个胜利者，
只愿做一个爱和被爱的人；
我不是，也从不想成为谁的劲敌，
因为我不攫取什么而只想给予。
我竟然成为别人眼中的强者，
一个误会！有海峡那么深！
我只不过总是和众多的沉默者站在一起，
身不由己地哼几句歌。
有时，还会吐出一声长叹，
没想到，叹息也有风暴般的回声！
可我按捺不住因痛苦而流泻的呻吟，
因爱和被爱而如同山雀一般地欢唱；
痛苦莫过如此了，
必须用自己的手去掐断自己的歌喉。
《帆》
时间的岸远去了，并正在远去，
爱挂在我的桅杆上，推动着我，
它是我的纯洁的帆，
它是我的鲜明的旗。
我会沉没吗？不！除非
我的帆被风暴撕得粉碎，
但我仍然会高举着对神的轻蔑，
尽可能长久地指向蓝天，
尽可能长久地露在水平之上，
尽可能长久地保持着庄严的存在。
我的旗帜并没有降落，
它的每一块碎片都飞升天界，
使白云有了魂魄，
俯身向下，千姿百态地依恋着大地。
爱挂在我的桅杆上，推动着我，
它是我的纯洁的帆，
它是我的鲜明的旗。
我会沉没吗？不！除非
我的帆被风暴撕得粉碎，
但我仍然会高举着对神的轻蔑，
尽可能长久地指向蓝天，
尽可能长久地露在水平之上，
尽可能长久地保持着庄严的存在。
我的旗帜并没有降落，
它的每一块碎片都飞升天界，
使白云有了魂魄，
俯身向下，千姿百态地依恋着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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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桦说：我不后悔写《苦恋》
文｜陈仓
早期的作品很幼稚但很纯净
陈仓：你第一次发表作品是哪一年？你如何看等那时候的作品？
白桦：我十五岁开始写作，那是抗战刚刚胜利之后，在《豫南日报》上发了第一首诗，名字记得很清楚，叫《织工》。抗战末期的1942年至1945年，离开家乡在潢川上学，上初中，那时还是个小孩子，就投靠了姐姐。她家也很困难，家里有一个织布作坊，我与双胞胎哥哥（电影剧作家叶楠，代表作有《唐明皇》、《巴山夜雨》、《甲午风云》）一起，白天上学，晚上就在作坊里帮忙织布，用的是木机，梭织，织的是各种各样的毛巾。在作坊里，什么人都有，有逃兵，有被水淹的无家可归的黄泛区的难民，那时中国人活得特别痛苦。我和他们在一起，看在眼里，就写了第一首诗。但是与同时代的人不同，我写的这首诗，写的是痛苦，不是口号式的，是抒情式的，是很纯净的。那是一个复杂的时代，但是痛苦却是纯净的。另外，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了，国家好像是充满希望的，但是又进入了三年内战，还是让人十分失望。
从时间的夹缝中存活的《孔雀》
陈仓：到《苦恋》发表之前，你有什么比较满意的作品？
白桦：文学，往往是作家自己不能作主的。从那时起开始写短诗，也写散文，回想起来，写得是幼稚的，但是很纯净。1947年参军后，没有机会写文学作品，只能写一些报道，战斗故事，比如，张某某冲锋在前，李某某掩护在后，然后再刻印成画，发给下边的连队，最早是写快板，宣传用的快板，都离文学比较远。1950年到云南，一方面在部队开始写诗，一方面开始写小说，那时候国家刚刚解放，文学是一片荒漠。一是民国时期的大作家都有顾虑，不知道怎么写。其实那是一种错觉，也是一种误会，当时茅盾、巴金都不大写了；二是从延安出来的一些作家属于农村的，不了解城市生活，也不知道写什么。所以，那时候出名非常容易，青年作家出名非常容易，李准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触及到农民合作化问题，几十种报刊转载了，一举就成名了；还有蒙古族的玛拉沁夫，二十多岁就写了一部《在茫茫的草原上》，反映蒙古族人民的生活，也一下子成名了。我们当时发表一两篇文章，名气就大得不得了，全国上下都知道了。当时杂志报纸非常少，不像现在到处都是的，我写的成名作就是短篇小说，在《人民文学》与《解放军文艺》上连发了两篇，连贵州再偏僻的地方都可以看到。那时多数写的，不是真正的文学，而我有一个比较满意的作品，一首长诗《孔雀》，写的是傣族的一个传说，与政治没有关系。开始一节还记得：
含泪的云飘去了，
月亮就是大地的银灯；
听我唱支歌吧，年轻的朋友们!
叮咚的流水就是我的琴。
这首诗能够出来，是非常幸运的。1956年，这本诗集刚刚出版后，开始反右，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受到批评。《孔雀》写得很唯美，主要写了爱情，写了欺骗，写了阴谋。谢冕说，是那个时代非常少的，能留下来的这类作品。那是在时间的夹缝中存活下来的，再晚一个月可能就出不来了。开始是《长江文艺》发的，青年出版社后来出版的，陈十发给配了彩色插图。当时的影响之大，你们无法想象的，我在武汉订了一张船票，售票员就读到了这首诗，我去取票的时候，售票员把船票装在一个信封子里，信封子上写着"《孔雀》作者'白才华'"，显而易见，那首诗他肯定是读到了。这首诗有2000行，在当时能发出来，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从来没有过的。但是，这之前也写过一首更长的《群鹰》，写云南藏族骑兵队的，那首诗一半是宣传，一半才是文学。
夏衍是《苦恋》的支持者
陈仓：《苦恋》是1979年发表的？当时创作的灵感是什么？有生活中的原型吗？
白桦：你们年轻人可能还不清楚，《苦恋》剧本写出来的那一年，也就是1979年，刚刚经历文革过后，中国知识界比较活跃，比现在要好很多了。当时有位导演叫彭宁，天天追着我写剧本。电影有好处，也有坏处，能让你懂得生活，懂得历史，懂得命运，它们是一些画卷，比文字要深刻；缺点是在语言上花的功夫，没有小说那么大。文革结束了，我当时在北京，和一帮子画家来往比较多，都是半地下状态的。有黄永玉，有范增，有韩美林，如今都是大家了。导演彭宁就找我，想拍一部纪录片，拍黄永玉的生活。因为黄永玉在北京，住着半间房子，连画桌也没有，只能把纸钉在墙上画画，房子也没有一扇窗户，黄永玉就在墙上画了个窗子，窗子外还有迎春花。那时画家很可爱，之间的交流都很纯洁。导演彭宁让我写一个剧本，希望黄永玉自己演自己。我当时感觉十分好，连采访也没有，几乎花了三、四天时间，就写了一个剧本，用诗写出来的，可以说是诗剧，一个片段一个片段的，开始名字叫《路在他的脚下延伸》，并且发表在香港的《大公报》上。彭宁与我交换意见后，抱着极大希望赴长春电影制片厂，着手准备开拍中国历史上的首个人物传记片。我们找到了以《上海屋檐下》、《包身工》等作品享誉华夏大地的知名作家、电影艺术家夏衍，夏衍听到这个事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当时，夏衍眼睛不好，不能看剧本，于是我把剧本用录音机录了下来，放给夏衍听。当时夏衍没有表态，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只说了一句话：自己演自己可能很滑稽。
夏衍建议，不用写黄永玉，应写艺术界的典型人物，要将剧本改成艺术片。他的建议很重要，于是我又改变计划，把《路在他的脚下延伸》做了一番修改，写成了故事片，当时写得很长，有上下两集。那么长，照样录音给夏衍听。夏衍听后，非常喜欢，但是觉得上下两集太长，不容易成功，于是我又改成一集，就成了最后的《苦恋》。《苦恋》的剧本于1980年发表在《十月》杂志上，故事里讲的，就是黄永玉等一大批劫后余生的中国艺术家，经历了各种生活的折磨，但对祖国的爱始终不渝，表达了对祖国的爱，是苦苦的爱恋。当然有些许黄永玉的影子，中间有一段对话：
晨光轻轻地说："老兄，你看，多美呀！我们的国家哪儿都是美丽的！真可惜，没有纸，没有颜料，没有笔……"
冯老汉："你呀，你也真是个死不悔改的情人!纸、颜料、笔，都有，我去给你借！"
《苦恋》最终拍成的电影，已经不是黄永玉的纪录片，也不是他个人的专题片，而反映了一个群体，表达了文革后，艺术界的共同心声。里边的很多细节，也是我自己生活的经历，有一年在反胡风运动中我被批斗，被关起来，就受不了，曾经都想过自杀什么的。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旁边，有一个莲花池，那是一个荒凉的地方，我就想跑进苇荡中去，然后就在里边自杀，可是一直被看得很紧。《苦恋》中的主人公在"文革"时期，逃到芦苇荡去生活，就是源自我的那个想象，实际上也确实有这样的人。为什么要选择芦苇荡呢？那儿没人能够阻挠我去自杀，我可以从从容容地在那儿结束自己，当时我是这样想的。
这部电影人们只是看过电影海报，还无缘欣赏它的悲情与喜悦，就遭到上纲上线的大规模批判。被批判时，我们一直都没有吐露夏衍。我们要保护这个可爱的老头夏衍。
有了读者的支持就足够了
陈仓：《苦恋》对你的影响是什么？从文学与人生两个方面，你后悔创作这样的作品吗？
白桦：一直到现在，前些日子生病住院了，几个医生与护士对我说，就是你搞出了《苦恋》啊？！人们对那件事情还是有记忆的。《苦恋》出来后，从第一天某报纸的批判文章一出来，大家对我的支持是空前一致的，我每天收到大批的电报和信件，全是都是支持我的，不是匿名的，全是实名的，单位、班组和姓名，都写得清清楚楚的。那个很起劲地批判《苦恋》的黄钢，在北京雇了好多的报童，卖自己的批评文章，那份报纸卖得很火，因为同时还刊登了我的《苦恋》，所以他收到了读者寄给他的大粪。一个作家，有了读者的支持就足够了，受任何委屈也无所谓了，没有什么比读者的认可更重要。2013年，《十月》杂志创刊三十五周年的时候，通过编辑、网络和专家好多个环节，评选了一批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名单中就有我的《苦恋》，结果出来后没有人反对，但是也没有太大宣传，这可能是一种默认，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转变。当时颁奖的时候，我没有去北京，不是其他的原因，原因是我生病住院了。《苦恋》对我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是我一生绕不开的作品。
至于对我人生的影响，那肯定是有很大的。1981年至1982年，我还在军队上，几乎不让我外出了。不过，也有两方面的意见，除了读者支持我之外，还有我们部队的老首长，也是支持我的，关心我的。
如果重新写《苦恋》会含蓄一点
陈仓：如果让你重新创作，你会如何写《苦恋》？结尾你还会保持悲剧色彩吗？会不会改变结尾？
白桦：如果让我现在重新来写《苦恋》，我可能不会像当时那样，锐气那么外露，会更加严密一点，更加含蓄一点。这样的话，无论从艺术表现上，还是从政治风险上，就可以更稳妥一点。至于结尾，你们应该是知道的，现在在网上是可以看到的：东方已经透出微红，雪原上有一个黑色的问号，俯视之中问号越来越大。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原来就是晨光生命的最后历程，他用余生的力量在洁白的大地上画了一个"?"，问号的那一点就是他已经冷却了的身体。
这个结尾，我永远是不会改的。它有很强大的力量，是上亿中国人共同的问号，中国人受那么大的劫难，如果连个问号都没有，算什么伟大的民族？
陈仓：《苦恋》这个电影现在在哪里？你对《苦恋》还有什么希望？
白桦：目前还完美地保存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在一个衡温的片库里，应该是很珍贵的。至于版权问题，应该是国家的了。导演彭宁已经去世，在香港去世的，我没有和他交流过，关于他生前对《苦恋》的态度，他去世时孩子也很小，所以也不知道他临终前，是个什么样子的想法。
我个人对《苦恋》已经没有什么了，就是相信它肯定会被解禁的。这只是个时间的问题，到底多长时间，这不是个人能够决定的，应试取决于中国的大气候。既然它是关于国家的电影，现在也归属于国家所有了，这个问题就交给国家去解决。
陈仓：《苦恋》之后你在文学创作上，有没有变得胆小了？如果不写《苦恋》你的生活是不是现在会更好呢？
白桦：到目前为止，单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上来讲，基本还是被文学界肯定的。《苦恋》经受磨难之后，我是没有变胆小的，作家必须尊重艺术，尊重生活，必须要有勇气与担当。要问我不写《苦恋》，或者说把《苦恋》给改造一下，如果没有经历那个风波的话，与那个时代的同龄人比，也许在物质上，或许能得到的更多，或者是在其他方面，也许有更好的东西。但是我不羡慕，也从来没有觉得我现在有什么不好。
从《苦恋》到"林昭"没有顾虑
陈仓：《从秋谨到林昭》再次引起强烈反响，不但正式发表出来了，而且获了奖，与《苦恋》一样，都是表达"爱国"的，但是两篇作品结果是不同的，你认为是社会的进步，还是自己的让步？
白桦：这首长诗，前后我写了十年，你说的获奖，就是《诗歌月刊》2008年的年度诗人奖吧？这是一个民间的奖，不过说民间也不对，《诗歌月刊》是国家允许办的，它评的奖应该也是国家的。当时在云南玉溪开颁奖会，我流泪了，我在发言时说过，"流了八十年的眼眶，泉水依然涌动，时时还会长歌当哭，这是幸运还是不幸？我以为这是幸运的，因为流淌了八十年的泪水，把我这双眼睛洗涤得像儿童那样明亮。"我这里说的幸运，不是表示这首诗获奖是幸运的，而是作为诗人是幸运的。
"林昭"这首诗先在《诗歌月刊》发出来了，然后又在《文学报》上转载出来了。《文学报》在转载前，报纸都在印厂上机了，两位主编还在激烈地讨论，到底应该不应该发，他们讨论的当然是风险问题，最后还是发出来了。这首诗百分之百是真诚的，艺术是真诚的，没有因为《苦恋》遭受到了一些磨难，而有所顾虑。
我想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陈仓：你认为秋谨与林昭之间有什么联系吗？你把这两个女性放在一起，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白桦：这位女性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当年我在绍兴种水稻，经常去秋谨的故居，还有秋谨被砍头的地方，了解了很多秋谨身上的故事，她能文能武，常以花木兰自喻，后因密谋起义被杀害；林昭是苏州人，父亲曾做过一个县的县长，母亲很早就参与进步革命，林昭因为发表过错误议论，开始被关在上海提蓝桥，后来在上海被秘密枪决。我这一辈子崇拜的人不多，两位都是大家闺秀，不是现在说说就可以的，其实是一个伟大的颠覆，她们都是为了民族而死的。一百年就出了这两位伟大的女性，把她们两个放在一起是很自然的，有人说她们的结果是不一样的，那是指她们身后所获得的，其实说到底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民族而死的，都获得了我们的尊重与敬仰。说到创作《从秋谨到林昭》这首长诗，初衷便是感动，然后是构思，最后是思考，长达十年时间，从1997年开始，一直到2007年才写出来。如果问，我把她们为什么放在一起，那就是从两位女性的身上，可以看出我们的民主与进步，其实民主进步不大，社会进步也不大。这首诗最后一节：
把黑色的白还原为黑！
把白色的黑还原为白！
还中国以真实！！
还林昭以美丽！！！
从诗中可以看出，其实我表达的，是一种很基本的要求。有一位法国作家曾经这样问过我，你还在守望着您的理想吗？我回答说，我守望的只剩下了一条底线。对方说，这条底线可不算很高啊！我说，可我以为，这条底线在世界的有些地方仍然高不可攀。
我反感的是虚假，是"黑色的白"或者是"白色的黑"。我不会因为中国还存在一点"黑"我就不喜欢她，也不会因为中国有一点"白"我就盲目地去爱她，我就是想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还原一位女性的美丽。
关注了余秀华但是没有看法
陈仓：最近诗坛比较热闹，特别是余秀华这些草根火了，你有没有关注到这个问题？你是怎么看的？
余秀华我看到了，但是没有读她的诗，所以没有什么看法。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小说、诗歌创作，有好多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但是现在大家对文学很宽容，余秀华的那个标题《横跨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中国文学不能全是这些。可以一阵一阵刮风，刮风以后树还要开花，要结果，什么花都可以开。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丁玲那个时代有过，包括这个流派那个流派，有几百个流派。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法国，见了几个很大的外国作家，比如杜拉斯，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都有，他们也与中国一样，刮一阵这个风，又刮一阵那个风，但是无论风怎么刮，最后还是要沉淀下来。从萌芽，到蓓蕾，到开花，到结果。刮什么样的风都不奇怪，有助于开花结果便可。谁流行了都很自然，也要顺其自然，潮流这个东西不是谁能规定的。
陈仓：从你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你无论从语言还是题材方面，都没有年龄的烙印的，不像一些老作家，思想僵化了，文风也保留在原来的位置。你是什么做到的？你平时上网吗？
白桦：要想保持与时间一致，不受时间的影响，不被时间抛弃，就必须保持一种年轻的生活心态，其实我一直都是与时代同步的，我到目前为止已经用坏了五台电脑了。
你如果关注到我的话，我在2009年12月，开通了博客，在《开博絮语》中我说：我迟迟都没有自己的博客，原因是我怕没有足够的精力、时间和读者交谈。而且作为一个年迈的人，习惯了静静地用自己的作品和读者相对，交流和反馈都比较缓慢。另外，我非常喜欢一句俄国歌曲唱的那种氛围——"田野白桦静悄悄"。在雾霭中，白桦树闪着银色的微光，让人们确信它还站在那里，就足够了。但是朋友们的要求一直都不是这样，他们还希望听到我的声音，是的，我也知道，声音很重要。但"田野白桦静悄悄"，更多的是倾听，除非是在风雪中，人们才能听见它发出的呻吟与歌唱。当然，有了博客以后，我和朋友们更近些，能更清楚地听到你们的声音，于是，我就开博了。忐忑不安地在新的一年缓缓打开了心扉，我相信扑面而来的一定是春风、友谊、信任和喜悦。
现在我有微信了，微信中什么人都有，朋友圈里什么信息都有（他掏出手机，与记者扫一扫，一时成了微友），还有朋友建了一个"白桦村"。我现在身体不好，很少在微信上发言，但天天都要看。
天暖和了，《回忆录》要继续写
陈仓：最近你又写出了什么比较满意的作品？你有新的创作计划吗？或者又有什么重要的作品推出吗？
白桦：这几年想写很多东西，但是这一病，就停下来了（说到这里，白桦有点伤感）。不知道今年什么时候能开始，天已经暖和了。《回忆录》开始写了，但是现在病了，过去有点粗心，没有早一点开始，没有想到这么早身体就不好了。
陈仓：请你对年轻的写作者说几句话吧。
白桦：文学不仅是一种形式，也不仅是各种各样的形式，它是内容，主要是情感、感悟与爱。
采访是在白桦老师家的书房里进行的，他的家位于南京西路边的闹市区，与著名的南京西路商圈仅仅隔着一条马路，推窗而望，能够看到恒隆广场直入天空的玻璃幕墙。听说记者要采访白桦先生，连小区的保安也给予了关照，不但调整了一个停车位，而且还免去了停车费，这之中应该有着文学的力量。采访结束后，记者要给白桦老师照张相，白桦老师非常乐意，本来他是穿着一身红蓝相间的格子睡衣，于是立即喊来家里的阿姨，给他换了一身衣服，戴上了围巾和一顶帽子。白桦老师说，穿睡衣照相太不像话，这样正式一点。我知道，白桦老师是想把自己打扮得更帅一点，另一方面也是对文学和读者的尊重，这恐怕就是一个八十五岁老人对待文学的态度，在他的心目中文学依然是神圣的。
——2015年3月20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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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桦：《苦恋》带给我沉重的磨难
约好早上九点的采访，八点半的时候，白桦打来电话："我提前到了。"老先生穿着黑色大衣，戴着鸭舌帽，背着一台笔记本电脑进门来。他谈吐敏捷，思维清晰，看不出78岁的年纪，不过眉宇间有一层淡淡的忧虑神色。"我是个很乐观的人，现在反而不是那样乐观了，也许是年龄渐渐大了的缘故。"
剧本《苦恋》是白桦若干作品之一，当初创作的时候，他并没有对这部实验性的电影诗寄予太高的期望，也没有意识到它将给自己的一生带来巨大的影响。剧本拍成电影之后，白桦受到了长时间、大规模的严厉批判，最大的原因是这部电影提出了一个问题："你爱你的国家，可是国家爱你吗？"这个剧本带给白桦沉重的磨难，但并非唯一的一部。在《苦恋》前后，他的另外几部作品也让他被批得厉害："我这个人是一定会出问题的，这是必然的。一旦我从虚伪走向真实的时候，那就是走向个人的灾难。但是我必须走向真实。"白桦现在依然在"走向真实"的路上，写小说，写剧本，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状态，"前两年一天可以写一万字。"他说自己虽然不再乐观，但依然相信，"最终还是有一点希望的。"
"这部电影很恶毒，对着红太阳打了六炮"。
南方都市报：电影剧本《苦恋》是你30年前的作品，到今天依然很多人记得它。
白桦：是的，关于《苦恋》，已经说过很多年了，当年的年轻演员都老了，当时的导演是刚刚担任导演的新人彭宁，他已经在前年去世。但是严格地说，这件事并没有说透。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艺术作品的问题，涉及的领域很广。不少人以为他们知道，实际上他们并不太清楚。
凤凰卫视在中国电影百年纪念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关于《苦恋》的节目，采访了黄永玉。这个节目把他当作戏中主角的原型。但他只是在片头说了两三句比较抽象的话，基本概括了他想要表达的情愫。他说："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某一个时期，让人感到悲凉，也让人感到遗憾。"说黄永玉是这个作品的原型，这个提法并不完全对。
南方都市报：实际不是这样吗？
白桦："文革"最后的一年，黄永玉周围有些相知很深的朋友，大家的交往非常密切。所以我对他有比较多的了解。"文革"后的两三年间，我在北京为话剧《曙光》的演出作准备，为八一电影制片厂写《今夜星光灿烂》，为北京电影制片厂写《孔雀公主》。当时导演彭宁就提出请我写一部关于黄永玉的纪录片的脚本，我立即就答应了，连访问都没有做，就写了一个纪录片的脚本。这个脚本《路在他脚下延伸》很快就在香港《文汇报》发表了。严格说起来，这个作品没有故事，也不是一个传记片，全都是黄永玉平常和我们接触时谈到的一些事情，他的过去，他的观点，是按照一首电影诗来做的。写完以后，我给黄永玉全家读这个剧本，他们也为之动容。
那时候他们还没有房子。他们家住的房子还不到十平方米，没有桌子画画，就在墙上画。后来正打算由黄永玉自己来扮演自己，准备实拍的时候，我们共同的师长、前辈剧作家夏衍先生要看脚本，那时夏衍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由我朗诵，用当时时髦的盒式录音机录下来，请夏衍听。夏衍先生听了以后表示不太赞同拍纪录片。他说，让黄永玉自己来演是很滑稽的。他建议还是写个艺术片，不一定要写黄永玉，就是写一个艺术家。其实黄永玉本来倒是想过这个瘾，想自己来演的，结果我们还是尊重夏衍先生的意见，重新为一部艺术片作准备。
南方都市报：这个纪录片提纲是1979年完成的？
白桦：是的。进入1980年，我和导演、美工师、作曲一起开到广州，由我重写剧本。很快，我就完成了，而且写了上下两集，后来发表的剧本，是原来的一小半。原作我也给夏衍先生听了，他认为太长，我们就听从他的建议删改成一集。过去我们从来没有跟别人提起夏衍先生听过这个剧本，按照往常事态的发展，如果有人知道夏衍听过每一次的剧本，他们一定会栽赃夏衍，把他当作"幕后黑手"。所以，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夏衍接触过这件事情。这个剧本发表的名字是《苦恋》。拍成电影以后也叫《苦恋》，剧名是国画大师李苦禅先生写的。后来在送审样片的时候，才改名为《太阳和人》。
南方都市报：剧本完成是1980年4月。
白桦：当时越战开始了，北京总政治部的文化部长刘白羽下命令让我到广州军区领取武器装备参战。但我属于武汉军区的人，所以我就打电话请示武汉军区的领导。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们的回答是：不要理会。我也就没有去成，否则这个剧本也许就会夭折了。
当时我留在广州写剧本，住在广州迎宾馆。导演、作曲、美工全都在，我每写一场就跟他们读一场，让他们感觉一下怎么样。这个剧本依然是按照诗体写的。我觉得它并不一定能被拍好，因为它是一个尝试，导演又是一个年轻的导演，他没有独立拍过一部影片。结果那年年底，导演带着双片到上海来找我。
南方都市报：什么是"双片"呢？
白桦："双片"就是声带与画面还没有合成，看样片时只能双片同步放映。看完样片，我觉得比较忠实体现了我的文学设想，效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彭宁敢于把那些空镜头、象征性和比较抽象的东西拍出来。因为一般的导演还停留在讲故事的阶段，实打实地去拍。而他是按照诗句来拍的，这在当时是没有人敢尝试的。
但是我发现电影中彭宁有一个重要的镜头没有拍，就是结尾主人公在用生命最后的力量在雪地上爬出的那个问号。彭宁告诉我，在拍摄中间，中宣部部长王任重，派人直接到了现场传达指令：你们这个戏，别的地方暂时我不管，结尾那个大问号不能拍。导演和我商量怎么办。商量了半天，我们考虑把"问号"改成"未尽号"，就是画面上出现六个点。
南方都市报：怎么拍？
白桦：在结尾时，一切安静下来，一个太阳，一枝风中芦苇在日轮里飘呀飘呀，然后画外配以定音鼓的一声强击，一个点就出现了。连续六声强击，六个点出现在银幕上。这也很有力量，但是后来演变成荒诞的结论。有些领导干部看了之后，说"这部电影很恶毒，对着红太阳打了六炮"。
南方都市报：电影真的没有按照剧本拍出最后那个大问号吗？
白桦：没有，人们攻击的目标之一就是那"六炮"。实际上这部电影完成后，尽管山雨欲来风满楼，长影很有信心，我们也很有信心。艺术家思考问题，总是相信"以情动人"，实际上是大错特错。因为有情感的人才会动情，没有情感的人是不会动情的。我们这部影片要唤醒人性的复归，人性的尊严，但在当时，人性是禁忌。
这个戏的第一道门槛是文化部电影局。当时我和导演都在场，还有电影局的局长、副局长，艺术处的处长、副处长等人。那时文化部只有代部长周巍峙。这次审查，我们都期待着最后的热泪盈眶或者热烈鼓掌，结果响亮的六响定音鼓之后，一点声音都没有出现。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在此之前有人给他们打过招呼，审片人个个对这部影片如临大敌。一点声音都没有，这就是审查的结果。当时的电影局长陈播，原来是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在"文革"中几乎被"四人帮"整死，刚刚调过来当局长。我问他：陈播同志，请你发表意见。他说，让我想一想，研究研究。我很奇怪，电影好看不好看还要研究？一开口就说出来了嘛，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南方都市报：你不知道他们之前有人打过招呼？
白桦：不知道。当时导演彭宁比较年轻，三十多岁吧，当时很活跃，坚信这部影片会感染所有的人。他不管领导是什么意见，拿出片子就在外面租场子放映。以影协的名义放过一场，还招待过新闻记者，包括外国记者。这部影片马上就在北京引起很大的波澜。作家黄钢非常兴奋，撺掇中纪委的领导出面把影片的问题当作政治事件来干预，后来很快由胡耀邦出面制止了这样的干预，认为"这个事情不属于纪律检查问题，这是文艺作品，你们就不要管了。"否则这件事情要是由他们来管，就更糟糕了。当时黄克诚也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书记，他当时双目失明，根本没有看过这个剧本，也没有看过这个影片。只是听有人向他吹风，他就被激怒了。
南方都市报：这个应该是1981年初的事情吧？
白桦：是1981年1月份的事情，当时在北京体育学院召开了一个电影创作会议，放映了一些新片，其中也放了《太阳与人》。电影界的创作人员都集中在一起，当时已是风声鹤唳了，大家隐约地知道矛头所向。有些人很欣赏，只能在私下里竖大拇指，会上噤若寒蝉。还有人来跟我打招呼，叫我赶快争取主动检查交代。出面的是位作家。她表面上是因为彼此的交情，但是实际上是受人之托。
这部影片的问题在北京马上引起了连锁反应，各个单位都想去看这个影片。这个影片最早在单位里有组织地放映，第一个是中央党校，中央党校有一个宣传部长们的学习班。大多数人都是一边倒，认为它有很严重的问题。第二个单位就是正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全军政治部主任会议。总政治部的领导听说有《太阳与人》这么一个影片，没有看就觉得有问题了。因为此前有一部我写的影片《今夜星光灿烂》，这个影片就被他们视为有修正主义倾向。
总政文化部刘白羽部长向文化部电影局调看《太阳和人》，但他们借了影片以后，就不是"少数老同志观摩学习了"，立即飞车跑片，一面在京西宾馆的全军政治部主任会议上放映，一面在西山召集军委委员们观看问题电影。他们的意图很清楚，想让军委或者全军政治 部主任会议形成一个简报，制造更大的声势。
南方都市报：没有事先打招呼吗？
白桦：没有。"文革"结束不久，老将军们也不得不接受一个重要的教训，那就是往往对一部小说、一部电影、一台戏剧的态度就成为一种政治倾向。就像《海瑞罢官》那样，他们心有余悸，跟文艺沾边是很不安全的。所以，他们也都抱着一种很奇怪的眼光来看这个影片，让我们来看是什么意思啊？放完影片之后，总政文化部门要请首长们留下来发表意见。这些老头儿都很警惕，个个都说自己没意见，看都没有看懂。有一位军委委员把大衣一披，喊了一声：吃饭喽！就一哄而散了。后来总政文化部派秘书打电话，一再分别征询每一位军委委员们的意见。但是没有人发表明确的意见。最后全军政治部主任会议有一个小组还是写了一份简报。这个简报很严厉，说要开除我的军籍、党籍、押送还乡。第二天日本的报纸就有了报道。
在这件事情里，所有人都注意到了，最起劲的是一位作家黄钢。他当时主编了一个小报，叫做《时代的报告》。不仅它有长篇批判文章，还发表了我的电影剧本，狂印了几十万份，在王府井雇佣了很多报童，在那里叫卖。不仅生财有道，而且京华为之震惊。因为1949年以后，报童已经早就绝迹了。
面对批判，"文革"前与"文革"后大不相同
南方都市报：《解放军报》的文章是怎么发表出来的？
白桦：《解放军报》在4月17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以"解放军报评论员文章"的名义发表文艺批评文章，读者压根就没有见过。而且后来我问过王任重，他说事先他也不知道。他不知道，胡耀邦也不知道。
头一天晚上"百花奖"颁奖的时候，外国记者问，听说要批判一个电影，有这件事情吗？文化部发言人回答没有这种事情。第二天《解放军报》评论员的文章就出来了，搞得全国都昏头了。全国许多报纸、电视台、电台都播发这篇文章。但是，还是有一些报刊没有转载，如《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文汇报》总编辑马达和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等都抵制了转载的要求。据《文汇报》总编辑马达后来的回忆，他接到的是一个私人电话，他觉得正常渠道应该是中宣部，他拒绝了。事后分析，有些人的矛头公然针对的是胡耀邦。
为什么这样说呢？当时我们导演彭宁的父亲以前在红军时跟胡耀邦是战友，他们有很多的私人来往。彭宁是年轻人，口无遮拦，这就很容易造成了一个错觉，认为胡耀邦是这部影片的后台，否则不会这么大胆。
结果这个片子引起争议以后，我求见胡耀邦，请他看看这部影片。他说他还不能看。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
白桦：他一定意识到这些现象很怪异，他尽量在回避。他告诉我，他的秘书、家人都看了，他不能表态说支持谁。后来北京召开了一个题目很长的大会，叫做"首都部分文艺家学习小平、耀邦同志关于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据说与会者在三百人以上，包括中央、地方、军队三方面。这是一个背靠背的会议。就是我这个当事人被排斥在外，没有让我参加，缺席批判。
1981年4月17日《解放军报》评论员文章一播出之后，我就感觉到跟过去大不一样了。
南方都市报：你那时住在哪里？
白桦：在武汉军区大院里。那天清晨播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还不相信。很多朋友给我打电话，叫我听一下广播什么。我说这不可能，因为我知道胡耀邦曾经说过，不能因为一个文艺作品引起一场运动，他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我一听，果然在批判我。紧接着，我就接到了雪片般的电报，全国各地的电报就飞向我这个地方，都是支持我、声援我的。
南方都市报：什么人发来的？
白桦：什么人都有，都是不认识的人。这个跟过去不一样，过去一个人挨批判，所有人都会离你远一点，现在大家公开表示支持。而且署名，包括地址电话，单位班组，毫不含混。
南方都市报：可是当时普通民众都看不到这个电影啊？
白桦：虽然看不到电影，但是他们听到早上广播这篇文章的本身就够反感了。后来，这样的信我一天之内收到了好几千封。我就感觉到，"文革"前和"文革"后是大不相同了。
南方都市报：什么不一样了？
白桦：人们不再像"文革"时候一样，脑子连想也不想，就去参加批判。而且他们觉得这些批判的语气跟"文革"仍然别无二致，所以很反感。南方都市报：你现在还记得当时批判得最严厉的是什么？
白桦：说我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1981年的夏天，邓小平召集过几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对这部影片讲得很严厉，后来被胡乔木整理收录到《邓小平文集》里。从批判《苦恋》开始，作品和人就被等同起来的。如果作品被认为有问题，那么作者也有问题，一直带着这个框框来对待人。
南方都市报：到现在还是这样？
白桦：是的，到现在还是这样。不过我无所谓，历史最终会证明，无需平反。我从来都认为平反是一个文化误区，谁给谁平反？只有历史老人才有资格来为历史中的人和事平反。
南方都市报：影片《太阳和人》现在放在哪里？
白桦：还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片库里，据说片库是恒温的，标准拷贝都在那里。我自己没有副本。那个时候没有磁转胶、胶转磁这种技术。我相信，直到现在，它的母本还是相当完整的。在当时，这个片子在技术上和艺术上应该说都是制作得很不错的。
南方都市报：这部影片里面有个焦点，是"您爱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
白桦：是的，这是焦点之一。但他们在写文章的时候，在向上级汇报的时候，耍弄了一个小小的技巧。他们说我写的是"您爱这个祖国，可这个祖国爱您吗？"其实我不是这样写的。剧本里什么地方写"国家"，什么地方写"祖国"，我非常清楚。当时一家法国报纸就明确指出：在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里，"祖国"和"国家"都是截然不同的概念。
南方都市报：邓看过这个电影吗？
白桦：据说他看过。批判我的人反复让邓小平表态几次，开始第一次邓小平不大注意。他就说"批评可以，不要一棍子打死"。文化部的周巍峙说，要批判的话大家就要看片子。"那就不要批了吧，"邓小平又表示。后来总政治部又打报告，说这个剧本发表过，造成过很坏的影响。所以，后来批剧本而没有批影片。彭宁还有点不大服气，"为什么不批我呢？"
南方都市报："文革"后胡耀邦曾在他家里组织过一个"无拘无束"的作家座谈会，给你的感觉就是当时的政治氛围松动了很多，是不是这次座谈给你的印象？
白桦：对，特别是胡耀邦支持那一条意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我就觉得共产党从此可以面对真实了。其实知识分子这种错觉常常会发生的。
南方都市报：你还是比较单纯的，没有想过会出这么大的问题吗？
白桦：没有。我相信艺术的感染力来自人性，情感可以打动一切人。
南方都市报：经历这么多，你还是一个乐观的人。
白桦：对，我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酷的环境下还是很乐观的。但是，我现在反而不那样乐观了。中国的机器运转得很缓慢，我童年时的向往，看来这辈子是看不到了。
南方都市报：你是一个很全面的作家，写诗、小说、剧本，而且有很多涉及政治敏感的作品，《苦恋》不是第一部。白桦：是啊，我从"文革"结束那天，就开始跟发烫的东西发生关系了。当我在武汉听说"四人帮"已经被抓起来的那天晚上，我就开始写第一部作品《曙光》。它就是写和我在三十年代初发生过的与"文革"很相像的一件事件。
南方都市报：后来你没有因为这出戏挨批？
白桦：1978年在北京内部演出了好几个月，没有人敢点头公演。当时在开三中全会，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张平化不敢来看，来看的都是退位的、没有职务的人，包括罗瑞卿。他是坐着轮椅来的。后来我们的司令员、政委杨得志和王平跑到我们的剧场里，突然站在舞台口宣布，"明天你们就登报公演。"演员们都感动得哭泣起来。我们都已憋了很久，排练了一年多，总算公演了。
南方都市报：应该说这次是《曙光》运气好啊。
白桦：在演出之前，我一个杭州的画家朋友就打了个电报到北京给我，他说，我求求你，把这个剧本撤下来，不要演出。你的一生已经颠沛流离了，你们家已经遭了那么大的难，你还不想想你的妻子儿女的事情？结果我没有撤下来。这是"四人帮"垮台以后的第一个剧本，虽然它不完美。当时开始演的时候，看的都是老红军，他们面对真实时受不了，最后一幕都捂着眼睛跑出去了，说明他们还是懂的。第二个受批判的戏就是《今夜星光灿烂》。
南方都市报："文革"结束后，你还顶着压力写了这么多明知会带来危险的作品？
白桦：那时候天天开我的批判会。所以我儿子就说，别人家的文化大革命早就结束了，我们家的还在继续。鲁豫采访我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你怎么老往炮口上撞啊？"
南方都市报：对啊，你给人的感觉很温和，不像一个"战士"。
白桦：陶铸的夫人曾志问我："你人很和蔼，但你的文章怎么这么厉害呢？"我说："甘地也是一个很温和的人，可是如果没有他，可能整个印度还在睡梦之中。"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点点不同的声音，也是很遗憾的事情。
南方都市报：你天天受批判，几年下来从来没有动摇过吗？
白桦："文革"以后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搞大批判的人也是很少数的。有些人白天"表演批判"，到了晚上也许会溜到我的房间里跟我聊天。比如说我被打成"右派"以后，在火车上碰到老导演凌子风。他碰到我时，不知道怎么对待我。结果走到我面前，还是决定不理我。
南方都市报：你看出来了？
白桦：是的，最后他的脸看着天花板，走了过去。那是1958年，他因为这件事，一直遗憾和痛苦。后来《曙光》在北京演出，他去看了两次。后来他送了我两幅画，那是李苦禅的画，什么都没说，内中的含义我理解，他是在弥补他的歉疚。
"文革"后，我还在北京烤鸭店宴请过一位在"文革"中打过我的年轻人，可以说我是一个温和到家的人。
南方都市报：相信很多人见了你的面都觉得和作品联系不上。
白桦: 八十年代初，一位雕塑家给我塑像，开始很犯难，老是塑不像。他在观念上认为我是一个铁汉子。他想把这两个"人"统一起来，总也做不到。我说，还是现实主义些，把我塑成一个老实巴交的普通人吧！
——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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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苦恋”者白桦
（载2016年4月25日《中国新闻周刊》）
喧闹不已的中国文坛，像一座锣鼓喧天的舞台，各色人等你方唱罢我登场。白桦却是特立独行的，不张扬，不结派
叶永烈与白桦在香港合影（2006年11月30日）
白桦与夫人王蓓（1987年）
特立独行的白桦
白桦只比我年长10岁，但对于我来说，他是名符其实的文坛前辈。
上初中的时候，我有天晚上去看露天电影，一连看了两场，结果第二天上课打瞌睡，挨了老师的批评。其中一部，就是《山间铃响马帮来》，但当时我被紧张的情节吸引，并未注意到字幕"编剧白桦"。
80年代初，白桦的《苦恋》遭到批判。那时候，我虽然还没有结识白桦，但是我关注着他的消息，因为那时候我也正遭到挞伐。我的长篇小说《黑影》被称为"《苦恋》式的作品"。
后来我成为上海市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当时白桦是市作协副主席，我才结识这位敬仰已久的文坛前辈。起初我喊他"白老师"，后来见作协的同事都直呼他的名字，我也随大流喊他"白桦"，反而觉得亲切。
此后，我跟白桦有了很多的交往。特别是1999年9月、2006年11月两度到香港开会、2004年前往云南个旧出席会议，都是我们俩一起去的，一路上有了很多交谈。
尤其是1999年9月那次，我和白桦同坐港龙航空公司早上8点的航班，前往香港出席传记文学研讨会。清晨六时多，阳光甫露，我就赶到了上海虹桥机场。一看，白桦老早已经坐在那里等候。我们领到登机牌准备办理过境手续的时候，忽然听到通知，由于台风登陆，香港机场关闭，所有航班停飞。那天我们在机场整整等候了一天，也聊了一天，直至翌日才飞往香港。
喧闹不已的中国文坛，像一座锣鼓喧天的舞台，各色人等你方唱罢我登场。白桦却是特立独行的，不张扬，不结派，是我打心底里敬重的文学前辈中不多的一位。
潇洒白桦
白桦一头白发，真个儿是"白"了。年过六旬时，他的头发已经八成花白；到了70出头，则是清一色的白发，根根头发似银丝。不过，那一头银发，反而为他的风度加分。
他仍思维敏捷，风度翩翩。我注意到，他日常穿牛仔衣、牛仔裤，如同小青年般潇洒。他不喜欢穿衬衫、系领带，而是穿圆领衫，但是很注意色彩配搭。在云南时，他在黑色圆领衫之外套一件白色马甲。在香港，则在红色圆领衫外穿一件黑色西装。
据他的老朋友说，他年轻时是一位风流倜傥的帅哥。当年，他和电影演员王蓓恋爱时，情书是用电报传递的。那时没有E-mail，信件邮递很慢，长途电话得靠人工转接，个把小时也不见得能打通，所以他创造了在当时最快捷的"电报情书"。
白桦的右手有点颤抖，他说年轻时就是如此。他在古稀之年开始用电脑写作，也真不容易，他很快就能驾驭电脑，运用相当自如。有一回，他急着要找我，而我搬了家，他不知我的新的电话号码，情急之中，他给我发了一封E-mail，我收到了，给他回了电话。他笑了，说是电脑帮了忙。
他开朗、坦率、健谈而又幽默。面包车行驶途中，不停地神聊的总是他。他记忆力很好，能够一口气讲出很多亲历的故事，惹得大家开怀大笑。他在贺龙元帅身边工作过，他讲的贺龙的故事真实而生动。他在错划右派时曾当过好几年钳工，对于工厂也颇为熟悉，车、铣、镗、刨都能说得上来。丰富的生活阅历，使他既能写出《山间铃响马帮来》《远方的女儿国》，也能写出《今夜星光灿烂》《鹰群》。
这位坦坦荡荡的诗人，有时出奇的"顽皮"。有一年春节前夕，作家们聚会。工人出身的胡万春、陈继光、张士敏都是海量，使我们望而却步。席间，他们三位比试酒量，陈继光已经喝下6杯（茶杯）花雕，看样子难以再喝下第7杯了。这时，邻桌的白桦忽地来了，对陈继光笑道："你喝下这第7杯，我一定陪你喝一杯！"陈继光受此激将，将第7杯一饮而尽。饮毕找白桦，却遍寻不见——白桦早避风头去了！
我随白桦访问工厂时，他的衣袋里总是带着"大印"。不是上海作协的公章，而是一颗以阴文镌刻的"白"字章和一颗以阳文镌刻的"桦"字章。因为每到一家工厂，工人们总要求作家们留下"墨宝"，而作家们则往往一致公推"头儿"白桦挥毫。白桦写得一手好字，而且才思敏捷，总能因厂而异写下一句富有诗意又切合该厂特色的话。写毕，端端正正盖上"白""桦"两章。这么一来，他博得了"书法家"的美誉。他开玩笑说："我访问美国时，随身带着印章，可是没有一个美国人请我题字。访问日本时，我不带印章了，天晓得，每到一处都要我题字！"
向白桦求字者众。2004年在个旧开会时，北京大学教授谢冕向白桦求字。时隔两年，我与白桦到香港，谢冕也是与会者，白桦告诉他，字写好了，写的是秋瑾的诗句"秋风秋雨愁煞人"，谢冕连声道谢。
诗人白桦
白桦与白烨，名字相近，常被人弄错。白烨与韩寒之争发生时，很多人误会，不明白白桦怎么会跟韩寒这小年轻争论呢？其实，熟悉白桦的人都会知道，他才不会加入这类争论呢。
白桦看问题，常显示过人之处。1989年在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会议上，每位专业作家要汇报自己的写作计划。我谈了《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一书的写作计划，这本书定为199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的献礼书。白桦听了之后，说了两点："写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绕不过陈独秀（当时陈独秀仍然被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头子'）。如何正确评价陈独秀？要注意。另外，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如何正确评价共产国际、理清共产国际与苏联的关系（1989年正值苏联解体前夜），是要注意的另一个问题。"确实，白桦指出的这两个问题，即能否以正确的史观来对待，是写好这本书的关键。
白桦写过许多小说，当然是小说家；写过许多电影、电视剧本，是剧作家；还写过不少散文、诗，是散文作家、诗人。但是在我看来，他的本质是诗人。白桦不论写什么，都充满诗意，而诗意正是他内心丰富感情的自然流露。
白桦的作品，常常使人激情难以自制。他挚恋着自己的祖国，他曾说："我是一个早熟的热烈的恋人。……由于对她的爱，我的生命才充满力量和希望；由于对她的爱，才命运多舛，痛苦不堪；但我永远天真烂漫地爱她，因为我是那样具体地了解她，因为她是我的母亲——我们的祖国！"《叹息也有回声》一诗，就是他的心声：
我从来都不想做一个胜利者，
只愿做一个爱和被爱的人；
我不是，也从不想成为谁的劲敌，
因为我不攫取什么而只想给予。
我竟然成为别人眼中的强者，
一个误会！有海峡那么深！
我只不过总是和众多的沉默者站在一起，
身不由己地哼几句歌。
有时，还会吐出一声长叹，
没想到，叹息也有风暴般的回声！
可我按捺不住因痛苦而流泻的呻吟，
因爱和被爱而如同山雀一般地欢唱；
痛苦莫过如此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1984年12月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别人都作慷慨激昂的发言，白桦上台时，却念起了写给儿子的一封封信。充满炽烈诗情的内心独白洋溢于信中，他以他独特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感。
2006年，我和他一起去香港出席"20世纪中国文学的回顾与21世纪的展望"研讨会。上台的绝大多数是文学教授，个个用刻板的语言宣读论文，而他则以《文学的河流》为题，以诗化的语言发言：
文学像河流那样，是自由的；文学像河流那样，又是不自由的。因为自由自在的河流也会屈从于寒冷的季节，因冻结而停滞；也会屈从于大地的地质活动，被迫陷入溶洞，因局限而成为潜流，很久都会无声无息地埋没在没有阳光的地层下。但是，朋友们！听！河流总在向前涌动着、歌唱着，这就是希望……
听了他的发言后，我建议他写一部自传，以记录他那河流般坎坷的命运。他告诉我，已经在写，大约写了十几万字。
家人白桦
其实，白桦把作家比喻为"河流"，正是他的命运的写照。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后，不得不"屈从于大地的地质活动，被迫陷入溶洞，因局限而成为潜流"。从1957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整整20个年头，他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无声无息地埋没在没有阳光的地层下"。
说来也真奇怪。1930年，河南信阳的陈姓人家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给先出生的男婴取名"佐华"，晚出生的取名"佑华"。兄弟俩长大之后都成了作家。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名字中有个"佑"字的成了"右派分子"，名字中有个"佐"字的却安然无恙。
陈佑华的笔名叫白桦，陈佐华的笔名叫叶楠。兄弟俩都以笔名传世，以至本名反而鲜为人知。
白桦的气质跟叶楠全然不同。叶楠内向，拘谨；白桦则外向，奔放。叶楠的生活道路一帆风顺，而白桦则命运多舛。白桦在1957年进入"右"字号行列，被开除党籍、军籍，从此蒙尘，直到1979年才获得改正，恢复了党籍。许多光阴白白耗费，但也转换为宝贵的思想财富，使他的作品走向成熟、深沉。1979年，"潜流"涌出地面，像喷泉一样喷发，这就是小说《苦恋》。但很快，作品被批判，"河流"遭到"冻结"的命运。
1984年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白桦与叶楠都是代表，长得如同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叫人难分难辨。幸亏，白桦穿绿军装，叶楠穿蓝军装，才算有了不同标志。我细细观察他俩，我发觉，叶楠虽然外貌酷似白桦，但是眸子没有白桦那么明亮，身材也更消瘦。
1996年12月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白桦是当选代表，但由于身体欠佳，没有出席会议。很多人打听白桦来了没有，尽管我们这些上海代表都说没来，但还是有不少外地代表坚持说他来了。一细究我才明白，原来他们把叶楠当成了白桦。
叶楠因癌症不治离世，使白桦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2003年4月6日他给我用电子邮件发来讣告：
家兄叶楠因患癌症，经过四年多的顽强抗争，仍然无法战胜死神，不幸在4月5日晚8时41分心力衰竭逝世。我曾在3、4月之交专程到北京看望过他，我是他最后最想见到的人了。他极为艰难地向我说了一些我听得懂和听不懂得话。他的一生太累了！正如他儿子叶文所说：他真正地解脱了！我和他是同一天降临这个世界上来的，但他却离开了这个世界。
邮件里还附了他悼念叶楠的文章，文章中充满兄弟亲情和诗人的泪水，读之令人动容。
2008年5月的一天，我给白桦家打电话，他不在，是他的夫人王蓓接的。第二天，我收到他的电子邮件，说王蓓记忆力严重缺失，根本记不住，让我有事给他打电话或发电邮。
后来，他在《守望底线》一文中写及夫人王蓓患阿茨海默症的病况：
现在她对所有年轻人都叫大哥大姐，有时会把我误认为是她早年仙逝的父亲，准确地说，是父亲和丈夫的重合，管我叫"老爸"，或者"老爷子"。
我发现，如果说她已经完全失智，是不对的。她有一根弦始终没有被割断，那就是我和她之间那根弦。我是她唯一认识的人，顿顿服药、吃饭、喝水，都要让我首肯。"老爸！这能吃吗？这能喝吗？"
每当我要外出的时候，问她："你在家休息吧？"她总是像孩子那样回答我："我不总是跟着你的吗？"我只好带着她，即使是开会，她静静地坐在一旁，微笑颔首，一言不发，谁都不会把她当做病人。当我一定要独自外出的时候，她会大喊："你想想，我能单独留下吗！"她隐隐约约地能意识到自己独处时没有安全感。是的，万一我不得不从她身边离去，那将不是我一个人的灾难——我相信！
他还写及小孙女，使我极为感动：
最近，我的八岁的小孙女聪慧，无意中听到爷爷在碟片里朗诵诗歌的声音。她立刻就安静下来了，坐在一张小板凳上，低着头，一动也不动了。等到她抬起头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她的脸上全都是泪水。她还那么小，就懂得爷爷了——我相信！
祸不单行。
2010年9月7日，我给白桦发了一份电子邮件。我告诉他，自己正在写柯庆施，在查资料的过程中看到这样一份材料："著名军队作家白桦1957年当了'右派'，三年后被'摘帽'，分派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柯庆施发现后就批评上影厂，说你们这些共产党人的头脑里有没有阶级斗争，一个右派分子到你们厂，简直是所有的大导演都来抢他，不像话……硬是把白桦给发配到浙江绍兴农村'继续劳动改造'去了。"我向他求证，是否确实。
当天，我收到了他的回复。他说确有此事，那是1962年的事。当时他正和郑君里合作《李白与杜甫》，柯庆施要郑君里放弃这个题材。得知柯庆施的批评，白桦真切地感觉到，自己是阶级敌人了。他要求去云南劳动，但市里只许他在以上海为圆心、半径300公里之内的范围内选择，他就去了绍兴。
信末，他说："我最近查出前列腺癌，这病现在很普遍，保守疗法。顺告。"
我看到邮件后，立刻给他打电话，嘱他千万保重。他却显得很坦然。
白桦越来越消瘦，坐上了轮椅。他跟王蓓互相扶植，勇敢地面对病魔。"潜流"也罢，"寒冷"也罢，河流总在向前涌动着、歌唱着，这就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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