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所谓勾结外国势力的恐惧有遗传基因,是从十九世纪中之洋务运动开始。
都是英国不好,船坚炮利的去欺负剃光半边头梳一条辫子的小清国男人,终导致割地赔款,不但送出了香港,大量白银盈余又哗呢哗啦的倒流回英国。
自此,小清的官员对于以大英为代表的洋人,分裂成极度仇洋和极端崇洋两支。
仇洋者,如山西巡府毓贤,将在山东杀传教士的经验,在山西华北大规模执行,不但杀洋人,也杀说了几句英文、跟信基督教的华人。最后遭到八国联军的公义制裁,勒令慈禧将此恐怖主义头子斩首,这样的后果,自然不是太愉快。
还有一类,是极度崇洋者。如曾经做过上海道尹(亦即上海市长)的瑞澄。瑞澄在上海见识过英法租界,知道洋人的文明,心服口服,以总督之尊,在洋人面前执下属之礼。一见到洋人,倒地便拜,当年官场中为笑谈。
然而在两极之间,还有一小类官员懂得客观理性,既知洋人文明何在,也知道中国文化优秀之处,中间的分寸把控得不卑不亢的,有如使英的郭嵩焘。
郭嵩焘曾周游欧洲列国,开过眼界,回头看见小清国腐败,表面装扮强大,实际纲纪废弛、法度不张。咸丰年,英法联军来袭之前,郭嵩焘就劝告当时的上司僧格林沁,不要盲目仇外,要与派来的英国公使团理性谈判。但清国官员不知“理性”是什么东西,将英国人全数囚禁,杀的杀,虐待的虐待,终自招其辱。
郭嵩焘眼见“中西文化差异”无法解决,不禁心焦如焚,他认为只有他郭老先生才可以充当“东西方沟通的桥梁”。郭嵩焘对自己的长处甚自鸣得意,晚年自叙:“在粤处置洋务,无不迎机立解,常谓开谕洋人易,开谕百姓难,以洋人能循理路,士民之狂遑者,无理路之可循也。”
意思就是:与川普之类的西洋领袖谈判,人家再凶,最终还是讲逻辑、常识、道理的。与中国人不论当官还是刁民百姓,说道理让他们开窍,还包括一些读过两钱书者,非常困难。因为中国人的思路跳跃情绪膨胀,根本没有道理可讲。
可惜坏在郭嵩焘有一腔所谓读书人忧国忧民的情结,可是他处于那个愚昧的世代,他那一点点清醒和知识,无人懂得欣赏。
郭嵩焘知道洋务运动只有由他一人来统领,方可成功。文人总有点傲气,觉得这个世界尤其是中国,没有他不行。郭嵩焘满腔自信,在回忆录中说:“方今天下,能推究夷情,知其所长以施控御之宜,独有区区一人。”
一百年又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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