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军方鹰派、民粹主义斗士、中国穆斯林自由战士和法轮功信徒，这样一群看似不太搭配的人，在国会大厦对面一个宴会厅举行会议，警告任何愿意倾听的人：中国对美国构成生死攸关的威胁，除非推翻共产党，否则不会有结束的一天。
如果这些警告听起来像是直接来自冷战时期，那是因为的确如此。“当前危险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是1970到1980年代发起反对苏联威胁运动的组织，但早已解散，在总统的前首席策略师史蒂芬·K·班农(Stephen K. Bannon)的帮助下，它最近又复活了。
该组织成员曾被斥为仇外者和边缘分子，但在特朗普总统任内，他们的观点越来越受华盛顿的欢迎，在那里，对中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已经根深蒂固。从白宫到国会，再到联邦机构，对中国的恐惧已在政府中蔓延，他们无疑将北京的崛起视为对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威胁，以及21世纪的决定性挑战。
“这是两个互不相容的体系，”班农在谈到美国和中国时说。“一方会赢，另一方会输。”
过去两年来，美国和中国一直陷于艰难的贸易谈判，其中出现了一系列失误和误解。对于谈判进展缓慢，特朗普的措施是稳步提高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并寻找其他方式进行报复。中国也做出了同样的回应。
目前，双方似乎远未达成任何协议来解决本届政府对中国的担忧，包括中国迫使在华经营的美国公司交出有价值的技术。即使达成协议，双方也在忙于建立更广泛的经济壁垒。
除了向大约一半的中国出口货物征收25%的关税，美国还在限制各种技术出口到中国，试图切断电信巨头华为等中国公司从美国采购产品，并为中国在美国投资设置障碍。
美国情报机构也加大了打击中国间谍活动的力度，尤其是在大学和研究机构。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被派往常青藤盟校，警告校方警惕中国学生，称他们可能从实验室收集技术机密，然后将其交给北京。
政府称这样的打压行动是保护美国的必要措施。但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它正在引发一场新的红色恐慌，加剧对同中国有关系的学生、科学家和公司的歧视，并有可能导致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令人担忧但又深深纠缠的贸易关系走向崩溃。
“我担心有人会说，由于这种担忧，任何政策都是合理的，”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中国问题专家甘思德(Scott Kennedy)表示。“正在产生的恐惧气氛应当有助于制造对话，而不是结束对话。”
反华情绪迅速蔓延，共和党与民主党、工会领袖、福克斯新闻(Fox News)主持人和其他人士警告称，中国建设军事和先进产业的努力威胁着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应该对此做出积极回应。怀疑态度已经渗透到中美关系的几乎每个方面，官员们对中国在美国股市、美国地铁建设以及收购社交媒体网络中扮演的角色提出质疑。
然而，对于美国能够或应该做些什么，各方没有什么共识。几十年来，美国一直试图劝诱和勾引中国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但共产党对中国人民和经济的控制却在稳步加强。美国领导人现在面临选择：是继续走接触的道路，同时使美国容易受到经济和安全威胁；还是走上脱离接触的道路，从而有可能削弱两国经济，甚至有一天可能导致战争。
现在，华盛顿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两国经济脱钩是不可避免的，这其中也包括当前危险委员会的许多成员。在今年4月的成立典礼上，班农、得克萨斯州参议员特德·克鲁兹(Ted Cruz)、前众议院院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等人盛赞该组织的前成员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当他们呼吁警惕中国时，全场起立鼓掌。
他们赞扬里根在冷战中战胜苏联，以及他的“以实力求和平”原则，但会上也难免产生这样一种感觉：战争可能会来临，只是这一次是和中国开战。
班农刚刚从罗马归来，蓄起了一点胡子，银发向后梳拢。他身穿黑色正装衬衫和黑色长西装外套，大步走上讲台，称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而美国是一个衰落的大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事件，百年之后，人们将因此记住我们，”他说。
该委员会最早的两次活动是在1950年代和1970年代，两次都要求增加军备以对抗苏联。第二次活动是1976年在华盛顿大都会俱乐部(Metropolitan Club)的午餐桌上成型的，它发布了警告苏联扩张主义的文件，使用了“美国正在成为世界第二吗？”之类的标题。
在里根政府时期，该组织的影响力达到了顶峰，数十名成员最终出任国家安全顾问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等职务。但随着苏联威胁的消退，该委员会也随之消失。
该组织从2004年开始再度短暂活跃，这一次是为了警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威胁。该委员会副主席弗兰克·加夫尼(Frank Gaffney)是安全政策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的创始人。该智库认为，美国各地的清真寺和穆斯林正在进行一场“秘密圣战”，利用美国的多元主义和民主，让这个国家“伊斯兰化”。
在对中国的担忧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之前，该组织的活动基本上已经停止。
今天的委员会承认，来自中国的威胁不同于苏联，因为美国和中国的经济更加一体化。但为应对这一威胁，美国政府正越来越多地求助于各种冷战手段。
美国政府将中国科技公司列入“实体名单”，实质上是将它们列入黑名单，禁止它们与美国公司做生意。根据去年通过的一项法律，政府加大了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力度，包括对美国公司少数股权的审查。去年6月，政府开始限制机器人和航空等敏感研究领域内中国研究生的签证。美国已经开始禁止涉嫌与中国情报机构有联系的中国学者进入美国。
“他们不是苏联。但这种政府控制和国家主义永远不会长久，”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在7月16日接受辛克莱广播集团(Sinclair Broadcasting Group)采访时表示。他说，在贸易战中，中国像苏联那样崩溃的可能性“一直是人们的一种潜在想法”。
新的冷战并不是单方面的。华盛顿的许多变化都是由北京方面一个更黑暗的转变引发的。
中国加强了对美国公司的审查，许多美国公司及其在华员工现在担心遭到报复。除了拘禁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穆斯林、民主活动人士和其他人士，中国当局还监禁了外国外交官、学者和商人，导致一些人取消或推迟了对中国的访问。
中国还在向海外展示自己的力量，进行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并建设了带有大型空军基地的人工岛屿组成的群岛，范围几乎已经延伸到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海岸。北京已明确表明，有意扶植自己的企业主宰从人工智能和超级计算机到航天设备的未来产业。其政策寻求以中国造商品取代高科技产品的进口，由此迫使跨国公司将工厂搬离美国，导致美国就业机会的损失。
中国拒绝了特朗普政府关于控制这些活动的请求，声称它只是在寻求自身的经济发展。在5月份贸易谈判破裂后接受采访时，中国最高谈判代表刘鹤表示，美中两国之间的分歧领域主要在于“重大原则问题”，中国不大可能就此妥协。
两国关系遇冷也已开始对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产生影响，同时还有中国留学生和旅游业。中国对美国住宅及商业房地产的投资已经开始下降。因担心总统的持续性经济战争，企业纷纷走向多元化，减轻对中国的依赖。
任天堂(Nintendo)、GoPro、孩之宝(Hasbro)及其他公司在重新考虑中国的工厂，开始转而选择从越南、美国、墨西哥和印度采购产品。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二十一世纪中国研究中心(21st Century China Center)主任谢淑丽(Susan Shirk)表示，美国恐会陷入“反华版本的红色恐慌”，这将赶走中国人才，并可能破坏两国之间仅剩的一点善意。
“我们以前在冷战期间犯过这个错误，”谢淑丽说。“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再犯一次。”
中国公民和华裔美国公民纷纷表示，他们已经感受到了其中的寒蝉效应。一些人怀疑，他们失去了获得晋升和奖金的机会。支持交流的人则被指责是在替敌人辩解，甚至是卖国。
“华裔美国人感到成了目标，”Megatoys首席执行官、美国华裔精英组织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成员胡泽群(Charlie Woo)说。“这真的很伤人。”
特朗普政府和当前危险委员会一直很谨慎地称，他们的目标是中国政府和中共，不是中国人民。但其中的差别可能很难区分。在急于阻挡来自中国的新威胁之际，防备和偏执之间的界限有时并不明确。
在去年的一次参议院听证会上，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克里斯托弗·A·雷(Christopher A. Wray)称，特朗普政府试图“将中国威胁视为不仅是整个政府的威胁，也是整个社会的威胁，”并称“我认为对此我们需要作出来自整个社会的回应。”
对于这种整个华人社会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暗示，许多中国人及其支持者感到愤怒。
美国高等院校联合会负责政策事务的副主席托比·史密斯(Toby Smith)表示，美国高校正努力对间谍活动威胁保持警惕，但指出，高校的繁荣来自开放和吸收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人才和科学技术。
“与中国的情况不同于冷战，”他说。“对苏联的担忧主要在于军事。当前担心的是经济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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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华情绪蔓延,这是好事。说明大部分美国人看清了中国共匪的本质。
如果这些警告听起来像是直接来自冷战时期，那是因为的确如此。“当前危险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是1970到1980年代发起反对苏联威胁运动的组织，但早已解散，在总统的前首席策略师史蒂芬·K·班农(Stephen K. Bannon)的帮助下，它最近又复活了。
该组织成员曾被斥为仇外者和边缘分子，但在特朗普总统任内，他们的观点越来越受华盛顿的欢迎，在那里，对中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已经根深蒂固。从白宫到国会，再到联邦机构，对中国的恐惧已在政府中蔓延，他们无疑将北京的崛起视为对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威胁，以及21世纪的决定性挑战。
“这是两个互不相容的体系，”班农在谈到美国和中国时说。“一方会赢，另一方会输。”
过去两年来，美国和中国一直陷于艰难的贸易谈判，其中出现了一系列失误和误解。对于谈判进展缓慢，特朗普的措施是稳步提高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并寻找其他方式进行报复。中国也做出了同样的回应。
目前，双方似乎远未达成任何协议来解决本届政府对中国的担忧，包括中国迫使在华经营的美国公司交出有价值的技术。即使达成协议，双方也在忙于建立更广泛的经济壁垒。
除了向大约一半的中国出口货物征收25%的关税，美国还在限制各种技术出口到中国，试图切断电信巨头华为等中国公司从美国采购产品，并为中国在美国投资设置障碍。
美国情报机构也加大了打击中国间谍活动的力度，尤其是在大学和研究机构。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被派往常青藤盟校，警告校方警惕中国学生，称他们可能从实验室收集技术机密，然后将其交给北京。
政府称这样的打压行动是保护美国的必要措施。但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它正在引发一场新的红色恐慌，加剧对同中国有关系的学生、科学家和公司的歧视，并有可能导致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令人担忧但又深深纠缠的贸易关系走向崩溃。
“我担心有人会说，由于这种担忧，任何政策都是合理的，”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中国问题专家甘思德(Scott Kennedy)表示。“正在产生的恐惧气氛应当有助于制造对话，而不是结束对话。”
反华情绪迅速蔓延，共和党与民主党、工会领袖、福克斯新闻(Fox News)主持人和其他人士警告称，中国建设军事和先进产业的努力威胁着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应该对此做出积极回应。怀疑态度已经渗透到中美关系的几乎每个方面，官员们对中国在美国股市、美国地铁建设以及收购社交媒体网络中扮演的角色提出质疑。
然而，对于美国能够或应该做些什么，各方没有什么共识。几十年来，美国一直试图劝诱和勾引中国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但共产党对中国人民和经济的控制却在稳步加强。美国领导人现在面临选择：是继续走接触的道路，同时使美国容易受到经济和安全威胁；还是走上脱离接触的道路，从而有可能削弱两国经济，甚至有一天可能导致战争。
现在，华盛顿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两国经济脱钩是不可避免的，这其中也包括当前危险委员会的许多成员。在今年4月的成立典礼上，班农、得克萨斯州参议员特德·克鲁兹(Ted Cruz)、前众议院院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等人盛赞该组织的前成员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当他们呼吁警惕中国时，全场起立鼓掌。
他们赞扬里根在冷战中战胜苏联，以及他的“以实力求和平”原则，但会上也难免产生这样一种感觉：战争可能会来临，只是这一次是和中国开战。
班农刚刚从罗马归来，蓄起了一点胡子，银发向后梳拢。他身穿黑色正装衬衫和黑色长西装外套，大步走上讲台，称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而美国是一个衰落的大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事件，百年之后，人们将因此记住我们，”他说。
该委员会最早的两次活动是在1950年代和1970年代，两次都要求增加军备以对抗苏联。第二次活动是1976年在华盛顿大都会俱乐部(Metropolitan Club)的午餐桌上成型的，它发布了警告苏联扩张主义的文件，使用了“美国正在成为世界第二吗？”之类的标题。
在里根政府时期，该组织的影响力达到了顶峰，数十名成员最终出任国家安全顾问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等职务。但随着苏联威胁的消退，该委员会也随之消失。
该组织从2004年开始再度短暂活跃，这一次是为了警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威胁。该委员会副主席弗兰克·加夫尼(Frank Gaffney)是安全政策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的创始人。该智库认为，美国各地的清真寺和穆斯林正在进行一场“秘密圣战”，利用美国的多元主义和民主，让这个国家“伊斯兰化”。
在对中国的担忧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之前，该组织的活动基本上已经停止。
今天的委员会承认，来自中国的威胁不同于苏联，因为美国和中国的经济更加一体化。但为应对这一威胁，美国政府正越来越多地求助于各种冷战手段。
美国政府将中国科技公司列入“实体名单”，实质上是将它们列入黑名单，禁止它们与美国公司做生意。根据去年通过的一项法律，政府加大了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力度，包括对美国公司少数股权的审查。去年6月，政府开始限制机器人和航空等敏感研究领域内中国研究生的签证。美国已经开始禁止涉嫌与中国情报机构有联系的中国学者进入美国。
“他们不是苏联。但这种政府控制和国家主义永远不会长久，”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在7月16日接受辛克莱广播集团(Sinclair Broadcasting Group)采访时表示。他说，在贸易战中，中国像苏联那样崩溃的可能性“一直是人们的一种潜在想法”。
新的冷战并不是单方面的。华盛顿的许多变化都是由北京方面一个更黑暗的转变引发的。
中国加强了对美国公司的审查，许多美国公司及其在华员工现在担心遭到报复。除了拘禁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穆斯林、民主活动人士和其他人士，中国当局还监禁了外国外交官、学者和商人，导致一些人取消或推迟了对中国的访问。
中国还在向海外展示自己的力量，进行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并建设了带有大型空军基地的人工岛屿组成的群岛，范围几乎已经延伸到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海岸。北京已明确表明，有意扶植自己的企业主宰从人工智能和超级计算机到航天设备的未来产业。其政策寻求以中国造商品取代高科技产品的进口，由此迫使跨国公司将工厂搬离美国，导致美国就业机会的损失。
中国拒绝了特朗普政府关于控制这些活动的请求，声称它只是在寻求自身的经济发展。在5月份贸易谈判破裂后接受采访时，中国最高谈判代表刘鹤表示，美中两国之间的分歧领域主要在于“重大原则问题”，中国不大可能就此妥协。
两国关系遇冷也已开始对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产生影响，同时还有中国留学生和旅游业。中国对美国住宅及商业房地产的投资已经开始下降。因担心总统的持续性经济战争，企业纷纷走向多元化，减轻对中国的依赖。
任天堂(Nintendo)、GoPro、孩之宝(Hasbro)及其他公司在重新考虑中国的工厂，开始转而选择从越南、美国、墨西哥和印度采购产品。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二十一世纪中国研究中心(21st Century China Center)主任谢淑丽(Susan Shirk)表示，美国恐会陷入“反华版本的红色恐慌”，这将赶走中国人才，并可能破坏两国之间仅剩的一点善意。
“我们以前在冷战期间犯过这个错误，”谢淑丽说。“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再犯一次。”
中国公民和华裔美国公民纷纷表示，他们已经感受到了其中的寒蝉效应。一些人怀疑，他们失去了获得晋升和奖金的机会。支持交流的人则被指责是在替敌人辩解，甚至是卖国。
“华裔美国人感到成了目标，”Megatoys首席执行官、美国华裔精英组织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成员胡泽群(Charlie Woo)说。“这真的很伤人。”
特朗普政府和当前危险委员会一直很谨慎地称，他们的目标是中国政府和中共，不是中国人民。但其中的差别可能很难区分。在急于阻挡来自中国的新威胁之际，防备和偏执之间的界限有时并不明确。
在去年的一次参议院听证会上，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克里斯托弗·A·雷(Christopher A. Wray)称，特朗普政府试图“将中国威胁视为不仅是整个政府的威胁，也是整个社会的威胁，”并称“我认为对此我们需要作出来自整个社会的回应。”
对于这种整个华人社会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暗示，许多中国人及其支持者感到愤怒。
美国高等院校联合会负责政策事务的副主席托比·史密斯(Toby Smith)表示，美国高校正努力对间谍活动威胁保持警惕，但指出，高校的繁荣来自开放和吸收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人才和科学技术。
“与中国的情况不同于冷战，”他说。“对苏联的担忧主要在于军事。当前担心的是经济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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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华情绪蔓延,这是好事。说明大部分美国人看清了中国共匪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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