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强行上马、以失败告终的三门峡工程，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三门峡工程是中国政府上世纪50年代在黄河中上游修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利工程，由苏联专家设计。三峡工程是上世纪90年代在长江上游修建的大坝。两个工程前后相隔近40年，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跨越了几个不同的中共执政时代。虽然中国国力今非昔比，中共统治从无产阶级专政时代进化到威权时代，中国经济从中央计划为主到市场调节为主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中国政府在大型水利工程上的决策体制没有进步，在压制不同声音、迫害异己方面，依然一意孤行。仔细梳理这两项工程的前因与后果，令人不由地为他们的相似性而感慨。
第一个相似性，三门峡工程和三峡工程都是政治工程。50年代初，毛泽东对三门峡工程上马与否曾屡次犹豫不决，但架不住「圣人出，黄河清」的蛊惑，想在自己手里实现这一美梦。1955年7月，全国人大会议上将三门峡水库的修建上升到了政治高度，提出「黄河清，圣人出。圣人出而天下治」。这几乎扼杀了所有反对声音。
至于三峡工程，邓小平于1986年5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得非常直白，「上三峡工程有政治问题，不上三峡工程政治问题会更大，」只要技术和经济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就应该上。他说：「轻易否定搞三峡工程不好。」九十年代执政的江泽民为了巩固自己的中共总书记地位，竟拿三峡工程与李鹏做政治交易，李鹏当总书记不成，却获得了堂而皇之地以三峡工程为自己家族谋私利的巨大机会。
第二个相似性，两个项目均以政治工程迫害科学良知，压制不同意见。黄万里先生是三门峡工程最后的反对者，他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科学精神舌战群儒长达七天，苦口婆心地告诫，万万不可在中国的命脉大河筑高坝，却拦不住三门峡工程的上马。他写的《花丛小语》于1957年6月19日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毛泽东看过后非常不满，认为他把国内形势描绘成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绝，「这是甚么话？」紧跟著，《人民日报》以「甚么话」为标题展开了对黄万里的批判，黄万里的右派命运就此被注定。《中国水利》1957年9月号配合全国反右大批判，出了批黄专号，专门批评黄万里的治黄主张，指责黄万里反对三门峡工程是反对共产党领导，「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企图「取消党对科学技术的领导」。
这顶右派帽子，黄万里一戴就是20馀年。他后来虽然被摘掉了帽子，但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他却继续被以另一种形式迫害。黄河三门峡工程的失败证明了黄万里的观点和理论是正确的，黄万里应该参与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但邓江时代的官僚体系把黄万里排除在三峡工程的可行性论证之外；不准他带研究生，不准他出书，甚至在校庆期间，清华校友追思黄万里的集会，也被迫取消。
第三，在中共的政治工程中，大批中国知识分子选择对党忠诚，听党的话，放弃真理，成为「歌德派」和「但丁派」。这些人是黄万里最不屑与之为伍的。黄曾问：为甚么在1957年三门峡工程讨论会上，除了他外无人敢说真话？「请问，国家养士多年，这是为甚么？」他批评这些「歌德、但丁派」为了对领导说好听的话，竭力靠拢组织，竟不惜舍弃自己认识到的真理。
这些无骨者在三门峡项目上，一边倒地选择支持苏联专家「高坝、大库、蓄水、拦沙」的方案。等到三门峡造成的灾害成为现实，他们又摇身一变称自己是当初反对三门峡上马的英雄。钱正英和张光斗就是这方面典型的例子。由于他们听党的话，党信任他们，重用他们，因此不断地给他们以甜头，诱使他们对党更忠诚。1986年钱正英出任长江三峡论证领导小组组长，张光斗担任特邀顾问，而当时的黄万里正被清华大学冷冻。
从三门峡工程到三峡工程的决策体制看，中共依然政治挂帅，依然迫害良知，依然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三门峡工程是中国政府上世纪50年代在黄河中上游修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利工程，由苏联专家设计。三峡工程是上世纪90年代在长江上游修建的大坝。两个工程前后相隔近40年，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跨越了几个不同的中共执政时代。虽然中国国力今非昔比，中共统治从无产阶级专政时代进化到威权时代，中国经济从中央计划为主到市场调节为主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中国政府在大型水利工程上的决策体制没有进步，在压制不同声音、迫害异己方面，依然一意孤行。仔细梳理这两项工程的前因与后果，令人不由地为他们的相似性而感慨。
第一个相似性，三门峡工程和三峡工程都是政治工程。50年代初，毛泽东对三门峡工程上马与否曾屡次犹豫不决，但架不住「圣人出，黄河清」的蛊惑，想在自己手里实现这一美梦。1955年7月，全国人大会议上将三门峡水库的修建上升到了政治高度，提出「黄河清，圣人出。圣人出而天下治」。这几乎扼杀了所有反对声音。
至于三峡工程，邓小平于1986年5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得非常直白，「上三峡工程有政治问题，不上三峡工程政治问题会更大，」只要技术和经济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就应该上。他说：「轻易否定搞三峡工程不好。」九十年代执政的江泽民为了巩固自己的中共总书记地位，竟拿三峡工程与李鹏做政治交易，李鹏当总书记不成，却获得了堂而皇之地以三峡工程为自己家族谋私利的巨大机会。
第二个相似性，两个项目均以政治工程迫害科学良知，压制不同意见。黄万里先生是三门峡工程最后的反对者，他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科学精神舌战群儒长达七天，苦口婆心地告诫，万万不可在中国的命脉大河筑高坝，却拦不住三门峡工程的上马。他写的《花丛小语》于1957年6月19日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毛泽东看过后非常不满，认为他把国内形势描绘成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绝，「这是甚么话？」紧跟著，《人民日报》以「甚么话」为标题展开了对黄万里的批判，黄万里的右派命运就此被注定。《中国水利》1957年9月号配合全国反右大批判，出了批黄专号，专门批评黄万里的治黄主张，指责黄万里反对三门峡工程是反对共产党领导，「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企图「取消党对科学技术的领导」。
这顶右派帽子，黄万里一戴就是20馀年。他后来虽然被摘掉了帽子，但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他却继续被以另一种形式迫害。黄河三门峡工程的失败证明了黄万里的观点和理论是正确的，黄万里应该参与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但邓江时代的官僚体系把黄万里排除在三峡工程的可行性论证之外；不准他带研究生，不准他出书，甚至在校庆期间，清华校友追思黄万里的集会，也被迫取消。
第三，在中共的政治工程中，大批中国知识分子选择对党忠诚，听党的话，放弃真理，成为「歌德派」和「但丁派」。这些人是黄万里最不屑与之为伍的。黄曾问：为甚么在1957年三门峡工程讨论会上，除了他外无人敢说真话？「请问，国家养士多年，这是为甚么？」他批评这些「歌德、但丁派」为了对领导说好听的话，竭力靠拢组织，竟不惜舍弃自己认识到的真理。
这些无骨者在三门峡项目上，一边倒地选择支持苏联专家「高坝、大库、蓄水、拦沙」的方案。等到三门峡造成的灾害成为现实，他们又摇身一变称自己是当初反对三门峡上马的英雄。钱正英和张光斗就是这方面典型的例子。由于他们听党的话，党信任他们，重用他们，因此不断地给他们以甜头，诱使他们对党更忠诚。1986年钱正英出任长江三峡论证领导小组组长，张光斗担任特邀顾问，而当时的黄万里正被清华大学冷冻。
从三门峡工程到三峡工程的决策体制看，中共依然政治挂帅，依然迫害良知，依然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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