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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2 August 2019

從防火牆、金盾工程到社會信用體系,中國如何創建「河蟹」社會?

控制公民思想,河蟹你
「跨越長城,走向世界每個角落。」
中華人民共和國發送的第一封電子郵件內容如此描述道,然後它就飛越4,500英里(按:約7,200公里),從北京寄到德國柏林。這一年是1987年,中國的科學家慶賀自己的古老祖國,正式加入新的全球網際網路中。
另一個里程碑不久也隨之而來。1994年,中國採用同一套TCP/IP系統,啟動全球資訊網。幾乎在一夕之間,中國科學家沉悶的研究工具,變成一個數位「場所」,會迸出多彩多姿的網站和圖像;兩年後,網際網路開放給人民使用,不再只限於研究機構,新使用者從稀稀落落轉變成大量湧入。1996年,只有四萬名中國人上網;到了1999年,就有400萬人。2008年時,在活躍的網際網路用戶人數方面,中國超越了美國,來到2億5,000萬300人。如今,這項數字已經再翻三倍,達到幾近八億人(超過全球網民數的四分之一),而且就像我們在第二章所述,他們使用的一些社群媒體,擁有最出色也最活躍的形式。
然而,從一開始就明確顯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來說,這個網際網路將不會(也不可以)按照美國發明者的定調,成為隨心所欲、自由意志主義者的天堂。
四千年來,中國一直保持一個單獨、內聚的政體。該國的近代史由兩個關鍵時期界定:蒙受外國列強找麻煩、侵略與剝削的一個世紀,以及隨後的一連串革命,解放了共產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的融合勢力。因為這些原因,中國當局很重視「和諧至上」。在中國疾速崛起中,和諧居於核心,也持續是中國共產黨的基礎政治教條,根據它的前最高領導人胡錦濤的說法是:創建「和諧社會」。相對的,異議的觀點只對國家有害,會再度讓國家容易受到外國列強的陰謀襲擊。
因此,中國向來認為控制網路的想法至關重要,甚至是正常的國家義務。和諧統一必須維持;有害的想法一定要根絕。袁志發擔任過政府的高級宣傳官員,他在2007年曾陳述這種哲理:「世間的事物皆有韻律。」他選擇的字眼很重要,巧妙的有別於「審查制度」的說法——「韻律」是指管控「社會輿論的正確引導」。
從一開始,中國共產黨就設法確保網際網路的支配權,把持在政府手上。1993年,當網路開始被視為具備潛在重要力量的事物時,官員就禁止所有未經過少數國營電信公司的國際連線。公安部不久便與網路管理者聯手合作,負責阻止「顛覆性」或「傷風敗俗」的資訊傳播。相較於全球其他地方顯現出的混亂國際連網,中國的網際網路成了封閉系統。雖然中國的網際網路使用者可以建置自己的網站,與中國「內地」的其他使用者自由交流,但只有少數經過仔細審查的電纜線,能讓他們連結到更廣闊的世界。「中國的網際網路」完全沒有讓人民越過長城,反而被一個新的障礙局限:防火長城(Great Firewall)。
中國當局也設法控制國內的資訊。1998年,中國正式展開它的「金盾工程」(Golden Shield Project),這項數位工程的壯舉,足以媲美三峽大壩之類的雄偉實物;其意圖是將中國的網際網路,轉變成一個史上最大的監控網路——有個擁有每位人民的紀錄、一大群審查員和網路警察的資料庫,以及追蹤與控制整個網路中傳輸資訊片段的追蹤系統。這項工程耗資數10億美元,僱請的工作人員有數萬名。特別的是,這個境內網路在部分關鍵環節的設計與建構,是外包給美國的公司,尤其昇陽電腦(Sun Microsystems)與思科(Cisco),甚至提供了為大企業建置龐大封閉網路的經驗。
金盾工程最突出的部分,是它的關鍵字過濾系統。應該加入禁用詞清單的用字或片語,它都有效的予以停用了。隨著中國網路使用者從早期靜態的網站,躍入2000年代初期的部落格平臺,再進入2009年開始的大量「微網誌」(microblogging,微博)社群媒體服務,這個關鍵字過濾系統也齊步前進。如今,每個擁有電腦或智慧型手機的人肩上,都好像有一名若隱若現的政府審查員,不僅網頁的搜尋結果找不到禁用的答案,帶著禁用詞的訊息也無法送達預定的接收對象。因為禁用詞清單即時更新,世界其他地區的網路所出現的事件,根本不會在中國發生。
舉例來說,2016年,名為「巴拿馬文件」(Panama Papers)的大批資料被洩露在網路上,並迅速轟動到病毒式蔓延。這批曾經是機密資訊的文件,容量為2.6 TB(terabytes,兆位元組),是全球精英人士用來藏錢的離岸銀行帳戶資訊——這是「網際網路完全透明化」發揮作用的有力實證。在這批洩露的公文中有紀錄顯示,八名中國共產黨高級領導人的家人(包括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姐夫)透過離岸的空殼公司,轉移數千萬美元到中國境外。
這項資訊的每一個細節,任何線上網民都可以取得——除非你住在中國。當消息一傳出,中國中央的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就發送一則緊急的「刪帖通知」。該命令表示:「查刪已轉載的巴拿馬文件相關報導。相關內容一律不再跟進,任何網站一旦發現傳播境外媒體攻擊中國的內容,將從重處理。」隨後,所有中國網民都無法取得巴拿馬文件和當中的資訊。曾有一度,巴拿馬這個國家在中國的網路搜尋結果中暫時消失,直到審查員調整禁令,貼文的刪除條件才只有當中包含「巴拿馬」與領導人名字,或者像是「離岸」之類的關聯詞。
這種過濾實在無所不在,讓中國大量衍生出一批稀奇古怪的雙關語,試圖繞過篩檢。多年來,中國的網路用戶稱呼「審查制度」為「和諧」——一個參考胡錦濤「和諧社會」的影射用字。針對審查屏蔽了一個用詞,他們可能就會說成:「和諧」它。等到審查員察覺到了,「和諧」這個用詞就被封禁了。然而,「和諧」的讀音和「河蟹」很像,於是一個字詞遭屏蔽的時候,意會到的中國網路用戶就開始稱它「被河蟹了」。此外,當社群媒體更重於視覺呈現時,審查封鎖的範圍也擴展到影像。2017年,可愛的小熊維尼消失在中國的網路上——審查員發覺「小熊維尼」是在影射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因為他走路的姿勢神似維尼。
透過這種過濾、「清理整治網路」的政策,歷史本身(或者更確切的說,是人民對歷史的知識與體認)也會遭到更改。鎖定過去任何無法與政權的「和諧」歷史統一的內容,數十億網路舊貼文從現實世界中被抹除。諸如1989年天安門廣場抗議這類重大事件,由於封禁將近300個「危險」文字與片語,全數盡遭清除。中國相當於維基百科的百度百科,搜尋「1989」時曾經只會出現兩個回答:介於「1988」與「1990」的數字,以及「電腦病毒名稱」。其結果是集體的失憶——一整個世代對過去的關鍵時刻全然無知,而且如果他們真的意識到了,也無法搜尋到更多資訊。
中國的審查制度範圍,從明確的政治話題延伸到抱怨,只要內容被視為以某種方式挑戰國家就會介入。2017年,一名河北邯鄲的男子在網路上發帖吐槽醫院的食物之後,因涉嫌「擾亂公共秩序」遭逮捕。
就我們已經見到的,很多國家會箝制網路的討論,但在中國有一個關鍵的差異處:情況有時候和認知的犯罪不相干。其他國家會聚焦在禁止討論人權或呼籲民主化,但中國不是如此,它的審查制度會試圖壓制任何得到過多草根力量支持的訊息,不管它們無關政治——或甚至褒揚政府當局。舉例來說,一名環保人士發起禁用塑膠袋的群眾活動,即使這名活動發起人剛開始還得到當地政府官員的支持,但這個看似正面的新聞就遭到嚴厲審查。在一個真正「和諧的社會」,只有北京中央政府才理當有權力用這種規模,鼓舞與動員群眾。自發性的網路活動挑戰的是國家權威——甚至是中國人的團結。或者,就像中國官方媒體所說的:「這不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事。」
自中國網際網路第一天開始,政府當局已經規定網站與社群媒體服務供應商,得要承擔法律責任,負責壓制任何託管在他們網路上的「顛覆性」內容。舉例來說,2016年發生一連串貪汙醜聞之後,政府就徹底禁止所有非源自官方媒體的網路新聞報導,使得個別的網站業者有義務刪除這類報導,否則就要承擔後果。
然而,到頭來,最重的負擔落在個別的中國人民身上。雖然在2000年代初期,中國出現獨立的部落客社群,但到了2013年,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當權,情勢跟著突然逆轉。這一年,中國的最高人民法院裁定,個人散播的「網路謠言」,如果點擊瀏覽的網路用戶數達五千名,或轉載分享超過五千次,會面臨誹謗指控(並可能判處三年監禁)。大約在同一時間,中國最受歡迎的網路名人被「邀請」參加一場在北京開的強制會議;他們都收到印上中國網路安全局徽標的手冊,還有一場投影片簡介報告等著他們。報告中顯示,一名部落客從撰寫政治內容,轉換成探討更「合宜的」主題——例如飯店評論與時尚——之後,他變得多麼快樂。這項訊息表達得很清楚:加入我們,否則後果自負。
接著,中國政府又使出更加強硬的手段:受歡迎的美籍華人部落客、創投業者「薛蠻子」薛必群,因有涉案嫌疑而遭逮捕。不久之後,他戴著手銬出現在國家電視臺,譴責自己的部落格貼文,為國家的網際網路發聲。「我以為老百姓挺喜歡我的……這時,我的自律、自我警示就放鬆了,」他表示:「虛榮心的膨脹讓我忘乎所以。」
隨後不久,與網際網路相關的羈押步調急劇加快。由於習近平掌權,數萬名中國人民被指控「網路犯罪」,其定罪的範圍從駭客到政府當局不喜歡的任何數位內容。比方說,2017年,中國監管機構裁定,微信討論群組的創建人不僅要為自身的言論負責,也要為每位群組成員的言論擔責。
在中國,僅僅只是壓制公眾意見是不夠的,國家還必須積極塑造公眾意見。2004年開始,中國省級部門已經動員大批官僚和大學生,發表關於政府的正面、積極報導。正如一份外洩的政府公文指出,這些評論員的目標是「積極宣傳,促進團結穩定」。總之,他們的工作就是擔任啦啦隊長,展現出中國時刻保持正面積極的意象,而且他們做這件事時,看起來和一般人沒什麼兩樣。
這支網路評論員陣營,與傳統群眾外包網路不同之處,在於它的組織層級來自國家官僚機構,會吹噓自己的薪資等級、配額、指導方針,以及考試和官方工作證書。批評者很快就為這些評論員封上「五毛黨」的稱號,因為傳聞他們每發一則貼文,可換得人民幣五毛錢(最後,中國完全禁止社群媒體使用「五毛」這個用詞)。一則早期徵聘五毛黨的啟事中承諾:「年終根據發帖量、跟帖量等情況進行綜合測評,並列入全市宣傳工作表彰獎勵範疇。」到了2008年,五毛黨的成員已經壯大到約28萬人。今天,它的成員多達200萬人,一年至少會產出五億則社群媒體貼文。這種大規模、有組織的網路宣傳模式,已經發展得相當成功與普及,以至於再也不需要支付酬勞給許多成員。此外,在中國,從公關公司到中學等其他各式各樣的組織,也模仿了五毛黨的模式。
中國所有的防火牆、監視、關鍵字審查、拘捕,以及群眾外包的宣傳者,目的全是要讓14億人民的意識,與國家的意識融為一體。雖然有些人可能視其為「歐威爾風格」(Orwellian,按:指現代專制政權藉由嚴厲執行政治宣傳、監視、故意提供虛假資料、否認事實和操縱過去的政策來控制社會),但其實與它有更多共通之處的,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毛澤東所說的「群眾路線」。當毛澤東在1950年代與蘇聯決裂時,他曾批評蘇共領導人史達林與蘇維埃版的共產主義太在意「個人主義」;相對的,毛澤東反而展望一個政治循環的願景,當中的群眾意志會透過馬克思主義的視角折射而出,然後塑造成政策,只有歸還給人民才能進一步改善。經由這個過程,各種意見才會灌輸成所有中國人民共有的單一見解。不過現實已證明,群眾路線更難以達成;甚至因為1960年代到1970年代肅清百萬人的文化大革命,這種思維被指責為罪魁禍首,一直到毛澤東在1976年過世之後才停止履行。
藉由中國網際網路帶來的可能性,這種群眾路線的哲學捲土重來。習近平讚揚了這些新科技,因為它們實現了毛澤東「『凝聚』輿論成為一項有力共識」的願景
為了達成這項目標,眼前暗藏更強勢的控管計畫。在新疆難駕馭的少數回族地區,已強迫居民的智慧型手機安裝「淨網衛士」的應用程式。這支應用程式不僅讓他們的訊息被追蹤或封鎖,還搭載遠端遙控功能,讓政府當局直接進入居民的手機和居家網路。為了確保人民一定會安裝這些「電子手銬」,公安會在街上設置巡迴的檢查站,查看人民的手機是否安裝這支程式。
不過,群眾路線最雄心勃勃的落實做法,是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這套體系於2015年展開序幕,在它的願景公文中,提到這套體系要如何營造一個「向上向善、誠信互助的社會風尚」——對國家忠誠不二的一項特徵。為了達成這項目標,所有中國人民都要接受許多評分,反映出他們「從商場交易到社會行為等所有生活面向的……可信任度」。
它與傳統的金融信用分數非常類似,每位人民的「社會信用」計算方法,是彙整龐大的個人資訊,並估算一個可信任度分數,分數的衡量標準基本上是依據一個人對社會的有用性。這項做法可能行得通,是因為中國人民幾乎普遍依賴微信之類的行動服務,社群網路、聊天、消費者評論、匯款,以及叫計程車或食物外送等日常事務,全部靠一支應用程式包辦。在這個過程中,使用者洩露出的訊息量相當可觀,且和自己密切相關,包括對話、朋友、閱讀清單、旅行、消費習慣等等,這些資料片斷可以形成籠統的品行評判基礎。一名程式設計師表示,購買太多電玩遊戲,或許會間接代表閒散怠惰,減低個人的分數;另一方面,經常購買尿布,可能就暗指父母的身分,這是具社會價值的有力指標。當然,一個人的政治傾向也在評分中占有一席之地:一個人在網路上對中國的凝聚力表現越「正面積極」,分數就越高;相反的,若一個人在網路發表的異議聲音「破壞社會信賴」,分數就會拉低。
在歐威爾式扭曲(Orwellian twist,譯註:指令人聯想到歐威爾小說裡的極權主義社會之行為或組織)中,這套體系的規畫公文也提到:「新體系會獎勵失信行為的舉報人。」換句話說,如果你舉報他人的不良行為,分數就會提高。你的分數也會取決於朋友與家人的分數,如果他們不夠正面積極,你會因為他們的負面消極而受到懲罰,由此鼓勵每個人去塑造自身社交網路裡的成員行為。
賦予可信任度分數力量的,是為它奠定基礎的獎賞與風險,兩者都很實際,且感受得到。這套預計在2020年全面部署於中國的評分體系,已經用在求職申請評估和發送小獎勵上,例如:得分不錯的人,可以在咖啡店免費為手機充電。不過,如果你的分數太低,就會失去使用任何東西的權利,從通宵火車的保留床位到福利津貼都是。這項分數甚至被匯集到中國最大的線上婚介服務中,就這樣,在中國政府眼中的價值,也會形塑人民的浪漫愛情與生育的觀點。
因為搶先起步的優勢與大規模的投資,中國成功讓網際網路順應國家的意志,雖然其他國家沒能享有像中國這樣的成功水準,但它們確實很嫉妒。泰國、越南、辛巴威和古巴等國政府,據說都在探索如何建置自己的中國式網際網路。俄羅斯總統普丁甚至簽署協議,邀請有經驗的中國審查員指導俄羅斯工程師,建置先進的網路控管機制。過去美國的科技公司曾協助中國安裝防火長城,中國如今也像這樣,開始把它辛苦得來的審查制度經驗,輸出到世界其他地方。
像這類的規畫清楚說明,網際網路並未擺脫獨裁政權的束縛,反而成了維持其強權的新工具。有時候,針對有形硬體本身或是眾人使用硬體方面,施行明顯可見的控管,網路就能支持強權;其他時候,透過幕後複雜的社交工程(social engineering),也能維繫權力。以上兩者都會發展成相同的結果:控管資訊與掌控人民。
不過,網路還能給予獨裁主義者一項前所未有的工具。在網路的世界,他們可以跨越邊界,延伸自己的觸角去影響「其他」國家的人民,而且就像在自己的國家一樣輕而易舉。
這是一個看起來絲毫不像審查制度的審查形式。
書籍介紹
作者:P.W.辛格(P. W. Singer)、艾默生.T.布魯金(Emerson T. Brooking)
譯者:林淑鈴
如果你近日即將前往中國大陸,
記得,「千萬不能」把這本書放入你的行李箱。
第四章、第八章的內容足以讓你惹上麻煩。
  • 政府透過網路計算你的「社會信用」,分數不夠連火車票也不能買!猜猜看是哪國?
  • 泰國臉書出現一張泰皇穿低腰牛仔褲照片,按讚的人都犯了「冒犯君王」罪。
  • 俄羅斯政府操縱了28個假帳號,這些帳號已吸引了一億四千五百萬人按讚。
  • 梗圖、搞怪討罵、偏激說法引戰……有心人藉此洞察你的思想。你知道嗎?
這就是21世紀最新的戰爭型態:讚爭。
不需要任何武器,只要你曾在網路上按了讚+分享,你就參戰了。
不管你對這個「讚」是真有興趣或出自好玩,
有心人就是會一直對你「感興趣」。
本書作者P.W.辛格(P.W.Singer)和艾默生.T.布魯金(EmersonT.Brooking),
是智庫機構「新美國」的戰略專家,以及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研究員,
他們親自走訪社群媒體公司、美國國防部與情報系統,
了解「網路戰」到底怎麼進行?酸民如何養成?為什麼一開始的單純小摩擦,
最後卻演變成「砲轟」、「找碴」,甚至是槍殺?有人該為此負責嗎?
中國、俄羅斯、川普、恐怖組織、帶風向者、內容農場,又是如何操縱社群媒體?
  • 讚爭開打:按讚+分享=參戰,網際網路統治了你
製造話題,發動襲擊,你的注意力就是他的武器
本來,你可能不認識川普,只知道他是位愛罵髒話的節目主持人,還破產了;
後來,你開始關注他的1.5萬則主觀的罵人批評性推文,
這無形之中助他產生人氣——甚至勝選。
如何善用每份人力?群眾外包——恐怖分子也這樣擴大組織
敘利亞內戰期間,恐怖組織ISIS怎麼招募聖戰士?YouTube就是他們的人力銀行。
接著,一個住在美國的傢伙上完廁所後,手上立刻沾滿遠在敘利亞少年的血,
為什麼?只因他邊上廁所邊在一場虛擬線上投票中按下一票:
「該處決還是釋放這名恐怖分子?」
  • 想什麼、做什麼,不知不覺都聽政府的
政府控制人身,讓我們淪入沉默螺旋
泰國警方施行一項「網路童軍」專案,鼓勵兒童舉報朋友和家人的線上活動,
且每通報一項不當行為,就會得到賞金15美元。
久而久之,人們會陷入沉默螺旋——為了更融入社會,默默減弱自己最偏激的立場。
控制公民思想,河蟹你
1998年,中國正式展開「金盾工程」,就是關鍵字過濾系統,
任何帶有禁用詞的訊息都無法傳送到接收對象。
網民只好衍生出大量雙關語來繞過篩檢,像是「被河蟹了」、「小熊維尼」……
等監控軟體察覺後,可愛的小熊維尼從此在中國網路上消失了……。
  • 如果你也想利用讚爭反制,該怎麼做?掌握幾個原則
「敘事」:你得會編故事,故事越簡單、越能帶動風向,越好
只要你能掌控故事,就等於告訴閱聽眾,誰是英雄、誰才是壞蛋。
索馬利亞恐怖組織、聖戰士頭目用自己的故事說明:
敘事的力量比一整個海軍或彈藥更大。聽聽恐怖組織怎麼編故事。
激起「憤怒的力量」:酸民不愚蠢,而是搧風點(怒)火專家
中國數據科學家曾分析,20萬名使用者中傳播的7,000萬訊息,發現
憤怒,是流傳最快與最遠的情緒。一個網路好酸民的關鍵,就是
言論愚蠢到足以讓人信服,最終目標是讓你在網路上抓狂。

如何讓大家相信假訊息、假新聞?網路霸凌、傳遞色情,現在還有人監管嗎?
本書深入網路最隱祕的角落,讓你看見社群媒體裡最意想不到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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