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個周末，旺角、油麻地、中環、大埔、沙田等港鐵站，設施被破壞，港鐵宣佈封站。我曾乘坐過因為警察行動而改道的巴士上，有老年人粗口大罵年輕人「搞搞震」，也看到星期日休假外出的外傭，困擾地拿着大包小包，煩惱着如何去目的地。
星期五，示威者在油麻地敲打車站玻璃。有目睹過程的日本記者認真問我，「為甚麼示威者這樣暴力，『和理非』人士也能夠接受？」（他來了近一個月，熟讀了運動的專有名詞，且會說普通話）我跟他說，明白日本社運在近幾十年經歷了低潮，因為早年日本社運激進化，令日本人普遍都被暴力示威所嚇怕，是故日本社會接受衝突的承受力不高。
我回答他：「其實香港人在三個月前，也是很保守的，根本沒法想像，扔磚、縱火、打爛港鐵站這些事情會發生……」日本記者追問：「示威者連油麻地站的升降機也打爛，這對行動不方便的老年人造成麻煩吧。」日本人的確很怕為別人做成麻煩。
幸好這位日本記者熟悉國際歷史。我舉例，或許，南韓和台灣的抗爭歷史，會較接近現在香港的狀況吧。激進的抗爭手法，也源自於政府對和平示威的冷漠，警察相應武力升級的一種回應，市民會思考背後的脈絡。但為麼示威者抗爭手法升級，和理非的一批人，至今仍然沒有公開大規模地指責示威者的破壞行為？這是令不少人覺得迷惑的現象。
昨日中環集會，是少數近日獲批不反對通知書的合法遊行。我在人潮中找到 50 歲的林先生，他與 14 歲的兒子一同出來。他形容自己一向關注時事，過往會參與六四七一都會遊行，但限於和平示威，遊行完畢多數直接回家，鮮有逗留。
雖然兒子正值青春期，不少同齡年輕人都會上街，但兒子卻不太熱衷成為「衝衝子」，林先生笑言：「我比兒子更激進」。他解釋，昨天出來，那個美國人權法案主題他不太特別關注，但更重要是他感到憤怒：「現在已經不是撤例，而是警察濫權的問題。若不成立一個具公信力的獨立調查委員會，件事都難以平息。」
他坦言，自己年紀大有家累，較多顧慮，知道早前入東涌機場高危，但想支持，一度提議由他出錢請朋友租車，請有車牌的友人開車入去義載年青人離開。
若他的親兒子走上激進抗爭之途，他為人父會怎樣？「坦白，做人是自私的，你看我兒子那麼瘦弱，很可能跑得慢會被拘捕。若他要扔石和扔汽油彈，我會勸他不要這樣做，但若他堅持去上前線，我唯有陪伴他。」
林先生解釋對他對勇武的看法：「早在六月之時，百萬計的人和平遊行，政府不聽你的，沒有用。反而佩服啲後生仔沒有太多思慮，承受被捕受傷風險，去向政府施壓。」
另一位男子，一副激進示威者的裝束，以頭巾包到鼻子上，只露出一對眼睛。有路過婦人勸他：「今天請你們不要衝。」黃先生有點哭笑不得，近距離細看，面巾下的皮膚粗糙，已經人到中年，52 歲。「我把自己的臉包起來，不是因為我要去衝擊，只是因為我要經常要進出中國大陸。」
在內地工廠工作的黃先生，這個月開始發現，每次過關都經常被檢查手機。按指示打開手機，讓內地執法人員查看有沒有與示威遊行相關的照片或帖文。「我現在已拿一個乾淨的手機回去，設置一批假帳戶，貼些飲飲食食的照片，好讓過關順利。」他說，年輕人被查更頻密，若驗出不妥當，在關口被留難幾個小時，對他來說也是很麻煩。
這位中年人坦言，自已一向「政治冷感」，不看新聞，不關心時事，但這個夏天，前所未有的熱情：「遊行了
7 至 8
次」。「一切源於看到年輕人為香港自殺的事開始，好心痛，想保護年輕人」。他說，自己女兒都有去示威，但應該不是很前線。擔心她嗎？「擔心也沒用．但至少我們父女立場一致。」
黃先生解釋，即使現在目睹示威者對港鐵站的設施進行破壞，他不會大力責備：「覺得不好。」我追問，覺得不好，希望他們最好不要做，還是覺得不好，但做了也不會怪責？黃指是後者。
兩位中年受訪者說的話很一致：「坦白講，如果我年輕，沒有家累，我也會上前線，做和現在年輕人一樣激進的事。」值得注意是，示威者喊「黑警」，我留意到黃先生沒有跟隨喊，他說，覺得警察是磨心，黃先生即使身在人群之中，還是思考周密，謹慎不衝動。
我也曾經在搭的士的路上，遇過一位中年司機。我沒有說我是記者，問他，如何評價今次示威。他說：「我的車子被催淚彈射中兩次，你要我說誰對誰錯，我不懂說。」談下來，才知道他曾經載過一批大學生，從市區到機場，250
元的士費，到落車眾人才東併西湊，發現大家身上只有 200 元，原來大學生們買口罩頭盔等裝備用了很多錢。
到最後，司機怎樣呢？「我收了他們 80 元。」我追問，司機為何這樣做？「你怎麼忍心呢？另外，我又曾經在便利店外，看過兩個女孩子，參加遊行的，兩個人分吃一個杯麵，我放下 200 元就走了。我說不清誰對誰錯，但對着年輕人，誰忍心？」
他說，有熱血司機一度為年輕人抱打不平而被拘捕，看到年輕人在拘留所被如何對待，又一時激動在警署內與警察交鋒，最後當然難受。「誰沒有年輕過？誰沒有衝動激情的日子？我們開計程車的，每一個司機都有過過去，有些更不是光彩的過去吧。」
中年人出於想保護年輕人的心態，無論年輕人幹了甚麼過火的事，這種心態，直至如今，還是在運動裡一個實在的力量。我的中文大學同事李立峯和他的民意調查團隊，自六月開始一直訪問運動的參與者，至今訪問逾六千人。發現這種心態，至少在六、七月之間存在。
他們發現，6 月期間，有一半的示威者認為「和理非示威已經沒有效用」，越來越多示威者認為「激進的示威手段可以令政府聆聽民意」，但大部份示威者也是知道，「激進手段會令社會上其他人反感」。
而有趣的，大部份人都認同「和平集會和衝擊行動互相配合，才可以達到最大效果」，而七月期間，示威者表示，「在政府一意孤行的情況下，抗爭者使用武力是可以理解的」這個說法，認同感亦呈上升趨勢。
雖然最新的民調數據未出現，但至少昨日在中環，不少出來一心參加和平集會的人士，對勇武抗爭者的付出至少是理解甚至表示感謝。也有一些朋友，內心爭扎，但總的來說還是沒法公開大力批評年輕人．
還記得，我跟日本記者解釋這種和理非人士與勇武者之間的奇異關係，解釋得有點吃力。日本記者懂得讀漢字，我就在他的筆記本上，寫了兩個詞：「忍受」「包容」。對，那不是支持抗爭者的暴力破壞行為，而是「不忍」「愛惜」「憐惜」。
無獨有偶，富商李嘉誠今日在一個佛教活動中說了幾句話，也是近日城中名人，少有的一句像樣的人話：
「香港和平好多年，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外，今次是最大最大的衝擊，再繼續下去，是非常不好，我都擔心的，我們希望香港人能夠渡過這個難關，我們希望年青人能夠體諒大局，而執政的亦都能夠對我們未來主人翁，亦都能夠網開一面，雖然法律和人情有衝突，但任何事都好，在政治問題都要兩方面，大家能夠為對方想一想，好多大事都可以化為小事。」
或許，李嘉誠都是一個「理解」年輕人的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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