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妹民筠离我而去已有四年。如果在世，今年该是她过八十整寿。我想起她时总是感到无限惋惜。她去世后，陆陆续续写下了记忆的片断，一直没有发表。偶然遇到她的旧友提到她，想起这篇未刊之文，或可发表聊以慰思念之情。
我是老大，两个妹妹都已不在，独留我在这里纪念她们。大妹资华筠是名人，如果她是时代的幸运儿的话，小妹民筠正好相反，是时代的悲剧。她与华筠出生相隔两年，但环境迥异，正好是1938年，天津沦陷之后，先天条件就与华筠不同。母亲怀她时刚经过丧母之痛，身体虚弱，她不足月就出生，先天不足。外加母亲因奶水不足而必须补充奶粉，她在襁褓中因吃了劣质奶粉而大病一场，九死一生，所以幼时发育较慢，比较瘦弱，与华筠的活泼、精力充沛成鲜明对比。她是家中第三个女孩，按传统，亲友们都希望我母亲生个男孩。父亲怕她因而受歧视，加倍宠爱，母亲因为她体弱，也给予特别照顾，而且一反对我和华筠的严加管教，对她特别放松，并且因为她身体不好，特意晚一年送她上小学。出人意料的是她天赋聪颖过人，这不是一般的套话，而是真的绝顶聪明，虽然开蒙比我们晚一些，但是自发地学什么都举重若轻，从上学开始，从来不需要家里操心。最近我遇到她少时同学还提到她，说是上数学课，老师在黑板上出一道难题，别人还没弄明白题意时，她已经有了答案，而且还不止一种解法。同学们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她小学在天津东亚小学，中学在北京，好像是女一中，一直文理兼优。那时没有“奥数”，不过也有全市数学比赛之类，她得过第三名，没有得冠军，颇为之遗憾了一阵。她兴趣非常广，戏曲、音乐、诗歌都爱好，在家也学了几年钢琴，达到相当的水平。在学校是文娱活动积极分子。她会唱许多歌，虽然嗓音没有天赋，但背歌词能力惊人，凡是有人哪首歌忘了词，只要问她就行。不仅如此，她还喜欢京戏，不知什么时候，竟然把大半部《戏考》都背了下来。我过去也抱着《戏考》听戏，但只能学会有限的几折。她听戏的机会比我少多了，却连很少演出的折子戏的戏词都会背。另一方面，她“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是戴着红领巾长大的，到年龄就入团，在高中刚满十八岁就被发展入党，而且是学校党组织主动找她的。我一直纳闷，似乎使我长年背上沉重包袱的家庭出身对她没有影响。当然，她是1956年高中毕业，在那之前，对家庭出身没有1957年以后那么严酷，1956年又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最宽松的一年，可以称之为“回光返照”。根据那时的标准，她的表现也无懈可击。她中外什么文学作品都读，尤其酷爱希腊神话，不过受影响最深的还是那时占主流的苏联文学。少年的养成教育使她头脑中充满红色乌托邦。我母亲经常当笑话提到一个场景：她戴着红领巾，站在镜子前，大声背诵马雅可夫斯基的诗，还伴以手势，“向左，向左！”她抱着极其天真而单纯的信仰，努力“无私奉献”，到以自苦为极的地步。同时，这也带来荣誉，年年都评为“红专标兵”。但是对于政治，她实际不懂，也不感兴趣，这“红”，只是表现在服务精神，在吃苦耐劳方面总是一马当先，那时还没有“学雷锋”之说，而她的所作所为堪比后来被称为的“活雷锋”。在1956年以前的中小学大概“阶级斗争”的弦还没有绷得那么紧，或者也因学校而异，与碰巧遇到的老师也有关系。她上的中学不是“二代”们云集的名校，可能也是幸运。
1956年她高中毕业，被选拔留苏学习，先在国内集中学一年俄文，准备第二年出国。但是一年后，留学政策改变，只派大学毕业生去进修，不再派本科生。他们这一批天之骄子可以不经考试就保送入大学，而且学校和专业都任自己挑选。她选了北大物理系，那是当时所有理科生的首选，后又进入地球物理系，并选读当时最前沿的学科——空间物理（或称大气物理）。她有一次兴奋地告诉我，今年（1957年）是“国际地球物理年”，这对她选专业有很大启发。我只是茫然不知其意义。大学时代，她依然是“又红又专”的模范，也是文体积极分子，曾任学生会文工团团长，又搞合唱，又作曲编歌，还写剧本，十分活跃。有一阵她还写诗，新诗旧诗都写，不过只留在自己的本子里，不大示人。我偶然看到过她的一篇仿古五言长诗，自述平生志，还颇有点古风，内容我已印象模糊，只记得有遨游太空，探索宇宙奥秘之意。她由于学习成绩优异，也因为工作需要，在毕业前一年就提前调出任助教，边工作、边继续学完课程，接下来顺理成章地留校任教。到此为止，她的人生可谓一帆风顺，前途即使不成为大科学家，也可望在本专业领域大展宏图，而且生活也丰富多彩。但是事有不如人意者。我们姐妹都是不擅料理生活的，但是以她为最。她的“红”还表现在对衣食之事降到最低水平，连衣服整洁都难以做到。直到上大学，甚至成家以后，母亲对她生活上还是关照有加。她的鞋子一直是穿家里老保姆刘奶奶做的布鞋。“大跃进”时期她下乡、下工厂较多，鞋子破得很快，刘奶奶做的都跟不上，有时回来鞋帮都散了，用麻绳绑着，刘奶奶看着直心疼。更重要的是，她的健康受到了不可挽回的摧残。那个时期人都有点疯狂，她想必处处带头苦干达于极致，有病痛肯定不会自己就医。直到我母亲发现她发育不正常，强制她去医院检查，最后确诊，她得过妇科结核病，由于年轻，不知何时已自动钙化，但是错过了治疗时机，永远丧失生育能力，名医林巧稚也无能为力。尽管后来她还是结婚成家，妹夫家里兄弟众多，人丁兴旺，申明不在乎她是否生育，但是这一缺陷对她生理和心理都不会没有影响。
1966年后，像她这样的青年教师（陆平校长曾称她为“我们的才女”）当然在劫难逃，初期必然受到冲击。但是她又不甘心只做“革命对象”，而要做“革命动力”，加入了一派，认认真真地打派仗。详情我不知道，总之又受到过更大的冲击，曾因私下言论被告密，以“恶毒攻击”罪被隔离批判。后来，随学校到江西鲤鱼洲“干校”，可以想见，她在劳动中又是忠实地履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体力付出臻于极限。我只听说她主动与男同胞干同样的活，包括一起扛一、二百斤的大包，这是“组织上”也不鼓励的。卒至再一次摧毁健康，落下腰病，不过当时没有显示出来，而是多年后才发作，影响了后半生的命运。1976年后有一段时期她工作恢复正常，业务上有所发挥，思想比较解放，心情比较舒畅。重拾她的专业，发表科研论文，同时还从事科普和科幻小说的写作。1979年她有机会到世界著名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在西德）做访问学者。在此之前我还帮她突击了英文。她第一外语当然是俄文，后来自己学了一点英文，好像还有法文、日文，都只够参考她的专业资料用，不能算“通晓”。我一贯主张成人学外语必须学语法，给她一本最古老的英文语法，建议她不要走捷径，老老实实一章一章弄明白，把所有的例句抄一遍，每一章的练习、问答都全做。这是一本英国人写的语法书，我母亲那一代都用过。她这次听了我的，果然有效，应该算是“通晓”了英语，以后只需增加词汇。这样她出国交流以及在国外的刊物发表论文都不成问题了。她在德国研究一年，收获甚丰，在国际同行中也获得好评。据我女儿遇到一位与她同时在该研究所的法国同事说，中国封闭了这么多年，没想到资民筠在这一领域的工作和了解的情况竟不落后，到了研究所很快就能进入最前沿的课题。她在国际专业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引用率较高，令他们羡慕不已。另外，她到了德国这个音乐之乡，有机会弹钢琴，以乐会友，还遇到一位吹长笛的，两人常常合作，十分愉快。在衣着上她虽然比在国内整齐些，但依然不修边幅。有一次寄回一张照片来，大家发现她两条裤腿长短不齐。她从未去过理发店，在家时由妹夫给她随便剪剪。到了德国，她对着镜子自己瞎剪。研究所的女秘书看不过去，硬拉着她去理发店理了一次发。研究所女性很少，那位秘书对她特别好，看她不擅料理生活，常照顾有加。她还讲过一件轶事：有一次他们集体到外地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科学家们可以带夫人，会外安排与会者参观科学展览馆，夫人们则参观时装表演。参会科学家中只有她一位女士，组织者误以为是夫人，就列入参观时装表演的名单。她到了展览馆门口，无论怎样解释，守门的德国人只认名单不认人，就是不让她进那个科学展览馆，她只好硬着头皮跟夫人们看了一场她最不感兴趣的时装表演。
这一年大概是她最愉快、最有收获、生活也最正常的一年。快到期满时，研究所方面希望她留下来，或者至少再延长一年，不过当时国内这方面很严格，延期不归是违规的，这也不符合她的处事原则。另外，研究所内的科研人员都称“××博士”，她没有任何学位，当时中国的特殊国情外人也能谅解。有人建议她申请博士学位，以她的水平，走个程序，交一篇论文，通过答辩应该不成问题，研究所领导也鼓励她这样做。但是她认为她现在的助手都是博士，她再去申请博士，有失身份。根据她原来被灌输的观念，学位是虚名，不值得追求，她认为自己早已超过博士的水平，不需要这一虚名。没有想到几年后，时过境迁，她会因职称问题而离开北大。
好景不长，在期满回国的前夕她病倒了。她自干校回来后经常腰背痛，自以为是劳损，胡乱用点药，从不就医。这次剧烈发作，疼痛难忍，行动都有困难，那位秘书强拉她去医院就诊，检查之后，医生就不容分说把她留下住院，只允许平躺不动。原来她罹骨结核已经相当长时期，有一节脊椎已经快要蛀空了，如不立即治疗就会脊椎断裂，至少导致瘫痪。德国的医生是对病人高度负责而又有很高权威的，病情如此，他们是绝对不会放人的。而严重到那个程度，只有动手术一途。但是以当时的中国国情，她一个普通学者，在国外动手术是绝对不可行的，只能回国。德国医生坚持，如回国治疗，必须先联系好航空公司，准备担架上飞机的条件，有人看护；国内必须先联系妥医院，病人下机后直接送入病房。没有这个保证，他们就不放人。当时幸好我们的老友杨成绪在驻西德使馆工作，通过他得到了使馆的帮助，满足了飞机的条件；我们在国内闻讯后，全家出动，调动一切“关系”联系医院——那时要找到一位主刀专家，而且时间紧迫，很难通过正常渠道实现（现在何尝不是如此）。北大方面也给予了重视，由校医院派出救护车和担架直达飞机舷梯下接人。她总算及时得到了应有的治疗，手术大夫确实是高手，很成功，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只不过术后要穿金属背心固定，卧床休养达两年之久，相当长的时期内吃喝拉撒都不能自理，全赖他人照料。这一关总算挺过来了。不幸中之大幸是她刚好在德国发作，能及时确诊，并在德国医生的坚持下，有了后来一连串的紧急措施，否则真是不堪设想。
她两年后恢复正常活动，以后短短几年内也还有所建树。在国内外杂志发表过几十篇专业论文，其中还有论文得过国家教委的科学进步奖；写了不少科普著作和科幻小说，科普作品进入中学生的补充读物；科幻小说也得过奖。但是她性格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比较活跃，有不少跨专业的朋友，后来变得越来越内向，越来越少与人交流。一个原因当然是与她长时间卧病有关，有些熟人逐渐疏离，所谓“多病故人疏”；但我认为主要是她难以适应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经济大潮下，人际关系和某些办事规程的变化。她过去真诚相信的一些为人处事的准则似乎无效了，集体主义让位于人人为己而奋斗；理想让位于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她在1966年之前的十几年中由于处境特殊，实际上精神是在象牙之塔内的，实际存在的另一面现实，她根本看不到。如今长期遏制的人欲忽然爆发出来，使她惊愕，不知如何应对。举一个小例子：有一次她带队与几名师生一同到外地出差，回程火车票极为难买，一般做法是通过当地接待单位，总是有办法弄到“关系”票的。但是资民筠认为这是不正当的，她坚持自己带一名男学生，冒着冷风半夜到火车站去排队买票。这是我听别人说的，至于是否买到了，不得而知。此举当然不会再得到赞赏，而是招来一片埋怨。后来她的坚持原则越来越行不通。
对她一次较大的挫折是开始评职称，这是长年停止职称后的第一次，她属于副教授候选人。原来大家都甘当“布衣”，忽然有了“功名”之说，而且这“功名”关系到个人价值是否得到承认。她本来认为职称要自己申请，就不应该，客观成绩摆在那里，应该由评审机构评定，主动授予（她还是相信“组织”）。另外，她一向业务突出，自以为如果公平投票，一定是首选。但是结果却让另外一人捷足先登，而那位老师恰好是她从业务到为人都看不上的。可能那时特殊时期遗留的“派性”在他们系的人际关系中还有一定影响。她如果在德国“屈尊”得了博士，自然职称不成问题，当时不屑一顾，现在却忿忿不平，甚至认为受辱。从此心情总是郁闷，交往圈进一步缩小，最后竟决心离开北大，脱离了她的专业，调到了文化部艺术研究院“比较艺术研究所”，与华筠到了一个单位，当然这与华筠的“关系”不无关系。她仍然有足够的自信，想另外开辟艺术和科学之间的跨学科研究，并且以音乐为切入点。这也不是事出无因。我80年代初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发现有一本得普利策奖的书，题为《哥德尔、艾舍尔、巴赫——一条永恒的黄金辫带》（Godel,
Escher, Bach : An Eternal Golden Braid）,
哥德尔是数学家、艾舍尔是建筑学家，把他们和音乐家巴赫编在一条辫子里，引起我很大的好奇心，勾起我青年时期曾痴迷的柏拉图名言：音乐与数学是美的最高境界，就买来一读。但是以我的数学程度，读来如天书一般。想起民筠可能感兴趣，回去就把这本书送给了她。果然引起她很大的兴趣。也许这也对她想做这方面研究不无影响。关于这本“天书”，还有一个巧合的插曲：不久以前我在网上偶然发现此书的中译本，而碰巧主持翻译的马希文的名字我有印象，因为有一度民筠与他交往较多，曾听她提起过。马希文是北大数学力学系的，据说十五岁就考入北大，有数学神童之称，而且也是多才多艺，有跨学科的兴趣，是民筠钦佩的少数人之一。从干校回京后，他们两人都不能回各自的系里工作，却同时被调到北大“文艺宣传队”，马希文任乐队指挥，资民筠作曲、配音。连我大妹华筠也认识马，因为华筠从干校回京后赋闲在家，被民筠拉去当顾问。科学人才被剥夺从事科研教学的权利，去搞吹拉弹唱；而专业演员却被赶下舞台，远离文艺。从我的两个妹妹这段遭遇也可见荒唐岁月之荒唐。马希文改革开放以后去了美国，不幸英年早逝。这本天书般的著作于199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到2013年我发现时竟然已出到第7版。此时民筠已去世，虽然中文本我仍然啃不动，还是买下来留作纪念。在写完此段文字后，北大袁明告诉我，有一位美国人莫大伟（David
Moser），现任北大燕京学堂的美方主任，是此书作者侯世达（Douglas Hofsdtader
）的学生，因为这本书比较艰深，莫大伟曾在中国留学，懂中文，被派来与译者沟通，协助翻译，应我的邀请袁明带他来我家相见。莫大伟当年与民筠交往很多，说她思想活跃，常有神思妙想，虽未参加具体翻译工作，但是经常参加讨论，出过很多好主意，有时大家卡住在一点上，她提出一个建议就可以打开一个新思路，解决难题，那本书的序言中列举的译者名字中没有资民筠，其实她对本书的译本是有贡献的。
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
作者: [美] 侯世达
译者: 严勇/刘皓明/莫大伟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这种跨学科的研究对民筠来说，需要另起炉灶，她选择的课题是音乐和科学的关系，但是音乐作为业余爱好与专业是不能相提并论的，需要补课处甚多。她心高气傲，想在短期内出成果，谈何容易。她的“跳槽”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即使征求了也未必听得进我的异议。北大的同事和她几个好朋友都认为她这一步走错了，为之惋惜。她原来空间物理的专业水平已经在国内领先，并已得到国际承认，在我国的尖端科技领域十分重要。即使从最世俗的“职称”角度来说，对她熟悉的人都认为她如留在北大，尽管有复杂的人事关系，无论如何，到退休时一定是正教授，而她在艺研院是以副研究员退休的。但是她当时似乎无法忍受本单位的气氛，非走不可。在新的单位她也有初步成果，发表了一些著作，还有一些新颖独到的见解。但是健康和精神状态每况愈下。她近视眼千度以上，有过几次视网膜脱落，目力日益衰退，最后近乎失明。父母在世时我们还经常见面，母亲仍然对她生活尽量照顾。父母去世后，失掉了纽带，住的又远，会面日稀，每见一次都感到她的健康和精神状况有所下降，变得日益迟钝。电话中也讲不了几句话。后来确诊为脑软化，而且发展得比较快，最后几年在基本失去交流能力后，只有一样事物是最迟向她关闭的，就是钢琴。她只要坐到钢琴边，还能弹她过去记得的几个曲子，当然不一定完整，在那种时刻显然比较愉快。随着病情发展，能弹的段落日益减少。她最后能记得的是柴可夫斯基的《十一月——马车夫之歌》，这是她原来的拿手保留节目之一，少年时在天津的电台表演过。直到去世前几个月，还能弹出几小节。到最后，昏睡的时间比醒的时间越来越长，终于有一天就此长睡不醒，终年七十六岁。她老年失智后，一位好友叹息说资民筠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我觉得她是智商超群而情商有问题。智商基本上是先天的，情商主要是后天养成的，是在某种特定环境的种种矛盾中扭曲了个性。她虽然早期一帆风顺，没有受家庭出身的影响，但是那时的主流环境不可能对她没有触动，我感到她内心深处还是有这个出身的包袱，所以要加倍证明自己，在生活上以自苦为极与此有关，尽管不一定是有意识的。我虽然力主男女平等，但是在体力上承认差异，从不逞强，而她连这都不承认，否则健康不至于受到那样的摧残。从意识形态光谱来看，她实际上并不“左”，改革开放她衷心拥护，因为可以回归常识、科学，一段时期在业务上可以放手发挥，她为“科学的春天”而兴奋。她有强烈的正义感，特殊时期结束，她心情舒畅，以为可以实现原来向往的清平世界。但是种种现实与她理想背道而驰，埋头学术又常受非学术因素干扰。我常想，她若是“只专不红”也许会好些，最多在某个“拔白旗”运动中受批判，但是作为自然科学而且是尖端科学的人才，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在国际交流中开拓眼界，更可以大有作为。国内外不少科学家不通人情世故，不事家人生产，也不鲜见。在当今的社会，她未尝不可以做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有成就的科学家。呜呼！“谢公最小偏怜女”，以少年天才始，以老年痴呆终。时也，命也！我只有深深地为我的小妹惋惜，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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