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当艾伦·邱（Alan Yau，音）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香港长大时，那是一座身份植根于世俗与繁荣的城市。人们感到可以自由地同时认定自己是香港人、中国人和世界公民。
但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员艾伦·邱表示，近来，很多人转向更封闭、内敛的身份。曾经在他国际化的社交圈很少见到的象征国家身份的旗帜和歌曲，正变得越来越常见。
香港人一直很自豪，但现在却有了新变化：一种围困之感，并且这种感觉远不止来自中国大陆的威权领导人。根据最新的研究和民意调查，香港爆发持续数月的抗议活动，或许不仅是由于北京方面的过火行为，也是因为香港身份认同本身的巨变。
经济动荡和移民人数激增，给香港的传统身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结果，许多人形成了一种新的身份——一种更强烈、更狭隘也更具对抗性的身份。香港人和中国人这两种长期互补的身份，突然间变得互不相容。
这将这个地区变成了火药桶，一名学者称之为“一个国家，两种民族主义”——暗指理应保护香港在中国的地位的“一国两制”。因此，当亲北京议员推动允许引渡犯罪嫌疑人至中国大陆的法案时，很多人觉得这不仅是对他们权利的攻击，也是在一个已经显得脆弱的时刻，对他们独特身份的攻击。随之而来的强烈反应扩大了香港人之间的分歧。
尽管这座城市看上去团结，但调查显示，香港居民对文化上的外来者越来越不信任，种族、年龄和阶层的分化也越来越严重。当地人说，许多家庭因政治分歧而分裂。在抗议活动中，混战爆发的频率越来越高。
“当我们自我定义的方式受到威胁时，问题就爆发了，”艾伦·邱说。回溯香港大规模反抗之前的经济和文化变化，他表示，“全都有关联”。
混乱与威胁
身份危机往往始于地位的丧失。某种原因导致社会阶层重新洗牌，一些社会阶层被取代。其成员因受到威胁而一致支持他们的群体身份，使它变得在感觉上更重要，也使它陷入不确定。在香港，开启这一过程的，是大量资金从中国大陆不断膨胀的经济中涌入。香港成为中国的金融服务中心和贸易渠道。新富起来的中国人还将大量资金倾入本地房产市场。
这推高了生活成本，引发住房危机。
较贫穷的居民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住房补贴的缓冲。一些蓝领和服务业工人也是如此，他们所在的行业因中国移民而受到冲击。
但香港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阶层——受过教育的白领专业人士——则受到沉重打击。工资停滞不前甚至下降。他们赚得少。许多人比父母当年还穷。艾伦·邱表示，一些人得出结论，“香港梦已经破灭了。”
根据香港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家黄鹤回的研究，这个群体改变了他们的政治观点。
黄鹤回发现，他们变得对中国大陆和大陆人更加存疑。他们将自己的香港人身份守得更紧。许多人参加了香港新兴的本土主义运动，该运动主张政治自治和与中国大陆的文化差异。黄鹤回发现，租房住的高收入工作者最有可能支持本土主义反对党。果不其然，他们在抗议活动和活动人士中占据了压倒性席位。
这些变化在天水围尤为明显，天水围是一处高楼林立的郊区，距中国大陆边界近在咫尺。“他们认为香港已经失去了未来，”参加过这一带抗议活动的44岁技术人员杰基·马（Jacky Ma，音）说。他说，那些有份不错工作的朋友、当医生和经理的，现在只能勉强度日。他的儿子学的是放射治疗，但工作不好找。
“他们很惨，”他说。“大陆人来这里买房，物价变得难以负担。所以冲突首先就是工作。其次是房屋。然后是生活。”
经常听到种种问题可以追溯到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和游客，随着北京取消旅行限制，大陆移民和旅游人数激增。
数字令人震惊。每七个香港居民中就有一个是1997年后来到香港的大陆人。大陆游客数量从每年200万大幅增长到4000万，有时甚至更多。
杰基·马表示，社区间的凝聚力和熟悉感都降低了。移民家庭大多说普通话，很少与说粤语的本地人接触。许多人认为，移民正在使当地文化变得更糟。
这种人口变化和经济混乱的结合可能引发所谓的社会依赖威胁，在这种威胁下，人们围绕“我们”和“他们”的观念重塑自己的身份和政治。
对杰基·马而言，与香港丧失自由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
“很多时候你看到政府的政策，他们为谁制定？主要是新移民，”杰基·马说。“我们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刻”
结果是形成了一种新的团结一致的心态。虽然香港不是一个国家，但是对一些人来说，身为香港人带有典型的民族主义特征。
香港教育大学(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政治学家方志恒(Brian C.H. Fong)认为，这种变化始于2009年，当时北京开始在香港培养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这是其重新整合香港努力的一部分。
方志恒写道，这场运动正好与香港的自治和社会经济秩序遭到侵蚀相吻合，它适得其反，引发了“反动员浪潮”——就像2014年的民主雨伞运动抗议一样——香港人宣告一种“边缘民族主义”，这是对香港人身份的挑战。
其结果是“一个国家，两种民族主义”，方志恒写道。
作为一个香港人，中国人的身份曾经是一种补充，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但随着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在10月宣传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活动中，中国人的身份突然变成了一种威胁。
邱说，“你不能同时拥有两个代表同一地区的国家身份。”他还说，在这里的许多人看来，“现在是我们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康萤仪最近进行的调查，揭示这种心理如何奠定了香港今年的抗议活动。
当人们团结在一种感觉受到威胁的身份后面时，他们往往会把世界分成心理学家所说的“内群体”和“外群体”。 康萤仪发现，引渡法案导致许多人在精神上把香港政府从群体内部重新安排到群体外部。
“你越认为自己是香港人，就越不信任政府，”她说。“你认为香港政府是‘他者’。”
香港人根深蒂固的身份认同也可能导致他们重新分类另一个派别：中国大陆移民。
康萤仪通过一系列内隐联想测试来考察人们对大陆人的态度。内隐联想测试是一种快速联想词汇的方法，用来衡量潜意识偏见。
“我们发现，隐性偏见非常强烈，甚至比白人对非裔美国人的偏见还要强烈，”她说。
在郊区天水围的抗议活动中，马先生的妻子、金融工作者米托·王（Mito Wong，音）把这些移民视为来自北京的威胁的延伸。
“他们可能已经被中国大陆政府洗脑了一半，”她说。“他们不想融入。”
她说，移民和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在住房补贴或竞争激烈的学校的入学名额方面陷入了竞争。她说，只有当地人真正接受香港及其价值观。
“他们只是把香港当作跳板，”她说。“赚点钱，然后回大陆。”
我们和他们
当社会围绕“我们对抗他们”的身份进行组织时，移民往往是第一批被视为局外人的人，但很少是最后一批。随着断层线的打开，社会可能两极分化。
康萤仪的研究发现，对当地政府出现了分歧。虽然很少有人支持政府对当前危机的处理，但许多人仍认为它是香港人身份的一部分。
对年龄偏大的人来说，是抗议者与警察发生冲突，从而冲击了香港身份——这是一个日益分化的问题。
许多抗议者在家中面临另一条前线。给婴儿拍照和晚餐计划中越来越多地穿插着激烈的政治争论。
在香港市中心的一次集会上，当防暴警察冲进人群时，20岁的学生史蒂芬·张（Stephanie Cheng，音）没有退缩。但被问及家人的短信时，她泄气了。
她的母亲起初是支持她的，但当抗议者转而反对警方时，她变得愤怒起来。两人因Facebook上一条指责抗议者焚烧汽车的帖子而争吵。
“许多家庭都是分裂的。我在我的学生中看到了这一点，”康萤仪说。“现在他们之间连话都不说了……”
随着对香港身份相互冲突的解释，这种分歧似乎正在迅速扩大。
“我知道很多本地家庭因为政治分歧把孩子赶了出来，因为他们参加了抗议活动，”抗议者王女士说。
在最近的一次假期中，艾伦·邱所在大学的学生为那些觉得回家不舒服的人安排了“难民”晚餐。
香港甚至可能染上了一种已经在困扰美国的疾病：党派分化。
“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我是黄色的，我妈妈是蓝色的，深蓝，”艾伦·邱说。“我们不再有共同点。”
他说，这种分裂对香港来说尤其危险，因为在一个从来都不是一个国家的地方，不可能存在根本的、一致认可的国家认同。
“在美国，美国人的身份是既定的，”他说。“你不需要质疑它。香港是不一样的。我们再也不能定义什么是香港人了。”
“这就是斗争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