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匈奴后裔的刘禹锡
唐代宗大历七年 （772年），刘绪夫妇生下了一个男孩，这一年他们已年近不惑了。说起这对夫妇，经历也够坎坷的。丈夫刘绪出身官宦人家，定居在洛阳，正是要参加进士考试的时候，安史之乱爆发，只好忍痛放弃，一家老少出城逃亡。刘绪夫妇在东南地带很是辗转飘零了几年，最终在嘉禾（今浙江嘉兴）定居了下来。也许是飘零不定，他们一直没有孩子，直到定居下来后，他们才生下孩子，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刘禹锡。刘禹锡后来说自己“家本荥上，籍占洛阳”，这倒不假。但他又自称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这......是不是很眼熟？对的，刘皇叔也是这么抬高自己的身份的。不过，刘皇叔毕竟距离中山靖王也就一百多年的时间，他号称中山靖王之后还有几分可信度。但对于刘禹锡，如果我们深挖下去，就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秘密：他是匈奴后裔，直到北魏孝文帝，他的祖先才改为刘姓。祖先刘亮，在北魏时当过冀州刺史、散骑常侍。
不过，我们大可不必激动，匈奴后裔的身份在唐代已经不是敌人了，而且也很常见。与他同时代的白居易和元稹，一个是龟兹后裔，一个是鲜卑后裔。经过漫长的民族融合，他们无论外表还是内心都是纯正的汉人了。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有过很多游牧民族侵入中原，甚至有过“五胡乱华”之类的黑暗时代。然而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是底蕴深厚的文化，每当大浪淘沙以后，我们的祖先从没有接受侵入者的语言、习俗或游牧经济，相反，他们总是慢慢被我们同化。是的，我们中华文明最强大的地方不在于征服，而在于融合，正是这种力量让我们的祖先从黄河流域的几个小部落开始，以文化融合的方式不断扩张，于润物细无声中开疆拓土，最终成长为泱泱大国。在嘉禾，刘禹锡度过了快乐的童年。虽然体弱多病，但刘禹锡从小就是个聪慧的孩子。这个时候有个叫权德舆的长辈在江南做官，与刘禹锡一家关系不错。当刘禹锡登科后，老前辈权德舆回忆起当年，在《送刘秀才登科后侍从赴东京觐省序》中这样说:“ 彭城刘禹锡，实首是科，始予见其丱已习诗书，佩觹韘，恭敬详雅，异乎其伦。”大概意思是称赞刘禹锡在总角之年已经熟习《诗经》和《尚书》，读过《尚书》的人一定知道这本书有多古奥难懂，更不要说刘禹锡当时还是个小孩子了。另外，刘禹锡因为自己的聪慧，还结识了两个特殊的前辈：高僧皎然和高僧灵澈。这可都是超凡脱俗的人物，皎然是东晋大诗人谢灵运的十世孙，以诗著称，于颇在《吴兴昼上人文集序》称其“得诗人之奥旨,传乃祖之菁华。江南词人,莫不楷范。”至于灵澈空灵玄妙的境界，有刘长卿《送灵澈上人》为证：
小刘禹锡不过八九岁，在两位高僧讨论诗艺的时候，他也有模有样地吟诵起来，或者用毛笔粘上墨水涂鸦。有时候他竟也吟出不错的诗句，两位高僧惊讶之中赞道：“孺子可教。”刘禹锡后来回忆这段经历，在《澈上人文集纪》自述：“方以两髦执笔砚，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在江南地区，刘禹锡度过了十八年，后来在《送裴处士应制举诗 》中，他回忆童年的生活：
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初，刘禹锡在长安进士及第，同年他又考中了博学宏词科考试，一年之内连登两科，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在这一年，他结识了同榜进士柳宗元，就此开始结下一生的深厚友谊。两年后，刘禹锡再登吏部取士科，人事部可不是好考的地方，韩愈曾三试吏部皆不成，而刘禹锡却一试就过，这一年他还只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在“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唐代，他可算是超级学霸了。年轻的他志向远大，在《华山歌》中他写道：
他刚一登科，就被授官太子校书，未来可期。不过没过多久，父亲刘绪去世，刘禹锡悲痛不已，他返回家乡，为父亲守孝三年。贞元十六年（800年），刘禹锡守孝结束，先是做了杜佑的掌书记，杜佑此时是淮南节度使兼徐泗濠节度。贞元十八年（802年），又调任京兆府渭南县主簿，不久迁监察御史。这个时候的御史台，可是个人才济济的地方，这不，他和唐宋八大家的前两位韩愈、柳宗元结交上了。韩愈后来回忆说: “ 同官尽才俊 , 偏善柳与刘 。”这是最好的时代，年轻人在一起意气风发，怀着共同的政治理想憧憬着未来，想要同舟共济做出一番事业。他们还不知道现实是多么黑暗，而这将给予他们重重一击。终于，刘禹锡他们又结识了另一个志向远大的人，他是王叔文。王叔文深受太子信任，他的志向着实不一般，他看到当时政坛贪污腐败，民不聊生，朝政被宦官把持，于是立志革新。改革，这可是个了不得的大事啊。自古以来，改革就是最敏感的事情之一，但凡改革的没几个活得长的。但年轻人总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们整天聚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刘禹锡和柳宗元等人都很支持王叔文的想法，于是他们等待风云变幻，伺机而动。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唐德宗驾崩，唐顺宗继位。“一朝天子一朝臣”，虽然唐顺宗中风在床不能正常处理朝政，但他指派王叔文坐镇翰林，掌握国家大事。于是，以王叔文、王伾、刘禹锡、柳宗元为首的“二王刘柳”集团迅速掌控了局势，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永贞革新”就此打响。在人事变动上，他们拉拢了刘禹锡的老上司杜佑，让他任摄冢宰，兼山陵使，王叔文为起居舍人、翰林学士，而刘禹锡也在自己人——杜佑的推荐下，除了监察御史的职务，兼任了崇陵使判官。当然，他们上台绝不是为了结党营私。他们的新政包括：罢免兀官以节省财政开支，将迫害忠良的京兆尹李实贬官，废除宫市以防止官员盘剥压榨百姓，禁止德宗时候仗势欺人的五坊小儿为害百姓，减免各种苛捐杂税，削弱宦官的军权，放出后宫宫女和教坊800人，征召由于正直进言被贬的官员。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对这场革新给予了高度评价：“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亦云善矣。”他们的一番新政虽然大快人心，很符合民心民意，但他们之前都只是一些官微职贱的小人物，虽然请出了一些老前辈压阵，到底大多数官员还是不太平衡的。最要命的是，他们触碰了太多人的利益，特别是刘禹锡、柳宗元他们性情耿直、嫉恶如仇，眼里根本揉不得沙子，这就更得罪人了。因此，这场史称“永贞革新”的改革仅仅只坚持了146天，就在诸多因素下破产了。太子在权贵们的支持下走上前台，就像王叔文当年一样，顺宗被迫禅位称太上皇，不久驾崩。唐宪宗登上皇位，永贞革新宣告失败。于是改革派纷纷被贬，不久王叔文被赐死，王伾也病死。刘禹锡、柳宗元、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及韦执谊先后贬为边远八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说到底，刘禹锡他们还是太年轻，没有足够的斗争经验，性格又都过于耿直，得罪了太多人。史学家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说：“永贞内禅，尤为唐代内廷阉寺党派竞争与外朝士大夫关系之一最著事例。”是的，在这样的权力斗争和政治结盟中，处理好各方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而性格耿直是最要不得的。所以，刘禹锡他们虽然有远大的抱负、高尚的情操，但并没有足够的政治经验，根本敌不过根深蒂固、奸诈狡猾的利益集团。从此，刘禹锡的“主角模式”走到了尽头，等待他的一次又一次的挫折。正是在这样艰苦坎坷的人生中，他用不屈和旷达谱写了逆境人生的不朽乐章。刘禹锡接下来的人生，不能不让人想起海明威的名句：“一个人可以被消灭，但绝不可以被打败”。对于刘禹锡来说，自己可以被不公对待，可以被贬谪，但绝不能因此消沉。正如他在《子刘子自传》中说自己：“人或加讪，心无疵兮。”永贞元年（805年），刘禹锡被贬出京，初为远州刺史，后为远州司马，说是贬官，实为发配。这时正逢秋天，万物萧条。这也是刘禹锡人生的秋天，刚刚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失败，为国为民的政治改革戛然而止，理想幻灭，人生走到了最低谷。然而刘禹锡却写出了这样的《秋词》：
得多么乐观主义，多么超凡脱俗的人，才能在人生最低谷写出如此积极明朗的传世诗句啊。不必说杜甫的“万里悲秋常作客”，即使豪气万丈的李白也叹息：“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而那位雄才大略、北击匈奴的汉武帝在《秋风辞》一开篇就说：“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飞”，结尾更是近乎哀鸣：“少壮几时兮奈老何”。只有刘禹锡，只有他，给千古肃杀的秋色画上了明媚晴朗的色彩。他说“秋日胜春朝”，即使人生走到秋天，也要比春天更精彩。他不看落叶满地、残阳似血，只仰头望“晴空一鹤排云上”，于是“诗情到碧霄”，从此惨淡人生也不再惨淡，诗和梦想同在。元和九年（815年），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回京，这时离当初被贬已经足足十年了。本来这是个翻身的机会，皇帝虽然不喜欢刘禹锡他们，但毕竟这事情已经十年了，在朝中裴度等人劝说下，他还是下了召回刘禹锡他们的诏令。刘禹锡和柳宗元回到洛阳，看到昔日暗算自己的奸佞已经身居高位，门庭若市。而自己和柳宗元一起回到京都不久，由于权贵对他们的敌视，柳宗元很快再次被贬为柳州刺史。他出离愤怒了，而他这样嫉恶如仇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忍气吞声的？于是在玄都观，他写下了《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对于桃花，刘禹锡一直是不屑一顾的。他曾在《杨柳枝词》里说 :“ 城东桃李须臾尽 , 争似垂杨无限时。”而这一手指桑骂槐，实在太狠了。他用新栽的桃树指代新掌权的权贵，说虽然你们现在门庭若市，但是想当年，我刘禹锡还在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儿呢。特别是“戏赠”更是格外有讽刺感，很有阮籍那句“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感觉。这谁受得了啊。简直是赤裸裸的嘲讽，不要说一向跟他针锋相对的权贵们，就是宪宗皇帝也受不了了。要知道当年他也是在权贵的支持下逼宫上位的，刘禹锡也正是因此被贬的。那这个“尽是刘郎去后栽”，岂不是连皇帝也讽刺上了？而在古代，皇帝就是天，那刘禹锡岂不是真的“怼天”了？怼天怼地怼空气的刘禹锡谁也受不了，于是他又被贬为播州刺史。播州是个蛮荒僻远的地方，而刘禹锡却有80多岁的老母亲需要随身照顾。患难之中见真情。关键时候，好朋友柳宗元站了出来，他接连几次上书朝廷，要求和刘禹锡互换，让刘禹锡去柳州，自己愿意去条件更艰苦的播州。君子之交虽然淡若水，但一到关键时刻，他们的深情厚谊就显示出来了。在一番上书之后，刘禹锡终于被改贬连州，柳宗元这才动身去柳州。这个雪中送炭的故事还有后续。后来，柳宗元客死他乡，刘禹锡收养了柳宗元的儿子，把自己毕生所学教给了他。另外，柳宗元的作品也是通过他整理才没有失传，并自费印刷发行。柳宗元《江雪》、《黔之驴》、《捕蛇者说》、《渔翁》等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作品，就是靠刘禹锡才传承下来的。在文学史上，“刘柳”并称。想必在九泉之下，这对君子之交也会因此欣慰吧。就这样，刘禹锡在贬谪中度过了漫长岁月，先是元和十四年（819年）离开连州。后迁夔州（今重庆奉节县）刺史。长庆四年（824年）又迁为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在这里，他写下了那篇千古流传的《陋室铭》。宝历二年（826年），这一年离刘禹锡被贬已经足足二十三年了，偏远的贬谪之所他几乎都走了一圈。这天他遇到了白居易，酒过三巡后，他们诗兴大发，白居易先写诗说刘禹锡“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连白居易都为他的坎坷仕途叹惋，他却笑着写下《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真是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在巴山楚水的荒凉中沉浮了二十三年，昔日年轻时的热血报国已是久远的回忆，意气风发的青年也早生华发。他却能在一片衰颓之中，发现新生的希望正在悄然生长。舟虽沉没，周围却千帆竞发；树虽老病，前头有万木逢春。于是一生坎坷的刘禹锡，又一次在逆境中精神焕发，向着希望前行。唐文宗太和二年（828年），被贬23年的刘禹锡又一次被召回到洛阳，这一年他已经56岁了。权贵们大概觉得刘禹锡已经老了，妥协了，不会再像当年那样嫉恶如仇地直言不讳了。这个春天，他又来到了玄都观。真是物是人非，岁月如水，几十年的青春年华，就蹉跎在一次又一次不妥协的斗争中。难道不悔吗？刘禹锡说不悔，不仅如此，这一次他又开炮了，题为《两游玄都观》：
他以近乎挑衅的口气地说：“始谪十年，还辇下，道士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而来，无复一存，唯兔葵燕麦动摇春风耳。”不愧是豪情万丈，傲骨铮铮的英雄好汉。敌人妥协了，把他放回来，还想要让他感恩戴德，至少也消停一点。但他偏要逆流而上，以年近六十之躯，再次发出自己轻蔑的嘲讽：你们这些跳梁小丑，就算暂时搅乱乾坤，也迟早要成为秋后的蚂蚱。据此，宋人刘克庄对刘禹锡有个精到的评价：“精华老而不竭”。被讽刺的权贵自然对他恨得牙痒痒。不过这一次，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年近六十的老人了。皇帝也觉得，再贬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实在有些说不过去。更何况，这个时候的刘禹锡已经文名远扬，虽然职位不高，但很多人仰慕他的文名和风骨。《旧唐书》记载：“梦得尝为《西塞怀古》、《金陵五题》等诗，江南文士称为佳作，虽名位不达，公卿大僚多与之交。”于是，刘禹锡痛痛快快、指天指地地骂了一场。巴掌几乎要打到脸上了，可是权贵和皇帝都得忍着，也不好拿他怎么样。
刘禹锡被称为“诗豪”，在唐诗史上，他的咏史诗可谓一绝，几乎不可超越。《沧浪诗话》尤推崇他的绝句：“大历后，刘梦得之绝句，张籍、王建之乐府，我所深取耳。”在和州刺史任上，他游历了古都金陵（今江苏南京），写下《金陵五题》，特别是前两首，艺术水平和境界极高。
真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刘禹锡自己也说：“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今天的我们仿佛还能想象，他走在空荡荡的古城中，看见群山环绕着颓圮的城墙；他听见拍打空城的潮水说很寂寞，而无垠的宇宙在时间之外沉默注视着；万籁俱寂，只有当年淮水的明月，依旧无声无息地越过女墙而来。其实在中国哲学史上，刘禹锡也留下了重重的一笔。他和柳宗元一样，都不止步于传统儒家的“敬鬼神而远之”的理性精神，更是在唯物主义的道路走了很远。如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刘禹锡的咏史诗里，“成住坏空”总是那么无情，那么必然。是的，一切终将灭亡，而作为唯物主义者，刘禹锡无所畏惧。
是的，刘禹锡怼天怼地，不屈不挠地讥讽权贵，绝不是因为他初生牛犊不怕虎。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他清楚地知道，所谓的功名利禄，所谓的衮衮诸公，在无情的时间面前还不是转瞬即逝，在历史的长河里连一个浪花都翻不起。沧海桑田以后，当年的权贵们早已无人记得，我们还能记起他的诗句。不仅仅如此，我们更记得有过这样一个人，他曾满怀雄心壮志，想要改变黑暗的现实，想要为民谋福利，想要一展宏图。他的事业失败了，但终其一生，他不曾低下高傲的头颅向权贵妥协，他一次又一次轻蔑地讽刺敌人。最重要的是，即使身处再大的困境，他胸中的火焰从没熄灭过。他从不曾被打败，也不曾有一丝一毫的妥协，他一次次知其不可而为之，就算碰的头破血流，他也矢志不渝、甘之如饴。因为他心中满怀光明，虽然身处无边无际的黑暗，他还是轻蔑地说：“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