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tal Pageviews

Tuesday 23 June 2020

西方民主水土不服?

2020年6月23日 BY 


中印邊境爆發狼牙棒原始戰爭全球關注,比較兩國兵力,猜測一旦打起來,哪一方會贏。
中印兩國可比較之處極多:人口俱 12、13 億,基層一樣貧窮。印度是種姓社會,有賤民階級;中國貧富懸殊,則有低端人口。兩國政府俱有貪腐,也在高科技教育方面力爭進步上位。
有一樣印度與中國不同:印度獨立後建成西方的議會民主制度,並無信奉共產馬列,印度人無文革基因,西方早就投資,印度也融入全球化,建立了資本主義社會。
但印度特色與西方的議會民主資本社會不同。西方國家的公民,有投票權之外,交了稅,可以享受完善民主社會於人身權利與利益之保障,包括法治、全民教育、醫療福利和社工組織的照顧,譬如日本和北歐,公民由生到死,一生一條龍都有尊嚴。
但印度不一樣:印度有了普選,也有資本主義制度。但即使印度有建立幾十年的資本主義並加入全球化,由農村產生大量的貧窮人口,到處遷移,卻無法轉化為城市工廠的廉價勞工。
中國不同。「改革開放」三十年,農村大量勞動人口離開耕地,湧往城市,卻可以被西方資本與國有企業吸納,成為「世界工廠」。印度賤民和赤貧人口,無法化為有機的廉價勞工,中國可以。
印度大量貧窮人口遂在農村與城市之間大量流離失所。孟買和加爾各答都有一望無際的貧民窟。簡陋的木屋加一座座垃圾山,印度的貧窮,到處看得見,觸目驚心。
在這方面,中國農民由農村游離往城市,即使偶爾失業而成為低端人口,也可以在夾縫中自行求存。而且因西方訂單長年大量押注,農村與城市的貧窮面貌,沒有印度所看得見的恐怖。
當然也有殘疾的乞丐與遍地拐帶小孩的人口販子,但中國各大城市有如長江沿流的一個個湖泊,成為蓄水池。印度在農村與城市之間人口的流移,缺乏湖泊,貧賤人口空前氾濫。

印度的赤貧人口雖然有投票權,擁有民主,但醫療與教育、法治與警察之廉潔,遠遠未能配合,無以趕上西方。這就形成中國人對「印度阿三」的嘲笑:要民主來何用?民主無法當飯吃,也無法消除貧窮。
當然,中國人只知其一,看見議會民主與印度國情的結合,變成這個樣子;而看不見其他更成功的議會民主範例,如其爭相移民的加拿大和澳洲。
議會民主是否要視乎每一個國家的民族性?百分之百要。印度的宗教就是窒礙,但印度沒有國家洗腦機器;中國人無信仰,卻有洗腦工程培養出來的大面積腦殘。兩皆出了幾代力竭聲嘶的知識分子,但西方的民主與中印本國的國情,均各有無法配合而難以成功之處。
印度的資本主義制度導致大量脫離耕地的貧窮人口,卻無法被資本主義生產利潤的網絡吸收。印度的貧民在城市與農村之間變成一大堆孤魂野鬼。民主自由對他們並無太大的意義。
當然,上帝說有光,就有光。中印此一分歧,多少是西方資本帝國主義造成。美國的生產線若搬到印度,可不可以讓印度變成中國,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得到吸納,而且化為高昂的 GDP?
印度社會學家查達茲(Partha Chatterjee)認為:西方的議會民主社會,人民享有各種公民權,是合格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而印度雖有議會民主,但只限於制度,而且制度也不完善,空有一個知識階層,例如印度的理工學院,質素高超,但就是無法將印度人的天分轉化產生一個完善的幸福機制,消除貧窮,令印度貧民的人權得到最基本的保障,印度是所謂「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
同樣感染武漢肺炎,印度總理穆迪封城,只給予全國四小時準備。印度城市的中產階級,利用這四小時購買食物與醫療用品。但大城市數以千萬擺地攤、日薪微薄的基層小販與貧民,突然失去收入,即刻無家可歸。
印度的基層貧窮人口龐大,在城市中浪蕩,無法返回鄉村,不可能自我隔離。種姓制度本身就是一種階級隔離,武肺在印度的富有和中產階級蔓延有限,但數以億計的貧窮人口,加上寺廟聚集,根本無法統一有效指揮。
穆迪政府能夠做甚麼?幾千年留下的問題,有再完善的議會民主也沒有用,任何印度政府只能頒佈指引,然後甚麼也不做,確實也做不來。
印度的民主與自由,只限於一種被實質深度結構貧窮完全架空了的價值觀。沒有足夠價值,只是一套價值觀。
印度的議會民主無法令印度轉化為公民社會。
中國則有強力控制的極權制度,可以封鎖消息、逮捕記者與人權律師。北京重新爆發,如何嚴重,外界所知甚少。
印度卻有民主和資本主義賦予的「透明度」。但這一切,當國家陷於危機,就像一隻動物,一隻腳踏進捕獸夾,再掙扎也無補於事。
1941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激烈時,垂死的印度詩人泰戈爾最後遺言:「在一場大洗滌之後,付出了犧牲,印度人會贏得又一次挑戰,克服困難,重新找回了靈魂。」
此一浪漫的遺言,與「中國夢」一樣,卻是同樣渺茫的烏托邦。這一點,中印這兩國,卻又奇幻地殊途同歸。

——转自 CUP新闻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