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23日 BY
中印兩國可比較之處極多：人口俱 12、13 億，基層一樣貧窮。印度是種姓社會，有賤民階級；中國貧富懸殊，則有低端人口。兩國政府俱有貪腐，也在高科技教育方面力爭進步上位。
有一樣印度與中國不同：印度獨立後建成西方的議會民主制度，並無信奉共產馬列，印度人無文革基因，西方早就投資，印度也融入全球化，建立了資本主義社會。
但印度特色與西方的議會民主資本社會不同。西方國家的公民，有投票權之外，交了稅，可以享受完善民主社會於人身權利與利益之保障，包括法治、全民教育、醫療福利和社工組織的照顧，譬如日本和北歐，公民由生到死，一生一條龍都有尊嚴。
但印度不一樣：印度有了普選，也有資本主義制度。但即使印度有建立幾十年的資本主義並加入全球化，由農村產生大量的貧窮人口，到處遷移，卻無法轉化為城市工廠的廉價勞工。
中國不同。「改革開放」三十年，農村大量勞動人口離開耕地，湧往城市，卻可以被西方資本與國有企業吸納，成為「世界工廠」。印度賤民和赤貧人口，無法化為有機的廉價勞工，中國可以。
印度大量貧窮人口遂在農村與城市之間大量流離失所。孟買和加爾各答都有一望無際的貧民窟。簡陋的木屋加一座座垃圾山，印度的貧窮，到處看得見，觸目驚心。
在這方面，中國農民由農村游離往城市，即使偶爾失業而成為低端人口，也可以在夾縫中自行求存。而且因西方訂單長年大量押注，農村與城市的貧窮面貌，沒有印度所看得見的恐怖。
當然也有殘疾的乞丐與遍地拐帶小孩的人口販子，但中國各大城市有如長江沿流的一個個湖泊，成為蓄水池。印度在農村與城市之間人口的流移，缺乏湖泊，貧賤人口空前氾濫。
印度的赤貧人口雖然有投票權，擁有民主，但醫療與教育、法治與警察之廉潔，遠遠未能配合，無以趕上西方。這就形成中國人對「印度阿三」的嘲笑：要民主來何用？民主無法當飯吃，也無法消除貧窮。
當然，中國人只知其一，看見議會民主與印度國情的結合，變成這個樣子；而看不見其他更成功的議會民主範例，如其爭相移民的加拿大和澳洲。
議會民主是否要視乎每一個國家的民族性？百分之百要。印度的宗教就是窒礙，但印度沒有國家洗腦機器；中國人無信仰，卻有洗腦工程培養出來的大面積腦殘。兩皆出了幾代力竭聲嘶的知識分子，但西方的民主與中印本國的國情，均各有無法配合而難以成功之處。
印度的資本主義制度導致大量脫離耕地的貧窮人口，卻無法被資本主義生產利潤的網絡吸收。印度的貧民在城市與農村之間變成一大堆孤魂野鬼。民主自由對他們並無太大的意義。
當然，上帝說有光，就有光。中印此一分歧，多少是西方資本帝國主義造成。美國的生產線若搬到印度，可不可以讓印度變成中國，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得到吸納，而且化為高昂的 GDP？
印度社會學家查達茲（Partha Chatterjee）認為：西方的議會民主社會，人民享有各種公民權，是合格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而印度雖有議會民主，但只限於制度，而且制度也不完善，空有一個知識階層，例如印度的理工學院，質素高超，但就是無法將印度人的天分轉化產生一個完善的幸福機制，消除貧窮，令印度貧民的人權得到最基本的保障，印度是所謂「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
同樣感染武漢肺炎，印度總理穆迪封城，只給予全國四小時準備。印度城市的中產階級，利用這四小時購買食物與醫療用品。但大城市數以千萬擺地攤、日薪微薄的基層小販與貧民，突然失去收入，即刻無家可歸。
印度的基層貧窮人口龐大，在城市中浪蕩，無法返回鄉村，不可能自我隔離。種姓制度本身就是一種階級隔離，武肺在印度的富有和中產階級蔓延有限，但數以億計的貧窮人口，加上寺廟聚集，根本無法統一有效指揮。
穆迪政府能夠做甚麼？幾千年留下的問題，有再完善的議會民主也沒有用，任何印度政府只能頒佈指引，然後甚麼也不做，確實也做不來。
印度的民主與自由，只限於一種被實質深度結構貧窮完全架空了的價值觀。沒有足夠價值，只是一套價值觀。
印度的議會民主無法令印度轉化為公民社會。
中國則有強力控制的極權制度，可以封鎖消息、逮捕記者與人權律師。北京重新爆發，如何嚴重，外界所知甚少。
印度卻有民主和資本主義賦予的「透明度」。但這一切，當國家陷於危機，就像一隻動物，一隻腳踏進捕獸夾，再掙扎也無補於事。
1941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激烈時，垂死的印度詩人泰戈爾最後遺言：「在一場大洗滌之後，付出了犧牲，印度人會贏得又一次挑戰，克服困難，重新找回了靈魂。」
此一浪漫的遺言，與「中國夢」一樣，卻是同樣渺茫的烏托邦。這一點，中印這兩國，卻又奇幻地殊途同歸。
——转自 CUP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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