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我们这一代最大的负资产，就是那个十年文革的洗礼

我们这一代，已经老去，该退休的，差不多都退了。这一代如果有共性的话，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在该受教育的时候，缺了教育，即使有心人后来补上，也很难补好。那个十年到来的时候，年少的，还没上学或者刚上一年级，年纪大的，也没上完中学。能读一个比较完整的小学的人，已经算不错的了。当然，那十年虽然大学基本停摆，后来的工农兵学员，多数人都不够上大学的最低标准。但是，中小学还是在办的。只是，这十年的教学水准，却没法恭维。学制缩短了，小学五年，初高中加起来四年，九年级即中学毕业。但课程也偷工减料，我们上所谓的高中的时候，没有历史、地理，美术和音乐课，数理化的课本，也薄得可怜，只有干巴巴的几条公式，例题里还充斥着那个十年高喊的话语，看起来不像是数理化，倒像是思想品德课。我们在上中学的时候，基本上没有考试，除了1973年"教育路线回潮"那阵儿例外，其余时间全都大帮哄，没有人在意学什么，学会了没有。学校的师资也很可疑，因为全国上下普及高中，很多根本没有条件办学的乡村，也办起了中学，教书的，居然就是本村人。命好的，能摊上个别下放的大学生做老师的，还能学点东西，摊不上的，只能听天由命。我们黑龙江兵团，大部分的老师，都是知青，有的人还相当认真。但是，我们那个年级，也有一半左右的人，高中毕业，连信都不会写。其实，从小学到中学，学生至少有一半左右的时间在干农活，有时候，也会去设备简陋的小工厂去帮人打杂。这种事儿，当年叫做学工学农，实际上，就是些不大好使的免费小工。我们这一代人，由于基础教育欠缺，即使后来考上大学的佼佼者，也大有问题，外语不行，地理和历史知识欠缺（大学学文科的好一点），思考问题，严重缺乏逻辑，还时常念错别字，遭人嘲笑。至于那些早早成为下工工人或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的同辈，缺乏教育的问题，后果就更加严重。

基础教育都欠缺，至于教养，就更谈不上了。那个年代是个价值观混乱的时代，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已经分不清了。连打人骂人这样几千年公认的恶事，也可能被肯定为积极正面的行动。在学校里，老师可以被抓来游街，辱骂，打骂，即使打死了，在当时也不见得会被追究。揭发父母兄弟姐妹，也司空见惯，原来的孝悌仁义，也丢在不知哪儿去了。待人接物，温良恭俭让，是不对，动辄斗争，粗大嗓门粗喉咙地吼，反倒更被提倡。在人家锅里拉屎，多少辈子都被视为最缺德的行为，然而，如果针对的是一个黑五类，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被打死的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

待那个十年过去之后，当我们这一代人老去的时候，至少相当一部分人，毛病就都出来。能出国的，把人丢在国外，种种不文明的举动，极大地败坏了国人的声誉。出不了国的，在国内也有祸害人的，该排队的不排队，上公车倚老卖老，欺负人，打人的都有。同时，由于我们大多是独生子女的父母，又赶上了巨大的时代转型，跟子女的代际矛盾，空前的大，以至于手足无措，没法应对。但是，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却要为子女做特别多的贡献，打孩子一出生，就是孩子的奴隶，一直到孩子长大成人，自己有了孩子，还得为他们做贡献。自己的养老问题，却全然没有着落。这样缺乏教育，缺乏教养的一代，我们中的某些人，却特别的自负，特别的自以为是。上山下乡的特殊经历，让我们这辈人有了别的代际没有办法分享的人生，尽管这种人生到底是负面意义更多，还是正面价值更大，其实还可以讨论。但我们这一代的好些人，却一定认为这样的经历就是宝贵的财富。这点财富，再加上的乱七八糟的知识，就足以傲视后面的多少代。我们这一代最大的负资产，就是那个十年的洗礼。缺乏教育再加上自负，使得我们这代人有的时候，显得特别的畸形。巨大的自卑和自负交替在一个人身上显现，显得特别的吊诡。这样的吊诡，在曾经领风骚的精英和下岗工人身上，都可以找到。随着这代人的相继退休，有了越来越多的闲暇，频繁出现在公共场合，就显得愈发令人讨厌。现在人们嘴里声誉不佳的大妈大爷，基本上都是跟我一代的人，这一代，实际上也是最惨的一代人。缺乏教育，缺乏常识，更缺乏教养。就是想改，也是难了。从整体上讲，我们这一代已经是秋后的蚂蚱，没有几天蹦跶了。等到不能动弹了，等待着我们的，将是一个惨到没法言说的晚景。张鸣，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长在北大荒，做过农工、兽医。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做个教书匠。

在教书之余喜欢写点东西，发表论文、学术随笔百余篇。另着有《武夫治国梦》、《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变迁》等小说，有朋友将部分发表在读书上的随笔结集，名为《直截了当的独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