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天安门运动的影响，真是无远弗界，竟然这位奇才称自己：在天安門流亡者之間成長的公民黑客（A civic hacker who grew up among Tiananmen exiles）。唐凤十一岁在德国时，家中常有大陆流亡者高谈阔论，这个细节，其实是我们颇熟悉的，虽然那时我在法国。我费好大劲，找出来一篇三十一年前的旧文，那发黄的报纸上还留着我们滚烫的情绪。】
九月二十五日那晚游赛纳河，夜色里，法国辉煌的历史在两岸暗暗流动。逰艇上都是中国人，可大伙儿都好像故意不去议论那些著名的殿宇、雕塑，偏偏聚在甲板上齐声高吼“妹妹——你大瞻地往前走哇”。歌声溅落在河水里，仿佛永远不会得到回应似的。我伏在栏干旁，被河上的凉风吹得直哆嗦，很想也跟著吼一聋，却不知为什么吼不出来。但我听得出来，逰艇上这吼声意味著某种深深的压抑。大陆流亡者和海外留学生们在“六四”以后都染上了一种屈原似的亡国苦痛，据说发狂般的宣泄是经常发生的。
几天后，我们几个流亡者无意之中走到蒙马特高地上的圣心教堂里。虽然在北京我也多次走进过缸瓦市教堂，但总是带着欣赏者的心态品味那里面的宁静和圣洁，却从未有过跪下去的冲动。然而，在这里我却身不由己地跪了下去。我想祈求些什么，一时竟想不出来。出来圣心教堂才听人说，它乃是梯也尔在镇压了巴黎公社后修筑的，法国人颇为鄙视它。梯也尔便让我们想起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些坦克和钢盔，于是我又暗暗有些后悔。
坐在教堂前的山坡上，缘草地上落满了不知道怕人的灰鸽子。我们几个都默默地瞅著这些鸽子不说话。顷刻转身一看，一路上说话频率最高的老木已是泪流满面。
我想，我们不必羡慕法国的历史，因为我们本来拥有比他们更悠久的历史。然而我们却不能不嫉护法兰西蓝天下的自由。说实在的，无论是凯旋门还是艾菲尔铁塔，都没有让我特别激动，可是偏偏那些自由自在的灰鸽子，香榭丽舍田园大街两旁酒店里悠闲的巴黎人所投射出来的那种散漫而不经意的目光，却让我们这些从一场大屠杀、大逮捕中逃生的中国人受不了。
过去，我曾由羡慕西方人的自由精神而至羡慕西方文化，总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文化未能涌出这种自由精神而不能原凉它。《河殇》或许正是这种想法的产物，而它的偏颇可能也由此产生。港台和西方的不少学者每每指出这种偏颇，认为当今中国的问题，主要在制度而不在文化。对此，我曾不以为然，觉得他们不过是太偏爱中国文化罢了。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恨自己的落后，总是从文化上找根源，本来曾经认为，这总算找到了病根，慢慢来医治它就是了。这十年的改革开放，大家也总认为只要观念改变了，老百姓都懂得争自己的利益，中国就有希望。大家都在做一种“文化救国”的梦。
绕开制度而去清算文化，自然有它的道理。我想这与其说是知识分子们的深谋远虑，倒不如说是他们的谨慎和善良。即使有一九五七年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大陆知识分子依然没有对导致这种灾难的政治制度彻底绝望，相反，由于邓小平的改革政策，大家甚至觉得这制度似乎还有起死回生的可能。大家善意地帮助完善这种制度，而决然无意推翻它。这情形，颇像当年的维新党人，协助光绪改良而决不想推翻大清王朝。无论是直接参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智囊团”，从学术领域里论证各种改革难题的精英分子，或是在文学艺术创作上为改革而呐喊的作家们，哪一个不比常年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做得更谨慎小心呢？
然而菜市口的悲剧却重演了。学潮之初，便认定学生背后有“长胡子的人”在操纵，绝食发生后，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哭天抢地的清求，都被视为是“煽动”、“火上浇油”；及至“六四”开枪后，明令“坚决打击”的首要对象，果然正是知识分子。掐指算算，这十年改革以来涌现的较有成就的各学科各专业的杰出人物，有几个不被通缉、逮捕、批判、审查？
知识分子依然被视为這个制度的头号敌人——这是我在“六四”后才恍然悟到的。什么“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等等，原来都不过是些假面具。回过头来看看，自文革结束后大陆搞过的两次政治运动“清除污染”和“反对自由化”，对象都是知识分子。说这次“动乱”找不出“幕后”便拿知识分子出气，这是一种解释。但依我看，自中共取得大陆政权后，除了拿知识分子作为“敌人”外，实在也找不到其他任何“敌人”。这便分明是制度问题而非文化问题了。中国传统社会里，除了末世昏君，很少有以仇视和虐待儒家文人而能成功统御天下的王朝。而共产党在这方面恰恰表现出极为明显的反傅统倾向。如果说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极为病态的反智主义文化的话，则我们更需要从导致这种文化的那个制度上去寻找根源。
大陆当局并未因为《河殇》反傅统而饶恕它。相反，他们却认为这部绕开制度而去清算文化的作品“煽动”了这次民运，是“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把它同色情录影带和色情书刊一道碾碎、焚烧。这恰恰证明他们才不在乎知识分子反傅统呢。这件事本身便提醒人们：不要再奢谈文化而不敢直接面对这个制度。
中国知识分子同这个制度的历史很值得反思。一方面，这个制度早从它在延安的雏型時期，就以王实味祭刀来表明它与知识分子势不两立；另方面，它在四十年前恰恰又是靠广大知识分子的衷心拥戴才取得政权。这个制度一旦確立以后，便肆无忌惮地对知识分子实施“去势”手术。问题在于，大陆知识分子基本上是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个手术。这样，他们便失去了审视和批判这个制度的能力，除了趋附它，就只有逃避它。“六四”以后， 这种状况应该结束了。
自由的巴黎收留了我们这些流亡者。她那无处不在的自由精神对我们不应只意味著庇护，而应成为一种刺激和鞭策。因为没有自由而残疾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在里舔净流血的伤口，再生为健全的自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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