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國的遺產》：「漢人」概念的確立與「蕃人」、「唐人」、「華人」的出現

 

丙子胡亂後，朝鮮的知識分子們認為朝鮮才是文明的中華，清朝以及侵略朝鮮的清軍都是文明的破壞者、敵對的他者；對朝鮮的知識分子來說，所謂的「中華」並非只是民族觀念的問題，因為「中華就是文明」

「漢人」概念的確立與「蕃人」、「唐人」、「華人」的出現

中國的國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則是沿用國民黨時期的國號「中華民國」，兩者都使用「中華」這個發語詞；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就稱為「中華民族」，在海外的中國人民則叫作「華僑」，即「中華僑胞」之意。然而，所謂的「中華」到底具有什麼樣的意義呢？中華民族內的漢族當然是占了多數，但少數民族也包含在其中，因此，中華民族是由「多民族」所組成的。

作為中國人起源的種族是「華夏」，華夏族因為有在「地的中央」（土中）居住的自我意識，因而將他們居住的國家稱為中國。華夏之外的東、西、南、北四方，各自居住著夷、戎、蠻、狄，他們和中國的關係不單單在衣、食、住上，在語言、文化方面也被視為不同的種族。因此，歷代中原政權或是生活於該政權下的人們，自然會對這些民族施行差別待遇，就算在春秋時代，秦、吳、越也不過是夷狄；但是，漢代以後對夷狄的認識已經改變了許多。

另外，隨著中原文化向四面八方傳播，雖然華和夷之間的文化同質性稍微被提高了，但差別意識仍然存在。然而，現在中華民族雖是以民族來做區分，但不論在形式或實質上，都堅持著否定民族差別的政策。理解中國史的重要問題之一，就是了解族群身分的認同變化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今日，占中國人組成極大比例的的民族是「漢族」或「漢人」，「漢族」這個詞雖然是在近代才形成，但「漢人」一詞卻是很早以前就出現了。「漢人」雖然也曾在漢代被使用，但只具有「漢朝人」的意義，而不是種族的名稱。

「漢」或是「漢人」被用在種族議題上做理解，始於被外族統治的魏晉南北朝時代；「漢（人）」以種族名稱登場的契機，是胡漢間的衝突變得尖銳化，當時「漢」其實是被當作鄙稱。北魏末年「六鎮之亂」時期，鮮卑稱自身為「鮮卑」或是「北人」，他們的語言叫作「鮮卑語」或是「國語」，以便與「漢」、「漢人」、「漢語」做區分；北齊文宣帝因為太子學得「漢家性質」而與自己不像，就想要將其廢掉，從這點來看，胡族們當時樹立了鮮卑特質，面對漢人也不會感到自卑感，甚至還帶著藐視的意味。

對立過程中，也有胡族責罵漢族，稱其為「漢兒」、「漢狗」的情況，匈奴出身並鮮卑化的劉貴，得知在黃河工作的漢人役夫們溺死的事情後，說出了「頭錢價漢」（頭只有一錢價值的傢伙）這樣的話。鮮卑人以「頭錢價漢」、「無官職漢」（沒有官職的傢伙）、「漢兒」、「何物漢子」（這俗氣的傢伙算什麼東西！）等帶有嫌棄的鄙語稱呼漢人，和北周戰爭時經常趕漢人當「肉籬」，也就是把人當作肉盾，從這就可以知道當時鮮卑人有多麼輕視漢人了。

這種「漢」的意識，也成為後來所謂「好色漢」、「無賴漢」之類用語的根源。北齊還提出了漢族不能當皇后的主張，文宣帝想立漢人的李氏為中宮，當時的官僚們都以「漢婦人不能成為天下的母親」為由反對，並請求升格鮮卑出身的段昭儀為皇后。雖然不知道提問者的種族為何，是否又是一起利害得失的政治事件，但反對漢族女性當皇后有不小的含意，證明當時「漢」、「漢人」、「漢家」的用語是帶有貶義的。

為了代替「胡人」和「漢人」這種互相輕蔑的稱號而產生的，是所謂的「蕃人」和「華人」。首先談談「蕃人」。從西魏到北周，特別是到了隋唐，當「蕃」取代「胡」的同時，「漢」也逐漸脫離了貶義。首先，「蕃」這個詞表示「漢人」以外的族群，也就是「漢」跟「蕃」的對立概念；「蕃」有柵欄「藩」的含意，和以前的「胡」不同，帶有「鄰居」的概念，因此「漢」也慢慢轉變為中立性的名稱。

「漢人」在北朝末期特別帶有輕蔑的意思，但「華人」並非如此，「華人」最早是出現在江統的〈徙戎論〉中：

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強，且苦漢人侵之。

文中的「華人」跟「漢人」被區分地很清楚，也就是說，「華人」及「漢人」並不相同，是不同的實體。

那麼，所謂「華人」又有什麼意義呢？從〈徙戎論〉的文脈來看，它帶有「（中）華土地上的人民們」的意思，因此可看成是在「中華界線內居住的人們」。再深入一點的話，指的則是不論以前是哪個種族，如今進入中華的土地、習得中華文化的人們。仔細查看史料的話，此用語常指生活在中華邊境區域的人，例如北魏時期居住在高昌地區八城的族群就被稱為「華人」。

當然，除了漢族之外，這些人也包含了已歸化的外族，同時也曾作為蠻的代稱使用。史書在區分匈奴與別種的稽胡之際，也曾使用「有異華人」這樣的說法；此外，東魏—北齊時期也曾使用過「華人」一詞以作為鮮卑的對立語；還有華語也作為夷語的相反概念，以及具有「華人」所使用的「中國語」的意義。因此，華人是外夷的相反概念。在這樣的觀點下，要說內夷屬於華人範疇，並沒有不合理之處。

唐代也是如此。因為吐蕃侵略導致家園失落的唐人被稱作「華人」，進入突厥領地的唐人也被稱作「華人」，這些已經學習到中華文化的人，或是為了學習中華文化而進入中國的人都被稱為「華人」。這裡的「華」並不是根據血統的種族名稱，而是逐漸成為領域上和文化上的概念；即使原本居住在邊境之外的人，只要進入中國、吸收中國文化、遵守中國秩序的人，都可以稱得上是華人。這樣的變化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這關係到「中華」的含意。

另外，也出現了「唐人」的稱呼。所謂的「唐人」是由「唐朝人」的意思而來，而且「唐人」這個稱呼更常被用在「國際人」的這層意義上做理解。我們不該小看「唐人」出現的意義，畢竟，其他所謂的「宋人」、「元人」、「清人」等名稱並不常用；此外，有些人認為唐人的概念為「非胡非漢之人」也是緣由於此。宋代以後，外國仍將中國稱為「唐」、稱中國人為「唐人」，將「中國城」稱作「唐人街」的緣由也是由此開始。

可是，對於具有國際性的中國人來說，為什麼會被貼上「唐人」的名稱呢？這和當時有許多外國人進入中國，但也有很多人離開的事實是不是有關係呢？因為大唐帝國本身是個「流動社會」，而且如果去美國或加拿大的唐人街的話，大多可看見立有「天下為公」的牌坊。這個詞句首次出現在《禮記》〈禮運篇〉，後來成為孫文愛用的名言，是一句能顯現中國文化精髓的話；另外，我們又稱唐人為「華僑」或是「海外華人」，也是表示擁有中國文化之人的意思。

另外要提出來討論的問題，是「中華」與「華人」的用法。所謂的「中華」，不只是地區名稱，也是種族名稱；「中華」這個詞在魏晉時代首次出現，唐初被使用在天文方面，之後大多用來表示「宮廷中間之門」的意思；從地域性來說則有「中原地區」的意思，指的是「內地郡縣」、「郡縣地區」或是「中原」；在統一時期指「全國」，分裂時期則單指「中原」。

也就是說，所謂的「中華」，原來是在「華夏」之上附加中國（中原、中間）這個地域性的概念；可是，隨著胡族占領中原的時間變長，「中華」不只被用來指稱中國，還成為文明開化、以及保存「文化」的種族的代名詞，所謂「中原衣冠」就是這個意思。

「（西）晉是自己放棄自己的文化，並不是因為我的叛亂。」從苻堅的言詞中，可以了解到以前的「中華之士」若是成為東晉所屬，成為「吳越斷髮文身」的話，就會喪失他的身分。中華是衡量中原區域的重要尺度，蘊含了傳統文化寶地的意義。進入中原的外族們也以「土中」為根據，成為了傳統文化的保持者，進而強調自己為「中華」，並排斥南朝王朝，稱其為「南偽」。到了北朝末年，包含鮮卑在內，出身烏桓、匈奴的人士在習得傳統文化與知識後，也被當作「中華朝廷的使臣」。現在所謂的「中華」，不再被漢族所獨占，「中華」成為了與漢族共存的各民族之間的共用語。

所以，在元代王元亮重編的《唐律釋文》卷二十二中，提出了「所謂中華，就是中國，因為直接受到王的教化而自己對中國服順，衣冠嚴肅而隆重，風俗因此變得具有孝悌、舉止禮儀端正就叫作『中華』，與夷狄的習俗，意即被髮左衽，以及身上刻著紋身是完全不同」的解析。雍正、乾隆以後，就邏輯上來說，如果在清朝的華夷觀裡，「夷」代表野蠻的話，那清代的皇室就不是「夷」而是「華」；如果「夷」是外族的意思，清代皇室就不是「華」而是「夷」。

也就是說，漢人士大夫們的「華夷差異」是以人和物（禽獸）的角度來看，對於這個差異的根源，隨著與中原的距離而有所區分。在雍正帝開始的清室反駁論述中，認為華和夷的根源應該是文化（仁義、德、五倫）的有無，以出生地來區分華夷是錯誤的觀念。中原統治的正當性應該是以仁或虐來討論，出生地並不能成為基準。

這跟漢人所崇尚的舜或文王雖也是出生在夷地，但並不被稱為夷狄是相同的道理，應該將其看作國內的籍貫差異。從夷狄轉換為中華是由於文化的有無，是和努力有關的，所以應該要反對漢人那種孤陋的論述，也就是認為「外族成為中華就跟禽獸變成人一樣不可能」的華夷論。

這種清廷對漢人士大夫抱持的傳統華夷論所提出的反駁論述，其實早在五胡十六國以來就已經被多次討論，大唐帝國時期的氛圍也幾乎與此相同。九世紀中葉，在大食國出身的李彥昇被大梁節度使盧鈞推薦的過程中，這個道理就已經被提出討論了，這可以從陳黯所做的《華心》一文看出：

宣宗大中（八四七到八六○年）初年時，大梁（開封）的連帥（節度使）范陽公（盧鈞）向闕下推薦大食國人李彥昇，天子對春司（禮部的考試官）下諭，要測試其才能，兩年後他獲得進士科及第，名聲顯揚，跟一般賓貢科的合格者完全不能比擬。有人表示：「梁是很大的都邑，節度使作為大賢者，自華君獲得名聲，仰賴華民提供俸祿，結果要推薦人才時，卻從蠻夷中去尋找，難道中華的人才不足嗎？只有蠻夷的人值得任用嗎？」

我對節度使的行動有所感觸，於是回覆，節度使是真的要推薦有才幹者，而不是因為和這個人私下有親近的關係。

事實上，以地區來說的話，雖然華和夷必定是有所區分的，但從教導的立場來說，華夷之間豈有差異呢！華和夷的差異，一言以蔽之，其實就在於心。從心來判別，便能察覺出這人究竟是傾向華或是夷；即使在中州誕生，但卻違反禮儀，那麼這樣的人雖然外貌是華，但內心卻是夷；相反地，就算在夷城中誕生，但他的行動若是合乎禮儀，這樣的人雖然外貌是夷（蠻夷），但內心卻是華。

舉例來說，即使盧綰擔任了少卿一職，卻仍然製造叛亂，這樣的人難道不是夷狄嗎？匈奴人金日磾盡忠赤誠，難道不能算是漢人嗎？這樣看來，所謂「華夷之辨」，其實全都是「心之所向」罷了。現在李彥昇從海外而來，以他的道為節度使所知，節度使大感驚異，是故拔擢了他，以作為所有戎狄的榜樣；這正是讓日月所照耀之處，都歸於文明開化的行為啊！所謂的華就是看其心，而不是以土地來分別是否為夷狄；我因為有所感，所以寫下了這一篇《華心》。

陳黯的意思是，所謂華夷的標準，取決於心之所向，而不是地域歸屬。將西漢時引發叛亂而逃向匈奴的漢人盧綰，與對西漢王朝盡忠之匈奴出身的金日磾相比，可以看到他們依據文明的教化而具有多少華心。大食國的李彥昇參加的不是一般外國人應試的賓貢科，而是通過了對中國人來說也很難的進士科。他學習了傳統中國文化，可謂真正具備「華心」的華人，由此可以看出，被稱為華人的條件並不是根據「土地」，而是根據「心」來界定。

根據此脈絡，丙子胡亂後，朝鮮的知識分子們認為朝鮮才是文明的中華，清朝以及侵略朝鮮的清軍都是文明的破壞者、敵對的他者；對朝鮮的知識分子來說，所謂的「中華」並非只是民族觀念的問題，因為「中華就是文明」。

另一方面，民國初期的章太炎表示「中華云者，以華夷別文化之高下也」；梁啟超也說：「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國人』之一觀念浮於其腦際者，此人即中華民族，……故凡滿洲人今皆為中華民族之一員也。」

與這種概念性變化並進的，是中華的地域性範圍被擴大了；從「北魏孝文帝與唐太宗均提及中華」這點就可以察覺出來。孝文帝說過：「胡越之人亦可親如兄弟。」經由這樣的意識，他在用人時採用「兼容並蓄」的政策；唐太宗在位時，說出：「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的名言；於是，中華跨出了中原，持續向中國全境擴大。

接著，我們就針對所謂的「中華」、「中華帝國」，或是像「中國」之類的用語，探究其所具備的範圍問題。「中華」不只單純是歷代王朝或今日的中國正在支配的空間性範圍，也就是說，它不只表現在領土上，更是中國人獨有的民族性概念和文化性概念互相重疊的複合性概念。

漢族與胡族建立的中華王朝可能共同存在過，以「中華圈」來看，今日的香港，台灣、新加坡都被包含在內。所謂的「中華」，雖有歷史性的膨脹和縮減，但很明顯地其組成並不是只有漢族，而是包含了其他民族。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雖然高喊中華復興，但他所說的「中華」，並不是只有漢族的中華，而是傳統的由華、夷共同創造出來的特別概念。儘管這樣的概念和強調族群平等的民族主義相較起來，不過是比較差的「正常化體制」，但即便如此，也仍是打造出一個巨大中國所需要的重要理念。因此，作為對外性的思想，也有人主張應該要區分「普遍性」的中華思想以及「排他性」的華夷思想。同時，用「中華化」一詞，取代形容「外族中國化」的「漢化」一詞。

有「現代版中國魯迅」之稱的余秋雨，多次強調文化性混血所賦予的生命力；這是由非漢族的唐朝皇帝所擁有的鮮卑族傳統，以及唐朝街道上散發出的多元文明，再加上超越文化性混血的自信感，以及寬容精神等元素所互相形塑出來的歷史，成為中國史上文化最為燦爛的根基。因此，「中華」與排他主義、霸權主義，照理來說是完全沾不上邊的。

相關書摘 ►《大唐帝國的遺產》：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繼承與「中華民族」的真相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大唐帝國的遺產：胡漢統合及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八旗文化出版

作者：朴漢濟（박한제）
譯者：郭利安

「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

唐朝並非純粹的漢人王朝
而是「胡漢統合」的多民族政權
其包容差異的建國精神，正是它留給後世的寶貴遺產！

近十年對唐朝最全面、系統性的經典權威之作
罕見以韓國史學界的觀點，重新解構你所不知道的大唐帝國！

綜觀中國史，有資格被稱為世界帝國的，排除了從內亞史或新清史的解釋體系下由蒙古人和滿洲人建立的元、清帝國並非純粹的漢人政權後，似乎盛世榮光就只剩下漢唐了。但是，本書作者朴漢濟認為，唐並非單純由漢人所建立的王朝，其本質必須用「胡漢體制」加以理解。事實上，有高達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唐皇室成員具有胡人血統！而唐的多樣性、世界性和開放性也源自於此。

為何海外華人學者、日本學者、韓國學者可以理解唐的本質？

八旗文化曾推出華人學者陳三平的《木蘭與麒麟：中古中國的突厥―伊朗元素》和日本學者森安孝夫的《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講談社「興亡的世界史」系列之六）二書。陳三平熟悉漢語音韻訓詁學、精通多種歐洲語文和中、北亞語文，所以他能夠跳出像「木蘭」、「莫賀弗」這樣的漢字形體約束，而從語言上解讀隋唐中國的「伊朗」元素；而森安孝夫借助突厥語、粟特語史料的研究，大膽提出粟特絲路觀、拓跋國家論和「失敗的安史王朝」說，再次刺激讀者對唐代的全新理解。

這兩本關於隋唐的經典著作，與韓國學者朴漢濟的《大唐帝國的遺產：胡漢統合及多民族國家的形成》構成鼎足，讓學界和一般讀者感到驚艷。這三本書的共同特色都不是以華夷之辯、胡漢之別、中國民族主義的方式認識「中國史上的唐朝」，而是採用不同史料，以不同視角研究「世界史中的大唐帝國」。

朴漢濟更是藉由多民族帝國大唐的混血主義，反思和檢討了單一民族韓國的純血主義的狹隘。他更在本書「結論」中評價了中國政府把高句麗（Korea）解釋為中國地方政權的「東北工程」。他指出，實則「內蒙古—滿洲—朝鮮半島」是彼此接續的北方文明系統，但中國的主張斷絕了比中原黃河文明更早的「遼河文明」與朝鮮半島之間的連結。此外他也批判了主張現在「組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們，其祖先全都是「中國人」，他們所走過的歷史就是「中國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中國」這種官方學說。

朴漢濟最後指出，習近平的中國夢如果要真的獲得成功，多元主義、開放社會的大唐是其最好的範本。不同的膚色、種族、宗教、語言等交雜在一起時，其結果就是形成一個熔爐，並產生出巨大力量。所謂的多樣性，只有在互相尊重彼此的差異時才得以維持，沒有沙子跟碎石而只有水泥的建築物，是不可能豎立幾百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