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是一场自然实验，揭露了美国社会的分裂状态。拜登赢得2020年选举，与其说是因为他可能做对了什么，不如说是特朗普明显做错了什么。
美国2020年总统选举的投票率创下了20世纪以来的新高（图1），超过2016年约6个百分点，其中只有7个州没有打破近40年的投票率记录。由此可见，选民政治参与的热情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不仅与邮寄选票的形式有关，也与2016年大选的经验教训有关，同时，还与特朗普过去4年，尤其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表现密不可分。拜登能够赢得选举，关键在于扭转了摇摆州的选情。民主党这一次打了场翻身仗，赢得了多个摇摆州。其中，佐治亚州28年来首次选择民主党，特朗普的基本盘“铁锈区”中的三个州——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和威斯康辛也选择了民主党。
特朗普做错了什么，拜登又凭什么获胜？
从选民结构来看，本次选举与2016年有较大的连贯性，但存在细节差别。女性、年轻、高学历、边缘族裔、富有阶层、穆斯林等仍是民主党选民基础的标签，反之，年长者、白人、天主教/基督教则是共和党选民的标签。
细节上来看，黑人选民占比和投票率的提升对于民主党的胜选尤为重要。黑人选民历来都是支持民主党的，近20年，支持率从未低于80%。本次选举，黑人选民占比为11%，其中90%的票都投给了民主党。从整体选民结构来看，2000年至今，合格黑人选民增加了约5个百分点。更为关键的是，黑人选民的主体就分布在摇摆州。
据统计，在摇摆州，合格的黑人选民占比为34%，其中，佐治亚州就高达29%。民主党一贯推行种族平等政策，再加上“弗洛伊德事件”推波助澜，也就理所当然了。支持率仅次于黑人的是亚裔（70%），但由于只占选民的2%，故影响有限。种族与移民问题联系紧密，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也是民主党赢得少数裔支持的一个因素。如此看来，两党的移民政策不仅有经济层面（就业岗位的竞争）的考虑，也有强烈的政治含义。
本次选举的决定性因素是新冠疫情。几乎可以说，是新冠将拜登送进了白宫。在防控疫情的政策选择上，共和党和民主党选择了截然不同的路径。在疫情扩散的早期阶段，特朗普无视科学判断，推脱责任，持续向公众释放错误信号，延迟实施社交隔离措施，错过了关键的时间窗口。与此同时，还过早地号召重启（reopen）。反之，拜登则持续呼吁佩戴口罩，相信科学，强调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复工复产。
特朗普考虑的主要因素是经济意义上的成本，而拜登则赋予道德含义更高的权重。当然，党派路线的差异是内生于各自选民对疫情的认知的。采用波兰尼的叙事，特朗普的错误是将经济“脱嵌”于社会。这颠倒了主次关系。民调数据显示（NPR官网），有41%的选民认为当前美国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新冠疫情，其中有73%的选民投了拜登。仅次其后的是经济和就业问题，占比28%，其中81%投给了特朗普。特朗普赢得了经济，却败给了新冠。
如果没有新冠肺炎疫情，如果特朗普应对有方，拜登赢得选举的概率将显著下降。Baccini等（2020）基于美国县级投票数据，考察了COVID-19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量对选举的影响。分析表明，相比2016年，COVID-19显著降低了特朗普在2020年选举中的支持率，并且，在摇摆州、城市县（urban counties）和特朗普在2016年获胜的州影响更大。一个反事实分析表明，如果COVID-19病例减少5%，特朗普将赢得亚利桑那州、佐治亚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进而赢得连任。反观拜登，2014年埃博拉疫情爆发时，拜登副总统曾奔走于全球共同抗击疫情一线，这为其赢得了信任分，其最新任命的白宫办公厅主任罗恩•克莱因则是直接负责人。
新冠疫情是一场自然实验，将美国经济、社会和政治撕裂状态暴露无遗。经济方面，低工资阶层受冲击的程度明显高于高工资阶层，前者的失业率大致是后者的3倍。在复工复产过程中，前者也明显较慢。截止10月中旬，美国全国就业率已经恢复到疫情之前的94%，但高工资阶层的就业率反而增加了1.2%，低工资阶层的就业率却减少了20%。
社会方面来看，教育程度低的人群的失业率更高。黑人的致死率明显高于所在州（或城市）的黑人人口占比，两者差值在芝加哥、密尔沃基、路易斯安纳等地区高达40个百分点。疫情冲击暴露了美国社会保障网的缺陷，也增强了人们对于大政府，以及扩大政府支持的医疗保健和失业保险计划的偏好（Rees-Jones et al.，2020）。如同个人保险一样，社会安全网也只有在社会面临负面冲击的时候才能体现出价值。
政治方面，疫情防控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根据联邦和州宪法，疫情防控的关键决策在州级行政机关，州长有较大自主权。研究发现，与老年居民比例、拥有大学学历的人口比例、经济的健康状况或医院重症监护病床的供应等指标相比，州长所在的党派是尽早采取社交隔离政策的最重要预测因素。共和党州长所在的州宣布社交隔离任务的时间大约要多两天。如果没有任何干预措施，确诊病例倍增的时间为3天，反之则为9天（Adolph，2020）。以要求佩戴口罩为例，在17个不要求居民戴口罩的州中，除了夏威夷以外，其他州的州长都是共和党人，而在33个要求戴口罩的州中，共和党州平均比民主党州晚30天执行。鉴于社交隔离对于防控疫情的重要性，党派政治或许是美国糟糕表现的最重要的主观原因。
新冠的政治背后，是这场自然实验所揭示出来的美国的阶级分化和阶层对立——不平等。一个完整的叙事是，经济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使得不同群体在新冠的冲击面前显示出了不同程度的脆弱性，而泾渭分明的党派政治和选民意识形态不仅没有成为粘合剂，反而成为阶级分裂的终极推手。相比于共和党保守主义方案，进步主义的拜登新政更能对症下药。
抗击疫情是拜登上任后的头等大事。拜登承诺，在执政百日之内控制疫情。但是，拜登的目的不只是快速消灭病毒，安全复工复产，而是以此为契机，推动社会保障、教育、执法和移民等问题的改革，重塑政府、企业与家庭的关系。某种程度上来说，如同大萧条之于小罗斯福一般，新冠疫情的冲击反倒是给了拜登政府改革的“良机”。新冠疫情能够的认知冲击无疑有助于拜登新政的实施，但党派政治或成为拜登新政的“拦路虎”。
拜登的考题是：如何在一个经济、种族、文化和教育等多种因素决定的阶级极端分化的美国用一套中左的施政纲领来凝聚共识和重建民主秩序，其关键在于扭转两极分化的趋势，夯实中产阶级基础，提升社会向上的垂直流动性。这是美国梦的基本内容，也是重建民主政治的条件，因为，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政治自由和社会正义，也就不能反映真正的民主。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的叙事，或将从强调国家安全向强调个体权利转变，尤其是劳动阶层和中产阶级。
新冠疫情只是让不平等的问题集中暴露出来，而导致不平等的原因则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是美国贫富分化的起点。美国当下的贫富分化程度与一个世纪前“咆哮的20年代”相当。任何国家，不平等都是有限度的，研究收入分配的知名学者布兰科•米兰诺维奇 (B. Milanovic)说，还没有哪个现代富裕的民主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像今天的美国这么高。从历史经验看，一个先进的民主国家的基尼系数超过0.45是非常危险的。
美国历史上的第一轮贫富分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出现的。如果没有一战和之后的大萧条，美国社会大概率会继续呈现出阶级撕裂和政治钟摆的状态。第二轮贫富分化伴随着全球化和金融化而出现，当前已经回到一战前的水平。这两次贫富分化都是在自由市场观念占主导的时期形成的，但我们不认为贫富分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政府被垄断资本和精英阶层裹挟着而制定的政策即使不是最重要原因，也是最强劲的推进器。
运用量化历史研究的方法，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图尔钦（Turchin）的早在10年前就预警：“美国政治危机的脆弱性正在到达一百多年来的最高点”，并认为美国可能迎来“动荡的20年代”。拜登的主要挑战是国内的阶层分化和政治极化，如果不向历史取经，美国的动荡或许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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