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二十多年来，汉译西方文学作品在中国大陆拥有相当广大的市场，其中包括老一代的翻译家的经典译著。千千万万的读者从长期文化禁锢中解放出来，如饥似渴地从禁果中吸取养分，但是有多少人会想到，在这些一部部精湛的译著后面，掩藏着多少译著者本人可歌可泣的故事。
“解放”初期，国事千头万绪，上面也许还顾不上来抓文学翻译这般小事，文学作品翻译工作一时还“放任自流”。久负盛名的法国文学翻译家傅雷精心翻译的巴尔扎克巨著《人间喜剧》选集一本接一本出版，也是出自他生花译笔的罗曼‧罗兰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更成为大学生人手一册的宝书。老作家萧乾，四九年谢绝剑桥大学之聘，毅然从香港返京，先在英文《北京周报》工作，后来主持《译文》月刊（后改称《世界文学》）的编务，并亲自动手翻译了十八世纪英国小说家亨利‧菲尔丁的巨著《汤姆‧琼斯》和捷克近代讽刺小说《好兵帅克》，这两部译著成为不同风格小说翻译的典范。
五十年代初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青年文学翻译家。诗人穆旦（原名查良铮）精通英文和俄文，一九五三年从美国芝加哥大学学成归国，在南开大学外语系任教。他衷心希望“为祖国的文化繁荣多做贡献”，利用全部假期和业余时间，翻译俄国和英国文学经典著作。在一九五三年底至一九五八年底的短短五年中，他出版了直接从俄文翻译的季摩菲耶夫著《文学原理》四卷、普希金的代表作《欧根‧奥涅金》等多部长篇叙事诗、普希金抒情诗五百首、《别林斯基论文学》等。在同一期间，还出版了英国诗人拜伦、布莱克、济慈、雪莱等人的抒情诗选。
北京大学西语系年青的英语教授吴兴华，才气横溢，学贯中西，十六岁时发表的新诗当即被誉为“中国新诗的转折点”。“解放”后，“追求进步”，放弃写诗，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莎士比亚，深得党组织的欢心。在五十年代中期，他用诗体翻译的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五世》和《亨利四世》先后问世，立即成为文学翻译的经典。
一九五七年“北京之春”昙花一现，文学翻译家也纷纷堕入伟大阴谋家精心策划的“阳谋”陷阱。傅雷多年来“追求进步”，写给远在波兰的长子傅聪的每封家书中对新中国都赞不绝口。“反右”一声炮响，他在上海竟首当其冲，成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萧乾自四九年归国后也一直“追求进步”，这时已担任《文艺报》副主编，“大鸣大放”期间奉命组织文艺界座谈，不料竟犯了“扇风点火”罪，何况在旧社会还反对过左翼文学，理所当然戴上了“右派”帽子。吴兴华从十六岁考上燕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一直在燕园埋首学术，历史一清二白，多年来更是“思想进步”的典型，这时已提升为北大西语系副系主任，“鸣放”时曾质疑在英语教学中也要向“老大哥”学习，犯了“反苏反共”罪，也划为“右派”。
穆旦在“鸣放”期间未发一言，幸免于“右派”之难。可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凭空落在一位万里回归的爱国诗人和文学翻译家的头上！由于一伙为虎作伥的宵小的陷害，他竟然被法院判决“接受机关管制三年”，逐出讲堂，到南开大学图书馆“监督劳动”。
西方文学名著也随之遭殃。《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女诗人杨苡翻译的英国小说家埃米莉‧布朗蒂的经典小说《呼啸山庄》均被列入腐蚀青年思想的“大毒草”，因为有一些大学生被划为“右派”，被迫检讨“极端个人主义的反动思想”根源时，曾归咎于这两部小说的影响。一时间，纷纷扬扬，草木皆兵，北大文科学生竟然还煞有介事出版了批判小册子，开“文革”期间无理可喻的“大批判”的先河。这两棵“大毒草”和其它众多“毒草”，从图书馆书架和新华书店货架上消失，外国文学翻译事业日渐萧条。
更荒唐的是，一旦划为“右派”或“历反”，文学翻译家不但从专业工作岗位上放逐，而且被剥夺发表译著或任何其它作品的权利。然而，身为“贱民”，他们对文学翻译仍然“从一而终”。傅雷闭门谢客，继续不断修订《人间喜剧》选集的译文，并完成了巴尔扎克巨著《幻灭》的翻译。吴兴华被逐出课堂，闭门从意大利文翻译但丁的《神曲》。据穆旦的子女回忆，他在三年管制期间“完全停止了译著，中断了与亲友的书信往来，对厄运缄口不言。”六二年解除管制后，仍在图书馆“监督使用”。尽管环境如此恶劣，心情抑郁，穆旦开始利用工余时间，夜以继日翻译拜伦的顶峰之作、两万行的叙事诗《唐璜》。
董乐山是文学翻译家中的后起之秀。他“解放”初期进入新华社国际部当一名普通英文翻译，后主持翻译工作，五七年被划为“右派”，下放“监督劳动”。六零年“摘帽”后回到新华社工作，倡议并和李慎之等八位同仁利用业余时间，合译美国记者William Shirer 的巨著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译文《第三帝国兴亡》长达二百六十万言，由乐山统一校改。一九六三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作为“内部读物”发行，不但无稿酬，而且译者也不得署名。
及至“文革”浩劫来临，连无偿无名的文学翻译也无从问津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圣旨一下，“有前科”的文学家，包括“摘帽右派”和解除管制的“历反”，无一幸免。在上海，傅雷夫妇不堪“革命小将”的百般凌辱，忍无可忍，于九月三日夜间双双含恨自裁，遗嘱中还留下现钞五十三元五角作为火葬费，时傅雷年仅五十八岁。他的挚友周煦良教授也是著名文学翻译家，当时也是“横扫”对象，惊闻傅雷夫妇噩耗，于九月五日含泪写下《吊傅雷》：“一街南北过从频，仓促谁知共隔死生，未必精魂来入梦，拥衾黑坐苦思君。”
在北大风光旖旎的燕园，吴兴华在烈日下劳改，口渴难堪，喝了监工的学生从未名湖中舀起的一碗浊水，数小时后倒毙，年方四十五岁。在北京市内，日本古典文学翻译家钱稻孙被红卫兵抄家，连床都抬走了。七十九岁的老人被打翻在地，没多久就被迫害致死。
幸免于一死的，也逃不了扫地出门、长年批斗劳改。萧乾是老北京，此时此际，在偌大的京城竟无立锥之地。董乐山在批臭斗臭之余，再次押送农村劳改。以英译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名著蜚声国际的杨宪益和英籍夫人戴乃迭，以莫须有的“英帝特务”罪名，双双锒铛入狱，一关就是四年，出狱后方得知他们无家可归的独子在红色恐怖的无情摧残之下，神经失常，已纵火自焚丧身。
“九叶派”诗人袁可嘉曾多年参加《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又为英文版《中国文学》月刊翻译当代诗歌和小说，后调入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一向兢兢业业。尼克松访华之后，他当年在西南联大的同学、美籍中国文学专家许芥煜教授来京访问，准备用英文撰写《中国文艺界》一书，不时向他了解国内文艺界的情况。九三年七月，许教授以“特嫌”罪名被驱逐出境，袁本人则被定为犯有“为美国间谍提供情报的反革命罪行”，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帽子抓在群众手里”，公开批判，展览罪行图片，在外文所接受监督劳动，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平反。
在天津，穆旦在南开大学遭到没完没了的批斗和抄家。六六年八月一个夜晚，一伙红卫兵在他家门前燃起一堆篝火，把他的书籍和文稿付之一炬。穆旦从早上就被抓走，被批斗了一整天，直到午夜才疲惫不堪地回家，头发已被剃成“阴阳头”。他对身外之物并不介意，只怕他心血结晶的《唐璜》译稿遭逢不幸。他在满地凌乱的杂物中搜寻，竟然发现散乱的译稿奇迹般地幸免于难。
六八年八月，穆旦全家六口人被扫地出门，挤在一间十七平方米的东屋里。六九年至七一年，先后在农村和“五七干校”劳改。七二年回图书馆劳动，无家可归，借学生宿舍一间小屋子暂住。一天劳动后，长夜孤灯，继续翻译《唐璜》。七三年底整理、修改、注释完毕，用牛皮纸将一千页的译稿包好，试探性地投寄给北京人民出版社，次年中接到覆信，称“《唐璜》译文很好，现尚无条件出版，原稿社存。”
七四年至七六年，穆旦翻译英国现代派诗歌，修订普希金抒情诗和《欧根‧奥涅金》。七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心脏病突发，二十六日凌晨逝世，享年仅五十八岁。人死了，迫害却仍在继续。次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唐璜》，南开大学那一伙落井下石的谗佞之徒又以译者“有严重历史问题”为借口，跳出来横加阻挠。
莫须有的“历史问题”解决以后，八零年七月，穆旦当年在“监督劳动”之余呕心沥血翻译的《唐璜》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立即成为公认的文学翻译的经典。后来，他的骨灰在北京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安葬时，陪葬的正是一部《唐璜》。
董乐山在农村劳改中摔伤胳膊，奉命回北京给一些干部补习英语。七二年夏得悉人民出版社决定再版《第三帝国兴亡》，以三联书店名义出版，仍是“内部读物”，既无稿酬，也不署名。董乐山并不计较，又用一年时间对全书校订了一遍，七三年出版。“文革”后，世界知识出版社复业，这部巨著得正式以该社名义出版，并对外公开发行，以董乐山为首的九位译者的大名也都印在卷首。此书一经面世，立即在全国不胫而走，给浩劫余生的人们上了似曾相识的一课，董乐山作为翻译家的名声也由此确立。
一九七九年，乐山应三联书店之约，重译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这本当年名噪一时的书曾使他对共产党心向往之，现在却为人们三、四十年来的亲身经历提供了触目惊心的强烈对照。一九八四年，他出版了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政治恐怖预言小说《一九八四》，八八年又出版了匈牙利作家阿瑟‧库斯特勒揭露斯大林恐怖统治的小说《正午的黑暗》。从《西行漫记》到《一九八四》和《正午的黑暗》，这恰恰勾画出翻译大师一生的心路历程。
“文革”十年浩劫之后，幸存的老一辈翻译家寥若晨星。他们以老耄之年的劫后余生，重新投入热爱的文学翻译。在上海，巴金历尽残酷斗争之苦和丧妻之痛，终于译完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他说：“我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
在北京，杨宪益夫妇，置多年的牢狱之灾和丧子之痛于度外，完成了被“文革”腰斩的《红楼梦》英译。美国文学专家、北京大学教授赵萝蕤，早在三十年代就翻译过美国诗人艾略特划时代的长诗《荒原》，她的丈夫、著名诗人和考古学家陈梦家在“文革”中不堪红卫兵轮番武斗，自杀身亡，萝蕤本人的精神分裂症也随之加剧。“文革”后，这位孤苦伶仃的老人，竟在一间不到十平米的住房内，完成了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巨著《草叶集》的翻译，《纽约时报》曾为此在头版专题报导。
袁可嘉在七九年平反之后，除了出版《彭斯诗钞》等三部译诗外，又主编了《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多卷，对新一代作家的成长颇有影响。萧乾在《翻译——我最后的一根稻草》一文中，回忆“文革”期间身在困厄之中，唯有翻译给了他一些有意义工作的机会。九十年代初期，他以近九十的高龄，和夫人文洁若合作，译完了二十世纪英语小说的顶峰之作、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长篇巨著《尤里西斯》。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乾。”五十年来，多少钟情文学翻译的有志之士，不折不挠，前仆后继，用自己疮痍满目的生命和锦绣才华编织成一件件彩色斑烂的翻译艺术珍品。继傅雷、吴兴华、穆旦、钱稻孙等大师暴亡之后，近年来，赵萝蕤、董乐山、萧乾、戴乃迭等大师也先后谢世，文学翻译史上一个血泪斑斑的时代即将结束，但这些“虽九死而不悔”的翻译大师们留下的一座座丰碑将为中国大陆“人的现代化”继续作出独特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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