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燕京大学的美国教授纷纷回国。因师资不足，新任西语系主任的赵萝蕤，报请陆志韦校长电聘在美国的巫宁坤回国任教。1951年8月，巫宁坤不远万里回到北京，赵萝蕤赶到前门火车站亲自迎接。从此，巫宁坤就在风景如画的燕大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几个月后，秋去冬来，落叶飘零，一场思想改造运动也随风而至。序幕拉开，市委工作组进驻燕园，发动全校师生揭发批斗，要求人人过关，个个检讨。
思想改造的第二阶段是忠诚老实运动，按上面布置，全校教职员都要写一份自传，交待从出生以来的全部经历，重点是本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和与美国的关系。巫宁坤认为单凭自己从美国归来，便足以证明对祖国的热爱。但即便如此，仍然被要求在三人小组会上交待历史，然后再到教授会上重复交待，接受大家的启发帮助。经过这样几道环节写成的自传，巫宁坤觉得已经既忠诚又详尽了，完全无可挑剔。结果还是出了问题。
自传交上去没几天，人称“新燕园摄政王”的历史系教授翦伯赞，即约他到家里面谈。翦伯赞住在燕东园28号，别的教授都是两家合住一座小楼，翦家却是独占一座，而且因为他藏书丰富，学校正在为他扩建。巫宁坤走进他的书房，只见四壁书架上都摆满了线装书。翦伯赞坐在一张大红木书桌后面，招呼巫宁坤在书桌前面的一张椅子上坐下。
对话一开始，翦伯赞就用居高临下的口吻说：“党组织委托我找你谈一谈你的自传，你年纪不大，生活经历可不简单。我们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你要补充还来得及，特别是重大的遗漏，我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说话时，翦伯赞手里点着一支香烟，对着巫宁坤喷云吐雾。
这让巫宁坤非常意外。一个普通教师竟然如此不客气，而且公然语带威胁，凭什么？一下子就把巫宁坤惹毛了，也毫不客气地回答说：“我没什么好补充的。”
翦伯赞口气缓了一点：“别着急嘛，别感情用事。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部历史，不管你是否愿意正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正视事实，放下包袱，向党交代一切问题。……譬如说，你从美国回来，这本身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到底为什么回国，又是怎样回来的呢？还有真正的动机呢？”
“我已经在自传里讲得一清二楚了。”
“你是讲了一些，但是，你是不是可以拿回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重大的遗漏需要补充。”
“我没有什么好补充的。”
“悉听尊便。你可以补充，也可以不补充。我已经说过，我们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还来得及，嗯……”
“补充？我没什么好补充的。我回国不是来搞什么‘坦白交待’的，翦教授，我失陪了。”
这场不欢而散的谈话方式，在当时要算是客气的了。轮到批判张东荪时，翦伯赞就完全是另外一种面貌了。张东荪是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被列为改造重点。在1952年2月29日召开的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讨论他的第三次检讨，主要是清算他的历史，大会长达5个小时，有25人发言。
燕大教务长无党派人士翁独健的发言最短，总共不到200字，讲了不足5分钟，只是希望张东荪“真诚向人民低头认罪”。等到翦伯赞发言时，声音洪亮，一扫会场沉闷空气，整个“讲话辞锋凌厉，暗含杀机，指认张东荪的所谓‘中间路线’完全是幌子，思想上是‘一贯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翦伯赞的批判发言不是泛泛而谈，而是白纸黑字，列举张东荪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著作为证，给张东荪的历史问题定下了反苏、反共、反人民、反马列主义的基调。这就有点致人于死命了。
翦伯赞的发言，犹如重磅炸弹，炸得张东荪遍体鳞伤，百口莫辩。很快，民盟中央召开会议，一致决议撤销张东荪的盟内职务，并开除出盟。随即，张东荪的问题又从四反变成了“特务”，由思想改造变成了“叛国罪”，从此万劫不复。
在教育界思想改造的同时，1952年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燕京大学撤销，北京大学搬到燕京校址。原燕大西语系五名教授，赵萝蕤和其余三位教授划入北大，唯独巫宁坤调天津南开。系主任赵萝蕤出面传达本系教师的分配去向时，面对巫宁坤，话刚出口，就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数月前，她动员巫宁坤放弃未完成的博士论文，回到大陆，现在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任人摆布。但巫宁坤心中有数，知道这是他顶撞翦伯赞付出的代价。
另一项人事变动，则是郑天挺调往南开大学，接替郑天挺出任北大历史系系主任的，不是别人，正是翦伯赞。郑天挺从二十年代起，便在北大任教。三十年代，任北大秘书长。抗战胜利后任北大秘书长兼史学系主任。史学功底比翦伯赞深厚，但他研究的不是马列主义史学，就只能给翦伯赞腾位子了。
翦伯赞成了北大历史系的新主任，一级教授，但他的实际身份和地位，要高于同样级别和职称的教师。当时北大有两台公用轿车，一台供校长马寅初用，另一台配给翦伯赞用。他的社会职务也多，什么政务院的，政协的，中科院的、国家民委的，等等；而且还身兼《历史研究》编委、《光明日报·史学》副刊主编、《北京大学学报》主编、高教部文科教材《中国史纲要》主编。1962年，翦伯赞一直不为人知的党员身份公开后，他的职务又增加了北大校党委委员和副校长。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他的“新燕园摄政王”是有政治背景的。
他的学生段一平在谈到老师时，有个很深的印象，觉得翦先生盛气凌人，贬损起别的学者来常把别人说得一无是处，谈起自己的著作则眉飞色舞。
联想到1949年翦伯赞刚来北京时，他的一些言行举动，其实已经处处流露出他的与众不同了。当年，翦伯赞从香港绕道来北京时，并没有进入北大、清华的历史系任教，而是被燕京大学聘为社会学系教授。那时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有郑天挺、向达、杨人楩、朱庆永、张政烺、余逊、邓广铭、胡钟达、杨翼骧、汪籛等十余人。这些人聚拢来，就是胡适校长在任时的全班人马；分散开来，则个个皆为饱学之士。因政权更迭，意识形态有变，不能不做一些调整，了解一下新政权倡导的马列主义。于是，由时任北大历史系系主任的郑天挺出面，邀请马列主义的史学家来校座谈。
应邀前来的宾客有郭沫若、翦伯赞、杜国庠、侯外庐，参与座谈的是北大历史系全体教师。原本该宾客主讲，胡适旧部恭听，谁知半路杀出一个青年教师，对四位来宾的学识很不认同，针对奴隶制社会问题，引出对西方史学的长篇论述，竟至旁若无人地讲了一个多小时。会后，翦伯赞大怒，出门，即愤然道：北大的座谈会是在唱鸿门宴，幕后导演是向达。对此，章伯钧曾问过向达。向达大呼冤枉，说：“谁敢给这四个人设鸿门宴呀！何况，我也不会去当舞剑的项庄哇。”
反右运动结束后，章伯钧在全国政协礼堂碰到向达，面带歉疚地说：“都是我连累了你们这些做学问的人。”
向达淡淡一笑说：“伯钧先生，你怎么这样说？不过我成为右派，你那位老友是很出力的。连‘鸿门宴’的事，都翻出来了。”
这让章伯钧吃惊不小，八年前的事居然还记恨在心，翦伯赞对向达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狭小气度，章伯钧万万料想不到。向达在史学界地位很高，是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戴帽后，这些职务统统撸光。职称和工资也受到影响，被降职降薪。而翦伯赞的社会地位，却如日中天，成为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历史学界几个最权威的学者之一。
但此后不久，翦伯赞面对现实，思想开始受到触动。1960年代初，他参加全国人大代表考察团到湖南考察，回来后在《内部参考》第1911期上写了一篇所见所闻，文章说：我去了老家桃源枫树乡，我去时，农民包围了我，我只接见了解放前后都是贫农的人。我一问生活，大家就哭，说没有饭吃，吃树皮、野菜、菜饼、糠，原因是去年定产太高，征收公粮后就缺粮。贫农连糠也买不到，因为干部说：“糠不卖，要喂猪。”全乡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饭吃……我看到的人，都是哭脸，乡里的房子越来越少，鸡犬无声，过去是鸡犬之声相闻，现在一切副业都取消了……
这和同时代那些无视民间疾苦，一味粉饰太平的作家、艺术家相比，翦伯赞显然良知未泯，而且还能仗义执言。
然而一场文革的到来，却彻底颠覆了他的命运。面对吴晗的《海瑞罢官》受到批判，翦伯赞反应迟钝，他不清楚这场斗争背后的政治动机，对前来采访的《文汇报》记者直言不讳，实话实说，斥责“姚文元的文章非常粗暴，这是抓辫子，打棍子，给吴晗同志扣帽子。如果这样整吴晗，以后谁还敢写历史文章”？
翦伯赞熟读历史，却没能意识到，姚文元的文章是发动文革的信号，他糊里糊涂就撞到枪口上了。等到正式号角吹响，北大就把翦伯赞拉了出来示众。
1966年8月，一群中学红卫兵来到燕东园28号，撕毁了翦伯赞家里的书画，封了他的书房，对他极尽羞辱折磨。随后北京大学红卫兵也来抄家，这次索性把翦伯赞逐出燕园，勒令他搬到海淀成府的一间小黑屋里。没有厨房，只好在门口放一个炉子。附近的小孩子知道他是“黑帮”，是“牛鬼蛇神”，常常跑来起哄，还往锅里吐唾沫，丢脏东西。翦伯赞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和游斗过多次，在上万人参加的批斗会上，翦伯赞被强行低头弯腰，两臂后举，当时把这种姿势称为“坐喷气式飞机”。
两年后，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讲形势，话锋一转说：还有一个翦伯赞，北大教授，历史学家，资产阶级历史权威嘛。你不要他搞帝王将相也难。对这些人不要搞不尊重他人格的办法。如薪水每月只给24元，最多的给40元，不要扣得太苦了。这些人今后还得让他们当教授，不懂唯心主义哲学就去问冯友兰，不懂帝王将相历史，便去找翦伯赞。又言，今后在生活上可以适当照顾。北大军宣队闻讯而动，立即落实最高指示，让翦伯赞夫妇从小黑屋搬回校园，住进燕南园64号小楼，每月发生活费120元。翦伯赞夫妇住楼上，军宣队派来为他们服务的工人杜师傅住楼下。
在旁人眼里，翦伯赞被解放了，但翦伯赞却发现，解放他是因为自己充当了反面教员，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变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还没等他完全想通，一场致命的灾祸就降到了他的头上。
1968年12月4日，刘少奇专案组的副组长巫中，带着一名副手，乘坐一部小轿车，来到北大提审翦伯赞，由工宣队指派的两名历史系学生配合工作。几个人一起来到燕南园翦伯赞住处，由巫中负责询问需要了解的情况。
主要内容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翦伯赞参与的国共双方谈判的一些活动，以及相关联的人物。
巫中前后来过北大几次，但翦伯赞始终守口如瓶，审问呈胶着状态。后来巫中要两个配合工作的历史系学生去查看翦伯赞的档案，看能否从中寻找到线索。两个学生在一大堆零乱的档案中，发现了一封信，是1950年代肃反时写给北大的。写信人是个女性，自称是江浙一带人，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她还是个青年，出于对历史学家翦伯赞的仰慕，到南京向翦求教，住入翦家，翦指导她学历史，并告诉她，自己正在为国共两党代表的谈判牵线搭桥，国民党方面出面的是曾养甫，中共方面的代表是周小舟，还有吕振羽，她还在翦家见过参加谈判的周小舟。
两个学生觉得，这或许正是巫中所需要的材料。等到巫中再次来北大时，两人把信件交给了巫中，巫中看后如获至宝，来找翦伯赞。这次巫中态度强硬，他没有直接出示信件给翦看，但点了写信者姓名，要翦伯赞写出交待材料。
12月18日下午，巫中又来北大，看了翦伯赞写的交代材料，极不满意。因为巫手中有材料证明翦参与了国共两党代表谈判的联络工作，因此巫中语气严厉地对翦伯赞说：你不要认为一手可以掩盖天下人耳目。翦伯赞听了，伸出手说：我的手就这么大，怎么能掩盖天下人耳目？
这天下午的审问时间拖延了很久，气氛紧张。巫中是个军人，据配合他工作的两个历史系学生说，巫中“45岁左右，身材不高但壮实，很有军人的杀伐气概”。有回忆说，巫中在审讯中，曾猛地从腰中拔出手枪，往桌上一拍，说：“今天你要不老实交代，老子就枪毙了你！”
但翦伯赞仍然拒绝交待。巫中只能空手而归。
第二天，人们发现翦伯赞夫妇服用过量“速可眠”，离开了人世。那天清晨，杜师傅见翦伯赞的房门一直紧闭，就喊了数声，不见回应，心中顿生疑窦，使劲将门撞开，看见翦伯赞夫妇各睡在一张床上，揭开被子，两人都整整齐齐地穿戴着崭新的衣服和鞋子。在翦伯赞中山装的两个下衣袋里，各搜出一张二指宽的纸条，展开一看，一张写着：我实在交待不出什么问题，所以走了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情。另一张上写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翦伯赞这一生，“从得意到失意，从受宠到受辱，从拿棍子打别人到被棍子打，从自我膨胀到自杀毁灭”。他自己该承担多少责任？
翦伯赞教书多年，学生不少，其中一人属得意门生，师生关系也很密切。文革中，此人贴出大字报，题目是《反共老手翦伯赞》，旁边配有漫画，画的是翦伯赞抱着一部《金瓶梅》，嘴里流着口水。文革结束，官方正式给翦伯赞平反，此人又撰写长文，题目是《我的恩师翦伯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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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副校长翦伯赞在文革中自杀
1968年12月19日深夜，北风呼啸、寒冷刺骨，曾经被中共认为是“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翦伯赞，与妻子戴淑婉，穿戴整齐，各自躺在自己的床上，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第二天，人们在翦的右上衣袋中，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杜师傅是负责“看管”翦夫妇的退休工人。在翦的左上衣袋中，有另一张纸条，上面连写三遍：“毛主席万岁！”
翦伯赞实在交代不出来什么？
就是“文革”中毛泽东打倒的最重量级人物——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当“叛徒”的情节。
1968年10月下旬起，由周恩来任组长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巫中，成了翦伯赞家的常客。
第一次见面，巫中就给翦来了一个下马威，说：“翦伯赞，你听着：刘少奇的罪行，已经查清楚，中央已经做了结论，他是叛徒、内奸、工贼，马上就要在‘九大’上宣布。你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刘少奇一边，现在，就看你的表现了。”
巫中讲了1935年刘少奇当“叛徒”的有关情节，并说翦是知情人。“你只要证明有这么回事，签上字就没你的事了。”翦站着，愣在那里，惊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巫中说：“好吧。你想想吧。这是给你的一个机会。我等着。”
3天过后，巫中又来了。一听翦伯赞还是“回忆不起来”那句话，顿时火冒三丈，指着翦的鼻子叫道：“你不交代清楚，只能是死路一条。”吼叫两三个小时后，才愤愤离去，并撂下话：“我还要来的。你不交代清楚，我决不放过你。”
之后，巫中每隔三两天就来一次，每次审讯三四个小时，越逼越紧，甚至直接威胁说：“翦伯赞，我们早已掌握了你和他的关系的证据，这个问题你不揭发交代，我们马上可以把你抓起来，关进监狱，汽车就在外面停着。”有人在回忆文章中说，巫中说这话时，是拿着手枪顶着翦的脑门子说的。
这样的审讯持续了2个月，让翦身心交瘁，夫妻俩常相对无言，通宵无眠。联想到第二次“史学革命”、特别是文革以来遭受的无数次批斗、肉体折磨、人格凌辱，一辈子笃信马克思主义的翦，实在看不到任何出路和希望，只好一死了之。
翦伯赞也曾整过别人
翦伯赞1898年出生于湖南桃源县一个维吾尔族人家庭。1916年，进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学习，不久转入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1924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经济专业。回国后，研究史学和历史哲学。
翦伯赞与郭沫若、吕振羽、侯外庐、范文澜，并称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中共史学界的“马列五老”之一。
1952年，中国大陆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翦到北京大学，任一级教授，历史学系主任，长达16年，任北大副校长6年，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直到1963年前，在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翦一直紧跟毛泽东，批张东荪，批胡风，批雷海宗、向达、荣孟源等，整过不少人。
比如，1952年，翦参与批判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张东荪。当时，张东荪反对中共对苏联“一边倒”，认为也要发展与美国的关系。翦批判说，张思想上是“一贯反苏、反共、反人民，反马克思主义”。翦还举例说，张东荪曾讲“资本主义不会灭亡，共产主义不能实现。如实现则劳动者都会饿死”；“把马克思主义列为学说，乃人类之奇耻，是思想史上的大污点”；“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民主的，结果必变成少数人的专制，而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此外，翦还揭发张私下讲，“解放三年来一直觉得不自由”等。
又比如，1957年反右，翦曾作过《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的长篇发言，批判著名历史学家雷海宗、向达、荣孟源等，“一直是在不同程度上抗拒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带着旧史学所属的阶级利益和最恶毒的敌意，向马克主义史学进行了疯狂的公开的进攻”，目的是“为资本主义复辟铺平道路”。
翦伯赞“文革”中挨批斗
但是，毕竟，翦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留学过美国，在历史研究中，多少保留了一点中国传统文人的东西。中共老祖宗马克思说，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翦不主张把历史上的一切都说成阶级斗争。就是这点仅存的“正常人”的思想和言论，却给他带来灭顶之灾。
1959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赶英超美，结果导致3600多万饿死。1962年，中国还没有从大跃进的恶梦中缓过神来，毛又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963年，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狂热中，毛欣赏的年轻“笔杆子”关锋、戚本禹，分别写了《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问题》和《评李秀成自述》，不点名批判了翦的史学观，掀起所谓第二场“史学革命”。
从此，以“阶级斗争”涵盖一切、解释一切的倾向日渐泛滥；对中国几千年的正统历史一概否定，对农民起义一概推崇，成了社会公论。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甚至科学家、文学家，不是被说成“统治阶级的代言人”，就是被定性为“封建王朝的御用工具”。只剩下扯旗造反、上山落草为寇的，才是英雄好汉。然后，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挖祖坟”运动，将五千年传统文化全盘否定，将文物古迹几乎全部毁坏。
许多大学取消历史专业，一些师范学院的历史系被并入其他科系，综合大学幸存下来的历史系，学生所学的也只剩下两个“四史”：即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农民战争史、帝国主义侵华史；（贫下中农）家史、（人民公社）社史、村史和厂史。
对此，翦非常伤心、难过、愤怒。一次与好友私下交谈时，翦说：“学什么历史！考什么历史系！现在历史系的学生连句子都断不来。教育一塌糊涂，史学一塌糊涂，社会更是一塌糊涂。”
1965年12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再次对翦的历史观进行批判。12月21日，毛泽东发话：“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同月，《红旗》杂志再发表戚本禹等人的文章，点名批判翦。
1966年5月16日文革爆发后，北大历史系第一个被揪出来批斗的就是翦伯赞，罪名是“黑帮分子”加“反动权威”。年近70岁且身患多种疾病的翦，仅6、7、8三个月，被批斗100多次，经常被拳打脚踢。有一次，被从厕所中揪出来，有人将纸篓子扣在他头上。1967年举行的一次万人批斗翦大会上，卧床不起的翦，被用平板车拉到会场，因站立不稳，翦不得不双手扶着竖起的长凳腿站立，一斗几个小时。
1966年8月26日，北京大学保卫组《情况反映》记载：“（8月23日）有些红卫兵把翦拉出来批斗4次，有的揪头发，有的扳脖子。”“据翦的老婆说：‘翦的心脏病又厉害了，现已不能起床，两天没吃东西。学生经常往外拉他，怕活不长’。”
1968年10月13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翦伯赞、冯友兰是放毒的，我们对他们就是批。批是要批的，也是一批二保，给他们碗饭吃，叫他们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毛要让翦、冯给全国知识分子当“反面教材”用。此后，翦夫妇从被关押的小黑屋搬回北大燕南园64号。两个月后，翦夫妇自杀。
翦伯赞死亡之谜
翦与刘少奇“叛徒”案到底有什么关系？翦确实不知道。中央专案组副组长巫中谈到的，是1935年国民党高层与中共高层秘密联系的事。当时，翦不是中共党员，而是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的秘书。这件事，他确实是联系人之一，但是，国共双方的高层是谁，谈了些什么，怎么谈的，他一无所知。
翦死亡的深层原因是，刘少奇曾是中共地下党总头目。翦1937年秘密加入中共，长期从事统战工作。直到1961年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之日，外界才知道翦是中共党员。中共当政后，对地下党员的政策是：“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几乎所有地下党员都挨整，许多人被整得死去活来。
翦伯赞死亡的最深层原因是，他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假、恶、斗”。他时常在党性与人性中挣扎。最后，这个冲突大到实在无法化解，要党性，就必须泯灭人性；要人性，惟有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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