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1、西方文明的領先與突破，本來就是一個偶然，「文明高級」是假議題；2、同其他文明有「先知」一樣，西方出的先知多一些，現代化以後沒先知了，西方也跌入凡塵，可能更亂套也說不定，因為自由和開放，不像東方（東亞和中東）習慣於控制和奴役；3、社會優秀其實很簡單，只因為教育優秀，現在教育一塌糊塗，歐洲早一些，美國也步其後塵。儘管如此，美國還是執世界之牛耳，美國好不起來，人類也休想。】
若论"挫折"，第一次世界大战居然是所谓"现代"的一个缘起，而不是什么"文艺复兴"，这场意外的大厮杀，以其血腥而引领了西方所有蓓蕾初开的科学门类之幸逢其时、大显身手。1916年7月，索姆战役（battle of Somme，966公里，从比利时海岸穿过法国到瑞士的漫长战壕）一打响，十一万英军在十三英里长的战线上发起进攻，第一天伤亡六万人，超过两万尸首横卧无人区。英军总共损失37万人，平均每天七千人，战后英军有一半人的年龄在19岁以下，人称"失去的一代"。
说它"意外"，是因为1914年正是十九世纪将西方文明引向峰巅的起点。"这个文明，在经济上是资本主义，法律宪政结构上属自由主义（liberalism），其典型的支配阶级则为中产阶级。科学、知识、教育、物质的进步，以及道德的提高，都在其中发光发热。这个文明，也深信欧洲是天下中心，是科学、艺术、政治、工业、一切革命的诞生地。"
但是这个文明在四十年间，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几乎没人相信它还能存活。作为它崩溃的后果，又有两股浪潮兴起——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试图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伴随着动乱和革命浪潮登台，席卷了全球三分之一人口和六分之一面积。自由资本主义只有与共产主义联手，才能击败法西斯主义，这段"资""共"合作时期不啻为二十世纪最诡谲的一刻——若无共产主义（苏联）付出的代价，西方自由主义政体恐难存活于法西斯主义；二战后也因为苏俄的存在和刺激，资本主义才获得灵感，幡然图新。若不是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社会的解体，也不会有十月革命和苏联。
犹太作家莱维（Primo Levi）说得最精粹：
『我们侥幸能活过集中营的这些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见证人。这种感想，固然令人不甚自在，却是在我读了许多受难余生者，包括我自己在内写的各种记载之后，才慢慢领悟。多年以后，我曾重读自己的手记，发现我们这一批残存的生还者，不但人数极为稀少，而且根本属于常态之外。也许是运气，也许是技巧，靠着躲藏逃避，我们其实并未陷落地狱底层。那些真正掉入底层的人，那些亲见蛇蝎恶魔之人，不是没能生还，就是从此哑然无言。』
由此艾伦•布卢姆（Allan Bloom）的愤怒是有道理的。他痛恨摇滚乐，认为是野蛮，尤其对于儿童，潴留于性、仇恨、讨好、伪善，没有任何高尚、庄严、深刻和细腻，"我觉得它毁灭年轻人的想象力，使之对艺术难以再产生热情，而这就是liberal教育的实质。"他还说这跟毒品完全一样。他也申斥女性主义，一种新的心理学（行为科学），年轻一代热衷一切事物的平等，却又特别在种族方面。
他以教师的经验，观察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美国大学生的品行明显改变，学校也随之变得更糟，他写了《美国精神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这本书。五十年代相比于混乱的欧洲，美国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五十六十两个十年的繁荣造就的学生，爱冒险且认真，有理想和知识渴望，是大学的主要氛围。从六十年代晚期衰落开始，并且也是美国文明的衰落。
他说自由和理性，这些今人享受的礼物，都是靠前人思考、搏斗而来的——不像毒品文化和街头文化——是深刻、理智、平等获得的，其作为智性是整体性的。
许多社会科学的理念的发现和再发现，主要是德国思想家介绍的，如黑格尔、康德、尼采、韦伯、胡塞尔、海德格尔，一个严肃的生命，意味着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所面对的选择：理性／革命，自由／匮乏，善/恶，自我／他者，此即文学所谓的"悲剧"。他也调查，哲学家如柏拉图、阿里斯多德、罗素、洛克等，在学生中间还有多大影响；他也批评大学玩忽职守，割裂理性，自保于日益"政治正确"的世界：
『哲学的本质是放弃所有权威，而独钟于个体的理性……大学必须蔑视公共见解，因为它必定使之得以自保，去探索甚至发现真理，它必须专注于哲学、技术、人文，专注于科学家如牛顿、笛卡尔、莱布尼兹，他们具有科学的综合视野并致力于整体的秩序，如此便有助于保存那些在民主制似乎被忽视的东西。』
布卢姆遭致许多同行的憎恨。
以赛亚•伯林1997年临终前不久，答BBC记者问一生中何事令其最惊异：
『我苟全性命于乱世而已，这个世纪之糟未曾有过，野蛮无人性，毫无理由地毁灭……但假如我们把眼光从恐怖丑恶移开，则人类智性趋势之深远发展也是明显的，科学改变了人类的思想，成为人类的主要活动，成为一种象征，一种道德权威。科学的一个明显结果是技术进步，其哲学影响却常被忽略，它不像宗教和政治理论那样许诺改善全球人类的条件，而是逐步、渐进地向个人提供对生活的强大的控制手段和自由，没有什么"两难"、"异化"。』
——作者脸书
西方的自殺，或者更準確的翻譯為西方文明的自殺
如今一定有人會說莫瑞的發言極度菁英主義。可是菁英主義怎麼了嗎？如果菁英主義，是指你相信是非黑白之間、傑出與懶惰之間有客觀標準，那我也是個菁英主義者。如今真正的問題不是菁英，而是我們的菁英爛掉了。思想好到有點不合時宜的聖母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聰明學者派崔克．迪南（Patrick J. Deneen）說：
我的學生全都腦袋空空。他們每個人都很親切、很可愛、很可信、其中大部分還很誠實、善良、正派。但他們的腦袋裡幾乎什麼都沒裝，祖先遺留給我們的知識、前人傳承下來的智慧，他們幾乎一無所知。我的學生是西方文明的巔峰，這個文明幾乎遺忘了自己的一切過往，對自己的文化幾乎完全漠不關心。
這件事不光發生在聖母大學身上，也發生在他教過的其他菁英學府身上，不管普林斯頓還是喬治城大學都一樣。這些地方的學生都很聰明，「都是考試達人，在每一科拿A都有如砍瓜切菜（換句話說幾乎沒有人需要全心鑽研任何一門課）；」而且「履歷優秀至極，是金字塔的頂點、宇宙的主宰、是管理美國和全世界的主人翁。」
但你如果問他們一些基本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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