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从来不只是打仗的事儿。
1945年10月25日，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结束不久，中共中央就发出《关于成立国军工作部的指导》，要求在中央军委和中央局、分局设立国军工作部，选派一批干部，打入国民党内部，长期埋伏，结交朋友，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战局的迅速扭转印证了中共这项决策的英明。诚如已故党史专家高华教授所言：“特别是解放军渡江后，国军果然如潮水般的大面积起义、投诚，许多时候，解放军几乎不需打仗，只管收编国军就可以了。”
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仅依靠政治工作就瓦解了数百万国军，许多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被策反，弃暗投明，投入了社会主义的怀抱。然而，战争的结束没有带来光明坦途，他们用所剩无多的余生和整个民族一起历经劫难。
“和平将军”抑郁而终
新中国建立之初，就有一批中下层国民党投诚将领在“镇反运动”被当做国民党残余枪决，但历来受到重视的“统战”工作没有因革命胜利而废止，国军叛将中素有名望者颇受礼遇，被奉为座上宾，张治中就是其一。
张治中是黄埔系骨干将领，原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是蒋介石的四大心腹之一，但同时也与周恩来私交甚笃。作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唯一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军将领，被人们称为“和平将军”。
1949年，张治中作为南京政府的首席代表，乘飞机到北平和谈。谈判破裂后，他在周恩来的盛情挽留之下留在了北平，并于6月宣布脱离国民党。建国后，张治中发挥余热，先后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副主席、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
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中被打倒，身在广州的张治中得到消息后马上写了一封长信给毛泽东为彭德怀喊冤，幸而这封万言书被周恩来截收，张治中之子张一纯回忆说：“现在想想，实际上是周总理保护了我父亲啊。”
然而，当“文化大革命”狂风骤起，屡受总理庇护的张治中也未能躲过冲击。
“文革”发动之时，张治中在北戴河疗养。狂热的红卫兵得到毛泽东“热烈支持”，到处打、砸、抢，全国乱翻天。在北戴河的张治中耳闻如此乱象，感到万分惊讶。而此时，他家已经被前来“破四旧”的红卫兵的“清洗”两次了。
8月28日，张治中刚从北戴河回到家，又有一批红卫兵前来扫荡，楼上楼下，翻箱倒柜，砸了花瓶，最后取走了一把水果刀和一把佩剑，扬长而去。临走前，“红卫兵”还责问：“你们这里没有领袖像，没有毛主席语录，没有一点革命气氛，要马上把墙上的字画取下来，换上相片和语录。”他们走后不久，秘书就跑到新华书店买了毛泽东像和毛主席语录挂上。亲眼目睹这一幕，张治中感慨地对秘书和家属说：“今后若干年，这必将是一个大笑话！”
8月30日，周恩来仓促间拟定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张治中是12位被点名的重点保护对象之一。之后，周恩来派人将把张治中送到解放军总医院保护起来，改名叫林友文，不准亲属探视也不能通电话。张治中病危时，其一女二婿正被隔离审查，经周恩来与专案组交涉，张治中才得以同家人作临终前的团聚。
张治中虽未受到皮肉之苦，但精神上始终受着折磨。1969年4月3日，张治中抑郁而终。张一纯说，“其实他身体没什么问题，就是心情不好，有些事情想不通。”
“佛教将军”含冤而逝
张治中毕竟因被周恩来列入“应予保护”的名单而免去了直接的人身迫害。身处湖南的唐生智则因共产党内的冤案牵连而无如此福分。
唐生智是原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因身为军人又信奉佛教而被称为“佛教将军”，北伐时期，彭德怀、贺龙、陈赓都曾是其麾下部将。解放战争末期，唐生智参与湖南和平起义。建国后，任湖南省副省长、民革中央委员等职。
“文革”开始后，唐生智家屡屡遭到前来“破四旧”的红卫兵洗劫，大量字画等文物被抄没，最终不知所终。1968年，劫难才真正开始。林彪等人提出，湖南有刘少奇、程潜、唐生智这“三条黑线”，其中程和唐是国民党的“残党余孽”。
唐生智的外孙女艾晓明回忆：1968年2月，中央军委文革专案组南下长沙，要求唐生智检举1927年刘少奇命令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唐生智不愿无中生有，因而受到审查逼供，白日交待，夜里反省，有家不得归。
此后，专案组又要唐生智检举贺龙的所谓历史问题，他们认定“贺龙是唐生智派到红军里的国民党奸细”。唐生智对此坚决否认，说：“这纯属无中生有。贺龙走上革命道路，并在革命进入低潮时要求加入共产党，完全是他自己的觉悟。”
专案组起初尚属客气，只是天天谈话，让唐生智写“黑材料”。两个月的审查，没有捞到半点油水，只好悻悻的离开。不久，回京得到“密令”的专案组卷土从来，态度更加恶劣，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唐生智坚韧不屈，一直不肯就范。恼羞成怒的专案组某政委甚至掏出手枪来威胁，“你讲不讲，不讲，我毙了你！”唐一听“毙了你”三字，顿时火冒三丈，撩开衣服，拍着胸膛，走到那人面前说：“小子！你冲着这里来吧！老子南征北战，枪林弹雨都走过来了，几时怕过死！”。无计可施的专案组，命令当地造反派把唐生智关抓去省政协“上学习班”，继续逼问，一关就是十个月。
1970年春节后，唐生智肠癌复发入院，但就连在病房里整天都有人监视。唐仁里回忆：“我父亲住院时候，连吊针都没得打，只给个藿香正气水让父亲吃。”1970年4月6日，唐生智含冤而逝。
桂系巨头刎颈而亡
1955年2月12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一封黄绍竑将军给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人的信，以老友的身份奉劝这些昔日战友、同僚“转向光明的道路”，信中说：
“某些人说中国人没有自由，甚至说如我这样的人都已丧失自由。这是极荒唐的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经公布了，宪法里对于公民自由的规定是何等广泛而不受一些限制，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及的，我参加五年多政府的工作，深自体验到政府执行自己制定的法律是十分贯彻的。”
黄绍竑与李宗仁、白崇禧并称新桂系三大巨头，国民革命军上将军衔，文武双全，谋略过人，为一时俊杰。1949年8月31日，黄绍竑联合其他43位国民党将领和官员在香港通电起义，归附中共。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等职。
在新中国初建阶段，黄绍竑积极参政议政，他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见解，并且以军人的率性屡屡仗义执言。
黄绍竑说：“我所以提党政关系问题，绝不涉及党的领导权问题，而是领导方法问题。我觉得过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没有通过人民、通过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这样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
黄绍竑很早就认识到法律的作用，他把整风比作洗澡，把法律制度比作洗脸，“洗澡可以几天洗一次，或个把、几个月洗一次，但洗脸必须每天洗一次或者两次。整风固然需要，而建立法律制度同样是需要的，光是整风而不建立法律制度就无法永久保持整风的效果。”另外，他还建议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专职专业，认为“兼职本身就是官僚主义”。
祸从口出，这位国共争斗中的中共死敌在“大鸣大放”之后再次变成了共产党的敌人。1957年，黄绍竑被打为“右派头子”。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黄绍竑同章乃器、章伯钧、黄琪翔、陈铭枢等人一同被罢免公职。
面对疾风骤雨的批判，黄绍竑两次服用安眠药自杀，都被幸运地抢救了过来。但是，他没能挺过“文革”劫难。
“文革”开始后，黄绍竑在小雅宝胡同的住宅很快被抄，存款现金全被抄走，家中连开伙的钱都没有，本人也被打得奄奄一息。1966年8月31日下午，黄绍竑来到西总布胡同5号看望自己的老友李宗仁，面露惊慌之色。在座的程思远对黄绍竑说：“看来你有心事。”黄绍竑说：“我不为自己打算，我担心的是德公。”回家之后，即以剃刀刎颈自杀而死。
据传，黄绍竑留有遗书：“余当年弃国投共，始令亿万黎民今于水深火热之中。余投共而罪该万死，唯国人却无辜矣，即九泉下亦无面目见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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