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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和新中国
二零一二年，中国成为了举世瞩目的焦点；——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最大的一党制政权，在此年举行高层换届，而这必将影响到全球的政治风向。在无数目光聚焦之下，新任领袖习近平站在了人们面前；就如传统的政治戏码一样，这位领袖经“党内选举”和“不记名投票”成为国家元首；十八大会议宣布他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兼任军委主席。
外界对这位新晋领袖的信息很模糊，而中国人对他亦不甚了解。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在各国记者前亮相，最高领袖向媒体挥手致意，在按惯例宣讲了共产党对中国的积极意义后，习近平表示新的领导班子将承继历史，带领民族前进。他总结道：“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
此时大家都在猜想，这个人将把中国带往何处；许多人对习近平做了正面评价，认为他是一个平实的领导人。而民间亦对他寄予厚望；大家认为他是一个开明的君主，会带领中国走向变革，甚至走向民主；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尤其抱有殷切的期望。
不过回想起来，胡锦涛上台的时候，民间的反应也是如此；如果再往前回溯，会发现每一任领导上台时中国人都会做一场春梦，梦到：“明君降世，国之中兴”。然而不过几年，这份热情和期望便会破灭，人们又开始寄望于下一任明君。
这是个稀奇的现象，似乎中国人在基因中比基督徒更渴盼救世主；即便每个王朝最终都把民族带向深渊，但这份火种不曾熄灭；因为儒家早就预表过中国会迎来君天下的时代，炎黄子孙将生活于一片王道乐土。
人们于是把希望放在了习近平身上，指望他给中国带来焕然一新的气象；而作为国家的新舵手，他也颁布了全新的政治纲要，提出有别以往的思路；他认为中国屈居一隅，韬光养晦，已失去了民族的锋芒。所以他要让国家重新腾飞，博取更显耀的国际地位。他把这种构想称之为“中国梦”，并且和前任领袖一样，他提出要深化改革，消除贫困，让全民进入“小康社会”。
但往往人的见解越成熟，在政治上的幻想就越少；清醒的人不会指望独裁领袖行善，只会指望他不搞破坏。当人们还在幻想“中国梦”带领民族阔步前行时，新的领航人已然朝反方向转了舵。——当年薄熙来在重庆唱红，大概谁都不会想到将来有一个人比他走得更远。习近平开始宣扬基于红色意识形态的国家主义，强调思想作风建设，并提出要整顿社会风气。
这让全国上下的气氛变得阴冷起来，政府开始检视人们的言行，并禁止对敏感话题的讨论；媒体的声调逐渐改变，而许多网站也被清查。中国人曾经的精神乐园，——社交媒体，开始大批进驻网络警察和舆论引导员。中国的舆论空间被划出许多禁区，人们不得不在很多地方收回脚步，但却发现立足之地已变得异常狭窄。
与此同时，中国的监控数量呈几何数上涨，从城市到乡村都布满了政府的眼线。城市开始运行一种“网格化管理”的社区制度；同时民间的聚众，讨薪和上访等行为受到严密管控；而司法上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因言论导致的“寻衅滋事”和“颠覆国家政权”等罪，甚至有人提出，“妄议中央”也可以成为一项罪名。
整个中国出现了远超薄熙来时代的不安情绪，因为习近平所带来的气氛有些反常；如果说薄是一个拿着话筒的红色吹鼓手，那么习就是拿着戒尺而来。人们从未感到红色专制的复辟如此接近，而此时媒体的论调也越发鲜明，那就是：新中国正走在习近平所领导的前进道路上。
领袖的个人画像
外界一直都不怎么看得清习近平，因为他是个风格不明朗的人，而且所言所行常常背离。人们可以从他身上观察到很多特质，但都不足以定义他；同时他示之以人的，是一副超然的人格画像。这种超然带有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并带有某种偶像光辉；习近平打算站在一个比传统更高的立足点，以产生对世界的影响力。
他上台后的一个主要行动是打击贪腐，两年时间内，他打掉了数百位贪官，收缴了百亿赃款。媒体宣称他一改中国靡败的政治风气，而这也积累了他的政治资本；同时，这位领袖也不忘塑造一个亲切，可敬，及威严的政治形象；他频频视察军区，发表战略部署和指示，让军队提高思想觉悟和警惕；而在人民那一边，则展现了慈父一般的胸怀；媒体屡屡拍到他与民众握手及抱起孩子的画面，就像曾经的独裁领袖斯大林和萨达姆所作的那样。
其实按共产党领袖的传统标准来说，这已经算足够的交代；但习近平的期望显然不止于此，他要让自己和过往的领袖判然分明，而不是作一个循规蹈矩的继任者。他打算用更进取的方式去宣传自己。
在这种意愿下，习近平展开了一番颇具规模的形象计划，他把自己塑造为一个性格积极和富有技术性的领导人。他向媒体宣称自己喜欢各类运动，诸如登山，网球，排球，武术，乃至冰雪项目；在访美期间，奥巴马与他谈及运动的话题，习立即表示自己喜欢游泳，且每天都会游一千米。
当然在习近平释放这种信号的同时，国内也在进行对应的宣传；媒体罗列出习近平的个人事迹来证明他的确热衷于运动；包括他年轻时被下放到农村，并在七年知青岁月中激励而奋勇地前进。
这些报道获得了领袖的青睐，让习近平显得意气风发。而为博得领袖的欢心，人们想出了更多方式去取悦他。有喉舌为突出他亲切的形象，给他起了个昵称为”习大大“；当他在一家包子店用餐后，立刻有人写了一首《包子铺》来赞美其亲民作风。
这些人都得到了相应的赞赏，而其他人也唯恐落于下风。习近平在 2016 年视察新华社后，该社编辑立刻写了一首诗：《总书记，您的背影我的目光》，以表达对领袖的深情缱绻；而一位学者仿照中国著名的训蒙作品《弟子规》，创作了一篇《习子规》，以赞颂习的深思见解；同时中国最权威的姓氏名谱《百家姓》，被民间作者改为以“习”为首的《新百家姓》；俄罗斯歌谣《要嫁就嫁普京这样的人》，被改编为《要嫁就嫁习大大这样的人》及姊妹篇《做人就做习大大这样的人》，甚至还有儿童版的：《我家有个习大大》。
实际上每次中国领袖上台，都必然引发文艺界的投机热潮。但习近平一开始就把宣传上限设得太高，以至于吹捧的调门越来越刺耳。——有人将习近平比作新的红色领袖，编写了歌曲：《跟着你就是跟着那太阳》；而一些人大胆寄调红歌，写出以《东方红》为底本的《东方又红》，及《习总书记的恩情永不忘》等。
但在毛泽东之后，为领导人编红歌被视为禁忌；而习近平此时已被推举到与毛并列的地位。不过政府对此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因为他们发现领袖并不反感，甚至还显得比较受用。而这也让宣传出现了脱缰之势，这股潮流开始从国内向国外溢出；并且在其中打头阵的人，正是习近平自己。
在上台的最初几年，习近平曾不止一次在媒体上放话说：“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并且号召大家："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番话被媒体们会意，它们开始宣传习近平与书籍的渊源，还罗列了几份”领袖书单“。而“网民”们也应景地感叹道：“主席的博学让人钦佩”，“领袖的勤奋让人自愧不如”……。
这段时期的主流媒体，几乎都在颂扬习近平的读书故事。但中国有句老话：“饭不宜饱，话不宜多。”在一件事上见好就收，往往还能留一丝余韵。然而媒体的吹嘘却助长了习近平的胆量，让他走上了一条覆水难收的路。或许他看到此举成效显著，便忍不住把这个话题扩展到了外交场合；2014 年初，习近平出席俄国冬奥会时向采访者说：“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并列举了自己所读过的俄罗斯作家，有戈里，莱蒙托夫，普希金，克雷诺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并表示书中的许多精彩章节仍记得清楚。
而在同年 3 月，习近平参加中法建交 50 年大会，他拿出一张诡异的稿件，面对镜头开始逐条念出他所读过的法国名著，以及他赞赏的法国艺术。这和俄罗斯的场景如出一辙，只是名单换了法国人，有蒙田，拉封丹，司汤达，到福楼拜，大仲马，乃至于凡尔纳等；而艺术领域则包括莫奈，塞尚和罗丹等。
这场演讲的气氛有些异样，显然法国人对此感到不解；不过习近平此番演讲的效应还没有扩散，而这也让他一鼓作气；在 2015 的英国国事访问中，他在参加伦敦晚宴时习惯性地拿出稿件，如法炮制地开始念书单；这次的讲稿较长，整个讲话也几度间歇。他从古希腊名人念到了近代艺术家，当然也特别突出了英国。
此刻的习近平已如脱缰之马，只待拿下全世界的书名。在同年对美国的访问中，他也没有放过美国人，在演讲中将具有影响力的文人及著作一网打尽。在这几场跨国访问中，习近平生生地将演讲变为了报幕，他的稿件很长，念完一张撤走一张，而且要逐字逐句看清内容后才抬头发言。而且他的书单过于冗杂，从文史哲到经济政治，从先秦诸子到西方艺术，几乎像一部世界名著汇编。
然而习近平可能没有注意到，当他几次三番的念稿之后，气氛开始变得微妙；外国听众对一个独裁领袖贩卖他们的文化感到错愕；而中国人则分外尴尬，很多国人为这一幕感到脸红，因为习近平此刻代表的是中国。这几份国际书单开始在世界网络中扩散，习大大借此闯出了名头；但同时也有人察觉到了灾难，其中就包括习近平的幕僚们。
论谋臣
对独裁领袖来说，臣子们通常会为他描摹一幅理想的个人画像，为的是不触犯其尊严；正好似朱元璋的宫廷画师们从不画他本来的面目一样。但独裁者又不能尽信臣子们的阿谀，否则会障蔽判断；就像习近平的幕僚团队那样，仿佛集体陷入了魔怔，以至于鬼使神差地相信念书单这种小聪明可以创造个人魅力；而最奇怪的是，习近平也鬼使神差地照做了；并且人民日报还一本正经地把这些稿件做成了“习大大的书单”。
可以说这是近代政坛上最荒诞的一场闹剧，一国领袖即便再无知也不至于如此失格；这的确有习近平幕僚的责任，他们缺乏常识，不做考察，没有考虑到习近平早年不可能看到这些书；但核心的问题还在于习近平自己失察，没有考虑到正常人不会动辄念书单。这几番读书演讲恰恰暴露了他的匮乏，让他遭到十足的嘲讽。如果说习近平的幕僚是个出馊主意的团队，那么他自己则表现出无知无畏的态度；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明白得太晚，当反应过来时已难以挽回这一出败笔。
并且这番举动还有一个附带影响，就是让习近平自断了退路；因为不刻意提到读书，很多人还无法掂量他的深浅；但要扮演专家，就没法在学问上留有余地。而习近平又常常读别字，这就更加深了人们的疑惑。人们发现他时常口误，例如把颐指气使和金科玉律这类俗语念错；不过这还算无伤大雅的口误，而当他把“精湛”念作“精甚”，“赡养”念做“瞻仰”，且在发言中被镜头拍到“岿然不动”这个词竟然有注音时，人们就看出他识字不多，而且根本不知道自己念的是什么。
其实历史没有规定国家领袖必须博览群书，只是独裁者往往热衷于造神；尤其是中国的领袖不乏文人，这更让习近平生出了攀比之心。但他可能没注意到，读书人不会卖弄自己；例如毛泽东就遍读经史，但他从未标榜自己读过多少书；再比如江泽民涉猎过西方文化，他曾在接见法国总统时赞扬法国文化底蕴深厚，有名人如巴尔扎克等；就如此简单一句话，点到即止，显得落落大方。
这种文人风度很让习近平羡慕，因为这是他的痛点。很多人都知道他读书不多，如毛泽东的秘书李锐曾说：“没想到他（习近平）文化程度那么低”。这种评判会让习近平感觉难堪，让他无法与那些风雅的领袖们并列；因此他显得很急切，并在对外公布的履历上注明自己是博士；但这种强调让他显得自卑而短浅，因为每个人的环境和时代背景不同。拿前任领袖们来说，毛泽东生于民国后期，处于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氛围；邓小平早年在欧洲留学，同时做资本主义的功课；而江泽民则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
但习近平却在忽视背景的情况下，草率地冒充文人。这反映出他的整个团队都很鲁莽，他们只考虑修补主子的短板，以至于创造了一种脱离现实的形象。他们本想为习近平搞一出“诗书负笈”的戏码，却不料透露了领袖“文表而枲里”，让他成为了世界的笑柄。
究其根本，其实是习近平本身缺憾太多，因此产生了对个人魅力的执迷；这导致他的团队眉毛胡子一把抓，希望各方面都能占一头。比如在读书之余，他们还打造习近平爱运动的形象，让他在镜头前呼吁全民健身；对奥巴马说每天游一千米估计也是幕僚们的主意，因为游泳往往可以彰显膂力和积极性，就像毛泽东游长江曾被传颂一样。
但习近平的团队瞻前不顾后，他们把习塑造得博览群书，却没有考虑到他不怎么识字；把他打造为一个运动健将，却没有联想他大腹便便的身型。——打造形象多少需要外部特征的对应，例如普京要做硬汉，他就会骑上摩托和拿上猎枪；薄熙来提倡运动，好歹会给重庆修登山步道；而胡锦涛出国访问，也能和日本国手福原爱打一局乒乓球。
反观习近平的谋臣们，一味地罔顾现实，他们的宣传毫无铺垫，也不考虑是否存在抵触。在习近平登基后，政府按照惯例制作了一张领袖半身像。但这张像和习近平本人差异甚大，照片的美化让他成为历代领导人中最脱离现实的一个。
观察这些人设策略，其实可以看出习近平的团队中有人留过学，喜好从国际视角来创造亮点。人民日报曾经在外网发布了一个短视频“ Who is Xi Dada？”，在其中借洋人之口去宣传习近平，在对外国青年的采访中，大家都表示习近平“富有才干”，其中的女青年还认为他颇具男性吸引力。
这个视频是习近平访美前发布的，和念书单有异曲同工之效。这些受访者的奉承被外界强烈质疑，人们声称在其中嗅到了朝鲜的宣传气味。同时，为推行习近平的一代一路，媒体制作了一首童谣：“ The Belt and Road is how ”，并聘用外国儿童进行演唱。但这首歌在网上遭遇恶评，许多国家的网友留言指责，其中有人说：
“这是让小孩对基建感兴趣？”
或者说：
“显而易见，一代一路始于童工。”
上述这些宣传，显示出一种洋墨水的成分，但这个墨水显然经过了封建色彩的过滤。习近平的团队希望在国际舆论中做出尝试，但他们没能把握国际文化的脉搏；人们认为这些宣传十分低俗，并对儿童作为政治工具感到反感；有人就此制作了一首反讽歌曲：“ This is China Xi ”，同样以童谣的方式，揭露习近平在国家治理中的阴暗面。
皇帝和魅力型领袖
习近平的宣传不但在国际上遭遇了挫折，在国内也同样走得步履维艰；这源于他对政治形象存在过于迫切的需求；因为他在上台前是一个能见度不高的官员，整个政治履历平平，并无值得夸耀的政绩。他在一个复杂的政治环境下被选为中国领袖，而这种环境并不能给他以安全感。
这样的资历让他难以得到各阶层的认可，而他指望在上台后去弥补这一切；他明白人们对国家领袖的要求不同于一个地方官，因此不能继续保持平庸；他至少要有比肩前任领袖的政绩，才能证明他有资格执掌中国的权力。
虽然习近平在上台的两年内就打掉了大部分敌对势力，让权力前所未有地集中，但他一直陷于一种深刻的不安和自我缺失中；这种情绪在他登基的第三年，中国举办抗战 70 周年大阅兵时表现得尤其突出；这是习近平第一次阅兵，按惯例来说，正是展示领袖权威的重要场合。他坐上观礼车，巡视三军；但在整个过程中，习却没有展现出掌权者的从容，反而显得神情僵硬，意气消沉，似乎笼罩在一片焦虑中。
这是一种深层不自信的表现，是个人权威尚未稳固的状态；这在过往的领袖身上很少见，况且习近平年富力强，不过 60 出头；而回顾 1984 年的阅兵式，邓小平已 80 高龄，却依然显得精神矍铄，踌躇满志。
人们逐渐在习近平身上看出某种欠缺，大家很难说到底欠缺什么，因为他似乎拥有一切；但这种欠缺却十分致命，因为这是一种领袖人物的天赋和素质，这项天赋对掌权者来说十分重要，甚至比军权更重要，这就是领袖魅力。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把领袖魅力定义为：“人格的某种特质，使某人显得与凡人不同，且被看作拥有超自然，超人或至少非凡能力或特性的人。凡人无法获得它们，而它们会被视为拥有神圣的源头，而拥有他们的人因此便被认定为领袖......魅力型权威则是：建基于领袖“超凡的个人特质、神奇的洞见或成就，并吸引跟随者尽忠和服从”之权力。”
澳洲心理学家伦·奥克斯对此作了一层注解，他说：“魅力型领袖精力旺盛，加上内心澄明，不会被常人的焦虑和内疚所困。”
从历史上来看，这样的领袖通常是旧权威的挑战者，他们会与传统的权力嬗递发生冲突；但正是这种挑战者的意志，能创造一种内在信念，让他建立属于自己的权威。而这种超凡特质会被普罗大众视为神授的印记，让人民萌生追随的意愿。
所以天赋魅力会为领袖带来君权神授的意味，即便是唯物主义者和民主世界，也会为这种魅力着迷；而对领导者来说，这项特质能造就他的“自我本位性”，这种“自我本位”便是独立人格的锚点，它是个体的自我印证，标示着他在芸芸众生中的独一和稀缺。
历史中的伟大人物必然是魅力型领袖，而政治开创者也往往是魅力型领袖；政治家们通常都渴望这种魅力，因为它能赋予法律之外的合法性和号召力；然而这种天赋却无法世袭，即便这个继任者是一个皇帝。因为皇权无法赋予个人杰出的品质和让人倾倒的风采；皇帝可以居高临下，但魅力型领袖却是一位学习者，友人，和导师；他们富有学识，并能传递深邃的思想。
——而这正是习近平所无法跨越的鸿沟，他和魅力型领袖的任何一条特质都无法匹配。曾有记者采访他在梁家河当知青时的邻居，他评价习为“一个不爱交流，也不爱说笑的人"。记者在香港采访了一位习近平当地方官时与他接触过的人，他评价习道：“很乏味，没人会记得他”。
习近平的团队在他登基后试图补救这一切，他们搜罗了一切魅力特质往习身上堆砌，并试图通过宣传强加于全世界。而且为了符合魅力型领袖的思想家特质，他们还亟需为习近平打造一个思想体系。
然而中国的政治路线基本已被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所涵盖，自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开始，价值体系已经沦为一种概念拼凑，显然中国领袖的思想魅力在褪色。但习近平心有不甘，他不愿像江泽民和胡锦涛那样成为一个过渡型领袖，这让他强烈地想要表现一种思想见地。
习的幕僚殚精竭虑，终于为他想出了一个颇有气局的概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口号旨在把习近平塑造为一个旷世英主，具有民族救星的地位。它显示出习近平强烈的好胜心，但却傲慢地把前任领袖们排挤到次要地位。因为它表示中国此前都处于蛰伏和衰微的状态，才需要某个伟人来一改颓势。
而反过来，这个口号也没有给习以自信；他仍然在前任们身上寻找可资借鉴之处，以至于身上时常出现其他领导人的痕迹。他在对内政策上仿效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在树立权威上仿效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外交上仿效江泽民的文化气质；但他并没有内化这些特质，因此显得格格不入。
习近平始终不明白，领袖素质是一种灵魂上的深度，是历史进程刻画在政治人物内心的烙印；它是个人的阅历，素养，以及后天磨砺所促成的自我本位的觉醒；无论作为一个宗教家，独裁者，还是民主斗士，必定要树立这种自我信念的笃定，才能将自己的意志贯彻至终。因为本固才能叶茂，唯有发自于内的认知才具有生命力。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一念书单就让人看出是在作假，因为他丝毫没有散发出内在的真实。
虽然习近平上台后取消了任期，以让自己具备长期执政的条件；但其实任期制并不是问题，问题是他不具备服众的特质。他创造了很多概念，但一直没能找到一个可依附的内核；他时常说出自我标榜的话，但具有浓烈的假大空色彩。在历任领导人中，他是言辞最空洞的一个。在 2016 年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习近平说要给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指明方向，这种言论就毫无意义。他传达给世界的印象和他本人大相径庭，但他却相信这些手段能赋予自己魅力，以至于不可自拔地投入到一种自我编织的幻想中。
负重前行之路
纵观习近平执政十年，会发现他性格比较强势，在政策上也比较激进。但从人格上来说，他却是一个被动者。从头至尾，他都很少坦然地自我表达，而更像被人推动一般，显得亦步亦趋；并且在幕僚们粗暴的推波助澜下，还一路走得跌跌撞撞。这些因素都在积累他的不自信，也让他表现得越发拘谨。——在 2021 年 7 月的世界政党峰会上，习近平按照惯例读稿，但在近尾声时，却重复念了之前的稿件；有人从旁将后续稿件递过来，习近平浑浑噩噩地问了句：“我这说完了吗？”——这显示出他的精神状态很不稳定，且注意力不足。
此外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采访女记者向习近平问及中美贸易战，说川普是个精明的谈判者，中国打算如何应对？他思索一阵后，翻看了一下手上的册子回道：”我看看我准备的这个本本上有没有这个内容“（本本大概是幕僚为其准备的发言稿）。
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场面，人们发现习近平离开稿件就异常困窘，他无法自如地回应预设范围之外的问题。而面对这一幕，国内的喉舌只能没话找话，辩解说是习主席在刻意展现幽默；但实际上任何人都能看出这是一个困顿的局面，习近平的反应让人联想到邓所批评的本本主义，让人感到他十分教条化。在这上面人们不免联想到邓或江这些领袖，他们在外事场合中矫健的谈锋和此刻的习近平形成了鲜明对比。而此时在台下随行的王毅和杨洁篪都一脸茫然，两人既感到关切又感到失落；他们可能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最后却产生了一种无力感。
为避免更多的挫折，习近平只能尽少地表现自己，他的工作和生活都被刻意地低调处理。这自然能让他少出岔子，但另一方面也让他的政治形象越发苍白。人们看出习近平在治国上缺乏建设性，而这种负面印象不可避免地会延伸到政权本身。习近平对此感到紧张，因为这意味着他的执政基础在削弱，会让他遭受更多的质疑。
这刺激到了习近平对权力的执念，为稳固权威，他让幕僚们为其编写了《习近平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在 19 大时将其写入党章，又在次年的 13 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将其写入宪法；与此同时，全国把习思想纳入学校的教育课本，同时也将其开发成移动应用，以让公务员们定期学习。
这些举措是为了让习近平的声音对国家进行全方位覆盖，并在一种强迫的意味下表明他的执政合理性。同时为了稳住局势，他大力营造宣传气氛，让媒体和喉舌去粉饰自己；多年前人们曾因薄熙来滥用网评员而批评他，但没有料到习近平对此的狂热尤有过之，他让舆论引导制度蔚然成风；无论学校，机关，公司，还是社区，都遍布着舆论维稳员，以维护领袖的伟岸形象；政府打算把赞美领袖作为政纲，要求全民都具有政治自觉性。
然而这种舆论滥用正体现了习近平内在的匮乏，暴露出他执政力不足的困境；他扩大宣传是担忧自己的形象在对比其他领导人时落于下风，尤其是那些能力杰出的近代领袖，如江泽民和薄熙来等；他一度羡慕他们举止从容，能言善道，可以在国际社会中如鱼得水；江泽民曾在华尔街敲钟，也曾在哈佛演讲；薄熙来不是总书记，却得到了各国领袖的赞誉。他们身上总有发掘不尽的素材，而习近平却不得不借助于媒体和网评员的鼓噪，去制造一种成就卓著的幻象。
习近平当政这十年，是网络水军最汹涌的时期。因为他执政的缺漏太多，只能依靠这种偏方来弥补。但舆论煽动终究是无本之木，没有任何政治家能依靠它维持地位永固。同时伪装民意显得过于猥琐和下作，网评员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都臭名昭著，其引导舆论的边际效益也在递减。而且当一群乌合之众献媚表功的时候，往往不知节制；例如有人尝试编辑“习主席语录”这种新一代红宝书，也有人把习近平的画像和毛泽东并列，就像华国锋当年的待遇。此外在“大国崛起”的论调下，喉舌们掀起了“厉害了我的国”宣传活动，以夸耀习近平带领中国步入强国之列。还有大学研究员发表了《中国国力全面超美》的文章，并罗织数据来证明这个论点。
这类文章在国内引发了批评，人们认为这会带动新一轮的浮夸风，即便是官媒也不得不叫停这种做法。显然习近平身边有人发现，这种风气夹杂着捧杀的风险；有人在暗中使力，试图把习推向一个极端；而“低级红高级黑”这个词也在此时被提出来，官方指责各种夸诞吹捧看似帮忙却实则拆台。在习近平上台这些年，整个外宣就处于这种摸爬滚打和左右冲突中。而习近平自己也有所警觉，他在一篇讲话中说："不良文风蔓延开来，不仅损害讲话者、为文者自身形象，也降低党的威信……"。
这是个矛盾的现象，因为习近平的团队就是过度宣传的始作俑者，而他们又要对此进行降温。作为一个领导人，习不会不明白过火的吹捧是危险的，但他对个人崇拜的热衷造就了这个投机市场；他有时候也很难判断哪些宣传是合宜的，因为他拿不准这些人是否真心在帮他。——在人大会议中时常出现一些情绪激昂，饱含泪光的人大代表，对着镜头感叹习近平的伟大，并希望他执政终身。这些矫揉造作的奉承一方面让他感到不安，一方面又让他感到宽慰。习近平虽然要杜绝不良文风，但又需要它们来召唤忠诚。
因此各路媒体挖空心思地往他身上贴金，试图为领袖打造一座偶像金身。但习近平的个人特质太薄弱，以至于这些金箔一贴上去就剥落下来。各种赞誉在他身上总像雁过无痕，无法驻留。而这也是中国媒体的困境，他们在习近平身上感到很吃力，比任何一个领导人都吃力；他的形象早已千疮百孔，即便最会搬弄辞藻的人也感到力有不逮。但凡他身上能流露一星半点的闪光，媒体都像如获至宝，立刻集体躁动。
不过大家都明白，这些用宣传所挥舞出的流光溢彩总会消散，剩下的将是显而易见的简陋和破败。而习近平的压力比媒体们也不遑多让，他用空前的力量来做政治宣传，但始终无法获得牢固的拥护；他的执政就像逆水行舟，需要马不停蹄地造势，一旦在炒作上有所松懈，形象就会迅速褪色。双方就在这种情形下勉力加持，但无奈朽木难支，付出再多努力也还是看到对方一点点垮下去。
大国内政 1：重塑权威
习近平原本希望以扩大宣传的方式，来激发人们对他的好感；但他又欠缺自我支撑的优势，因此难以留住人们的拥护。这导致人们对习的态度很矛盾，大家一方面感到他的表现差强人意，是个不合格的领袖；但一方面又看到他手握重兵，因此不得不在表面上虚与委蛇。
而这也让习近平政治思路经历了一场转变，在一开始，他并没有打算把个人崇拜搞得太隆重；他虽然宣扬红色思想，但和薄熙来的唱红是基于同样理由，就是处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民主自由化后遗症；这是共产党的集体决策，而并非他们的个人意见。反而习近平在登台之初就试图展现一个先进的形象，希望以此招来大众自发的拥戴；不过这种尝试遭遇了挫败，他发现越是搞政治秀，自己的弱点暴露越多，而这也为他招致了批评和嘲讽。
这让习近平萌生了一种逆反情绪，他认为人民在改革开放下被过于纵容，以至于失去了对领袖的尊重。——他放弃了打造国际形象的努力，而开始强化内政。他把自己的困境上升到整个政党的层面，认为势必要钳制人们的言论和禁锢他们的思想，否则他们就会对政权生出异心。
这个局面实际已经越过了政党内部所认可的界限，高层打算遏制右倾和民主意识，但并不意味着要走向个人崇拜。但习近平却借此加强个人集权，并在执政作风上转为偏激。他相信一切改革都可以退转，自由思想也可以被抹杀，比如伊朗和柬埔寨就是成功的案例；——这两个国家都曾经历过民主改革，也获得了短暂的社会解放，但经过独裁者们的努力，最终还是把国家拉回了专制。
这种由民主向专制的逆转型，给了习近平启发；他要一改中国人思想上的放任局面，让他们重新学会敬畏。他修改了党史，把包括文革在内的一系列错误，都重新定义为一种探索。他要人们把不良认知剔除，并将共产党定义为毫无瑕疵的政党。他在党史学习大会上强调说：“一些错误倾向要引起警惕，有的夸大党史上的失误和曲折，肆意抹黑歪曲党的历史，攻击党的领导。”
而为了为重塑专政的权威；习近平的政策也显得越发凌厉，并在宣传上有意无意地制造恐吓气氛；他时不时地颁布一两条严苛的法令，以此来给社会做压力测试；如果民众反应强烈，就把法案稍作调整；如果没有抵抗，就不妨加重力道。
在中南海的一条条政令下，大家看到违背主流意识的媒体在网络中消失，网信办封禁了“影响青年人意识形态”的 APP，并发布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要求算法推荐的互联网内容符合主流价值。此外文旅部加强了娱乐场所的管理，规定 KTV 传唱的歌曲不得存在危害国家统一等九项内容。
习近平就是以这种温吞而隐晦的方式，给社会管控层层加码，并收紧人民的权利。在他看来，只要实施政治高压，人们挺直的脊梁自然会弯下去；就像塔利班可以重新掌管阿富汗，伊朗可以从代议制退回到政教一体，缅甸军政府可以推翻昂山素季的民主改革一样。
同时，为了让领袖的意志绝对化，习近平打算彻底净化中国；他认为国家要坚决清除那些影响政权的外道势力。在这些势力中，习尤其憎恶宗教；他认为社会主义容忍宗教是一种妥协，是政治路线的错误；宗教宣扬精神救赎，让人们不向世俗权力臣服，这本身就与一党制权威相对立。
早在胡锦涛时期，中国就形成了打压宗教的风气；而到了习近平这里，更是认为下手宜重不宜轻；自 2014 年开始，政府以"三改一拆"的名义开始拆除各地的基督教堂和十字架；这场活动自浙江福建开始，逐渐推进到北方和内陆。仅浙江两年间就拆除了上千个十字架，而安徽半年间拆除了九百个十字架。并且为了防范宗教活动回潮，政府将大部分宗教集会定义为非法活动，并在教堂内安装了监控。
拆除宗教标志被上升为国策，除基督教外，习近平也掀起了新一轮的灭佛运动和去伊斯兰运动；——山西仙堂山的世界最大坐佛像，河北皇安寺 60 米的观音像，辽宁庄河市的千佛洞佛像等，都在习近平任内以各种理由炸毁或拆除。在云南巍山县，政府对伊斯兰教展开了系统性打击，官方以非法宗教场所为由，派出警察去突袭清真寺；而其实这些清真寺早已有所警觉，他们在此前给寺庙挂上了国旗，只是这未能成为宗教的保命符。
此外，政府同步地在文化领域内去除宗教痕迹；一些小学开始排查和清除有关”宗教，反动和境外“书籍，这个政策很快蔓延到中学，大学，甚至图书馆；管理员按名排查，以至于荒诞到尼采的《敌基督者》和舍尔巴茨基的《佛教逻辑》这类非宗教著作也被下架。
在习近平的去宗教化大业中，基督教遭患尤重，但他发现打压教会反而激励了信徒的热忱；在一些被拆除的教堂前，信徒们屡屡聚集在废墟上向十字架祈祷。这种执着让中国这个无信仰社会感到难以理解，也更加让习近平认为宗教是政权的威胁；他对此表态说：“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并且：“中国的宗教必须中国化。”
习近平下定决心，要扭转业已执行了六十年的宗教统战策略，从这片大地革除神权的影响；同时，他还要建立一个文化上统一的中国，在打击宗教之余，他也开始对少数民族进行同化，尤其是那些具有本土宗教的民族。习近平认为这些民族的独立信仰在滋养一种内生性的抵抗，因而分化了中央的权威。他改变了以往的怀柔政策，责令少数民族学校用汉语教学，并在各个方面取缔其文化特权。这些政策尤其针对西藏，内蒙和新疆这些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地区。
大国内政 2：君威与法制
当年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人们曾诟病他对法制的漠视。但在今日，人们肯定会对他表示宽容。因为相较于习近平，他的手段早已相形见绌。
其实无论是信仰自由，还是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都被列入宪法保护。但这些明文对习近平毫不构成约束，他在践踏法治方面，几乎可以说任由一己之欲。
正如拆除宗教建筑可以采用一些任性的理由，对信徒的打压也可以采用地痞流氓般的手段；习近平旨在用领导批示，行政命令，和军警镇压来取代法制。这不仅针对宗教人士，亦针对普通人；政府对一切群体都采取着高压的姿态，例如在习近平任期内发生的深圳工人维权事件，和妇女反对歧视的抗议等，都被政府以雷霆手段镇压和抓捕。
但习近平发现，无论宗教拒拆还是民间抗议，后面总有一群支援他们的力量，就是中国的维权律师；这些律师通过法律途径为大众争取权利，并指责政府的非法作为。——这再次触碰了习近平的权威，认为法制给了人们过多的话语权，尤其是给了律师对抗政府的资本。若说薄熙来当年对抓捕律师的质问还需要闪烁其词，那么习近平则显得目空一切。——既然维权是法制系统和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他就要亲手去拆除它。
2015 年 7 月，政府发动了著名的“ 709 维权律师大抓捕”，当局在 23 个省份系统行动，对上百位律师，维权人士和公民记者进行了传唤逮捕。这次事件中一些律师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入罪，一些人被失踪。政府在媒体上宣称律师是社会事件的幕后推手，和访民与犯罪团伙相勾连，炒作敏感事件，扰乱社会秩序。
而且最重要的是，习近平发现很多人权律师同时也是基督徒，这足见宗教会在无形中传达普世价值；而当这些普世价值唤起大众的良知和正义时，就会引发人们对专制的抵触。
习近平很忌惮这一点，他把抓捕异议人士定为了国策。而且他有一个根本的看法，就是中国的人权抗争实际来自于于西方的自由思想，这种思想正是资本主义刻意给中共制造的威胁。早在抓捕律师前，西方就点燃过其中一个导火索，就是在 2013 年，彭博社一年间数次报道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国高官的海外财产，并列举了详细数据和资料来源。
这个消息让政府异常紧张，并立刻用防火墙进行了屏蔽；这种言论自由的风气让习近平很恼怒，因为他们总在揭露各个国家的政治暗箱，尤其是揭露中国的官僚财富和少数民族问题；并且在习近平抓捕了律师和维权者之后，也是这些新闻媒体在国际上进行救助和声援。
这种人权监督和自由价值的传递，显然在策反群众，给政府制造阶级敌人；习近平认为形势已发展到需要从源头上切割的地步；在之前彭博社发布报道后，政府就拒发了该社和《纽约时报》等记者的签证；而恰好美国认定五家中国官媒为“外国使团”，并非自由媒体；习近平也立刻回击，吊销了外媒的记者证，并同时驱逐了美国三大报业的记者。
而一旦赶走外国媒体，政府打击维权的行为就会更少受到关注，让习近平可以肆无忌惮；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调查，中国 2020 年连续成为世界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仅在这一年就抓捕了 117 名记者，尤其是疫情期间前往武汉的记者。
在打击人权上，习制造了创举，他抓捕维权人士的数字超越了江胡两届领袖之和。他相信律师总有抓完的一天，记者总有噤声的一天，少数民族也总有屈服的一天。中国可以接受低人权的状态，而这最终能消除大众的叛逆之心；如果全民都在歌颂领袖，那么这种歌颂就会变为真正的拥护；就像朝鲜人民那样，没有办法去分清现实中的真伪。
习近平的经济学 PART 1：三位一体（青少年，民企，商业寡头）
从习近平的一系列手段可以看出，他要重塑中国的政治秩序，并带来国家结构的深度转变；而这还需要满足一个核心条件，就是经济领域的支持；——在这个领域，习近平同样进行着一场斗争；他大刀阔斧，对国家经济逐层整改。从他就任以来，国家对企业的政策变得越来越严苛；而且政府设计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打击手段，给各种产业带来了重重压力。
这多少让人们感到费解，因为习近平的目的显得隐晦难辨；人们推测他认为邓小平的路线已不符合中国的现状，但又没看到他提出更行之有效的方式；不过这正是习布下的一个经济迷雾，在这道迷雾中，有一个三路并进的架构；而这个架构的第一层，就是青少年管理：
习近平曾不止一次强调，要加强青少年的意识形态教育。他在一篇讲话中说，要：“引导青少年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提醒他们：“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在领袖的指示下，全国掀起了一场文化批判之风，政府针对“不良”“反动”和“低俗”信息进行全面整治；官方尤其指责娱乐行业，认为它们在荼毒青少年。国内媒体发布了一片文章：《警惕追星思维侵蚀主流价值观》，认为明星打造“偶像金身”，操控青少年精神。广电总局提出：“要抵制低俗之风，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防止未成年人节目出现商业化，成人化，和过度娱乐化倾向。
政府规定传媒平台下架所有存在“价值误区”的节目，并且为了“防沉迷”而屏蔽了境外游戏平台。习近平再次提出，抓思想要“从青年和娃娃抓起”，他要求学校恪守教育底线，不得宣传违背核心价值的思想。此外，为了给学生“减负”，政府向中国最传统的行业——课外补习下手。国务院发布了《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规定培训机构不得占用法定节假日及寒暑假；同时这些机构不得上市，也不再进行审批；并且严禁加入境外课程，以及聘请外籍人士。
就此来看，习近平似乎是冲着孩子来的，因为课外教育和娱乐业有浸染中国意识形态之嫌；不过这场行业整顿也引出了习近平经济迷雾的第二层，——政府并不只是在整肃娱乐和教育，而是在对民企的全行业下死手；习的政策不是为了规范市场，而是打算推倒重来。
在最近几年的市场整顿下，有一个显著现象就是对民企的打击往往和政治打击并轨；政府在几年间抓捕了数位“言行不审慎”的企业家，其中包括重庆的李怀庆，河北的孙大午，北京的耿潇男等，这些企业家都存在政治上的言论不当，并且为维权者和异议分子发声。
这再次反映出习近平最根本的顾虑，就是经济自由化可能催生民主变革；他上台后遭遇了不少反对之声，其中很多就来自于律师和企业家之流；他认为经济自由和思想自由一样，都会让人产生政治诉求，而这也是西方输入资本主义的意图所在。在某种意义上，经济自由化是一种错误。需要纠正的是这种模式本身，而不是一两个企业家。习近平执政期间，以“非法经营”，“破坏生产”等罪名抓捕和剥夺营业许可的企业很多；中国的《企业家刑事风险分析报告》分析，近几年被定罪的企业家中， 民营企业占比八成以上。
而对那些无法在政治上定罪的民企，习近平策动了一场行政风暴；他频繁出台法规，收紧企业的经营许可，加强生产流程审核；同时将税收和社保缴纳比率大幅上调，此外还在信贷上提高了他们的融资门槛；不过最关键的，还是规定私企要建立党支部，让他们养一批官方眼线去监控自己。
企业在这种整顿之下异常艰难，他们看出政府在刻意制造经营困境和流动性枯竭，而究其根本是为了对私营企业进行侵蚀和吞并；因为每当企业难以周转时，后面就会出现官方的影子。很多人或许记得 15，16 年的 P2P 的爆雷潮，中国曾出现大批金融难民；但人们并不知道很多 P2P 公司被政府做了清算接管，不过接管的只有资产，而不包括债务。
对习近平来说，他经济规划的第一，第二层不过是行政建制之上的顺势而为；而这个迷雾的第三层，则是一场权力革命。这场革命的对象是那些财雄势大的金融寡头，它们披着私企的外衣，背后却盘踞着一帮政治权贵；他们垄断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并以此干预朝政。
这成为了习近平最大的执政阻力，他一直试图瓦解这些势力。而这个意图最早见诸于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提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主张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让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交叉持股。政府宣称这是为了让所有制结构优化，但主要是提供一条兼并私企的方案。如中国联通这类业绩不堪的国企，通过混改方案让众多互联网公司入股，但在吸收了资金之后，联通公司仍被国资控制。
在这个风潮下，金融领域蔓延出一股白色恐怖；直至 2018 年，有不少签署了股权转让的上市公司被国资接收；其中最突出的案例是安邦和海航集团；海航旧股东的股权在一番清算后被“依法”清零，至于依据什么法律只字不提，只说是企业野蛮生长的结果，但中国的法律并没有关于“野蛮生长”的罪行。同时在 2019 年，马云卸任阿里巴巴董事，而蚂蚁金服上市被叫停；马化腾卸任腾讯的征信法人，腾讯的游戏和音乐都被要求释放版权，理由是反垄断。
习近平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逼迫企业出让股权。而且为了乘胜追击，他提出了“共同富裕”和“第三次分配”这种颇为诡谲的论调；这种口号带有共产主义原教旨的气味，让他更方便把矛头对准私营企业。他用给全民画饼充饥的方式，代表着共产党第二次向资本家宣战。
习近平的经济学 PART 2：“新国企”
这番经济迷雾中的三层结构已经被揭开，但人们仍难分辨它们如何构成一个整体。这正是习近平的过人之处，他在摆布策略时总能让人一叶障目，而实际上他的每项举措都带有系统性的目的。如果追溯习近平执政的轨迹，会发现一个模糊的脉络，这条脉络贯穿着青少年教育，民企，和金融寡头；它们看似有不同的出处，但都是习近平经济规划中的要素。
这个目标可以追溯到“供给侧改革”，习近平当初宣称要消化过剩产能，并淘汰僵尸企业；但他没有让国企破产，反而通过增加原材料成本削弱了民企。而他近年所提出的“共同富裕”是最关键的一环，”共同富裕“表面是向富有的民企筹资，去解决政府的财政赤字。但习近平并没有给它们留下翻身的余地，他不惜让大公司市值缩水，也不在乎行业凋敝导致大规模失业，他似乎对一切都不畏惧。
显而易见，习有一项颠覆性的计划。其实把“共同富裕”这个词转化为“集中共产”就便于理解了，习近平在筹谋一种新型的经济模式，这种模式是以打击私企的方式来扩充国企，以便让他全盘掌握经济资源；他要让国营经济回归，当然并非以计划经济的方式，而是创建一种经过优化和精简的“新国企”制度。
从表面上看，这是为了扭转经济自由化的趋势，但究其根本，却包含着习近平要简化社会结构的意愿；他一直不喜欢多元化，希望一切都服从于政治上的一元性；因为从他就任之初，就没有获得过太多认同，国际社会对他并不看好，国内也不认可他的能力。他在这种困顿的景况下执政了七八年，而恰逢 2019 年中国爆发瘟疫，政府因防疫政策失误而招致了全面的批评。
在这种声浪之下，习近平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他认为外国列强一旦找到机会就会对中国发难，因此中国一定要”全面独立“。然而他发现国家在经济上存在严重的对外依赖，因此在很多方面无法不仰人鼻息。而中美贸易战和疫情爆发所带来的外交围堵，却刺激了他的决心，让他确信中国要提前政治独立；他提出了“双循环”的思路，将中国未来的经济定调为“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循环为辅”。他打算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创造一个由国家主导的，可以自给自足的产业形态。
这个思路源自德国所提出的“工业 4.0 ”概念，工业 4.0 代表产业从电子化普及的第三级工业革命，跃升到信息化和制造业深度融合的 4.0 阶段；这个阶段可称之为“工业互联网”，其特点是制造业的智能升级。这个概念在中国被改造为“两化融合”，旨在让信息与工业两个进程相融合，将产业制造和物联网，大数据以及云计算相整合，从而优化生产与供应。
在 2013 年，工信部发布了《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专项行动计划》，并由国务院提出了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中国制造 2025 》，李克强提出要把中国发展为了一个制造业强国。“中国制造 2025 ”并非“工业 4.0 ”这种科技革命，而是致力于制造业的转型。习近平把这种转型定义为国家向全民制造业过渡，他认为中国要自力更生，就务必要提振工业。中国虽是制造业大国，却并没有释放出应有的产能。他认为这是劳工结构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年轻人被多元的产业所分流，不去从事制造业，从而消解了产业集中的优势。
而这些多元产业便是所谓的”第三产业“；经济学认为第三产业能增加社会获取感，促进经济活力，但习近平却认为这些产业造成了劳动力的内耗，因为中国的第三产业没有出口优势；反而被西方用来（通过娱乐，金融，文化等）输入意识形态，加大了政府意识统战的成本。
这种产业模式带坏了中国的企业和劳工，让整个国家副业发展过重。而其中尤以教育培训业最无裨益，这个行业让年轻人接受西方教育，让他们学习外语，成为了留学生和移民人口的孵化器；不但造成了劳动力的流失，还带走了国家的外汇。
这对政府来说是双重损失，习近平毅然关闭了课外培训，并取消英语考试，就是为了阻断这个源头。而与此同时，公共教育也开始全面排除西方文化，甚至是鲁迅这类具有进步思想的文章也要剔除。这个举措是为了削弱素质教育，培养年轻人的劳工意识基础。
为配合这项经济规划，政府对传统学制进行了改革；教育部发布公告，在全国设立 12 个“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要求“不断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这项改革将高中教育分为“普通高中+特色高中+职业高中”三类，并通过“中考”实行分流。
媒体称此举势在必行，因为中国正处于“从‘工业 3.0 ’向‘工业 4.0 ’转型的阶段，叠加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的双重影响，容易导致制造业外迁”，因此急需“具备较高文化程度的高级技工”。而“职业高中，特色高中和职业本科教育”，将会是教育改革的基本趋势；同时也要让更多的应用型大学举办“职业本科教育”。
显然，习近平在为他的经济计划打造教育基础，他要让劳动力进入实体工厂，为财政创造更多的现金流。并且这种经济结构能创造充分的就业，让中国的失业人口被产业调配所安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就应该是一个工农社会，并以公有制为特色；而其它冗余产业必须得到整肃。他认为创造第三产业的消费不如创造制造业的供给。在今后的中国，无论房产经纪人，游戏代码员，宠物饲养员，舞蹈老师，娱乐经纪人，或是自媒体和培训导师，都应该成为工厂的齿轮，投身于制造业和实体。
而从更深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正陷入一场危局，债务累积和产业凋敝必将造成一场不可避免的萧条。常规手段已经很难奏效，习近平认为只有将产业国企化才能解决困局。简而言之，就是要像抓政治一样抓经济，把资源集中以便于“齐抓共管”。
他认为这并非计划经济的回归，而是国企的升级；而这场升级的终点，就是把国企再度合并为具有高级产业优势的“大型央企”。
这个合并的浪潮从 2015 年的南车北车合并开始，然后持续有 2016 年武钢和宝钢重组，17 年神华集团和国电电力合并，18 年两个中核公司合并，19 年保利集团和中丝集团，中国宝武和马钢，招商局和辽宁港合并；以及 20 年中国化工和中化集团这两个巨头合并。
国务院在 2020 年提出：“推动跨企业整合，并购困难企业，做强做优国有企业”；其作用在于：“提高产业集中度，打造高质量示范企业，减少重复投资并优化产业链”。
在这种基调下，央企合并的趋势在逐年扩大，显然习近平要集中产业项目，并让这些企业成为新的经济骨干，去取代权贵手中的巨型公司。这能带来行业的优化，并改善国家的社会结构。他认为只要处理得当，计划经济就仍然具有优势，凭借他的手段可以盘活那些僵尸企业。在“工业 4.0 ”的背景之下，唯有“新国企”才能具备制造业优势，足以抵御西方的竞争和冲击。
此时习近平的蓝图变得异常清晰，而新经济格局中的三个要素：劳工，产业，和资本，也逐一归位，并对应着之前的三个层面。——今日的青少年，就是未来的制造业劳工；对民企的兼并，就是创造产业集中；而对商业寡头的制裁，就是筹集新国企的资本。
习近平的经济学 PART 3：“红色贵族”
从形式上看，“新国企”更像一种国家化的劳务派遣，这是一个政治-经济的混合模型。习近平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更纯粹的制造业国家，人民应该恢复工农阶级的本色，并学会尊重领袖。同时社会文化也需要一场变革，以彻底摒除西方的影响。
但这种构想更类似一个官僚化的工业乌托邦，即便习近平制裁互联网巨头，提出共同富裕，但没有显著的理由说明国家工厂的模式更优越。削弱其它行业去提高制造业的比重是反经济规律的，越发达的经济体制造业比重越低，而第三产业占比越高。此外经济多元化能抗击风险，即便是工业 4.0，也不代表各个行业的劳动力都要转型去做厂工。
“新国企”更像一种后现代计划经济，这种经济模式类似工农兵文化和西方科技潮流笼统的结合。其实很难说这到底是工业 4.0，还是希特勒对德国所规划的工业强国模式。工业国家化不太可能改善财政和就业，而更可能导致：“功德不施于天下，而勤劳于百姓”的内耗。
显然这个构想更多代表着习近平强烈的掌控欲，他的经济规划其实被他的政治目的所裹挟，透露出他对伊朗和北韩那种一元化政体的向往。但这类国家的产业导向单一，经济结构十分脆弱；而这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不具备现实性。
在如此多弊端下，人们不能理解习近平到底要如何变革；因为无论国家工厂多么先进，只要产业由政府支配，就会导致市场化不足和技术滞后。不过习近平的确考虑到了这一点，他并不打算否认市场化，而是要加强国家对经济的主导。并且在这项经济规划中，他要创造的是“新一代国企”模式，要全面理解这种制度，就需要结合习近平的另一个重要概念：“红色基因”。
习近平不止一次在媒体上强调“红色传承”，并提出“红色基因“的说法。早在 2004 年，他就说：”要把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而在登基之后，习更加频繁地提到这一点。在视察军区和革命老区时他再三重申：“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并表示：“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继承红色基因是习近平国家结构的核心，很多人以为他强调的是“红色文化”，实际上他强调的是“红色血脉”，也就是红色权贵的嫡系后代。他在中央党校干部培训班上说：“立志做党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人。……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砥砺对党的赤诚忠心。”他在此表明的是，要建立一个牢固，忠诚，以及血脉纯正的红色贵族系统。
在习近平的政治理念中，国家应该更彻底地掌控在红色子弟兵手里；这种掌控不仅限于政治领域，也包括经济领域。习近平经济模式的最终构想，就是要打造一个绝对的二元结构。他一方面在国内扼制现代化教育，加强大众的制造业技能；而另一方面，他积极地让红色子弟去西方学习管理和技术，然后回国管理那些新型国企。
虽然在这种模式下劳动力的综合素质会降低，但企业将会由拥有高学历的红色后代们治理；习近平认为通过管理上的优化能解决市场化不足的问题，留学归来的官僚子弟们具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而这能消除计划经济的劣势。在今后的企业中，无论是董事，CEO，研发总监，还是会计和各类高管，都将是红色家族的子女。这能无限拉开两个阶级的差距，塑造一种稳固的二元结构。《求是》杂志曾引用过习近平的一句话说：“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
这种创造绝对阶级的想法，曾有一个节点，就是习提出“金融创新”的概念；他以这个口号鼓励国家在金融上大胆尝试，随之企业开始滥发金融产品，地方政府虚构项目融资，同时国家下发了很多花式金融牌照，催生各种借贷。这间接引发了两个事件，就是后来的 P2P 大面积违约，以及 2016 年股市崩溃。但这两个泡沫破灭后，资本仍在“新经济”的口号下创造更多的庞氏项目。
显然，习近平有意在经济上制造一种乱局，并以资本手段让有产阶级返贫；这不但可以消灭人们的政治诉求，而且赤贫阶级也更容易接受计划经济。习相信，只有让贫民永世不得翻身，并由血统纯正的红色后代管理，才能更好地维护红色江山。在这种模式下，官僚就是上层建筑，民众则充当生产资料。就像拿着皮鞭的监工督促苦力们去堆砌社会主义的金字塔，而习近平就是塔尖上的全知之眼。
突然爆发的疫情给了习近平实现这个事业的契机，他藉由防疫限制民众办护照出国。移民管理局表示：“对非必要非紧急事由，暂不签发护照”。——普通人无论留学还是因公出国，都变得更加艰难。此外政府在边境开始修建隔离电网，防止劳动力偷渡出逃。而就在政府严控民众出境的同时，美国领事馆外排起了长队，红色后代们通过特批手续，正在疯狂地奔赴海外。
在此刻，中国梦的轮廓逐渐清晰，习近平要以经济规划为支点，将偏离路线的社会主义回炉重铸。他培植的新一代权贵会重新执掌中国的经济，打造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制造业国家。“新国企”将创造一种绝对的红色垄断，将中国改造为理想的专制王国；而代价则是抹杀大众的价值和理想，让他们永无出头之日。这个梦将会是一部分权贵的美梦，但却会成为全民的梦魇。
大国外政：第三世界和一代一路
由习近平的内政思路可以看出，他是个敢于破坏既有秩序的人。在上台的这几年间，他的见解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尤其是他看到中国对西方的依赖，已然成为了内政上的阻碍；这让他相信“政治独立”才是自己的出路，中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分立。
而且资本主义席卷后的中国，已经留下了一片经济残局；中国跟随西方奉行凯恩斯主义，二十年间不断地投资和发债，而这种模式现今已经面临瓶颈；财政刺激的效用正在缩小，投资收益在变低，而资产泡沫却过度高企。
一旦中国的发展停滞，资本定然会外流，并同时推高国内的通胀；中国在货币体量上早已超过了美国，但又无法像美国那样输出货币；习近平发现中国竟面临上世纪 80 年代日本的处境，他甚至感到这是西方资本有意为之，让中国掉进他们所设计的中等收入陷阱。他认为只有寻找一条外部出路，才能消化业已过剩的产能和货币。他看到西方在第三世界的投入薄弱，便认为这将是中国的机遇。在这样的背景下，他设计了一代一路和亚投行的计划。
这个政策的主旨是向落后地区提供基建援助和贷款，并增进双边贸易。习近平打算创建一条新的丝绸之路，并由中国牵头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给一代一路的参与国提供金融支持；亚投行不但能服务于基建投资，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亚洲开发银行的影响，为中国创造更多的经贸关系。而一代一路和亚投行更深远的目的，是组建一个分立于西方的联盟；习近平将在这个联盟内推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让那些没有受到西方眷顾的第三世界去分担中国的产能和通胀。
客观地说，这是习近平最出色的一个构想。中国从古至今都固守一隅，偏向保守，即便邓小平时代也是如此；而习近平以经贸合作的方式去牵头第三世界，可以开辟一个全新而独立的经济领域。这可以减少中国对西方的依赖，并为双方的贸易冲突制造一层缓冲；而且一代一路还有一个附带效应，就是通过基建计划在沿线国家获取军事战备便利，从而扩充中国的政治影响力。
可以说，一代一路比那些虚浮的概念，如“文化自信”，“全民小康”等更有意义，因为它具备宏观战略性；而这是基于习近平对国际关系的态度；他几乎是邓小平之后与西方共识最少的一个领袖，他很排斥他们用人权武器对中国进行政治干预。他曾在一次采访中评论西方的态度是：“吃饱了没事干”。
因此习近平希望创造一种全面的政治独立，以摒除西方的影响；他很自然地想到要拉拢第三世界，就如当年的苏联一样。但习近平显然认为自己比苏联领导人更成熟，因为他创造的是一个以经济主导的同盟，就类似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他打算像美国在二战后所作的那样，以经济协作建立政治互惠。如果一代一路成功，那么中国将获得当年美国那样的影响力，甚至会让世界出现东升西降的景象。
显然一代一路是一盘复合性的棋局，但作为一项经济计划，其核心就是条款的可履行性；然而第三世界却担心习近平的债务援助会绑架他们的经济，因此举棋不定。而且一代一路的国家大多政治不稳定，其中有些还处于主权争夺中；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信用向来很低；他们起初并不拒绝来自中国援助和贷款，但在中方投资以后，就以各种手段来规避责任；他们指责中国干扰内政，或是在非洲输出劳动力，以及用贷款给他们带来债务陷阱。
一代一路从一些细枝末节的摩擦开始，到后来很多国家开始集体违约，更有甚者把权属中国的项目收归国有。而且人民币国际化还遭遇了一个荒诞现象，就是有些国家在拿到人民币后转手就换了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成了空头承诺。
习近平发现，这些国家竟抱着超限战的思路来应对自己；他们不过是在一代一路上揩油，而漠视中国所主张的经济同盟。尽管习近平努力地打点一代一路，但这个项目面临的冲突太多；且不论西方是否会对这个计划采取反制，单单是那些第三世界参与国就存在很大的倒账风险；同时丝绸之路上还盘踞着中国的宿敌印度等，他们也不可能坐视习近平在地缘上扩张。
不过习近平仍做了很多尝试，他积极地参与各种贸易同盟，希望创造多边关系。比如他加入了东盟的 RCEP《区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即便 RCEP 的参与国大多是贸易保护国家，也不能给中国带来顺差；但习近平想借此销售他的丝绸之路；他试图把更多国家拉入自己的版图，甚至搁置了争议去拉拢印度。
为配套一代一路，习近平还创造了一个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个基调下，中国向其他国家输出价值观，同时招收第三世界青年来留学，这些学生不用考试，享有政府的生活关照，并且学费由国家倒贴。此外习近平用赠与和捐助的方式给非洲人民派发福利，同时还免除了一些国家的债务。但这让他的政策看起来更像新时代的金元外交，而不是新时代的马歇尔计划。
大国外政：瘟疫和民族主义
在外交上，人们很容易把习近平和毛泽东相比较；两人的政策都是联合第三世界抵御西方。虽然习近平比毛泽东还是要务实一些，但两人最大的相似点都是不单纯考虑经济的得失，而更关注政治利益。
而且独裁国家的外交政策很大程度是基于领导人的气质和秉性；从一开始，共产党的很多高层就比较排斥西方，而在这些高层中，习近平又是尤其古板的一个；他身上的体制气息很浓厚，这种风格在国际社会并不讨好；比之以往的中国领袖，西方对他的认同度尤其低。
这让他更愿意在外交上寻求一种舒适感，而不是去与不同的体制相磨合。比起西方带来的经济利益，他更倾向于亚非拉那些“穷朋友”给他带来的政治拥护。这种个人主见和他的政治目标相混同，以至于在无形中影响着他的对外决策。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在开放的二三十年间和国际社会积累了无数矛盾，而这些矛盾通过政治交班的方式转给了习近平；这些问题会在一个经济周期结束之后集中爆发，而这个时间点恰恰截止在习近平任内。首先中国加入 WTO 所申请的十五年保护期截止，但并未按协议开放市场，这让西方感到受了蒙骗。同时中国在贸易中一直被指责出口管制和倾销式竞争，并通过入股的方式窃取外资技术。
从习近平的态度来看，他并不打算理会这些争议；中国本就没有准备成为开放的市场，况且他还认为经济自由化会带来政治演变。而且习近平对西方政要和中国权贵的勾结颇有芥蒂，所以他非但不会开放中国，反而加强了经济上的封闭。
而西方也对 WTO 低效的仲裁失去了耐性，奥巴马在第二个执政期开始加入 TPP（跨太平洋合作协议），联合世界主要经济体对中国进行贸易隔离。不过特朗普上台就废弃了这个协议，给中国带来很大的缓和空间。但特朗普批评中国进行贸易补贴，并侵犯知识产权；以及用各种手段为伊朗纾困，导致美国的封锁失效；这最终引发了 2018 年的贸易制裁。
面对美国提升的出口关税，中国只能加强补贴，同时也代表着开启一段经济冷战。而恰逢此时湖北爆发了冠状病毒并波及全世界；虽然这是一个公共卫生事件，但国内外的舆论都责怪政府处置不当，并归结为习近平执政责任；这引发了他的恐慌，也激起了他寸步不让的态度；他打算用政治手段去化解这场公关危机。——他煽动民族气焰，宣称是因为中国变得强大，帝国主义才借机发难，而此时人民更应该团结在领袖周围。同时政府的对外口径也彻底变调，外交部拿出强硬的姿态，开始与世界针锋相对，而网评员也大举出动，四处展开谩骂和攻击。
在这种气氛下，媒体宣称韬光养晦已不适用于当下，中国要崛起，就要打赢与帝国主义的战争；这场战争不仅限于西方，也包括那些坐等中国衰落的国家。习近平试图让人民相信，正是由于民族伟大复兴在即，才招致了世界对中国的敌意。
这是一场气急败坏的民族主义，习近平与世界的对抗更像一种义气之争；中国外交部很多时候不是在辩论，而是在逞口舌之快。习所面临的处境并没有邓小平当年那么艰难，但他却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攻击性。
其实这种激烈的反应来自于习近平个人的危机感；——自他执政以来，国内经济在衰退，外部矛盾在增多；他本就面临很多质疑，认为他不适合领导国家；而瘟疫的爆发更成为他执政危机的风口，世界指责中国在疫情处理上失职，并要求对病毒溯源，这让习近平感受到空前的威胁。
他希望尽快撇清责任，把斗争的对象转移，因此采用了民族主义作为武器。——外交部在国际上放风说疫情来自美国，又有媒体说来自意大利，法国等；政府不断在民间释放国际阴谋论，最后干脆把焦点转移到共济会的盎格鲁-撒克逊计划 ，而这个计划的目标是清除全球 50％ 的人类，投毒只是他们的第一步。
这种策略引发了世界强烈的反应，大家没想到习近平如此无理取闹。而习近平也放弃了协商的打算，他知道自己的表现不理想，境内外势力会趁机让自己大权旁落，因此他务必要采取主动。所以他感受到的威胁越大，中国对外展示的锋芒越强。习近平不断推高民族情绪，宣扬中华民族危亡的论调，并在军事上对台湾展开新一轮的威胁；他派遣军舰和战斗机巡航，营造出武力攻台的气氛；同时也将这种军事活动扩大到南海，他以一种高调的姿态宣示着中国的主权。
人们看出，习近平为了维护权威，不在乎赌上国运；即便面对全世界，也要背水一战。国外媒体宣称他已“ Showdown ”，而这种四面出击的方式激怒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并让民主世界嗅到了体制性竞争的意味；他本想用对外示强来解决自己的危机，但却让世界达成了不退让的共识，并打算在经济上弱化中国。
这对中国来说是很危险的，邓小平就清楚体制性竞争的危害，所以才要国家韬光养晦；但习近平再次激起了西方的敌意；起初还有一些国家的态度模棱两可，并试图向共产党释放善意；但习近平担忧他们包藏祸心，意图与党内的高层暗通款曲。他打算在危机解除之前维持斗争态势，因此在宣传上显得越发促狭而好斗。
然而这种举动让世界重新团结起来；——西方和亚太有意重建经贸关系，台湾，美国，日本和欧洲召开了会谈，讨论“重组供应链”；中国所大力宣传的“中欧贸易论坛”被黯然取消，但曾经被川普否决的 TPP 已经蜕变为新版本的 CPTPP 协议，那些对中国制造业具有替代性的国家都被纳入了这个协定中。
而在军事上，亚太和欧美开始制定共同防御协议，以便在地缘上遏制中国。并且为了应对中国在南海的军事活动，世界再度掀起了军事演习和扩充军备的潮流。而这一切，都将中国和世界推向了他们一直在避免的制度性竞争。
这是自毛泽东以来最恶劣的外交时期，为突破困境，习近平不断渲染外部威胁，并告诉人民：“世界正进入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并且“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
不过这更像一出伪民粹，习近平虽然宣扬民族斗争，却小心翼翼地看顾着这团火焰；媒体不断地煽动群众，但从不让这股狂热落到实处；人们感觉在和虚无的对象作斗争，就好比不停地给爱国愤青喂春药，但他们又没有性伴侣，只是在凭空透支身体。
因为习近平并不是一个政治强人，至少与莫迪和普京相比，他的强硬更像一种伪装。习近平对民主国家不依不饶，但对俄罗斯，印度等国却保持着低姿态；俄国曾和越南宣布在南海开采石油，中国媒体就异常安静；印度和中国发生边境冲突后，亚投行随即就发放了贷款。——习近平在推动斗争外交的同时，却异常怀柔地对待着周边真正的威胁。
大棋局：二次集权
其实仅就政治角度来说，习近平很擅长策略，同时行事也具有系统性；不过他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存在严重的认知偏差，以至于在目标选择和执行方式上容易架空现实。这终究会让他的执政之路无以为继；因为共产党还希望更长久地执政，而他显然缩短了这个过程。
不过习近平认为自己之所以诸般不顺，是因为对权力的集中度不够；党内还有很多派系在掣肘他，导致政治意见不统一。因此他要重建组织纪律，推动一场集体领导向个人集权的二次过渡，他认为毛泽东式的专制再加上自己的经济规划，一定能让共产党焕发新生。
但他平素的表现太差强人意，恐怕很难得到支持；所以他借疫情之机来营造民族危机，从而换取执政合法性；尽管这种态度造成了国际社会的孤立，但习近平认为这是因为世界还没有看清自己的决心，因此他需要放手一搏。而在他对外示威的过程中，早已选定了一个定点打击的对象，就是南半球的澳洲；——澳洲是五眼联盟成员国，一直伙同美国指责中国的人权问题，同时还在太平洋上遏制中国的扩张；而且这个国家带头抵制华为网络，并提出要调查新冠疫情的源头。
习近平认为澳洲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很高，却如此不会察言观色，正应该拿来祭旗。他限制了澳洲多项产品上的出口，将他们的货轮阻留在港口之外，并征收反倾销税。他认为这种全方位的打击将重创澳洲经济，并给世界带来示范效应；而这最终能让他挟中国市场以令诸国。
不过澳洲得到了美国和日本的支持，而后欧盟也加入了这个阵营；同时这些国家与澳洲一起加快推行 TPTPP 区域同盟，以寻求更稳定的经贸关系；并且伴随着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澳洲还弥补了出口缩减的损失。——习近平再次犯了主观性的错误，低估了民主国家的尊严。澳洲强硬的态度让他感到为难，因为中国抵制能源进口，导致自己出现了能源紧张；而且由于撕破脸，只能以更高的价格在他国购买替代品，而这些产品恰恰是澳洲出口的。
人们看到习近平所期望的胜利没有出现，中国的经济运转却出现了恶化的征兆。而就在这个档口，和中国竞争的国家却开始抢占市场，印度以关税去排挤中国的产业链，让资本流向自己；而越南墨西哥等国家则开始接收世界的贸易订单，逐渐成为新的制造业基地。习近平始终忘记了一点，就是中国的产业是可以被替代的，他的态度加强了世界重组供应链的决心。
其实世界对中国一直很难割舍，因为这里有成熟的产业链和市场；尤其是美国一直在细心呵护中国，因为他们在这段关系中付出了很多。——共产党在国际上获得的很多胜利，如镇压学潮后被西方接纳，在 WTO 中的最惠国待遇，产业发展中的技术支持，大都是美国扶持的；但这种关照却正好让习近平用来实施政治讹诈，要求西方不但在贸易层面，而且在人权等问题上都要做出让步。
这让外界发现与习近平很难沟通，因为他总在改变既有的框架，并不断压缩协商空间；习近平曾一度向美国示好，承诺购买商品和粮食，但临到后来却取消了订单；中国在联合国许诺参与公益性的国际协作，但最终却把这些问题掺入到政治论议中。外界逐渐失去耐性，认为习近平反复无常；他老是牵扯出毫不相干的议题，把不同的谈判筹码搅和在一起。
而习近平也看出西方有意疏远他个人，并鼓动党内替换他；这让他很紧张，因此更不能做出让步。他打算先稳住权力，再去修缮外部关系。他认为世界离不开中国的市场和供应体系，就好比邓小平当年面临更严峻的围堵，但一俟政局稳定，民主国家立马就簇拥而至。习近平相信，西方对人权的指责不过是惺惺作态；只要他能顺利连任，并通过“新国企”重振经济，世界就一定会回心转意，而他也能获得所期望的“政治独立”。
因此他时不时地向外界传达一种信息，表示他无意破坏国际秩序。但西方并不相信这一点，他们看出习近平言不由衷，在巩固权威后必定会进一步破坏规则，所以世界的不妥协态度变得愈发坚决。
这样的反应让习近平很难下台，他已经失去了战略优势，让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变弱。而且如果西方不屈服，自己的集权就没有说服力。被赶下台的威胁再次笼罩他，他决定就算和世界脱钩，也要维护权力不倒。他加强宣扬大国崛起和双循环，同时以军事上的强势姿态来弥补外交上的失利；他不但让军舰驶入台海和南海，甚至表示要深入太平洋以威慑美国本土。但这导致了周边国家的危机感，他们开始声援台湾，并在各个领域抵制中国。
可以说习近平的所有计划都不遂他所愿，但他认为坚持下去西方一定会妥协。不过党内担心无止境的外交对抗会耗尽国力，并引发真正的国际冲突；因为不止西方，就连越南，菲律宾，日本等亚太国家，都表现得更加强硬；而印度和中国的冲突更是达到了毛泽东时期以来的高点。
大棋局：计划生育和芯片大跃进
其实习近平政治上的诸多失败，是因为他的想法欠缺实证基础。而且他为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和个人尊严，已经陷入一个难以自拔的深渊。虽然他把个人目的裹上家国民族的外衣，并且把自己的政治构思包装得十分新颖；但他不顾一切地集权，已经严重损害了集体利益。
而且客观地说，习近平运气也不好，他就任时正逢经济周期的转折点，中国开始进入衰退；他执政这十年，国家债务和货币发行都呈爆炸性增长，但财政刺激的边际效用却在变小。他设计了一系列应对策略，如一代一路和技术升级，但前者阻难重重，后者因贸易战而被搁浅。同时在出口上，中国面临着后起之秀如越南和印度的竞争。显然国家在宏观上迎来了一个下降节点，这很大程度是经济周期和产业结构决定的，而并非习近平个人所导致。
但中国的某些政策却加剧了下行的态势，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计划生育；——中国的出生人口在 60 年代达到高峰，这一代人正好是前二三十年的劳动主力。而此后计划生育持续了几十年，让中国的人口结构头重脚轻；在习近平执政时，出生率最高的那一代人正好步入老年，进入拿养老金的行列。政府急忙开始取缔计划生育，但社会成本的攀升又阻碍了生育率。
这种趋势不会在短期发作，但它的效应会逐年递延。老人比重的增加会加大财政负担，青年的减少会让经济活力下降。而且国家还不能指望消费，虽然中国人口基数很大，但消费在 GDP 中的占比很低；这不仅对于西方而言，和印度越南这些国家相比也偏低。
习近平在任期内连续开放了二胎和三胎，但这种生育政策是画饼充饥。年轻人很恐惧，一方面是社会福利没有改善，另一方面还因为政府对内盘剥的力度在加强；——因为习近平的政策很激进，他一方面要扩大国际战略，一方面还要发展国营经济；而这让中国面临收支上的双向负荷。对此习近平只能目光四顾，明偷暗抢；——他将地方的土地出让金划归了中央，并增加了房地产税种；他提高了企业行政收费和社保缴纳基数，并延迟退休；此外他督促上千万党员补缴党费，同时降低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福利和奖金。
但这些手段并不足以抹平财政开支，政府唯有全力扩大表外负债，并尽可能地向下刮地皮；近年来，个体户，自由职业者和电商被要求补交税费，高收入者被要求重新计算所得税；此外海关加强清查海淘，在商品入境时抽水；而地方政府也上下其手，增加各个行业的行政审批项目；同时司法部门增加了罚款种类，例如通过整顿市容来禁摩限电等。
为度过困境，习近平穷尽了各种方式去搜刮社会；人们只要听闻发改委开听证会，就明白有商品会涨价。习近平不断地测试民众的压力，权衡中国人在基础生存需求之外还有多少可榨取空间；他把通胀维持在民众苦苦支撑的边缘，导致人们的生存欲望降低。——在资本和政府的双重盘剥下，新一代年轻人会选择主动失业，不去为政府创造税收；并且无论开放几胎，一些人都不再愿意为共产党生育后代。
但习近平坚信权力能支配经济运转，他要全国陪他共度难关；因为举国体制正是共产主义的优势，全民动员一定能创造奇迹；例如他看到人口失衡，就要求社会多生育；美国封锁技术出口，政府就投入数万亿去研发芯片。
不过这将中国带回了大跃进那种浮夸的时代；——就在华为芯片断供的当晚，媒体铺天盖地传出中国芯片面世的消息，仿佛一夜之间各种技术屏障被连番突破，芯片行业出现了一大片卫星田；中国再度涌现赶英超美的气氛，而骗补贴的企业也蜂拥而至，资源垄断造成了习近平的芯片基金被瓜分。在推动技术进步上，政治远没有市场化有效。但习近平认为国家当年可以举全国之力造原子弹，他就能以同样的动员能力去造芯片。
但这种运动式的治国终究脱离现实；习近平创造的概念很多，但从没有一个顺利实现；他过于好大喜功，一门心思只想弯道超车；无论一代一路，南海造岛礁，或是芯片大跃进，都是一种代价高昂的冒险主义。这导致改革开放累积的财富迅速挥霍，这种大手笔不免让党内人士感到心惊肉跳，担心未来的中国会在资源进口上面临外汇紧张。
习近平的危机 1：破灭的金缕衣
越来越多的人看出，民生和经济都无法支持习近平继续冒险；他的策略不太周详，但却激进而不留后路；这大概是他上台前没有被看明白的一点，他最初向党内隐藏了某些意图，直至上台后才通过集权去推行。这损害了集体领导的初衷，因为即便是专制社会，没有制衡的权力也是最大的变数，可能将政权带上一条不归路；
但习近平相信局面一定会改观，他只是需要时间。不过他可能没察觉到，很多人在隐隐地怀念江泽民时期；而且习执政越久，这种怀念就越浓厚；当习近平进入第二任期时，人们几乎看到任何一任领袖都会缅怀一番，并发表今不如昔的感慨。
而考察民间对习近平的评价，会惊人地发现他所招致的反感是所有领导人中最强烈的；人们认为他的缺点太多，全无一个领袖的能力与格局；哪怕换任意一个领导人执政，都会比他更强。
这是个很蹊跷的现象，因为以前的中国一度吏治昏乱，执政野蛮；但民众竟愿意回到过去也不愿要习近平。这并不是因为之前的时代有多好，而是那时仍看得到希望；大家更愿意由坏变好，而不是由好变坏。而习近平的执政给人带来一个越来越窒息的环境；所以当 2018 年媒体宣布他修宪取消任期时，很多人立时就感到前景黯淡。
最关键的是，民众对习近平的态度很微妙；——众所周知，中国的领导人大都被民众骂过，但这种骂声更多是对体制的抵触；但在习近平这里，却带有针对个人的意味。从他在国际上念书单之时，外界对他的观感就急转直下，人们开始对他滋生出一种鄙夷；——曾有人对习近平的画像泼墨，也有人穿上他金元外交的衣服；有人嘲笑他装文化人，有人讥讽他用网评员炒作自己。中国的领袖中，鲜有习近平这样从人格到政策遭到全盘否定的例子。如果说江泽民招到了法轮功的憎恨，习则是招到了全阶层的反感。
这对他来说是个极度危险的信号，政治家不惧怕人们的责备，但惧怕人们的轻蔑。对一个执政者嗤之以鼻比刀剑的伤害更重，这代表他在个人素质上不被承认。
人们的评价不确定是否会传到习近平耳中，但可以看出他的确变得更加敏感；他频频发表“重要讲话”，加大力度设指标，作批示，试图攥紧手中的权力。而且为了证明自己，他开始大量地虚构政绩；他声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民族发展取得历史性飞跃”。他用霸王硬上弓的方式宣称自己兑现了政治承诺，尤其是取得全面脱贫的胜利；尽管中国还有大量低保户，但他仍然宣布自己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而且人们明明看到中国每况愈下，但官方和媒体却声称：“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
这些话透露出习近平的政治根基在溃败，以至于只能靠编造口号来维持地位。同时他对外界的批评异常紧张，并将言论压制得滴水不漏；很多轻描淡写的话都会触碰他的逆鳞，这些话如果放到其他领袖身上，可能就是云淡风轻地一笑，但在习近平听来不堪入耳。他上任以来屏蔽了很多词汇，包括俚语，电影，动漫，品牌，人名……；这种屏蔽会随着他的执政与日俱增，甚至牵连很多毫不相干的词汇。
这种敏感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的正常交流，习近平创造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多的帝王名讳。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表现不尽人意；他上台不到十年，得到负面评价比前几任领袖都多；而这也让他的态度越发顽抗，并对自身的错误和丢丑行为抵死不认。——就连阅兵时用左手敬礼这种显著的错误，都有喉舌辩称为“左尚吉右尚凶”；并且在外交连番受挫的情况下，王毅却盛赞他开创了：“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人们为他吹出了无数的泡沫，试图让他的执政合理化。但这些吹嘘在他惨淡的政绩下显得异常苍白；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习近平的宣传越来越夸张和离谱，但人们却越来越看不起他；他拼命地强调自己对共产党和国家的重要性，并有意无意地贬低前人而抬高自己；这让他显得十分自我中心，也十分欠缺格局。习给自己穿上一件举世绝伦的金缕衣，并在水军和群众演员的喧嚣中勉力维持，但大家都明白这不过是一场自吹自擂的闹剧；他的基础仍然脆弱，吹捧他的都是投机者，而从没有精英愿意拥护他。
这让习近平越来越倾向朝鲜和伊朗的环境，他希望尽快建立一个封闭和愚昧的社会，以消除批评和质疑；然而这也是他思想中的一个致命盲点，因为这种草莽式的政治理想完全不符合当下的时空背景。——中国人在习近平的高压下会滋生逆反情绪，采取非暴力不合作态度；习近平算准了中国人不敢有政治主张，但却无法阻止他们以消极的方式放空自己。互联网时代的人容易在信息封闭的社会下产生厌世心理，这可能需要一代人去脱离使用网络的习惯，才能遂习近平所愿。所以即便他的政策能够执行，也难以看到中国人被完全驯化的一天。
习近平的危机 2：溃败的蚁穴
从习近平的个性来说，他注定会走上一条很窄的道路。这条道路充满斗争，对立，并且会瓦解他的政治基础，但他似乎又没有选择。
民意上的失败实际反映出习的一个根本劣势，就是他的思想和理念很陈旧；他无法用政绩来创造自己的合法地位；因此在面临挑战的情况下，更容易选择毛泽东的方式而不是邓小平的方式去维护地位；当他无法解决当下的经济困境时，就只能走进一条阶级斗争的死胡同，试图以政治动荡去恐吓人们。这种方式就好像对人宣告说：“倘若你们不拥护我，我就让国家不得安生”。
他不断地在讲话中强调说，要善于斗争，敢于斗争；而且就如毛泽东曾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长那样，习近平也兼任着很多小组组长。他鼓励公司，高校和民间互相举报；让学生举报老师，员工举报老板，下级举报上级。他希望群众互相监督且人人自危，那么自己的权力就不易受到威胁。
他陷入了和毛泽东同样的执念，认为维护权力就要不计得失。但在这上面，他却面临着一个困境，就是根本无法建立毛泽东那样的威信。——就权力手段和思想水准而言，两人都不可等量齐观；毛泽东是个出色的理论家，同时具有很强的大众魅力；而习近平毫无稳固的群众基础；同时他理论知识匮乏，无法构建系统性的思想去支撑一场政治运动。
他所掀起的民族主义，只是毛泽东政治权术的皮毛，其中毫无思想主干。例如他常讲两句话：“世界正进入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面临着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就异常脱离时代现实，显得颇为牵强。这种话很像武侠小说的序言，把人们引入一个惊天耸地的背景。——但当下的世界并无动荡，不存在什么“前所未有大变局”；而且中国并未衰败或受外邦奴役，也谈不上要人去复兴。
习近平想给中国人吃了一剂民族崛起的补药，激发大众的狂想；但他所渲染的民族危机虚无缥缈，无法获取人们的共鸣。他的口号只能动员一些边缘化的人群；这些人显示出低教育化的特征，或者年龄层偏小，心智单一；而社会的中坚力量大都比较反感这种氛围。
但在习近平来说，他的政治押注过大，几乎从一开始就断了自己的退路，因此不能轻易言退。在他的危机与日俱增之时，只能凭借民粹的东风去加强政治整肃。他多次强调道：“永远不能停止党内的‘作风建设’ ”，并且“要纠正党内不良风气”。——他借鉴了 30 年代的整风运动，以此清洗官场，在他上任以来落马的官员很多，其中不乏一些任意编派的政治罪名，如“野心膨胀”“妄议中央”或“拉帮结派”。
但无论政治清洗多么剧烈，党内都会不断地滋生对抗势力；因为归根结底，是他在破坏集体利益，牺牲国家的前途来为自己的政治护航。所谓成难败易，中国积累了几十年的资本，却在他任期内快速流失。这样持续下去，习近平势必造成一个空心化的中国，让政权从内部溃败。
中国的高官感到恐慌，便希望赶在国家破产前将资产转移。而这让习近平认为党内一些人不以他为核心，在国家的关键时刻拿走了他原本可以支配的资源；而这种釜底抽薪的举动，就是为了在政治上架空自己。
习近平对此制定了严厉的外汇政策，与逃离的资本展开了拉锯战。——起初银行限制大额换汇，并制定了较低的购汇额度；但民间聚集人头，采用多人汇款的方式让资金离境；银行开始清查来往账户，但人们又通过境外消费的方式套现；政府限制了银行卡的境外消费额度，不过却发现有人通过外贸账户在海外置产；政府很快给跨国企业制定了外贸配额，但又发现他们在香港注册公司规避监管；这让习近平出手打击香港金融界，防止资金离岸；但资本转而离开香港，集中在海外上市；他出台规定限制企业境外融资，设法扣留资产，但发现很多企业已经被信托化，国内的股权所剩无几；他试图收归那些还未出海的企业股权，却又发现它们已经做了内保外贷，只把债务留给了中国。
资本各显神通，在习近平的管制下四散逃窜；而习则在这些逃跑的资金后面奋力追赶；他清洗澳门赌场，关停第三方支付牌照，打击的钱庄和外资银行，同时又清查用于走账的个体外贸账户和作为影子金融系统的区块链。他用尽各种手段围堵，却发现窟窿始终捂不完，西方总能想到办法给高官和富商提供走资渠道。
这让习近平心中十分焦灼，他担忧资本夺路而逃，最终会把中国掏空；一旦政府陷入财政困境，他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但习近平的对手也反过来认为他的斗争路线在加速环境恶化，而且他公私合营的计划搞得人心惶惶。他执政这十年，已经成为了改革开放以来内政外交最低迷的时候；大家质疑就算把资源交给习近平，他的政策也是个无底洞，会率先把中国掏空。
习近平的危机 3：绝对不忠诚
习近平和资本的战争，其实代表着他与整个官僚系统的对立。他并没有国家的观念，甚至都没有政党的观念。人们看出他不但固执，还过度自私，会为守住权力而伤害国本。从政的大忌就是为一己之利而罔顾国体，但在国家利益与自我权力冲突时，习近平毫无疑问会牺牲前者；他愿意接受一个破败的中国，也不能接受权力的旁落。
这导致他在政治斗争上有些不计后果，正如他为了个人权威，不惜牺牲国家经营了几十年的国际关系；在中国与世界对抗的初期，美国曾向中国表示，双方的关系正在趋向零和博弈；西方各国也一直告诉共产党，不要把经济纠葛上升到政治层面；这都是在提醒中共高层，让他们尽快遏制对抗主义。但习近平以此步步进逼，最终迫得对方采取政治回应；——西方重提民族和人权，并停止对中国的官员提供财产庇护，而美国也出台法案禁止侵犯人权的官员入境。
这破坏了官僚系统最核心的利益，因为他们不能进入西方国境，就等于隔绝了自己的财产；一个独裁者能受到多少拥护，归根结底源于他能创造多大的共同利益；而这也是大家不愿推翻邓小平路线的原因。但习近平的自我意识过强，把整个国家乃至政党都视为他的独占利益。除了自己身边的犬马，他几乎伤及了一切人。
而且他心中有一种偏执，认为一切人都应该不计代价地拥护核心。如果大家都愿意就范并合作，那么自己就有足够的力量去贯彻意志。但官僚们根本无法认同这种态度，他们不可能在习近平显著的错误下去支持他。而这也导致习用强势的态度去压制整个官僚系统，以维系住越来越分裂的政治基础；他像拉扯提线木偶般，强行让整个国家跟随他的步调。
然而这样的管理让整个国家都处于缺乏生机的状态，自习近平登基以来，中国的官场变得异常压抑；官员在工作上非常消极，很多人希望用一场苦熬来换取明天。但他们看到习近平修改了宪法，打算在皇位上久居不下时，就感到了一种绵无绝期的恶劣情势。
而这种僵持的局面是无法持续的，总会出现破局的一天。习近平会越来越孤立，甚至他的支持者也会内心动摇；因为他们看到习近平一意孤行，担忧自己也会跟着前景黯淡。而且习近平性格刚愎狭隘，作他的臣属十分吃力。他时常与属下争功，并习惯把过错归咎于他人；他的很多政策都不具备现实性，但他总是责怪下属们执行不力。
这导致习近平的僚属关系不太稳定，从他就任以来，很多人曾红极一时，后来却慢慢淡出或落马。——王岐山曾经是他的亲密伙伴，但后来逐渐被边缘化；孙立军和傅政华都曾是他的打手，但却接连落马被查；王健林在习近平任职三年后成为中国首富，并曾让习近平的家人持股万达，但最后却在资本出海的问题上遭遇清算；还有一些当初被习近平所赏识的高级网评员，也是心猿意马，在瘟疫爆发期间与他分道扬镳。
这可能让习近平感到政道沧桑，人心难测，也让他在人事任用上颇有顾虑；因为很多人都是前任元老的走卒，虽然对他表了忠，但他担心这些人二次变节。习近平曾公开表示自己憎恶“两面人”，他一再提出“绝对忠诚”，强调“旗帜鲜明地反对‘伪忠诚’ ”。他担忧身边出现苏秦那样善于纵横术的阴谋家，而他又拿不准谁是这个人，因此时刻提防着身边人勾结和密谋。
这种状态让习如履薄冰，他一方面要依赖身边人，一方面又担心被他们倒台；这让他在风险防范上草木皆兵。他曾去香港视察，其保镖严密的程度骇人听闻；香港当时出动一万警力保持戒备，本地民众从未见过如此惊人的阵仗。同样地，习近平在武汉疫情后，经过一再拖延终于前往慰问；安保人员前仆后继，将他水泄不通地围绕，而整个武汉也是一步一哨，四下风声鹤唳。
不过这种危机感也并非空穴来风；外界一直有声音在刺激习近平，经常有不明来源的消息传出他身体不适，又或者说他有了接班人；尽管他抓捕了党内给他指定的继承人，但仍有风声说他将被取而代之；——这种小道放风的现象，透露出有人在测试整个中国的反应。
而这也让习近平处于惴惴不安中；他无法确定哪些人对自己还保持着忠诚，只能一再对身边人进行清查；他要消灭一切颠覆他的企图，他不能容忍像胡耀邦和赵紫阳那样失去权力，因为他还有许多未竟之志；他还需要另一个十年或者二十年。
综述：逆流泅泳的帝王
十年前，人们在考虑习近平将把中国带往何方。但十年后，人们更应该考虑他自己将走向何方。
他是个准备不够充分的领袖，有些仓促地应对着这个变化过快的时代。而且他运气不好，在任期内正好遭遇经济的下行；国家的两个经济支柱，人口红利和房地产，都开始面临转折点。这意味着中国的制造业会衰弱，同时土地财政也难以为继。并且中国的经济活力太低，难以激活居民内需作为另一个支柱。而与此同时，国内资产价格高企，实体行业凋敝；工人抗议，农民讨薪，金融难民讨债，这些事件的数量都远超习近平之前的时代。而此时中美交恶又引发了贸易战，让出口面临困阻；且在突如其来的疫情下，习近平把内部矛盾延伸为国际对抗，导致了新军事竞赛的兴起。
其实这些问题未必是习近平个人所导致，但专制制度有一个特征，就是它欠缺代议制下的长效机制，因此存在很强的周期性。所以对执政者来说，天时地利很重要；领导人不但要生逢其世（家世），还要生逢其时。而习近平上台时，中国的经济红利已经在变弱，但遗留问题却开始显现。并且习近平的个人作风又带来了一种负向反馈；——在政治周期本就对他不利的情况下，他却采取了一系列偏激的作法，从而加剧了事态恶化。
这些因素会营造出一种对他不利的氛围；因为中国传统观念认为，皇帝受命于天，必然受到上天眷顾；所以国家风调雨顺，才能证明当政者是天选之子。然而习近平上台后，国家的内政外交却连番受挫，经济也陷入全面性的衰退；而且近十年来频现天灾人祸，甚至在 2016 年出现荧惑守心这种罕见的凶象；这足以让任何一个皇帝感到恐慌，但习近平却又遭遇了中国百年难遇的疫情，而这种规模的瘟疫往往预示着王朝的衰败；上一次遭遇大瘟疫的领袖是慈禧，而再上一次是崇祯。
对一个皇帝来说，如此多不祥之兆集于一身，会带来一种暗示，表明他并非天选之子，而其实是上天的弃儿。
这让习近平异常焦灼，他不停地修补着政权上的一道道创口，并迫切地希望创造一些事迹来证明自己；这让他的政策总是风疾火燎；例如他要整顿市貌，北京就开始清退低端人口；要搞技术突破，就开始芯片大跃进；要节能减排，工厂就限电停产。
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政治就没有如此混乱过。行政部门为了达到习近平的指标，时常处于首尾不相顾的局面。虽然习也做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改变，如改善财政分配，裁撤冗员，以及精简公务流程等；但他没有迎来好感，因为体制内十分抵触；公职部门集体不作为，政府把压力层层向下摊派；民众没有觉得行政体制有多大改良，办事依然困难。
习近平本希望掌控一切，但却让一切失序；他感到一切都在与他为敌，甚至上天都与他为敌。在这种处境下，他指望通过政治高压来扭转局面。在习近平的统治下，国内烽烟四起，充满讨伐之声；他打击宗教，打击民运，打击少数民族，打击律师，打击境外势力；但在打击完后留下了一片片焦土。他要推翻很多东西，但又无法让它们变得更理想。虽然他也强调发展科技，升级供应链。不过他的权力意识就像一个漩涡，无论创造多少资源，都会消耗于其中。
这种自我中心限制了习近平的格局，他的世界观很虚幻，而且思路上的盲点太多，这些盲点本可以被集体领导机制所防范，但他却削弱了这种机制。他希望通过连任去自我证明，但却摊开了一个无法掌控的局面；他想要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想要主导第三世界，还想西方认可他的政治地位。当他无法获得这些认可的时候，他就打算关闭国门，给全民做政治改造；但今时不同往日，技术潮流将把封闭的中国和世界的差距拉大，国门最终还是会被推开。
习近平面临的终究是一个与自己理念不合的时代，他在时代的浪潮中逆流而行，但却希望整个国家给他护航；他心中相信，这只是蜕变前的黑夜；通过自己的一鼓作气，他最终能够力挽狂澜；他会宣告自己将带来一个跨越式的里程碑，并解决一切的历史遗留问题。但大家都知道，他更可能铸成不可挽回的历史错误，而这些错误将花费国家几个世代去偿还。
综述：习近平和薄熙来 1 同代传承
习近平可以说是地位十分尴尬的一个皇帝，他在一开始把自己的起点定得很高，从而让自己走了背运。因为他的错误都会在他的宣传下显得格外刺眼。并且伴随着他一步步走下坡路，人们也越加感到懊丧，认为中国被他带入了一条歧途。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越发地怀旧，尤其是怀念与中国政坛失之交臂的薄熙来。他和习近平属于同辈，也曾被人们寄予过领袖的厚望。人们时常想起他的乐观和积极，认为如果他还在，中国的景况不至于此。很多人认为他运气不好，因为一些疏忽而断送了自己，以至于将高位拱手让给习近平；而每念及此，人们的惆怅都会加深。
人们会通过习近平联想到薄熙来，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相似点，但是形象落差却很大。薄熙来曾是政界的明星，朝气蓬勃，口才过人，这让话不离稿且磕磕绊绊的习近平相形见绌。薄豪迈而洒脱，喜欢与民众面对面交流；而习即便是未担任最高领袖之前，也不敢随意走到民间去。薄像一个活跃而开朗的西方政客，而习更像被体制熏陶过度，显得枯燥和刻板。
不过尽管有这样的差别，他们之间却存在一种同代传承的关系；习近平在某种意义上继承者薄熙来的衣钵，并将他的政治影响一直传播至今。从根本上来说，习很欣赏薄，不仅欣赏他的手腕，还欣赏他的个人风度。薄熙来给了他很多政治观念上的启发，并让他在政策制定上有所借鉴。
首先两人在权谋上都具备相当程度的破坏性，是那种敢于打破政党内部平衡的人。薄熙来最著名的政治遗产就是在重庆掀起歌颂红旗的热潮，以博取政治地位。而习近平在集权之路上，也是采用向红色文化复辟的方式，为自己创造政治拥护。同时薄熙来借以整顿风气的打黑运动，也被习近平所承继；在重庆时薄熙来的口号是：“扫黑除恶，专项行动”；而习近平的口号则是：“打黑除恶，专项斗争”。
此外薄熙来喜好以刑狱手段去打击异议人士，他曾在打黑过程中抓捕过辩护律师和民间企业家；而习近平更是不遑多让，一举发动了让世界震惊的律师和维权人士大抓捕，其规模亦远非薄熙当年来可比。
而且薄熙来一度想加强对社会的监控；当时王立军计划在城市安置数百万摄像头，打造平安重庆。而这一概念被习近平所实现，他主政后急剧扩充监控规模，直至中国成为这个领域的翘楚，在世界人均电子监控数量上囊括前五的排名。
而近年来习近平所提出的“共同富裕”概念，实际就是薄熙来在重庆主政时所提出的“共富十二条”的翻版。人们看到即便薄熙来淡出了政坛，他的想法还是被嵌套进习近平的政策中。可以说在很多方面，习都是他的私淑弟子。
但这种现象导致了一个直白的结论，就是认为习和薄是一丘之貉，两人无论谁上台都是中国的灾难；——然而严格说来，两人只在维护体制上有共性，而在政治认知和个人素质上，却有着根本的差异。
比如习近平刚上台时，曾有意无意地效仿薄熙来式的个人魅力，试图展现一种融贯东西的风格；但这遭到了失败，因为他并不具备相应的内涵。薄熙来深得宣传精髓，他能由内而外地散发影响力，吸引人簇拥在他身边；反之习近平过于依赖炒作，他每到地方视察，总有人声嘶力竭地高呼万岁；这看着更像一种讽刺。他对外宣称每天游泳，却没人见过他下水的样子；倒是薄熙来留下了赤膊上身，带着泳帽活动的照片。
显然薄熙来有一种浑然自成的从容，而习近平则表现木讷，风格不明朗；所以尽管两人都豢养网评员，但薄熙来用网军是攻，习近平是守。薄搞宣传是为自己锦上添花，而习更多是为了遮丑；薄时代的网评员多少有一些文风，懂得伪装客观；但当代网评员则素质显著低下，充满谩骂和侮辱性言辞，即便是外交部都呈现出下三路的倾向。因此薄熙来的外宣能增加他的光环，而习近平的战狼外交却引发了全世界的厌恶。
而且薄熙来喜欢结交文人，让知识分子为他助阵；他和江泽民这类领袖一样，有一种吸引文人的风范；因为知识分子多少带有一些风骨，容易被人格魅力所征服。而习近平并不具备这种特质，所以当他在国际上念书单时，嘲笑他最狠的就是知识分子，而这也让习更倾向于把他们当丑老九批斗。
其实对薄熙来的模仿，让习近平处于了比较劣势，会让人自然地拿两者做对比；相对来说，薄熙来更像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习近平则像一个没有特色的官僚样本。以至于到了今时今日，很多人宁愿支持在监狱中的薄熙来，也不愿支持在龙椅上的习近平。
综述：习近平和薄熙来 2 迥然不同的中国
从个人起点来说，薄熙来显著高于习近平；他得天独厚，凡事都喜欢拔得头筹；不过在专制体制下，最难容的也是这种人。就这个意义来说，习近平要更幸运一些；而这种幸运在一定程度上是源自他的家族。——在文革浪潮中，习仲勋和薄一波都被打倒；薄一波在 1978 年获得平反，习仲勋于 1980 年平反。两人都回到了中央，但薄一波在大小事务上都支持邓小平。而习仲勋的性格更率直一些，也不太官僚化；他在 89 年学潮中为受到批判的胡耀邦仗义执言，这并不符合邓小平的意志，也造成了两个家族权位的分野；薄一波一直是党内决策的重要人物，而习仲勋的成就则更多在经济建设上。
习仲勋于 2002 年逝世，这时习近平是浙江代省长，薄熙来是辽宁代省长；但此时薄的光芒转盛，他的家族也在为他的升迁造势；薄一波直到 2007 年逝世，都在为儿子的政治前途奔忙；而薄熙来敢于行为出格，也大多是由于家族的庇佑。
就此来看，他受到父辈的荫蔽要比习近平更隆厚；而且薄家的风格较进取，习家则低调很多；且显然地，习近平要比薄熙来更隐忍。相较于习，薄有一个显著劣势，就是他过于招摇，不擅长“隐性施政”。而这一点习近平做得更好，他通常不把政治意图上升为明文政策，往往不露痕迹地施政。正如他唱红的声势虽大，但从不将其标榜为一项运动或政策，所以很难招致攻击。
这种区别造就了他们截然不同的执政思路；习近平更倾向于传统和保守，因为他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而薄熙来作风前卫，更像一个西方式的官僚；这并不是说他的意识已经被西化，而是他看到西方社会的成熟；他并不喜欢封闭和僵化，哪怕在官方场合，他也喜欢气氛活跃。
因此薄熙来制定政策比较开放，他敢于创想，也善于因地制宜，因此在大连和重庆都能成功；这断不是习近平动辄就打造一个雄安新区所能比。他没有薄那样的自信，过度的自由化会让他不安；他更倾向于政治优先，而且不敢轻易放权。所以即便他照抄薄熙来的政策，很多时候也会搅成一滩浑水；因为他会将同样的政策演化出不同的目的。正如两人都唱红，但对薄熙来而言这只是进身之阶，他会见好就收；而习近平却打算将其作为政治常态。而在打黑上面，薄熙来很大程度是为了改善社会生态；而习近平则是要创造核心拥护，换言之，黑社会和宗教，民主人士等并无二致，都是异端。
而在经济理念上，两人更是存在根本的差异；薄熙来很重视经济，因为他清楚经济是执政之本。在这一点上，他可以局部地抛开政治立场，采取务实的态度。但在习近平这里，经济倒像是权术的延伸；他在很多概念上效法薄熙来，但都是一种障眼法；——他宣布要改善民生，平抑房价，但却在上任后掀起了最疯狂的房地产炒作；他提倡脱虚向实，但却热衷于庞氏经济和资本游戏；他声称要挤泡沫，但却将债务扩张到 GDP 增长的两倍，并在执政的十年内将货币发行量翻倍。
最重要的是，习近平身上有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他带有一种天生吸血的特质；他采用着高支出的治国模式，并任性地把国家当作供血机器；一旦有需要，他就会向社会抽血。他把创造力都用在了发明政策上，而这些政策只是为了变相地收割财富。
相对而言，薄熙来虽然手腕粗放，但绝不会破坏经济根基；他懂得如何去创造一种经济常态；而这正是习近平难以领会的一点，他无法探究薄熙来政策的内核，也难以在自我需求与现实环境中取得一个平衡。
很多人一直相信，薄熙来比习近平更适合主政中国；虽然共产党不一定喜欢薄的方式，但他行事更理性，经济思路更成熟；他不会把政治运动升级，而习近平则存在这种风险。而且薄熙来比较重视底层的生息，他的政策多少能让社会雨露均沾。虽然他同样是体制的捍卫者，但他会保留社会的活力，而不是像习那样从上至下地搜刮，让人难以喘息。
在习近平来说，他对薄熙来态度正如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一样；他既佩服这个人，又担忧他的影响力；薄的声望曾一度超越国家最高领导人，并受到广泛的拥护。无论在民间还是官僚系统中，他的影响力都没有消失。而审视今日的局面，不免会让越来越多的人怀念他，而这更让习近平感到介怀。
在薄熙来倒台后，习高调宣扬红色文化，其中多少存在着与其争夺红色遗产的意图；正如他在疫情期间争夺抗疫指挥官的称号。同时他极力清除着薄执政时的痕迹；他拆除了大连的华表，废除了女骑警，并撤掉了重庆的交巡警平台；不过他最难清除的，还是自己身上那层薄熙来的影子。
综述：习近平的民主之路
在近代领袖中，习近平可能是继薄熙来之后最不循常理的官员。如果说人们对薄的开放态度会想入非非，那么对习的政治倒退就感到捉摸不透。曾有人认真地对此分析，得到一种结果是习很可能要搞民主；——这种表态不是为了整蛊或反讽习近平，而是自他上台以来就一直呈现出某种反常现象，这些反常并不符合他的政治定位；虽然他一直表现得像一个专制者，但这种专制显得过于刻意和突出；而且就中国的现状来说，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并不大，人们一度对民主的前景感到无望。但自习近平当政以后，却带来了另一种启示，就是民主更可能在一种破而后立的环境中产生。
这种观点是基于习近平执政轨迹中的现象分析；——在作为政党最高领导人的十年间，他推行了很多极端的政策；这些政策乍看之下是在巩固权力，但却对现行制度进行着一种破坏；这种破坏从他执政之初就不断地渗透进国家的各个层面，并层层消蚀着共产党的执政根基。
这其中有一个支持论据，就是习近平的很多决策看似毫无章法，但却精准地攻击到政权的每一个命门。他几乎以一种外科手术式的手段，在不断地拆解这个集权政府。无论经济，民生，还是外交层面，他都制造了很严重的困境；而且他在执行这些政策时显得义无反顾，直至把问题推进到一种不可挽回的地步。
显然，习近平正在很多方面断绝着政党的后路；而这引出了一个推论，就是他可能保留着父辈的影响，毕竟习仲勋很开明；但这个开明的人却看出党内的抵制力量很大，在既定条件下不可能达成改革。而如果习近平转换了策略，采用一种政治倒退的方式，反而更可能颠覆制度。
对政治家来说，家族传承具有很大意义，例如薄熙来身上就可以看到薄一波的影响。人们一直怀疑习近平是否也在贯彻父辈遗志，利用集权引发变革。他虽然从未表露过任何民主倾向，但其举措却在创造民主的条件；而这种行动，必须要对中国的政治结构十分透彻才能胜任。很多人从头到尾都在怀疑，习专制的外表下是否别有一番民主用心；人们越看他，就越觉得他才是那个想颠覆政权的人。
不过很多抱有这种想法的人，也一直在否认这个观点；因为习近平的气质太不符合，他显然更像一个步履维艰的独裁者。但其实对这个问题，也可以换一种思路看待，就是以目的论的角度去考量。——即便抛开习近平本身的意愿不谈，他的行为也在引发一场变革。而这就涉及到了中国实现民主的形态；——当前中国的民主思想大多还停留在不切实际的阶段；人们往往幻想领袖变得开明，然后自觉地推动民主；而这也是明君思想的另一种版本。不过期待独裁领袖们颠覆自己，这本身就很荒诞。在专制国家，政局的转变更多是时势使然。所以与其寄望谁会搞民主改革，不如考虑谁更能促成民主的条件。
比如人们就对薄熙来抱有过政治改革的期望，但薄熙来更可能带来一种软性的独裁，让人民麻木；相较而言，习近平更可能给专制掘墓；因为他存在很多思想盲区，而且比较倔强；他不容易觉察到社会的末日气象，因此不会在政策上有所收敛。就好比毛泽东的文革将国家推向破灭的边缘，如果不是邓小平，这种危局就很难说会发展到什么方向；这一点对习近平同样适用，当他把一种政治狂热推向极致，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权崩塌。
归根结底，中国的障碍在于封建残留，在常规状态下即便发生民主改革，也可能因为观念和困阻而倒退。因此就算人们不喜欢习近平，但他在这条专制之路上越久，其破坏就越深入。虽然这条路会给中国带来阵痛，但变革也会更彻底。
所以即便他是弄巧成拙，但对结果来说也并不重要。只要他的行为能促成专制的解体，那么就具有积极意义。中国几千年，被极权所葬送的政权比比皆是，习近平也许能做到所有民主人士都做不到的事。古语有云：“兵者，诡道也。”，政治对普通人来讲本就难以理解；并且从历史也可以看出，重大的变革通常都是节外生枝，而不是以大众所预期的方式发生。
习近平的终点
习近平是中国近代的一个标志性领袖，他像灯塔一样显示出专制政权的周期性困境。而且作为一个局中人，他很难跳出政治立场去认知这一点。因此当历史的退潮来临时，他试图创造一股逆时代的力量去站稳脚跟；不过这却让他在一片困难中搁浅。他希望为自己争取多一点时间，因此提前宣示了自己的历史地位。——他把中国分为三个时代，将之前的中国定义为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时代，而他则是新时代的缔造者。
这种做法把习近平的自我宣传推向登峰造极，人们看出他为挽留政治地位，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因为毛邓是他完全不可与之比肩的人；而习近平在宣传上把自己无限拔高，就是为了去攀附这两个共产党的巨擘；他像唱独角戏一般强调着自己的重要性，做了后辈才应该做的盖棺定论。
共产党从没有这样的先例，显然习近平的政治气数已到了强弩之末，而他却很不甘心；他终究不是一个扭转乾坤的人，对中国和共产党来说，都只会是一个过渡领袖。而且他已经走得太远，甚至超出了应有的预期。以至于有人疑惑，党内为什么能如此容忍他，让他把国家搞到今天这般境地。
其实这是由于习近平最大程度地利用了中国的行政结构，以中央警卫局和其他监控手段去管控党内高层，因为他是一个掌控欲和危机感都较重的人。不过更根源性的因素是，共产党处于建政后的稳定期，已经很难产生强大的反对派；通常打江山的那一代人在执政地位上相去不远，因此很容易把权力斗争推高。而那些享受既得利益的后代们，不像他们祖辈那样直面过战争，带有一股杀伐气；他们早已在安稳和逸乐的生活中变得萎靡，而且容易患得患失。
而此时如果出现一个性格强势且具备权术特质的人，就能够造成对群体的压制。而且就性格来说，习近平也的确比其他人更横得下心。也就是说，习的优势在于党群太弱，才得以让他威风八面。如果放在二三十年前的政治环境，这种治国方式早就被叫停，他自己也会被元老们罢黜。
显然党内已经很难制约习近平，不过他却免不了败于自己之手；因为他的执政方式难以为继，只会造成越来越破败的局面，让他坚持至今的是一种性格上的执拗和失去退路的无奈。他一直没能获得让内心得以支撑的信念，而更像在执行一种权力本能。针对这种脾性，党内一些人会采取顺水推舟的态度去怂恿他，他们会堵塞他的言路，并为他的错误圆场；他们会把他推入一个无以复加的境地，并把所有仇恨都引到他身上去，然后让他为共产党的周期性困难承担责任。
而此时的习近平，已经无法跳出这种局面；他一直在追逐一种理想的极权主义，而这却被现实中的各种权术所利用。——党内有人煽动他走向极端，从而创造政治契机；欧洲在利用中美的角逐，去占据更多的市场；而新兴国家则鼓励中国与西方割裂，以推动其产业链流出；同时美国也在利用习近平的攻击性，去挑动亚洲的局势；甚至就连民主人士们，都寄望于习近平连任以拖垮共产党。
或许一直以来，习近平都认为他能改变世界；但在既定利益面前，他必然会被全盘推翻。——中国与世界经历了几十年磨合，不可能因某个人而决裂；共产党也不会为习近平的一己之利去与世界冷战；倘若他执意破坏共同利益，最终会触犯众怒。而此时对他来说就很危险，因为大家会采取反习不反共的策略；两边的高层会建立协作，去引导一场政治变局，把习近平和共产党切割；而这会让他遭遇一个墙倒众人推的局面，并成为政治妥协之下的献祭。
或许习近平不会预估这样的结果，但他也会感到前路迷茫。其实在以前，他也有过清澈和豁达的时候；在一些早年的影像中，曾记录了他的过往；——他当年接受采访时，显得思路流畅，吐字清晰，且流露出一种罕见的真性情；此外在一段家庭录影中，他向大家说：“一个人最好还是要保持本色。”
但他最终失去了本色，从前的他和现在判若两人；他早年双目有光，显得平和而谦逊；但成为中国领袖之后，却日渐衰颓。他的面容和气质发生了很大变化，几乎以目力可及的速度在老去，并且整个气场都在衰败。
这种转变让人匪夷所思，因为他的神采就是伴随他的政治升迁而消退的；或许成为最高领袖让他失去了很多东西，包括他曾拥有的那些淳朴的事物，——他的家庭，婚姻和友谊。尽管他保留了政治博弈所获得的胜利，但仍是一个阶段性的胜利者，并且失去了很多自主。
就他的现状来说，已经很难在从政之路上持续走下去；2022 年将会是他最大的转折点，即便他能用某种魔术式的手段获得连任，他也会面临满途荆棘，并在 2027 年前迎来全面的破败。他陷于强烈的自我偏执，以至于把政治过度理想化；他的处境和袁世凯当年相似，整个统治期都处于一种反差的时空中。他可能在内心上把自己奉为千古一帝，但最终会明白这不过是黄粱一梦。而这种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往往会成为一个执政者最致命的伤口。
习近平很可能遭遇一个落寞的收场，对他来说，该来的总会来；人们不会固守不切实际的幻想，去跟随他一起覆亡。即便是他的支持者，也会与他渐行渐远。而当大家都离去，只把他一人留在宝座上茕茕孑立时，也就是他的政治生命寿终正寝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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