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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7 April 2022

“六四”屠杀改变了中国人的历史

 茨威格认为,一个闪耀时刻出现以前,乃是平庸流逝的漫长岁月,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会决定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进程。他归纳了决定人类进程的十四个瞬间,如拜占庭的陷落、滑铁卢的一分钟、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刑前获释,等等,历史中性,善恶兼顾,统称"人类群星闪耀时",他只强调,这些瞬间一闪之后,世界再也不一样了。其中,他提到一列"封闭的列车",像一枚威力巨大的炮弹,1917年4月从瑞士出发,穿过德国全境,最后抵达俄国的彼得格勒,不久"震撼世界的十天"爆发,这一炮摧毁了一个帝国、一个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发射的几百万发毁灭性炮弹都不敌它,因为这列火车把列宁送回了俄国。蜚声于二十世纪中叶的茨威格,鸟瞰世界尚看不到东方的中国,他归纳的"瞬间"也没中国啥事。倘若往前追溯,人类历史上能找到的中国影响,大概只有火药发明一桩。

然而列宁和"十月革命",将整个二十世纪浸入血泊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三个人,对历史产生剧烈影响:列宁、墨索里尼、希特勒,三个恶魔;他们又代表着三个人类异端:布尔什维克、法西斯、纳粹;史无前例的血腥,也黯淡了茨威格的"中性"和"闪耀",彰显的是历史之恶。那么二十世纪晚期的历史,终于提供了来自中国的一个"瞬间"、一个恶例,因为它不是"群星闪耀时",而是"血光屠城夜",此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再也不一样了,即1989年6月4日的大屠杀,及其决策人邓小平;他在1989年跟七十二年前的列宁一样,也改变了历史,成为一个恶魔,两者的区别,是列宁去发动了一场士兵和工人的武装暴动,而邓小平则是指挥士兵镇压了人民的一场和平请愿。还有一点相似,即列宁神话,要到苏联帝国解体之后才破灭,历时近百年;而"六四"屠杀后,中国因经济起飞,而令专制更稳固,已历时三十年,"邓神话"至今没有破灭。
三十年经济起飞的破坏性,于今昭然若揭,它摧毁了中国,在价值和生态两个层面,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环境代价今天已成不争事实,大半个中国沉沦于重度雾霾,中共为挽救他们的江山,不惜毁掉中华民族的江山,土地、空气、江河统统污染了,国人的癌症发病率急剧上升,民间哀恸"国在山河破";而且以中国巨大的人口、经济和区域,其环境问题势必将泛溢到世界各地,凡是与中国分享一个星球、一个海洋、一个大气层的皆将渐次受到影响,亦即中国的环境问题也将全球化。三十年的后果极其严重,不仅只对中国而言,也是对全世界而言,因为三十年后中共的专制,成为一个祸害,威胁人类。
当国际社会如梦初醒,开始正视中共这个邪恶政权,海内外对三十年历史的清理,也将将起步。当此之际,我遇到一位先生,一个绝不放过这段历史的有心人,穷三十年心血,追溯、爬梳、探寻大屠杀的历史情境和人物,遍访域中,耗资千万,踏破铁鞋无觅处,执着、坚韧、一息不停,这本七十万字的《赵紫阳与六四》就是明证,并且他径直触碰了这三十年最核心的要害,揭示出惊人内幕。简言之,这本书主要处理了三个问题:
1、应对八九学潮,邓小平要杀人,赵紫阳反对杀人;
2、邓调兵屠城,是推翻赵的军事政变;
3、杨尚昆的作用与角色。
以八十年代中国的强人政治模式而言,在中共权力结构中,其高层运作也可以归纳为邓小平和赵紫阳二人的互动,前者作为"垂帘听政者",后者作为前台操作者,其他人物都是次要的,二人互动失败,结局便是屠杀。这本书,试图重建二人互动的来龙去脉,以解释屠杀之因。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这一天,成为邓赵关系的分水岭。赵紫阳为了礼遇胡耀邦,也顺应民意,决定葬礼隆重、冠以"马克思主义者"评价、允许群众自发悼念等,这些都触怒了邓小平。从这天开始,邓小平对赵紫阳的信任不复存在。鲍彤说:"我认为杀心从这个时候起的,决心是那个时候下的。后边的那些事情,只不过是邓小平继续观察或者说在稳定赵紫阳的情绪而已,后面的事情无非是这么一些事情。"由此,因悼胡规格酿成邓赵决裂,也成为"六四"事件的起因,这个关键细节,从前无人梳理过,也非常生动地凸显了在"新权威主义"模式下,党魁个人意志、好恶,便可轻易塑造历史。
为何触怒邓?本書分析两点:拂逆皇心,挑战最高权威。邓之不满有两点:第一,胡耀邦是邓小平亲自下令拿掉的,礼遇胡耀邦,就是质疑邓小平,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邓认为赵紫阳和学运都是想为胡耀邦翻案;第二,在邓小平看来,学潮呼吁政治改革、要求民主,这是冲着共产党在中国的绝对领导来的,而赵紫阳在这个问题上立场暧昧,甚至同情学生的诉求,这也是他不能原谅的。这又是对"新权威主义"模式的一个生动注脚。
这本书的第二个重点,即邓小平调兵镇压,是为了打倒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非法军事政变,这个论点,跟通常所说的"调兵是镇压学运",显然不同,后者认为邓小平在"四二七"大游行之后,从四月二十八日"失踪"了十四天,很明显跟六月初大规模野战军进攻首都的部署有关,这说明什么呢?"四二五"邓小平定性动乱,等于自己往油桶里扔了一根火柴,学运对他的回应就是"四二七"大游行,"打着拥护中国共产党"横幅,不带愤怒地一道一道冲破警察防线,向全社会释放的信息就是"人民胜利",这一个回合,邓小平彻底输了,他只剩下杀人一招。所以在"四二七"之前,以首都为棋盘,学运跟邓小平下棋,游行、对话,你一匹马,我一只炮,下到"四二七",学生将军了,邓小平恼怒掀了棋桌。
这个视角,是从"民主运动"或社会冲突去看的,但是如果从权力结构去看,邓小平错误定性学运已失足在先,权威折损,如果赵紫阳以对话成功平息学潮,便赢得"党心民心",无形中挑战了邓的权威,乃是一大忌讳,因此邓小平唯有从镇压学运,升级到打到赵紫阳,才能扳回这一局,所以"军事政变"的论点无疑更可信,而分析权力关系是政治学的本质。本書梳理了邓的"杀心":
——邓小平在"四二六社论"发表当天,就下令解放军进入战备状态;
——五月初取消了一切军人请假外出的许可;
——5月8日,邓小平召见各大军区兵种的负责人,几十个野战军以换防、拉练、野营的名义往北京调动;
——至5月17日晚邓小平在家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是否戒严"时,解放军早已兵临城下;
——5月20日邓小平在家中召开会议,决定免去赵紫阳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至此赵紫阳被打倒,而这个会议没有通知赵紫阳、胡启立两名政治局常委,即一个军委主席召开秘密会议,打倒不准参加会议的总书记,赵紫阳也未收到任何党内文件,赵紫阳回忆:"并没有任何人告诉我已经把我免职了,当然也没有什么人找我联系工作,重要的信息渠道被切断了,把我和外界隔离了";
——5月21日李鹏电话建议邓小平于近日内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免职赵,邓小平告诉李鹏:"要等大军进入北京后,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可以避免冲击和干扰,才能开得更有把握。"邓小平要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以刺刀逼迫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就范;
——6月2日邓小平下达了"坚决镇压、不怕流血"的命令,是在二十万军队的强力保证下;
——6月3日凌晨2点50分,他命令迟浩田"采取一切手段恢复秩序";
—— 6月4日,军队用坦克和机枪残酷镇压了六四民主运动,完成了天安门清场的任务。
——6月9日,邓小平在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大会上发表了胜利宣言。
这还不是军事政变吗?
邓小平认为,通过政治局扩大会议,或者中央全会拿掉赵紫阳,是合法手段,但是没有把握,非确定性很高,只有调动军队入城,才能完全掌控局势。这个过程必须在密谋条件下,通过军事暴力手段的非正常途径,实现权力的更迭。
邓小平为了维护他个人的权威地位,要除掉一个政敌,是不惜发动一场内战的,其范围也一定从北京扩大到南京、天津、上海、武汉,甚至全国,内战将使整个学运和人民成为牺牲品,整个改革注定夭折,是全国范围的一场大灾难,也将是世界性的灾难。
从作者的梳理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共的权力结构在文革之后,即所谓"改革开放"年代,其实不是"党指挥枪",而是倒过来"枪指挥党"的,这个制度,是经"南昌起义"、井冈山直到"遵义会议",由毛泽东掌握军事指挥权而逐渐形成,并以一贯之的,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一直是一个武装暴力集团,它并没有因为四九年夺取全国政权而稍有改变,毛泽东始终牢牢掌握军权才使他可以"无法无天";文革后也是由掌握军权的叶剑英,协同华国锋,促成了邓小平的"复出",而邓也只能等到叶剑英去世,才经由谋取军权、废黜华国锋,才稳固地取得第一把交椅。
但是这种结构,在邓小平等元老退居二线之后,便产生了问题,于是有一个"垂帘听政"制度出来做补充。1987年7月7日在邓小平家里开会讨论十三大人事问题,决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个元老不进政治局常委,要设"常委之上的婆婆",然后由薄一波在这次会议上建议赵紫阳:到十三届一种全会,内部宣布今后重大问题仍要向邓请示、由邓拍板。"邓掌舵"是什么含义?常委不仅要向邓请教、向他通报,他还可以在家里召集会议,重大问题可以由他来拍板——这哪里还叫"垂帘听政"?分明是"太上皇"了。而且,非常关键的一点:这是一个内部规定,不能公开的,一旦公开就会出大事,这后来由"六四"屠杀证明了。
所以他们在十三大以后退出中央常委,纯粹是演戏给国际上看的,但要演好这出戏,就非得学晚清的西太后慈禧。赵紫阳描述,那天陈云在邓家的会议上"说话较多,比较活跃,非常郑重其事地宣布,今天这个会议的决定是合法的,合乎手续的……邓就没有考虑,不大在意,也不在乎这样的事。"寥寥几笔,两个"老佛爷"形象跃然纸上,各有特色——陈云的"此地无银三百两",冰冷、虚伪,却露出"不好意思"的尾巴来;邓则是刚愎霸道,赤裸裸的实用主义,什么党章国法的,没当回事过,这辈子他只怕毛泽东。
关于杨尚昆,本書提出了一个"监国"的概念,也极有新意,是迄今为止"六四"研究中没有出现过的,它更丰富了无论"新权威主义",还是"垂帘听政"制度的内涵和形式。本書首先指出,当时杨控制着军队和国安系统的日常运作,分管港澳台事务,通过亲信杨德中(中央警卫局局长)控制中央警卫局,通过秘书徐瑞新(中央办公厅分管机要的副主任)控制着中央办公厅。1989年的杨尚昆,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一方面他代表邓小平管理军队和情报系统,另一方面他是邓小平在政治局的唯一代言人,拥有仅次于邓的大权。其他政治局常委,包括总书记赵紫阳,想要见邓小平都要通过杨尚昆。【要是杨这个军头反水,历史就要改写了。不过,后来,邓小平对他和他的弟弟杨白冰-当时的军委政治部主任不放心,还是把他们2个人搞下台,所以共匪的思想里是没有‘感恩戴德’一说的。共匪就这德性
其次,杨尚昆是邓小平打倒赵紫阳和血腥镇压学生运动的忠实执行者,而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监控赵紫阳、稳住赵紫阳甚至迷惑赵紫阳。他完美地实现了这个目标,以至于赵紫阳至死都认为杨尚昆支持他。整个六四大屠杀中杨尚昆所起的重要作用超过了李鹏,杨尚昆是六四大屠杀中仅次于邓小平的名符其实的侩子手没有杨尚昆,邓小平甚至不可能推行政变,杨不仅迷惑赵紫阳,还否决人大副委员长中党组成员让万里提前回国等意见、迅速处理了徐勤先抗命事件、5月17日也是他第一个提出戒严,这些重大角色,在整个阴谋和血腥中不可或缺。
这本书在处理了上述三大问题之后,也以丰富的史料证明,邓赵在悼胡规格上爆发决裂,只是一个诱因,两人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存在根本分歧,所以分道扬镳的历史原因是清污、反自由化刹车、未价格闯关、政体改革、整康华公司等一系列事件所导致,反映了赵紫阳在政治理念上逐渐离弃邓小平。
我们稍稍梳理这三十年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在文革之后走出毛泽东的"全能政治"统治模式,出来替代它的,是一个所谓"新权威主义"模式,当时也称为"新加波模式"或"亚洲四小龙"模式,即靠一个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威来推行经济开放,当时朝野无论政界还是学界,都对"新权威主义"一派叫好、期望极高,视为一种进步,然而邓赵自合作到决裂、最后发生大屠杀的这段历史,却充分证明了它的巨大局限性和弊病,甚至暴露出它有可能是灾难性的。这里的要害问题是,极权制度的性格会顽强地蔓延到它的衰败期,而在马列政党中萌发的非极权因素,通常很脆弱、生存艰难,中共在八十年代出现了胡耀邦、赵紫阳两位"新政人物",而且都做到党和国家的最高位置,却依然不敌顽固派的反扑,一如晚清即便有一个皇帝(光绪)要改制,并且有一个维新派襄助,最终还是被保守势力扼杀于血泊之中。
三十年前发生过一场大屠杀,然后中国迎来二十年经济起飞,接下来就是贫富崩裂、阶级对立和道德滑坡,凡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都见证了这三十年的盛衰罔替。 一九九二年开始的中国市场化,是撇开所有制改革,先用国家权力排除工人的讨价还价;农村则是宣布"土地公有"之后,任凭公开瓜分,接着就是"圈地运动"——西方经济学中所谓的"降低交易费用",是指保证交易双方讨价还价权利的前提下,以整合契约的方式减少交易费用,而不是用剥夺一部分人讨价还价权利的方式为另一部分人降低"费用"。这一切国家暴力的干涉,都需要一个政治前提,那是由"六四"屠杀提供的,所以"六四"不能翻案,乃是中共的底线。无情的剥夺需要貌似合理的麻醉和慰安,于是中共煽动民族主义,将"国家"在价值、话语、情感的层面置于霸权位置,压制、化约个人权利;将经济增长置于剥夺一切(民族的所有生态资源、子孙后代的生存)的优先位置,而铸成"国家安全至上"的新极权模式。这是一个集权升级版,是八九年苏联解体之后出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制度的更新换代,而西方和国际社会尚大梦如酣。
六四屠杀后,美国为了中国市场而迎奉中共,老布什给与中国"最惠国待遇"、克林顿接纳中国进WTO,所以"中国奇迹"是西方与中共集权制度的一个合谋结果,中共从六四危机中存活下来并升级为超强集权,并威胁国际社会,西方也要负责任,他们三十年才发现自己上了大当,可是由于中共已被西方绥靖主义豢养壮大,国际社会已受迫于一个前所未有的超强集权,历史已经不能回头。
中共合法性丧失第一次是文革;六四屠杀导致了第二次,所以陈云才提出"我们自己子弟接班"的战略,他们对自己传统的接班顺序已经丧失信心,这个死局,早在三十年前已经安排好了。比较台湾蒋经国,因为刺杀江南事件,而废储蒋孝武,蒋家退出历史舞台,中共正好相反,而是因六四危机而立储,但是"太子党"执政没有"合法性"的安全感,才是习近平向毛泽东倒退的底蕴。
今天,"改革"是一個最霸權的話語,卻是一個死亡話語,仍然壟斷著大部分人的想像和言說。我們的一切想像和話語都在死亡。也许,重新回到八十年代,去寻找"改革"的缘起、夭折,会带给我们新的想象和灵感。这也是研究赵紫阳和六四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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