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颁布后的第一批学士毕业40周年。作为77级北大人的杰出代表和改革开放后最先自费出国留学的北大毕业生，海闻教授近日撰写文章，回顾了自己毕业后自费赴美留学的难忘经历。
海闻自述 | 洋插队：我的自费留学生涯
2022年，作为改革开放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颁布后的第一批学士，我们毕业40年了。与大多数同学开始工作或考研究生不同，我毕业时选择了自费出国留学。当时，改革开放才刚刚开始，高校基本上仍是计划经济体制，大学生毕业都是根据计划分配工作或在国内考研究生，像我这样不参加分配也不考研而立即自费出国留学的，在当年的北大，算得上是第一人。
作为自费留学生，一切需要靠自己，犹如当年中学生下乡插队一样。因此，大家谐称为“洋插队”。我在东北“土插队”九年之后，又在大学毕业后开始了自己的“洋插队”生活。最初两年的留学，靠的是勤工俭学，经历了各种挑战，也得到了人生中不同寻常的磨炼。
缘起
其实，出国留学的想法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当时能考上大学就已经是意外惊喜了。出国留学？连梦都没有做过。最初萌生去发达国家留学的想法，来源于两件事情。一是改革开放开始了，我们佩服邓小平的眼界和能力，觉得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之所以能够站得高看得远，是因为他们到发达国家留过学，学过知识，见过世面。二是1980年北大开始向国外派遣留学生，而我的下铺兄弟易纲就是首批三人之一。出国留学，似乎已经不再是不可想象的事了。
有一次，我们一些同学拿着方凳在学校大饭厅看电影。电影放映前，大家无事聊天，聊到了出国留学。在哀叹公派名额有限时，我突发奇想地说，要不咱们给华国锋主席写信，让国家允许我们像当年周恩来、邓小平那样到欧美国家去“勤工俭学”？几个人越说越兴奋，恨不得电影不看了，马上回去写信。不过，等看完电影回到宿舍冷静下来，大家也就再也没有提起此事。虽然给华主席写信的事不了了之了，但设法自费出国留学的“种子”已播在了我的心里。
申请
当然，“种子”的发芽还是需要有外部条件的。不久，旅居美国的二舅回国探亲来了。二舅曾是国民党的高官，与阎锡山、马鸿逵等很熟，又帮陈纳德、徐恩曾等做过事，1949年去了台湾，50年代移居美国。他晚年非常想家，获准回上海和杭州探亲。我们虽无见面，但他听说我在北大上学，很高兴，就对我妈说，我若有机会去美国深造，他和同在美国的大舅都会支持。
于是，自费出国留学的想法开始有了实现的机会。但是198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中美也刚刚建交，封闭已久的中国教育界，对自费留学的事既没有政策，也没有信息。问了不少人，都不知道怎么办。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四处打听，我基本搞清了申请途径：一方面，自己直接写信给美国学校申请入学，同时要有资助者提供经济担保；另一方面，在北大申请自费出国留学，组织同意后才能申请护照等。于是，从1980年秋季开始，我启动了自费赴美留学的申请程序。
首先，要找美国学校的信息。由于30多年的封闭，北大图书馆中外国学校的资料很少。听说北京图书馆资料比较多，我就借了一辆自行车，骑行15公里，到当时坐落在北海公园旁边的“北图”去查资料。
那时没有复印机，查到学校的地址后只能一份一份地用手抄下来，然后将申请材料一封一封地用国际航空寄往洛杉矶附近的各个加州大学和加州州立大学校区。那时中国既没有GRE考试，也没有托福考试，英文水平只能用大学英语课的成绩。我们也没有电脑，连英文打字机都没有。除了学校的成绩单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其他大部分申请材料（如个人陈述等）都是“手抄版”。
另外，我需要自己把中文的课程名称翻译成英文，有些课程不知道怎么翻译，我就去问厉以宁老师。他当时给我们讲“西方经济学”，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最懂。厉老师非常支持我出国留学，仔细地帮我校对翻译。有些课程名称他也不确定，就到坐落在静园四院的经济系资料室去查。他这种关心学生且又谦逊谨慎、一丝不苟的精神让我深受感动。
同时，我开始向北京大学校方申请自费出国留学。在改革开放不久的1980年，从北大中途退学自费出国留学还是一件新鲜事。学校让人事处来处理这件事，人事处派人接待了我。不知是因为我给他们添麻烦了，还是因为他们认为我崇洋媚外，总之，他们的态度不怎么友好。但不管怎么样，他们最后还是接受了我的申请，说要等上级部门批准。
几个月后，美国的学校陆续有了回信，多数学校说我的申请过了截止期，欢迎我申请下一年的。不过，我还是收到了加州州立大学长滩校区（CSULB）经济系的录取通知书，同意我作为 “转学生”（transfer student）入学。
录取通知书有了，就等着护照了。从1980年秋开始申请，一直到1981年的6月份才办好出国护照，据说还是北京市委批的。随后，我就拿着护照、二舅提供的经济担保材料、美国大学办理签证的I-20表，准备去美国大使馆办签证。
签证
美国大使馆设在北京朝阳区光华路。从西北角的北京大学到东南角的美国大使馆，有20多公里。6月中旬的一个早上，我借了辆自行车，晃晃悠悠地骑到那快11点了。警卫看了我的证件和材料后，就让我进到一个客厅，坐在沙发上等候。不一会儿，来了一个美国签证官，看了我的材料，跟我简单地聊了两句，就把我的护照等材料收下了，叫我回去等通知。“啊？这么简单？这么快？”原来的紧张和担心一下子全没了，我的出国留学梦居然快要实现了。
拿到签证后不久，我就去找81岁的系主任陈岱孙告别。陈岱孙教授1920年留学美国，1926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从1928年开始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系主任。1953年院校调整后来到北大，一直在北大经济系担任主任。陈岱孙教授是一代宗师，德高望重、学识渊博，却又平易近人。师生们都亲切地称他“陈岱老”或“岱老”，而我更觉得他像爷爷一样可亲可爱。
1981年6月19日获得美国驻华大使馆的赴美签证：
陈岱老很支持我自费出国留学，但听到我已经办完签证要走，就不解地问我：“为什么那么着急？”我说，“我想早去早回”。熟悉美国高校的陈岱老就说：“你现在作为转学生出去，还是读本科。我们很多课程美国大学是不认的，而他们的很多必修课我们又没有上，你光补大学本科的学分就起码要两年，早去并不能早回。”我一听，顿时愣住了，但觉得确有道理。
陈岱老接着说，“你们还有半年的时间就毕业了，为什么不等到毕业再走呢？北大的学位也是很重要的，值得珍惜的。”“另外，北大的学位，国外大学是认可的。他们不会再去看你修了什么课程，而承认你的学士学位，你就可以直接申请攻读研究生了。”
陈岱老的一席话如露入心，醍醐灌顶。我回去后立即做了一个重要决定：推迟入学，在北大读完再走。于是我给美国学校写信要求推迟半年入学，他们居然也同意了。同时，专心致志地开始找导师，准备毕业论文。
我办好签证不走了的消息让很多人很震惊：“这么好的机会你为什么不走？”“夜长梦多，现在不走，一毕业就要参加分配，到时你就走不了了。”面对各种劝说，我仍无动摇，也不后悔，因为我并不是逃难，而且我也相信推迟入学不应该影响我再次获得签证。
一晃到了年底，完成了毕业论文后，我又该去办签证了。因为当时去美国留学的签证都是一次性的，且三个月内有效，我6月份的签证自然已经过期了。12月下旬的一个早上，我又像上次一样，从北大出发，晃悠晃悠地到美国大使馆时已10点多了。没想到半年之内，赴美签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没有人请我坐在沙发上等签证官，而且现在连大门都进不了，因为当天的签证面试名额已经没了，必须明天早一点来排队。
为此，我当晚住在了一个北京同学的家里，第二天天不亮就起来。冒着严寒赶往美国大使馆。我以为自己很早了，结果已经有很多人在排队了，还有人发号。虽然不是官方的，不过大家还都认，至少拿了号可以走动走动，不用一直在寒冷中排队等着。
大家一边等候大使馆开门，一边相互打听签证情况。我不愿多说，只是听听。不少也是去自费留学的，但都不是在校的大学生。签证开始后，每出来一个，不少人就围上去问。其实，签没签过，从一出来的表情就能猜到，真有不少被拒签的。快到中午的时候轮到了我，这时我已经在外等候四、五个小时了。签证还挺顺利，签证官很轻松地和我聊了几句就给重新签了，因为毕竟是北大的，而且上一次已经签过了的。
赴美
拿到赴美签证，完成论文答辩，我就开始准备出国了。美国学校的寒假主要围绕圣诞节，所以一过元旦不久就要开学了，而此时中国的学校秋季学期还没有结束，寒假要从一月份中下旬开始。我们77级因为恢复高考，推迟到1978年春季入学，毕业也推迟到了1982年1月。我急着要赶到美国去上课，不得不申请提前离校。
没想到这件事情并不很顺利。我在办理提前离校手续时，人事处的一位干部质问我，“你现在已经读完北大了，为什么还要去读美国的本科？难道我们北大的本科不如人家美国的本科吗？”一句话说得我真不知怎么回答，只好说，“我申请的时候北大本科还没有读完，所以只能申请本科，现在读完了，我可以去读研究生。”好在他没有卡我，让我如期办完了离校手续。
临毕业前，一些同学聚在一起开了个“分别会”，我是第一个走的，自然要多说一点儿。不知怎的，我那天晚上有些伤感，说着说着眼角有点湿润。大部分同学都准备开始工作，且都是一些很好的工作，因此都很轻松愉快。
十几个同学考上了研究生，继续在北大或北京其他研究所学习，也很开心。而我到了而立之年，还要只身前往一个陌生的国度去拼搏。我突然有了一种当年到黑龙江插队落户的感觉，甚至比那时的感觉更加悲壮。下乡时毕竟还年轻，初生牛犊，什么都不怕，而且一起去一个县的就有整整一列车知青，仅中学同学就有二十多人。
这次去美国只是孤身一人，没有同伴；不是公派，没有人管，各方面都要靠自己；语言又不行，不知能否把学位读下来？总之，颇有当年去黑龙江插队落户的感觉，一种壮士即将出征的心情。
1981年12月27日，我离京回杭，二十多个同学到火车站送我。大家在送我的日记本上签名留念，其中金立佐和刘星星同学还激情满怀地写了诗词。立佐是我37楼210的室友，他写道：
“不使离愁感伤，却转衷肠；燕园四载二一〇，君莫忘，多少回，论千古，思搏击，求国强；赤心滚烫欲出，温暖冬末之寒冰，催发春华之芬芳；今与君，同窗送别在车站，明迎君，满腹经纶在机场。”
星星写的也让我感动：
“坎坷复坎坷，奔波又奔波。男儿自有志，砥砺不可磨。为践振兴志，求学赴美国。此去两三载，他乡难处多。愿君多保重，寒暖挂心头。世界一何大，登高放眼阔。学成凯旋归，同唱四化歌。”
可见，当年的出国留学是何等的隆重。
回家后不久的1982年1月16日，我乘坐从上海到旧金山的中国民航班机CA983出发赴美。其实，我要去的学校在洛杉矶南面，我的两个舅舅也都住在洛杉矶。可是，当时我们不知道怎么买到洛杉矶的机票，而中国民航只有飞旧金山的航班，也就只好买了去旧金山的机票。想想旧金山和洛杉矶都在加州，应该相差不远。在美国有高速公路，人人都开车，从洛杉矶开车到旧金山应该也用不了多少时间。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我到了旧金山，入境时费了一些时间，想二舅一定在外面等急了。然而，等我推着行李走出海关来到接人的大厅时，根本就没有看到二舅，也没有任何接人的牌子。心中不免一阵慌乱，二舅没有接到电报？或者电报没有说清楚？日期或航班信息搞错了？
我不知什么情况，没有电话，也不知道怎么打电话。等了约半小时后，我开始考虑自己找上门去。根据我有的地址，我打听到距离和公共交通方式。听后就傻眼了：从旧金山到洛杉矶好莱坞我二舅家相距600多公里，飞机需要飞1个多小时，长途汽车约8个小时，最主要的，我身上只有出国时允许兑换的40美元，根本不可能支付旅费！
没有办法，我只好继续等。又等了半小时左右，只见二舅匆匆赶来，原来他是从洛杉矶坐早班飞机过来的，然后我们下午再一起坐飞机回洛杉矶。他跟我说，你们以为美国的汽车跟飞机一样快，几百英里一会儿就到了？你为什么不直接买到洛杉矶？我只好默默地听着，要知道我们当时对美国真的了解很少。无论从信息上还是认知上，我都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一切都要从头学起。
语言
初到美国，进入加州州立大学学习，我立即面临三大挑战。
第一是语言的挑战。我们最早学英语是在初中，学的很简单，然后就是文革和上山下乡，在黑龙江边远农村待了9年后基本忘光了。77年高考不考英语，但上学报到后就来了个英语测验，然后根据水平分了“快班”和“慢班”。测验的结果，我自然去了慢班，从ABCD开始学。
大学学了两年英语，每周四个小时。我的英文课成绩不错，都是“优”，但实际水平我很清楚，背了一些单词，学了一些语法，但基本不能对话。那时也没有“新东方”可以课外补习，所以两年下来基本只能靠查字典读点英文文章。
出国前反复练了一些口语，没想到一到美国就发现自己简直就是一个“哑巴”和“聋子”。入境处由美国移民局的人审核护照签证，我遇到的是一个黑人女官员。她问了不少话，我没怎么听懂，我说了半天，她好像也没有明白。期间她说了好几次“ya”，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这是“yes”的意思。不得已，她叫了一个翻译，估计是香港来的，普通话不是很标准，不过总算把必要的信息都搞清楚了，顺利过了关。
虽然赴美前学了一些英语，但多是英式英语，也是比较标准的书面语言，在国内跟美国人聊天，他们也故意放慢了语速，所以觉得还能听得懂。到了美国，发现他们讲话太快，而且好多跟我们书本上学的不一样。
比如，美国同学见到我说，how’s it going？我就想，什么意思？只听到了going，就说：I’m going to class. 岂不知人家是问候，但我只知道问候是 how are you, 不知道这也是日常的问候。另外，很多单词的发音跟我原来学的也不一样。为此，还真的出了不少洋相。
更挑战的是上课。老师讲的很多东西听不懂，加上很多外籍老师，口音很重。一位希腊裔的教授格罗萨可斯（Glozakus），人很好，也很耐心，就是说话太快，卷着舌头，一连串的词翻滚着出来，我都感觉听到的不是英语。好在他的课是计量经济学，我听不懂但能看懂，所以问题不大。
另一位匈牙利裔的教授Stern教的是宏观经济学，他的板书很少，大部分时间就是在讲，我很快就跟不上了。不得已，我买了个小录音机，准备把他的课录下来，回去反复听。谁知第二天我刚录了不久，他就走到我跟前问，“这是什么？”我说，“录音机，我想回去再听听”。他不客气地说，“我不喜欢”。我不得不马上一边说“sorry”，一边收起了录音机，只好回去好好看书。
还有一件让我当时觉得尴尬但却受益终身的事。入学不久的一次考试，我觉得自己英语不如美国人，看题目和回答问题都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同样的时间里完成考试对我来讲有点不公平。于是我对老师说，“我英语不好，能不能多给我一点时间？”老师看了我一眼，没有直接回答我，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你在拿美国大学的学位……”。
我顿时明白了：社会是不看你的起点的，但在终点的要求是一样的！从此，我在学习工作中遇到困难时不再为自己找任何理由，树立了一个要在别人制定的规则中努力做得比别人更好的理念。
加州州立大学（长滩）有很多国际学生，很多人英语也不好，所以入学时有一场英语考试，达不到一定成绩就要修一定学分的英语。考试时我基本上来不及看题目，有些看也看不懂，只好瞎蒙，结果可想而知，除了经济学的专业课以外，我需要花钱修9个学分的英语课。不过，我还是非常感谢这些课程，至少知道了英文的文章应该怎么写，这对于我最后能够通过学校GWPE（毕业写作能力测试）考试还是很有帮助的。
学业
入学后的第二个挑战来自学业。我本科专业是政治经济学，基本上学的是马克思主义、资本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虽然在大三时学了一些西方经济学，但多是从学说史的角度介绍，缺乏系统的、完整的课程。
我开始申请出国的时候是大三，本科还没有毕业，所以申请的是“转学生”。到了学校之后，我跟经济系负责学生的教授和国际办公室出示了我的学士学位证、毕业证和大学四年的成绩单，问可不可以转为攻读硕士。
不知是所有的美国学校都很灵活，还是他们对我网开一面，居然同意我开始修硕士课程。不过，在我喜出望外的同时，也深知自己面临的挑战。这意味着，我要在没有学过经济学原理和中级宏观微观经济学的背景下，直接学习硕士层次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
其实，硕士层次的宏观和微观经济学有很多数学公式，这对我来说，反而不是太大的问题。但这些公式背后的经济学理论，恰恰是我不清楚的地方。所以，我一边修硕士课程，一边去旁听本科的经济学基础课，也修一些本科高年级的经济学课，以此来弥补我西方经济学理论基础的不足。
另外，经济学中对数学的要求很高。高级微观经济学和高级宏观经济学都需要有高等数学的基础，起码要会微积分和线性代数。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挑战。我虽然是经济学本科毕业，但那时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不用数学，经济学本科也不开数学课。
大三时因为对西方经济学感兴趣，我就旁听了在哲学系开的微积分。哲学系开数学课，是从哲学的角度去分析数学，从数学的逻辑去理解哲学，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理解无穷、连续的概念，微积分符号有什么哲学意义，什么是现代数理逻辑等。这门课没有作业，没有考试，因此，学了一学期的微积分，记了一大堆笔记，就是不会做题。
经济学硕士研究生要修计量经济学，但在修这门课前必须先修统计学。我去注册选这门课的时候，教这门课的格罗萨可斯教授问我“你修过统计学吗？”“修过。”我拿出大学本科的成绩单，上面确有“statistics（统计）”，成绩A，但是我心里清楚，我们学的统计并非计量经济学所要求的统计，计量所需要的是概率和数理统计，而我们学的只是一些经济统计的概念，如环比、同比、增长率等，知道这些概念的含义和计算。
那时国内连计算器都没有，算个数都得用纸和笔，根本无法做大量数据的回归。能学一下数理统计后再学计量经济学当然好，但我没办法，一是没时间，我想早点修完学分毕业；二是没钱，加州州立大学的课是按学分收钱的，本州居民学费比较便宜，非本州学生包括国际学生的学费要贵很多，一个学分100多美元，多修一门课要多花300多美元，对我这个自费生来说还是挺大的负担。
所以，我只好一边学着计量经济学，一边补概率和数理统计的知识。好在我数学方面的自学能力很强，这些课最后都能修下来，甚至还要靠这些数学方面的成绩来弥补语言类课程的不足。
打工
我面临的第三个挑战是财务。作为自费留学生，国家没有一分钱补贴。我不仅需要支付生活费，还要支付学费，这是更大的负担。尽管我的二舅作为担保人，替我支付了第一学期的学费，也给了我半年的生活费，并答应会继续给我提供经费，但我知道，在美国，一定要靠自己。不要说从未见过面的亲戚，就是亲生父母，孩子长大了也就不管了。像我这样30岁出头的人了，还依靠亲戚是会被人瞧不起的。
因此，我一到美国，首先省吃俭用，买最便宜的牛奶、面包、1美元8包的“方便面”，看到自助售货机里1美元的蛋糕，几次馋得想买，最后都忍住了。当然，我更希望能尽快在业余时间赚钱，通过勤工俭学来早日完成学业。
我入学不久后就认识了一个台湾同学。他很关心我，送了我一些学习用品，还送我衬衫等。学习用品我接受了，衬衫等就谢绝了。他也在加州州立大学（长滩）上学，但每天晚上去洛杉矶的一家酒店工作。我们比较熟了以后，我就希望他能帮我介绍工作。
他很犹豫地看着我，“你很想工作？”“是的，我要为下个学期赚学费！”我很坚定地说。于是，他把我介绍给了他打工的老板，让我跟他一起到洛杉矶城里的克拉克酒店（Hotel Clark）工作。克拉克酒店位于洛杉矶市区（Downtown），最多算一个三星级酒店。我的朋友每天晚上当夜班经理，从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他们当时正好缺一个夜班接线员，于是他向老板推荐了我。
一个周日的下午，我坐他的车来到了酒店。老板是个日本人，听说我是从中国大陆来的研究生，大概认为这么简单的工作我应该能够胜任，就没有问我太多问题，只是交代了应该怎么干。当天晚上我就开始上班了。
我的工作是接线员或者叫话务员（operator）。有人打电话进来后，我就按照他的要求将电话接到客人的房间。这个工作看起来很简单，但对我这个刚到美国不久，英语听力还很差，对洛杉矶还很不熟悉的人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尤其对英文数字，经常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几乎每一次我都要对方重复一遍房间号，或者说慢一点，结果弄得对方很不高兴。两天之后，我就听说有客户投诉我，说英文太差。
到了第四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首先问我，“what’s your rate?” 我一下子蒙了，什么是rate？后来才知道，他在问我房间的价格，但我当时既不知道什么是rate，也不知道酒店的rate是多少，只好坦率地说：“I don’t know（我不知道）。” 然后他接着问，“我现在刚到洛杉矶，从洛杉矶机场到你们酒店怎么走？”这回问题听懂了，可是我真不知道机场在哪，也不知道这个酒店的地址是什么，只好又老实说，“I don’t know。”挂了电话，我觉得这是老板在检查我的工作，也告诉了朋友。
果然，第二天老板就跟我朋友说我的英语太差了，不能再干了。就这样，我到美国勤工俭学的第一份工作只干了五天，就被解聘了。很多年后，我讲给我的美国学生听，他们笑个不停，说你的胆子也太大了，这个工作绝对不简单，深更半夜你没有接错房间算你走运，否则你真的会吃不了兜着走。
为了我学习生活方便，二舅和大舅从一开始就安排我住在学校的学生宿舍，在宿舍餐厅吃饭。看到餐厅有不少学生在打工，我也鼓足勇气，跟餐厅管理员申请在晚餐时间“勤工俭学”。餐厅管理员是一个黑人大胖子，豪爽大气，很快就通知我可以上班了。每天工作3小时左右，实际时间以打卡为准。每小时3.5美元，比当时的最低工资3.35美元还多一点点。
于是，我每天晚餐前提前一个小时到餐厅，自己先吃完，然后做好各种准备工作，按时开门让学生用餐。餐厅除了管理员和厨师外，其他都是学生兼职，有十几个人。我的主要工作是在窗口收餐具。学生吃完饭后就将餐具送到指定窗口，我们在里面很快将杯子、刀叉、盘子等分开冲刷一下后放到大洗碗机的传送带上，冲洗消毒后再送到餐厅自取餐具处分类摆放。后来，我也给前台服务过，给学生打过菜，盛过冰淇淋。这份工作一直干到暑假结束，我搬到校外租房子住后才辞去。
在学校图书馆工作，把书按编号放回原处
暑假期间，我又在一位华裔教授太太的帮助下，到学校的图书馆找了一份学生助理的工作，主要负责将散落在各处书桌或书架上的和学生老师归还的图书按编号放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一天大约6小时，一周30小时。
俄罗斯裔的图书馆馆长大概看我是研究生，给我的工资是每小时4.5美元。我还在朋友介绍下，每个星期五和星期六的晚上，骑车去一家中餐馆打工，当busboy（招待助理），4美元一小时，有点小费，还可以吃一顿中餐。每周六下午，我还给一个老太太收拾院子，7.5美元一小时，每周2小时。这样一来，我暑假每周要在四个地方工作将近60小时。虽然有点忙，但并不觉得累。有当年插队落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精神和身体打底，什么苦累都不觉得了。
在老太太那里打工还是比较轻松的，主要任务是除除草，用电锯削剪一下树枝等，两个小时的活我不用一个小时就干完了。老太太很惊讶，也很满意，大约以前聘的小孩们都没有好好干，而对我这个下乡九年的知青来说，这点活真是a piece of cake（小菜一碟）。每次活干完后，我就陪老太太聊天，有时也陪她去超市买东西，赚了钱，也练了口语。
通过我一个暑假的努力，加上开学后仍然可以在图书馆工作，我从第二个学期开始，就完全可以支付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了。
交流
作为最早自费出国的中国大陆学生，我当时在美国的经历是现在的留学生们不会再有的了。当时，我们很受人关注。我刚到美国不久，就有台湾同学主动接近我。有的是好奇，看看从“敌对”的大陆来的学生长什么样，尤其听说我是北大来的，更觉得有神秘感。有一次，一位台湾同学看着我的毛衣问，“这是大陆生产的吗？”“当然是啊！”他好像第一次发现，中国大陆并不是他所知道的那么贫穷落后，就像台湾人民也不是我们认为的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样。
接触多了，就知道台湾学生有两类，本省人和外省人。一般来说，本省人对国民党不以为然，一个当过宪兵的台湾同学还跟我讲他所听到的国民党刚到台湾时滥杀共产党的事。外省人比较维护国民党和蒋介石，为此我们还发生过一些小争论。
也有台湾同学告诉我，他们出国前专门接受过培训，告诉他们若遇到大陆学生应该怎么办等等，主要当然是动员大陆留学生“投奔自由”。怪不得我到美国后不久，就不断收到台湾寄来的《中央日报》《光华》杂志，还有“投诚奖励条例”等。
台湾学生对大陆学生很感兴趣，尤其是台湾女生，愿意听大陆男生们讲自己的经历。台湾的留学生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故事：上大学、当兵两年，然后出国留学。大陆的男生则基本上是一个人一个故事。可见，海峡两岸分隔久了，互相都不了解。
1982年暑假期间，学校接待了一批台湾的官员和企业家来美短期培训，住在学生宿舍，也在我打工的学生餐厅用餐。聊天中，他们很快知道我是从大陆来的，而且是北京大学毕业的，于是就一个个排队跟我照相，我顿时成了“明星”。
此外，其他国家的学生对大陆学生也不太了解，一看是中国人，都以为是从台湾来的。有一次碰到一些韩国学生，其中一人跟我聊天，问我从哪来。我说：“中国”。“台湾？”他很自然地问。“不是，中国大陆。”我也很平静地回答。没想到他一下子睁大了眼睛：“Red China（红色中国）？！”然后，他马上大声地告诉同伴们，“他是从红色中国来的！”一群人立刻围了上来，好像观赏一个外星人一样地看我。
为了让港澳台及旅居其他国家的中国人更多地了解中国大陆，我跟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联系上了，并从领馆文化处借来了一些大陆的电影，包括《布达拉宫》《黄山》《中国风貌》等风景纪录片，以及《喜盈门》《城南旧事》《知音》等故事片，周末在校园里借个教室放映，引来了很多台湾同学和当地华人观赏。
他们都是第一次看到中国大陆拍的电影，对于故事情节、演员演技，以及中国大陆的名山大川都赞不绝口。不少人看完后迫不及待地问我：下次什么时候放？为此，我还得了一个“电影先生”的名号。
20世纪80年代初，中美刚刚建交不久，美国人对中国大陆也充满好奇。当时在美国有一个“美中人民友好协会”，1974年成立于洛杉矶，是美国规模最大的、历史最悠久的全国性民间对华友好组织之一。在加州州立大学里，不少教授是协会成员，其中一位数学系的教授Newell跟我成了好朋友。
跟Newell教授一起参加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
1983年，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在洛杉矶召开，我们一些从大陆来的留学生也有幸参加了这次年会。年会上，中国驻美大使章文晋，美国首任驻华大使伍德科克（Leonard Freel Woodcock），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美国友人马海德医生等做了精彩发言。
参会的留学生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女演员陈冲，她当时也在加州州立大学自费留学，但和我不在一个校区。陈冲是那个年代很火的女明星，1980年凭借电影《小花》中赵小花一角获得了第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和南斯拉夫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
在美中友协全国代表大会上跟陈冲等中国留学生合影
跟现在的青少年一样，我们年轻时也“追星”，在国外碰到当红女明星，忍不住上去搭讪几句。陈冲也是恢复高考后于1978年考取上海外国语学院，主修英美文学。女明星在这种场合也是一个普通学生，看到同是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自然格外亲切。晚餐后舞会开始，陈冲好像想跳舞，可是中国的男留学生大多是书呆子，不会跳舞。我在大学里虽然参加了“扫舞盲”，但对自己的舞技也没有信心，终究失去了一次与女明星跳舞的机会。
生活
在美国的最初两年里，念书和打工之外的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我最喜欢的是开车。刚一到美国，看见年轻的小女孩都开个车到处跑，很是羡慕。想当年在农村插队务农时，想开开拖拉机都没有资格，现在如能开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跑该多爽啊！于是，到美国不久后我就开始去考驾照。美国考驾照很容易，当时是10美元，先考笔试，及格后领一个练习执照，就可以跟朋友学习开车，也可以在有正式驾照的人陪伴下开车上路。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国内当个汽车驾驶员仍是很吃香的，“听诊器、方向盘、营业员”，都是普通人梦寐以求的工作。可是在美国，尤其在加州，汽车就像我们的自行车一样，开车是人们生活的基本技能。考驾照不是一个门槛，教开车也不是一份职业。为了鼓励大家学习开车，考驾照时我看到了试题上有这样的鼓励：“不要紧张，全美国有几千万人都通过了驾照考试，你也行的！”
由于看了一些过去的试题，我的交规笔试一次通过，还是满分，带我去参加考试的台湾同学不禁感叹说，“不愧是北大的，我可从来没有得过100分！”然而，我的路考则是一波三折，考了五次才通过，为此又去考了一次笔试，因为一次笔试只能参加三次路考。我的路考之所以如此不顺，一方面是对美国实际交规的不熟，另一方面是在洛杉矶的马路上开车实在太紧张。美国的路考不是在驾校的练习场上，而是直接上路去考。洛杉矶地区不仅交通繁忙车水马龙，而且车速都很快，我一紧张，一个动作不符合要求，考官就马上给我fail（不及格）。
不过，这样的严格要求也使得我的技术提高很快。拿到驾照后，我就经常找车开。暑假期间，一个台湾同学回去探亲，就把他的车子交给我玩。那段时间里，我经常晚上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开小汽车”和“高速公路”，就这两个概念就已经够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激动一番了。
除此之外，我还喜欢拍照。摄影本来就是我的爱好，中学时就经常跟同学在一起，用120的海鸥照相机或我们家的135照相机拍照，我们还用红领巾包着15瓦的灯泡做暗室，买了相纸、显影剂、定影剂等自己印照片。
到了美国，我就希望能把在那里的很多经历拍下来回国跟家人和朋友分享，也想留给将来的回忆。我还拍了很多幻灯片，除了美丽风景、高楼大厦、各类活动外，我还专门跑到洛杉矶的穷人区，拍露宿街头的流浪人群，也拍了在草坪上认真看书的美国学生。我为此还专门买了一个幻灯放映机，回国后将这些幻灯片放给大家看。
跟易纲同学在迪士尼乐园游玩
当然，旅游也是一件我非常感兴趣的事。在美国留学的最初两年里，我跟一些香港同学一起开车去了一趟旧金山，跟两名印尼的华裔留学生开车去了一趟拉斯维加斯。但最难忘的两次，一次是1982年暑假，北大同班的室友易纲来加州看我，我们一起去洛杉矶南面的迪士尼乐园去玩了一天。
他是我们77级第一批公派学生，当时在美国伊利诺大学学习。虽然都是研究生了，但我们在迪士尼乐园还是玩得像孩子们一样开心。可以说，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享受童趣，在黑暗的“空间”和“鬼屋”中大喊，在“飞船”冲向水中时大笑，直到晚上仍意犹未尽，把到美国以来的所有压力和疲惫都荡涤一空。
跟同学去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旅行
还有一次是跟在图书馆一起工作的国际学生开车去墨西哥的边境城市蒂华纳(Tijuana)。蒂华纳在加州圣地亚哥的南面。这次旅行的最大感受是美墨之间的“差别”。首先，出入境的差别：从美国去墨西哥，既不需要签证，也无入境检查，根本没有人管，只是通过一个不可倒转的旋转门，就从美国来到了墨西哥。反之，从墨西哥回美国，则不仅反复审查，连汽车的后备箱都要打开检查。
我当时的第一感觉，墨西哥连国家的尊严都没有了，继而又觉得墨西哥也很无奈，他们需要美国人去消费以改善生活。其次，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美国这边的高速公路质量很好，一过边境就马上不行了。美国这边的圣地亚哥富裕发达，墨西哥的蒂华纳则贫穷脏乱。除了很多兜售商品的和乞讨的，还有不少拉皮条的。说实在的，这种贫穷和富裕的差别，对于经济学专业的我来说，还是深有感触且不是滋味的。
回国
从1982年1月入学到1983年12月毕业，不知不觉两年过去了。这两年读的是硕士学位，除了英文以外，学业上的压力并不是很大。最重要的，我没有像早年很多自费留学生那样，因为打工而耽误学业，或因为成绩不好需要多修学分而不得不打更多的工。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挺过来了，基本上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完成了9个学分的英语课和27个学分的经济学课程，最后一个学期我只修了一门课，同时在准备加州州立大学获得学位必须要通过的英文考试GWPE。
当我即将完成学业准备回国时，美国教授海格兰德（Haglund）劝我继续留在美国读博士。她说，在美国学术界，硕士基本上不算什么，读完博士才能算得上经济学家（economist）。她甚至愿意替我做申请学校的经济担保人。
另一位教国际经济学的日本裔教授Ishimin对北京大学很看重，我是他教过的第一个北大学生。上课之余，他还经常跟我聊天，甚至请我到他家吃火锅。他也觉得我应该继续读博士，并愿意替我写推荐信。
因此，临回国前我决定申请1984年秋季入学的博士项目，考了GRE，发出去一批申请信，然后准备回国等结果。如果有学校录取我了，我就再回来攻读博士，如果没有学校录取我，那我回国就开始找工作。不管怎么说，我是1983年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可以说是77级获得学士学位后最早的留美硕士之一，回国找工作应该没有问题。
听说我要回国，很多朋友都很诧异。当时中美之间生活水平差异很大，很多人出国都想留在美国。尤其自费留学，没有花国家的钱，也没有公派学生必须回国服务两年的签证规定，因此自费留学生几乎没有学成回国的。但当朋友们知道我希望回去参与国家的经济建设时，又都表示钦佩和支持。
在欢送会上发表“告别演说”
1984年2月5号晚上，加州长滩的美中友协分会为我举行了一个欢送晚会，来了48人，包括教授、同学、朋友，不少美国人和国际同学，还有很多台湾、香港和大陆的中国同学。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下了祝福留言。
来自台湾的陈钧铭教授的留言：
“海外存知己。闻声忆友人。”
美国朋友Gary的留言：
“Your time here in my country was short, but our friendship across the ocean will be long. Good luck on helping your people! （虽然你在我们国家的时间很短，但我们之间跨越太平洋的友谊将是长久的。衷心祝福你能帮助你的人民）。”
一位台湾同学的留言：
“盼望您能用您的所有，为和平统一中国尽全功。”
一位香港同学深情地写了一首诗，最后两句：
“别后相见知何日，长堤此际诉离情。”
很多朋友送了礼物或贺卡，表示希望今后能在北京或其他城市再见面。晚会持续了几个小时，大家轮流发言，依依惜别。我深受感动，留恋不舍。当晚我作了“告别演说”，回家后还记了日记，留给将来的回忆。
在洛杉矶机场乘坐中国民航（CAAC）的班机回国
1984年2月11日，我在获得了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入境签证”（那时回国还需要签证）后乘坐中国民航的班机，从洛杉矶回到上海，结束了我第一阶段的自费留学经历。
回到家不久，我就接到了加州大学（戴维斯）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的入学通知书。于是，我没有在国内找工作，半年后又一次回到美国，开始了我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和在美国高校任教的又一段经历。
从1982年出国，到1995年开始回北大，到2002年最终辞去美国大学教职，我先后在美国学习和工作了20年。与后面的经历相比，最初两年的自费留学生涯是最艰苦的，最具挑战性的，也是最难忘的和最有价值的。我通过在美国社会的打拼，战胜了语言、文化、专业、财务等各方面的困难，成功地完成了从一个初中没有读完的知青，到一个基本不会英文的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大学生，再到一个美国大学经济学硕士的转变，奠定了日后在美国继续学习工作和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基础。这两年的“洋插队”，就如东北九年的下乡，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一段经历，终生难忘。
2022年7月
海闻，北京大学经济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原副校长兼深圳研究生院院长，汇丰商学院创院院长。现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汇丰商学院院务委员会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
曾在黑龙江虎林县红卫公社下乡九年。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77级），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滩）经济学硕士，加州大学（戴维斯）经济学硕士和博士。曾任美国福特路易斯学院助教授和副教授（终身职）。1995年回国参与创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4年创办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2008年创办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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