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封建帝王與當代獨裁者，不論右派蔣介石、朴正熙或左派金日成、習近平，皆如此癡迷儒家？為何當代中國知識份子，不論自由派胡適或社會主義陳獨秀，卻齊聲批判它？比起馬克思，儒家更影響了習近平的國家意識形態。它如何形塑天朝秩序？又如何指引中共的全球戰略野心？
儒家理想與現實
儒家長期受封建帝王喜愛，即便蒙古、滿洲君主消滅中原政權它仍屹立不搖。千年來在不同政治環境發展出先秦儒家、朝鮮理學、江戶朱子學、新儒家等眾多版本。其主要優點在強調修養個人道德以符合社會角色：要求統治階級道德自律(专制統治階級根本不可能进行道德自律），可避免殘酷與腐敗統治。強調多重和諧（內心、人際、人與自然）可減少衝突與戰爭。要求百姓培養道德、不行偷盜則可降低治理成本。相較殘酷統治，儒家的「仁」似乎是理想政治典範。
但現實總有差距。一方面，藉修身以成聖（道德無瑕不會犯錯者）雖富宗教理想卻陳義過高、不切實際。宋明理學「存天理滅人欲」更違人性，當統治者做不到就只好造假。故《莊子》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另一方面，光訴諸道德自律無法約束行為，嚴刑峻法就成實際手段。故外儒內法乃空泛道德教條下的必然：道德標準越高，違反時的刑罰就越殘酷。而社會成員彼此監視的道德壓力，更被魯迅批評為禮教吃人。造假與彼此監視，反成儒家實際遺產。陳獨秀批判儒家之荒謬與壓迫，非空穴來風。
天朝秩序與合法戰爭
儒家「華夷之辨」 決定天下格局並界定我群與他者的邊界（中央皇權、內臣、外藩、朝貢國、四夷）。願接受中央文明的蠻族，可變成「自己人」並使帝國擴張。反之，討伐外蠻並將之同化（assimilation）就成了皇帝績效考核。相較於尊重差異，帝國更重視世界大同，維持我群內的影響力成為重點。2018年美國國防部長以明朝貢體系比擬中國外交或不精準，但此天朝秩序卻是上海合作組織成立背後的思考，輸出意識形態與價值觀更是千年來的慣習。
然而，光強調道德不足以安天下，還須有殺掉失德者的權力。儒家強調仁，但也支持復讎與戰爭。《春秋公羊》主張對嚴重的不義不應漠視（比如，報殺親血債）。《大學》認為皇帝有義務以武力維護世界和平，保護藩國或討伐失德君主。但何謂失德卻常由侵略國單方認定。1979年越南進攻親中的柬埔寨，正訪美的鄧小平告訴卡特：「小朋友不乖。該打屁股了」。類似懲越戰爭的報復性遠征並不罕見，但中國是少數具軍事實力且有儒家思想來合理化者。此外，《孟子》也鼓勵百姓發動戰爭，消滅殘暴君主。
箝制科學發展
歷朝皇帝提倡下，儒家壟斷了中國的知識來源。隋帝國興起的科舉制度的原設計是以考試擇優選拔官員，取代貴族世襲。表面看似理想，惟考試科目侷限于儒家經典，而非實際治理知識（財稅、治水、農業等科學），使篩選到的人不是優秀技術官僚，反是最附和皇帝意識形態者。讓培養人才淪為了思想控制，限制了科學、哲學等多元知識的發展。蔡元培認為，科舉將知識份子吸引到儒家的獨木橋上，比罷黜百家更能箝制思想。五四運動後的自由派、左派與保守派知青三分天下，但僅保守派捍衛傳統價值並於1921年後發展出「新儒家」。
冷戰復興下的反民主
蔣介石敗退來台後，為鞏固其合法道統，恢復祭孔大典。六〇年代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將古文經典重列公務員考科。教育部要求12歲學生背誦文化基本教材，恢復1912年被教育總長蔡元培廢除的讀經科。同時慷納稅人之慨，贊助海內外儒學（金援香港新亞書院、孔孟學會無償使用國有財產、大學量產儒學碩博士等）。冷戰期間，韓國軍事強人朴正熙面對勞工運動，也強調儒家忠孝和服從權威。北韓金日成與金正日父子推動朝鮮理學以鞏固統治。新加坡李光耀家族抵擋西式民主價值，被稱為儒家軟式極權（Confucian Soft Authoritarianism）。而台灣新儒家顛峰的七〇年代，更是人權的黑暗時期。
台灣民主化後，儒學式微，反觀中國極權崛起後，廣設孔子學院。儒家與民主之負相關，不言可喻。儒家能在封建歷史中存活茁壯，乃因經過千年磨合，已是最適應極權統治的最佳化（optimized）理論。希冀改革儒家思想以適應民主社會，與改良纏足以相容於女性主義同樣困難。陳獨秀以袁世凱和張勳復辟，獨尊儒術，批判「孔教與帝制有不可離散之因緣」乃今世「文明進化之大阻力也」。美國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更主張民主與科學本互相支持，科學的批判精神與獨立思考乃民主的必要條件。不正視儒家與科學的根本矛盾，新儒家永遠開不出民主。
從保守走向極端倫理觀
雖與民主、科學無緣，但儒家「倫理」卻更孱弱。人類約一半女性，但儒家的性別歧視與多元包容依舊衝突。《禮記郊特牲》要女性終身服從男性、《禮記內則》不准女性有私人財產、《禮記禮運大同篇》刻板社會角色更已落伍。2015年新儒家蔣慶〈只有儒家能安頓女性〉強調男女有不同自然與社會屬性，故「做好女兒、好母親、好妻子是女性自然屬性與家庭屬性的必然要求」。顯然不論古今，儒家大同世界與平等多元社會仍矛盾。
2015年社會學研究發現，對同性、離婚反感度在東西方不明顯（如菲律賓VS.澳洲）但同為亞洲的儒家／非儒社會（韓國VS.泰國）則差異顯著。儒家影響越大，則包容度越低。
習近平掌權後加強中華文化復興和價值出口戰略，中國新儒家蔣慶、陳明、康曉光、余東海、秋風也於2016年在新加坡出版《中國必須再儒化》宣告中國要成為普世價值制定者，而非被動接受西方的價值观，一改五四運動後學衡社新儒家對德先生、賽先生的追求。雖然海外新儒家努力維持「改革保守派」立場，但中國新儒家在中共舉國推動下越加排他，變本加厲成為對抗普世人權的極端主義。反觀台灣民主化後，儒家漸失國家資源與影響。台灣更於2018年率亞洲之先立法保障同婚，女性國會議員的比例則在東亞居冠。
結語：自由競爭方有利儒家進步
儒家歷經千年封建皇權的優化調教，已演化成最適應極權統治的理論。它之所以受帝王歡迎，乃因提供獨裁統治（天命與聖德）論述基礎：對內以社會和諧为由，合理化不平等，使底層階級將注意力放在個人修身（發展德性而非批判思考）並透過考試窄門升級，對外亦能出兵懲罰失德異邦。現在，儒家比馬克思更影響中共領導人，2022年白紙運動，民眾高唱共產國際歌要習近平下台，但官媒反而宣傳統治者視民如親的仁德。這種意識形態之爭與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無涉。事實上，道家、禪宗也強調自由與平等，更適合當今民主社會。
愛之適足以害之。正如同對1960年成立的「國產」裕隆汽車長期關稅保護，反使其毫無競爭力。同一時期傾國推動的「國學」亦使儒家困於溫室近親繁殖，無法適應民主時代而有所長進。儒家人性論對于現代認知科學已是神話，遑論其倫理觀與普世人權、法治精神格格不入。
因此，民主台灣應清除殘餘的儒家特權與威權時期的象徵，逐步廢除國家考試的古文經典、各級學校《文化基本教材》、孔廟維護與祭典預算等，以免圖利儒家而違憲，使儒家與佛、道、基督教等思想同享平等地位，回歸市場競爭。唯有透過思想的自由競爭，儒家才能與時俱進，在未來才有突變創新的可能。
作者為中研院歐美所副研究員、史丹佛大學行為科學高等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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