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十年代浦家在北京的家庭合影。从左至右分别为：浦洁修、浦友梧、浦熙修、浦通修、浦安修(后来，嫁给了彭德怀）
这一家三姊妹，大姐浦洁修、二姐浦熙修、小妹浦安修，个个经历都不平凡。但论出身，并不显赫，更非名门。父亲浦友梧，不过是北京北洋政府时期交通部下属的会计科员。当初因为家境并不富裕，并没打算让女孩多念书，幸亏靠了母亲的坚持，经常为要学费给丈夫吵架，三姊妹才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一直读到北平女子师范大学。
三姊妹中，父亲浦友梧认为二姑娘浦熙修最聪慧。浦熙修没做记者前，做过一段时间的教师，教数学、教美术、教音乐，会画画、会弹琴，书法也很不错。她18岁时画的一幅扇面，女儿袁冬林一直保存着，前些年知名画家黄苗子看见后，评价说：“毛笔字和画真的很不错！”
浦熙修1932年和袁子英结婚，不甘心做家庭妇女，背着丈夫跑到地产公司应试女职员，人家虽然不招已婚妇女，但看到她应试时的文章写得很漂亮，便将她推荐给《新民报》。浦熙修在报馆先是做发行，后又转广告科。有次报馆人手不够，派她临时救场，社长陈铭德这才发现她是个写稿人才，于是调她到采访部担任记者。这一年她27岁。
这一转行，替中国新闻史增添了一道光芒。从此国统区的读者，常常能读到浦熙修文笔犀利、直击时弊的文章。
她写过《洋狗坐飞机》的新闻，揭露宋蔼龄携狗抵达重庆，导致许多知名人士无法及时撤离香港。这篇报道后来被证实为虚假传闻，但在当时却轰动全国，引发西南联大学生鸣锣上街，昆明数千学生云集响应，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高呼口号“铲除孔祥熙”，让政府骤然受到巨大压力。写了假新闻不受追究，此后她更不畏强权，敢说敢写，先后撰写过《孔大小姐飞美结婚》、《女公务员为米请愿，孔副院长予以拒绝》、《毛泽东为团结而来》、《毛泽东辞别重庆》和导致她一度入狱的《南京政府的最后挣扎》等报道。这让她深受当时还是在野党的中共高度赞赏。
浦熙修还写过一组系列报道，非常著名。1946年1月，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这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会议，可谓万众瞩目。浦熙修以其新闻记者的敏感，别开生面地对全体政协代表一一作了采访，并于政协会议召开前，以连载形式，在重庆《新民报》晚刊头版，每天一篇不间断登出。国共两党以及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中的重要人物，孙科、陈立夫、陈布雷、王世杰、邵力子、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傅斯年、张澜、沈钧儒等，他们对国事的不同言论和态度，都被真实、生动地记录下来。与当时的其他采访报道相比，可谓别树一帜，成为中国新闻史上少有的华彩篇章。
政协代表中，外交部长王世杰考虑到自己在国民政府中的身份，有所顾忌，要求见报时不要署名，浦熙修答应在报道中只说“某代表”。结果38位代表37位都有名有姓，“某代表”自然就是王世杰了。这让王世杰有口难言，居然不小心掉进“陷坑”里了。
像这样的采访手腕，让许多政要防不胜防。有时为了获取新闻，浦熙修甚至“不择手段”，以身试险。一次，国民政府开会作军事报告，不让记者参加。浦熙修竟疏通内部人员，自己躲在会议室屏风后面，暗中记录。
作为记者，她常常身临其境，冒险犯难。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6月，上海爆发十余万人的反内战游行，并派代表到南京请愿。当代表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特务策划指挥的所谓“难民”的包围殴打。浦熙修前往现场采访，也被打伤。旗袍被撕破，鞋上沾满泥土，后背淤血青紫，只能侧卧在床。当时各界人士闻听，纷纷前来探望。蒲一时间成了敢于同恶势力斗争的英雄。
据女儿袁冬林回忆，无论重庆还是南京时期，她家就是新闻界有名的沙龙。家里经常高朋满座，人来人往，经常没完没了、没黑没白地评论时事、交流新闻。那时，周恩来也常常打电话来找浦熙修，商量怎么发表对中共有利的新闻，就连袁冬林也接到过自称“大胡子伯伯”的周恩来找母亲的电话。
毫不夸张的说，民国时期的浦熙修，简直就是中国新闻界大名鼎鼎的女记者。但凡有新闻的地方，都有她活跃的身影；只要是必须鼓与呼的事件，都有她尖锐犀利的声音。
1949年6月，浦熙修单身一人从上海前往北京。不久，袁冬林和弟弟也从上海来到北京读书。浦熙修到北京后，有三个报馆可以选择：光明日报、新民报和文汇报。浦熙修最终选择了文汇报。恰好文汇报老总徐铸成也邀请了她，她也觉得那里更适合自己，就过去了。文汇报给她的职务是副总编辑兼北京办事处主任。徐铸成还特地从报社拨款，在灯市口朝阳胡同买了房子，作为浦熙修的办事处及居住用房。
不久，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建政。那段时间，浦熙修非常高兴，把这看成是自己的节日。在袁冬林的印象中，母亲如同生活在耀眼的阳光下，心花怒放。用浦熙修自己的话说，就是“照得都睁不开眼”了，真是满心欢喜地迎接这个新社会。但很快浦熙修就感觉到有一种政治上的失落感，原来和她无话不谈的党员朋友，慢慢疏远了；以前她是以跑独家新闻和专访著称的，但上面规定重大新闻必须用新华社通稿，浦熙修就有点茫然不知所措了。过去她上下左右关系都有，到哪里都不愁没有新闻。现在受新规定约束，再不能像过去那样天马行空到处采访了。文汇报也随即转向了教育方面的报导，版面也减少了。到1956年初，文汇报还一度停刊并入教育部领导的教师报，这让浦熙修感到非常落寞。
这年10月，因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又遵命复刊。复刊后的文汇报把自己定位为高级知识分子的阵地，办得有声有色。1957年3月中旬，毛泽东特别邀约文汇报总编徐铸成等人在中南海见面，称赞说“《文汇报》办得实在好”，“编排也十分出色”，“我每天下午起身后，必首先看《文汇报》，然后看《人民日报》”。能得到最高领导这样高的评价，浦熙修和整个报社，是不免有点沾沾自喜的了。
然而到了7月1日，时间才仅仅过了三个半月，《人民日报》就发表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文章，咄咄逼人地指出：“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上面这一发声，直接把文汇报定性成了“张罗联盟”的喉舌。
一开始，浦熙修并没有回过神来。她还沉迷在昔日的光环中。1949年开国大典那天，毛泽东召见她时，当着众人的面赞扬她“是坐过班房的记者”；就在几个月前，毛接见文汇报社长徐铸成时，还表扬了《文汇报》的办刊方向；周恩来在重庆时称浦熙修是“我们的亲戚”，经常打电话给浦熙修，就党不便出面的问题，跟浦熙修商量如何用新闻的方式发表。这一切的一切，都还言犹在耳，历历在目，怎么一夜之间，文汇报就成了罪孽，她也成了“章罗联盟”中“能干的女将”了？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民盟内部便掀起了批斗章罗联盟的滔天巨浪。许多昔日点头招呼甚至私交甚厚的同事、朋友，都纷纷上台揭发声讨，怒斥罗隆基的种种罪行。到后来，几乎人人上阵，个个争先。别人批他，他还可以傲视，面无惧色，待到自己亲近、信任之人，也不留情面，甚至不顾事实曲意栽赃的时候，罗隆基便开始崩溃了。他伤感地说：“十年的亲密朋友浦熙修当面绝交，八年秘书邵云慈写信检举，还有孙平毅秘书在民盟整风会上也声色俱厉驳斥我”，话未说完，已是悲哀哽咽，伤心泪下了。
其实处在当时的高压之下，惟有实实在在的揭发检举，才能使自己逃离灭顶之灾。
罗隆基没有说错，他和浦熙修十年的交往，那是深入到骨髓的。也因为如此，浦熙修承受的精神压力也是巨大的。浦熙修悲剧角色在于，她的罪名和罗隆基的罪名都是钦定的，她必须向自己和罗隆基大泼污水，以证明上面的“英明”，就如同章伯钧违心认罪一样，才能获得刀下留人的过关。
据她女儿袁冬林回忆，当年浦熙修每天要接受几场批斗会，要她交代与罗隆基的关系。就连家庭内部，她也面临亲人的逼迫。大姐浦洁修是民主人士，但“表现得比党员还左”，她告诉袁冬林，她是受周总理、彭老总、刘仁（北京市委副书记）的指示来动员浦熙修交代问题的。袁冬林当时在北航读大四，住校，也接到学校党委的通知，要她回家以防挨斗的母亲发生意外。两人逼着浦熙修找出她的日记和来往信件，不管是什么内容，都尽量往罗隆基有罪的政治公式上套。
大姐浦洁修每次来，总是以训斥的口吻，逼迫浦熙修照她说的做。女儿袁冬林和大姨是一条战线的，浦洁修让她找什么她就找什么。所以后来所谓浦熙修交出罗隆基的情书之类的材料，不是浦熙修自己拿出来的，而是她大姐和女儿共同施压的结果。袁冬林说：“那时候，我们都相信，自己是代表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帮母亲改正错误。”
处于内外交困的浦熙修，已经失去了民国时期的英勇，在周围人的“帮助”下，一次又一次地检查交代，揭发罗隆基的罪行，向上面真诚投降。她的检讨揭发稿也是经周围人审核同意后才交出的。她以为自己把最隐秘的东西都暴露给人看了，一定会获得谅解，消除误会，没想到这样做的结果，却是一次比一次更深地坠落到政治的深渊里。
反右运动落幕，浦熙修还是被划为右派，被逐出新闻界，离开了文汇报，分配到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教组工作。她自嘲说：“新闻记者当不成了，当旧闻记者。”说这话时，心情是不免感觉压抑的。
1965年底的一天，在北航教研室工作的袁冬林接到母亲电话，浦熙修在电话中哽咽着告诉女儿自己得了直肠癌。当时情况还好，做了手术，在香山疗养，每天坚持爬山锻炼。但不久文革爆发，香山疗养院不能住了，一个人回到家中。8月红卫兵上门抄家，很多书画就此丢失；住在浦洁修大姐家的老父亲因抄家受惊去世；三妹浦安修因受彭德怀牵连遭到批斗，偶尔到二姐家洗澡，浦熙修看见她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她自己都无法自保，只能暗自落泪。
其后病情复发，到了1967年，身体已经虚弱到几乎无法走动，北京医院也住不了，医疗关系被转到了政协礼堂附近的白塔寺北医附属人民医院，准备再次开刀。但医院不知怎么晓得了浦熙修是大右派，就在她的病历上写了“明天斗争大右派浦熙修，勒令她出院”。
那时袁冬林和弟弟也在挨批斗，没有办法陪伴在母亲身边。
1969年，袁冬林不许回家的禁令被解除，终于可以回家看望母亲。她发现母亲的下身在经历了几次手术之后已经被挖空了，床周围又是管子又是瓶子，屋里的臭味，要燃檀香才能冲淡。
1970年3月，袁冬林被告知必须去干校学习。临行，女儿告诉母亲：“娘，我要去干校了。”浦熙修泪流满面，知道今生今世，这是生离死别，再也看不到女儿了。平静之后，她翻出自己参加抗美援朝采访时穿过的皮袄以及褥子，交给女儿，叮嘱她不要受凉。
1970年4月23日，浦熙修病情再次恶化，医院病房人满住不进去，只好在走廊里输氧抢救，当时女儿袁冬林在干校，儿子出差，浦熙修孤零零地躺在走廊里，没有一个亲人在场，只有喧闹嘈杂的走廊，目送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女性，在孤独悲凉中，凄凄惶惶地走完了她大起大落的一生。
2020-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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