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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21 July 2023

小看他人是要付出代价的.

 

很多人都知道,毛泽东是师范出身,但极少有人知道,毛泽东的师范学历是五年半。他1913年春考入湖南第四师范学校,第二年,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湖南的师范是五年制,而第一师范是秋季开学的,所以到1918年暑期毕业时,毛泽东实际读了五年半的师范。他是1893年12月26日出生的,这么一算,他毕业这一年已经25岁;而同等年龄的学生,一般都读到了研究生。

这让他后来在学历上一直很吃亏。

还在师范快要毕业时,他和蔡和森等人组织了新民学会。6月下旬,学会开会讨论,认为留法勤工俭学很有必要。会议推举蔡和森等前往北京,负责推进这项工作。不久,毛泽东为新民学会赴法勤工俭学的事,也从长沙乘火车来到了北京,这是他第一次走出湖南。

与蔡和森不同,毛没去法国勤工俭学,而是选择了留在北京。此前,一直在湖南第一师范教书的杨昌济先生,在1918年6月,应蔡元培先生的邀请,已在北京大学担任伦理学教授。赴法勤工俭学的信息就是他传回湖南的,并让一师的学生们积极准备赴法留学。

在全国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湖南是报名最多的省份。他们中的多数人,为准备出国补习法语,陆陆续续进了预备班,没有进预备班的也都考入了北大预科。杨昌济先生希望毛泽东最好能在北大继续读书,但这位昔日的学生没有报考预科。其中不乏经济的原因,亦可能与他一向推崇自学的主张相关。另一个客观原因,就是当时教育部曾有规定,中等师范生毕业后,必须先工作几年,才能报考大学。

毛泽东在北京时,最初住在杨昌济先生家,其他新民学会会员则分住在湖南会馆。由于分散居住,联系起来十分不便。不久,毛泽东和蔡和森、肖子升、罗章龙等8人搬到了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8个人挤住在一间小屋里,白天还好,一到晚上,大家挤在一个炕上,挤得几乎都透不过气来。如果实在熬不住要翻身了,必须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否则根本翻不过来。

在湖南来京的新民学会会员中,毛泽东当属最窘困者之一。肖子升说:“毛泽东几乎一无所有,虽然往法国的路费已减少到一百大洋,但这对他仍是无法解决的大数目,而且他自己知道,无人能借这笔钱给他。”毛泽东自己也说:“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的钱来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

为此,杨昌济向校方推荐毛到北大图书馆工作。当年同在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肖子升对此事有比较详尽的叙述。他说,学校原打算让毛泽东去做教室清洁员,因为那样可以在工作之余免费旁听。后来,是校长蔡元培改变了毛泽东的工作,肖子升说:蔡校长是位可敬的人,他有个更好的主意:与其做个教室清洁员,不如安排毛泽东在图书馆工作。蔡元培因此写了张条子给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先生:“毛泽东为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内工作,请将他安排在图书馆中,……”李大钊于是安排毛泽东干打扫图书馆、整理图书等轻便工作。

有了图书馆助理员这份工作,毛回忆说:“我每月可以领到一大笔钱——八块大洋。”当然,相比校长教授的工资,差距是非常悬殊的。馆长月薪是120元,校长600元,陈独秀300元。

不过,将八块大洋谓之一大笔钱,这话搁在当年,也并非完全出于自嘲

1911—1919年上海的经济数据显示,1块大洋可以买30斤上等大米,或8斤猪肉,或10尺棉布;白糖每斤6分钱,植物油每斤7-9分钱,食盐每斤1-2分钱。考虑到上海的物价比北京要高出10-20%左右,那么每月8元的收入,不单衣食没有问题,应该还有结余。

总之,毛泽东在北大有了一份工作,生活也算安定。他在北大红楼西侧的第二阅览室,负责管理《申报》、《民国日报》、《晨报》、《京报》、《大公报》等十五种中外文报纸,每天登记新到的报刊和借阅书籍者的姓名。

毛泽东虽然没有能读北大,但他是新闻学会和哲学会会员,可以免费旁听。其中旁听的一个学科,是梁漱溟开设的哲学课。梁漱溟和毛是同龄人,只是在月份上,梁比毛大两个多月。梁漱溟与杨昌济同为北大哲学系教师,经常来杨家走动,毛在杨家居住时,经常为梁漱溟开门,执弟子礼。

这样的情景,当然会使人有所想法。

另一位叫张申府的北大助教,与毛也是同龄人。两人的学历有很大分别。毛1913年考入湖南省立师范时,张考上了北大预科;毛1918年师范毕业时,张已经在1917年留校担任助教了。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馆长时,因工作比较忙,就让张申府在登录室帮忙,李大钊有事离开时,就由张申府代理图书馆主任。一个25岁的年轻人成了另一个25岁的年轻人的顶头上司,这都罢了,问题是张申府嫌毛的毛笔字龙飞凤舞,令其重新填写图书卡片,令毛闷声不乐。

非但如此,就连还是北大学生的傅斯年等人来图书馆借书,也不愿同管理员搭话。

1938年在延安时,毛接受斯诺采访,回忆在北京的一段日子,提到当年的一批名流:“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我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几十年后,这个一口南方土话的人,为“北京大学”题写了校名,让张申府见识了什么叫做书法。而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令更多的知识分子,戴上了各种各样的帽子……

2020-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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