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池肉林、挥金如土的中国富豪
沈栋，出生于上海一个"黑五类"家庭。少年时代，全家移居香港，父母从零开始，辛苦打工，他就读警察子弟学校的放牛班，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环境中苦苦挣扎。之后，他在美国完成大学学业，回到香港，但香港已然无法满足他的野心——唯有江泽民时代如火如荼、笙歌鼎沸的中国才是他成就一番事业的广阔天地。他以美国投资公司代表的身份，在上海和北京开启了一段过山车般的人生。
沈栋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点是结识了其貌不扬却与之同样是出身贫贱、却怀有更大野心的女商人段伟红——段伟红是泰鸿集团创始人、凯风公益基金会创始人和理事长、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及清华大学战略发展顾问委员会委员。他们结为夫妇，靠着孙子兵法和厚黑手段，挤入中共政治局几大家族的社交圈和生意圈，成为温家宝家族的白手套，地位和财富犹在郭文贵之上。他们轻松拿到中央批文，夺取北京市中心的黄金宝地，不仅重新形塑北京的城市风貌，也在北京机场盖了一座超大型航空货运物流中心。由此，数十亿美金财富滚滚而来，比之阿拉伯石油国家的王公贵胄也毫不逊色。直到习近平上台之后，以反腐为名整肃政敌，段伟红凭空消失，商业帝国土崩瓦解，这一曲凯歌高奏的交响曲戛然而止。早已与之离婚的沈栋身在英国，为了营救仍是商业伙伴的前妻，出版《红色赌盘》一书，将这场疯狂赌博的内幕一一道出。
《洛杉矶时报》前北京分社社长芭芭拉·德米克评论说："沈栋的这本书，让我们有机会窥探被纵容的中国权贵，是如何利用与政治局成员的关系，将其资产累积至数十亿美元。这是一个由拉菲酒庄、劳斯莱斯和价值一亿美元的游艇所组成的世界，在这里，友谊完全是由一场场交易换来的。"沈栋在书中讲述了二零一一年春，他与段伟红邀请贾庆林的女儿贾蔷和女婿李伯潭以及许家印夫妇一起去欧洲豪华旅行的细节。同行的几家人乘坐一架私人飞机，在飞机上豪赌，但各自拥有的几架私人飞机仍空机随行，以防主人行程出现变动，随时可加以调用。到了法国境内，沈栋每一顿都安排顶级大餐，以讨好客人。比如，在巴黎最古老的杜耶餐厅的首场午宴，光酒品就花费超过十万美元，佐餐的葡萄酒来自法国最负盛名的酒庄的百年陈酿。一路上，客人对博物馆和艺术馆毫无兴趣，他们根本不具备人文素养和审美能力，他们是只知道疯狂购物的"有钱的原始人"。沈栋写道："我从来想象不到女士购物可以如此全力以赴地血拼，在米兰机场准备回国时，光办理购物退税就花了三个多小时。"这些细节，让电影《疯狂的亚洲富豪》中的场景黯然失色。
由于缺乏基督教传统，即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清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引述美国国父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文字指出，资本主义精神指一种带有功利主义色彩，以增加资本本身为目的，累积个人资本的责任，并且将积累的资本用于社会再生产而不是个人消费，将工作视为天职且有系统和理性地追求合法利得的人生观；中国的暴发户即"权贵资产阶级"只能靠一掷千金、骄奢淫佚来填补精神空虚，炫耀财富和地位，以及缓解财富和地位朝不保夕的恐惧感，正如沈栋在返程时感叹："以前，我们如果能买一辆飞鸽自行车骑，就是幸运儿了；如今我们正搭私人飞机回家，从彼到此，不到半个人生就实现了，真是不可思议。"
张培莉是温家宝的编外"幕僚长"和财务总管
段伟红和沈栋的发迹，得益于"神秘的张阿姨"——温家宝的夫人张培莉。张培莉才是全书的主人公，段伟红和沈栋只是配角。除了充当其政治打手的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之外，绝大多数中共最高领导的夫人们通常躲藏在幕后，她们的所作所为是国家机密，公众对她们所知甚少。即便是曾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军中歌手的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习近平上位后，便成了习近平身边的一个美丽花瓶。 研究者可以写出数十本习近平的传记，却无法根据片鳞半爪的素材为彭丽媛写一本传记。而在《红色赌盘》中，作者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作为温家宝编外"幕僚长"和财务总管的张培莉的言谈举止——如果我有沈栋手上的素材，当年写《中国影帝温家宝》时，一定能写得更为有血有肉。
当沈栋与段伟红的交往到了谈婚论嫁阶段，段伟红安排了一场对他的面试，面试官不是段的父母，而是一位充当干妈角色的"张阿姨"。在第一次与"张阿姨"见面的饭局上，沈栋举止优雅、对答如流，成功地通过了这场考试。多年之后，他对这场饭局仍是记忆犹新。事后，他才知道这位"张阿姨"，就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的夫人张培莉。
段伟红的地位与张培莉有天渊之别，张愿意与之结交，是因为张需要白手套帮其捞钱及处理一些她不便出面处理的事务。段和张有过口头协议，任何合作计划的获利，张享有三成。很多时候，张并未投资一分钱，投入的是权势——对丈夫权势狐假虎威的展示。比如，每当段伟红在拿地和拿批文遇到障碍时，张培莉便出马安排饭局，找来主事官员，那些部长和省长对这样的饭局自然是受宠若惊。所以，一顿饭下来，再大的拦路虎都瞬间迎刃而解。沈栋观察到："我们认为张阿姨的动力，源于自身被追捧后的愉悦情绪。她不甘在丈夫的光环下寄生，致力于开创属于自己的王国。从他们结婚的那一刻起，她与温家宝就习惯平起平坐，看来也不打算改变这个局面。她始终维持自己的日常作息，几乎从没陪过温家宝在国内外的公务旅行。"
张培莉说，‘大众如果习惯在温家宝身边不常见她，她就拥有自由去做喜欢的事。"她的乐趣体现在作为计划的参与者，与人直接来往，吸收他人思想，分析判断情势及付诸实际行动。"沈栋指出："温夫人和子女的经商成功，应验了中国的一句俗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我确信温家宝的女儿利用家族关系，向外国公司索要重金；温家宝的儿子操控了新天域的投资交易；而张培莉每时每刻都在广交人脉，探索发财机会。"
沈栋多次陪同张培莉到世界各地旅行，"我们曾经伴她去过阿根廷的草原牧场、新西兰的峡谷海湾、澳洲的内陆草甸、法国的罗瓦河谷。在到访瑞士时，她还沉浸在封闭式经营的温泉浴场，享受延年益寿的护理疗法"、"她在日内瓦湖畔的温泉浴场，约定了进行面容修整及注射羊胎素消除年老皱纹的疗程……几天后，纱布去除，张阿姨毫不在意面皮拉伸术在耳后留下的疤痕，面貌一新的她继续上路旅行"、"她通常早上五点就起床，拿着从北京带来的电锅进餐厅，熟练地熬煮大米稀饭，然后拿出中式酱菜"——喜欢吃法式可颂面包的沈栋不得不与之分享中式早餐。
张培莉多次要沈栋去香港为温家宝购买各项物品，甚至也指导段伟红如何为他们的性生活增加情趣。沈栋为温家宝选择服饰，逐渐改变他在公众面前过于拘谨的形象。"看到他穿着我选购的西装、领带出入公众场合，我们心中暗暗窃喜。"，不过，沈栋仍为温家宝辩护："在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在搜集高档轿车之际，温家宝对家人的豪华生活缺乏警觉心。"，他认为，直到《纽约时报》报道温家宝母亲的账户上有三十亿美金，温家宝才恍然大悟，哀叹自己的一世清名毁于一旦。但这个说法不符合常理，除非温家宝是瞎子兼傻瓜，他才会对妻子和儿女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懵懂无知。
不是自由资本主义，而是排他性和榨取性的寡头亲贵主义
段伟红、沈栋都是从社会底层拼杀出来的、生存能力极强的人精，不会在温家宝家族这一棵树上吊死，因为温家宝毕竟有退休的一天。温家宝夫人将他们当做白手套，他们也将温家宝夫人当做棋局上的一枚关键棋子——利用这颗棋子，再去接触其他棋子，建立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
沈栋提及，在张培莉安排的一场晚宴上，他与刚刚晋升上副主席的皇储习近平同桌。席间主要由彭丽媛主谈，习近平基本没有说话，脸上偶尔露出一抹不太自然的微笑。或许，习近平当时就在盘算将段伟红、沈栋这样的"粉红色兵团"除之而后快，只是他需要与温家宝结盟对付咄咄逼人的政敌薄熙来、周永康，才不得不出席这场饭局，在饭局上却心事重重、魂不守舍。这次张培莉的牵线没有成功，习近平不可能沿用温家宝用过的白手套，习近平家族当然有自己的白手套。这就埋下了段伟红日后被整肃的伏笔。
温家宝还在位时，段伟红就与温家宝的副手王岐山建立起亲密关系。"他们之间无所不谈。王岐山约段伟红的主要目的是增加和温家宝之联系，以了解温家宝，判断上司的思维方向。……段伟红把婚后无子女的王岐山视为可信赖的伯父交往。"，沈栋发现，王岐山有时会表现出中国权贵上层特有的神经质焦虑——看似精明的王岐山居然对畅销书《货币战争》中反美阴谋论的一派胡言深信不疑（其作者却早已移居美国），可见他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的愿意与美国合作的姿态是伪装出来的，他内心深处将美国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中共统治阶层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亲美派或亲民主自由价值的人物。
段伟红、沈栋夫妇研判政坛新星孙政才将是温家宝的接班人，便倾力与之结交。早在孙政才还是北京顺义区委书记时，双方就在机场项目上有交集。后来，孙政才在政坛上火箭式攀升，段伟红一路以巨资投注。孙政才在外地任封疆大吏时，每逢回北京活动，必定在应酬式的饭局之后，约段伟红见面，讨论中国的政局和人事变动，规划如何更上一层楼。孙政才曾向段伟红描述，假如他仕途稳步不出错，定会最终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如果不担任国家主席，也必定接任总理。他的每一步行动，都着眼于这个最高目标。段伟红为之提供上层运作所需资金。然而，这却成为她的一笔最失败的投资，她损失的不只是金钱，更是整个事业和人生。既然习近平将孙政才视为其敌对派系的"政治金童"，当然要将其除掉。覆巢之下无完卵，孙政才落马，段伟红的末日就降临了。她踩过了红线，参与了上层政治斗争，连温家宝夫人也救不了她。段伟红出事后，亲王岐山的中国媒体财新网发表了一篇题为《段伟红折翼》的文章，详述段伟红一系列从国企手中切走蛋糕的交易，指其屡屡"从牛奶中撇出奶油"，在最合适的时机，以最低价格拿下最具增值性的资产。诡异的是，这篇文章发表后很快被删除。
仅从段伟红、沈栋发迹的个案可看出，中国的权力精英与商业精英的勾结，已到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地步。沈栋承认，在他接触过的各级官员中，没有一个人能抵御腐败机制，清官的仕途到处级干部就终结了。学者裴敏欣在《出卖中国》一书中对此有过一番深刻的分析："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发展很容易导致权贵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是统治精英控制了巨大的经济资源和有对产权的绝对定义和支配权。由于威权体制的政治统治精英的特权，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利用这些权力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自肥'。但是由于政治精英缺乏商业才能，他们不得不和民间的经济精英共谋勾结，进行权钱交易。这一过程对这两组精英都是一个'双赢'的机会。 统治菁英可以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尤其是对国有资产的支配权。 少数能够和统治精英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的经济精英可以通过贿赂，以少量的钱来获得低价的高品质国有资产，从而获得暴利，成为巨富。"
"共谋者"的反省为何点到为止？
《红楼梦》之《好了歌注》中说："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只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对段、沈夫妇而言，连做嫁衣裳的资格都没有，到头来只是为他人做白手套，看似风光无限，实则游走于刀锋之上，稍有不慎即粉身碎骨。沈栋写道："我们没有受到有关合作、团队精神的教育，相反的我们被引导成把世界划分为不是朋友便是敌人，所有盟友都是临时的，所有朋友都是可随手遗弃的。我们随时准备响应党的号令，告发自己的父母、老师及朋友，我们被教导最重要的事是赢取胜利，只有吃亏者才是道德上的懦夫。这就是共产党从一九四九年后持续掌权的指导哲学，不择手段的诡计多端者可以在中国如鱼得水。我们生来就学会只要实现结果可以不择手段。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是一个冷血国度。"，他将自己的失败和出局的原因归结为不够心狠手辣。
沈栋在接受记者袁莉"不明白播客"访问时承认，自己是"百分百的合谋者"。高官与白手套之间，利益是核心纽带。"大家又没有血缘关系，没有利益的话，干嘛走在一起去？"记者问他，对于过去的事情，"你会心里不舒服吗？觉得自己会有点惭愧吗？"沈栋立即启动自我保护机制："某种程度来说，根本不存在惭愧这个问题。我的选择和中国当年的选择都是一样的。这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可以说从赤贫起步吧，就说你的积极向上的动力特别强劲，然后为此你愿意牺牲很多东西。"他进而指出："中国每一个商人其实都是各级官员的白手套。从街边小贩算起，你也得跟城管交保护费，你也是城管的白手套，你也是居委会主任的白手套，你也是片警的白手套。现在我经常碰到，一说白手套一定就是说大官，然后大企业，金钱数量很多了才叫白手套。我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全中国每一个商人都是白手套。"经过这番阐释，沈、段的"原罪"变得与路边小贩的"原罪"一模一样，他就心安理得了。这种描述显然不诚实。一个街头小贩被迫交保护费，是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存；而段、沈这样的巨富，则是邪恶体制的组成部分，是民主、法治和自由市场经济这些价值的反面。这种做法，如纳粹集中营幸存者、作家莱维所批评的那样："有人故意说谎，冷静地编造事实，但多数人则拔锚、启航，暂时或永久地，远离真实的记忆，为自己编造一个方便的事实。对他们来说，过去是一种负担，他们为犯下的罪恶（或遭受的痛苦）感到厌恶，愿意用另一份记忆替换真实的过去。"沈栋对当代中国的描述，以习近平执政为一个断裂，对他对来说是真实的，但对整个中国来说是不真实的——就在他和段伟红气冲斗牛、风生水起的江泽民时代后期及胡温时代，刘晓波等人权捍卫者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乃至为之付出了生命代价。中国从来没有一个"阳光灿烂"的改革开放的黄金时代。习近平并没有彻底改变中共政权的性质，他只是拿出杀猪刀来屠宰掉一批肥猪，然后重新豢养另一批肥猪而已。
沈栋在《红色赌盘》的开头和结尾分别提到当代中国的两个重要政治事件。前一个是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杀，"在香港，和所有香港人一样，我和父亲专注地坐在椅子上观看电视上有关北京镇压的实况报道，我们都不禁流下眼泪。……父亲看到党随心所欲地镇压自家百姓，预计最坏的时刻还在后头"。后一件是香港的反送中运动，"香港的自由言论尺度和公民自由一路螺旋式地往下滑落，在港府试图将'送中'合法化时，达到谷底。我被香港年轻一代的抗争深深感动，这激励了我于二零一九年六月由英国回到香港，加入百万香港人在超过摄氏三十五度暑热之下游行，向全世界展示香港人的意志"。他希望用这两个政治事件作为出版此书的历史背景，并将自己的扒粪行为崇高化。 然而，对于两个政治事件之间二十多年，他本人在权贵资本主义的鳄鱼潭中掠食的经历，他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却如同蜻蜓点水、一掠而过。彻底否定自己呼风唤雨的辉煌岁月，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若不是段伟红出事，沈栋肯定不太会奋笔疾书、说出真相，因为他就是既得利益者中的一员，即便他只是帮助清理鳄鱼牙缝的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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