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方多次公开谈到的“风险”，结合美国亚太战略针对的目标来看，实际上就是美国仍然希望维持单极世界状态下的超强地位，阻击中国成为太平洋区域霸主；中国则希望与美国平起平坐、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美国你可以在全世界称霸，但我家门口的地区霸权，还是得归中国。习近平说过“太平洋那么广阔，容得下中美两国”就是这意思；美国的全球霸权现在也进入烦恼期，因为非洲早就成了中国的“兄弟国”；拉美这个美国后院与华盛顿一直离心离德。除了欧洲之外，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主要就体现在亚太地区了。因此美国视亚太地区的领导权为与中国必争之物。既然是“竞争关系”，削弱竞争对手是题中应有之义，美国自然要对中国实施不少限制，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对华芯片出口限制。习近平将美方这类限制视为“损害、剥夺中国的正当权益与发展权利”。
这就是症结所在。华府那么多外交精英，应该明白这是要害。
双方难舍的“中美蜜月期”早在胡温后期结束
华府显然忽视了北京高规格接待基辛格并为他庆生所释放的信号：希望中美关系回到基辛格开创的“接触、合作”时期——邓小平时代（包含江泽民十三年当中的“邓后”七年）。
从中美建交至2016年，美国对华政策的总体方针，用中文概括就是八个字：接触、合作、影响、改变。基辛格定下的是“接触、合作”，克林顿时期增加了“影响、改变”。我曾经总结过，中美建交以来四十多年间，除了江泽民时期曾经部分达成“影响、改变”，大多数时候都停留在接触、合作这个层面。江泽民时期为何会采取如此开放的姿态？除了江的个性之外，更多的是实际考虑：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中国需要回归国际社会（中国的国际社会主要是指西方），需要加入WTO、申办北京奥运会。除了极少数专门研究者之外，很多人已经不记得这段历史：美国总统克林顿2000年10月10日签署《2000年美国与中国关系法》（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Act of 2000），该法案提到要促进中国的人权改善，特别提到帮助中国建设法治。当时，中国政府之所以接受“美国对华法律援助”这个合作项目，只因这是美国让中国加入WTO的附带条件。中方只有接受这个项目，克林顿总统就可签署“关系法”，中美将进入永久正常贸易关系（NTR）状态，结束此前每年都要由美国国会审批的最惠国待遇（MFN）这一程序。这些，我曾在《美国曾是中国“依法治国”的领路人》（自由亚洲电台，2021年6月30日）一文中详细介绍。
胡锦涛于2003年接任中共掌门人，胡温十年是2003-2012年，当时中国正是入世不久，2008年举办奥运，承接江泽民时期的中美外交关系，这一阶段正处于合作、影响，美国开始尝试改变中国的时期。美国及西方在中国共派遣、成立、扶持了逾千家NGO，多数是环保、卫健，极少数是促进公民权利，在外力推动下，中国进入公共知识分子与民主、维权人士非常活跃的时候。但好景不常，2005年，前苏联成员国——独联体国家纷纷发生“颜色革命”，国际社会公认这是索罗斯基金会及其他美国NGO在背后大力支持的。5月下旬，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内部会议上做了题为《打场没有硝烟的人民战争——阻止美国欧洲在中国周边国家发动颜色革命，粉碎美国在中国搞颜色革命的企图》的报告，该报告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于5月底下发县团级。从此，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国成立或者资助的NGO被视为颜色革命的工具，受到的限制逐渐增加。2011年1月24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座谈会”，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经过30多年的建设已经形成。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总结讲话时提出著名的“五不搞”，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这等于正式宣告，美国做为中国依法治国领路人的自赋使命正式结束。
美国政学两界怀念邓小平时期
由于邓小平的实际领导地位，江泽民执政13年（1989-2002年），至少在1995年之前这段时期是邓规江随，邓1997年去世后，江泽民在对外开放上秉承邓的路线，在中美关系上仍然韬光养晦，美中关系上升成“战略合作伙伴”。对这段中美关系蜜月期——邓小平-江泽民时期，美国出了两本很有名的书予以很高评价。按时间先后，一本是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写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The Life and Legacy of Jiang Zemin），作者是美国投资行业资深顾问，写这本书时在美国高盛任职，于2005年以英语和中文两种语言出版；另一本是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F. Vogel）历十年写成的《邓小平时代》（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2011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库恩这本书有高盛在华投资的需要，美国政学两界也许没那么看重，但傅高义的声望与地望（哈佛教授）高得多，《邓小平时代》影响很大。作者对邓小平的评价可以用该书最后一章的一段话作总结：“邓小平于1992年退出政治舞台时，完成了一项过去150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完成的使命：他和他的同事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邓小平也引领了中国的根本转型，不论在它与世界的关系方面，还是它本身的治理结构和社会方面。在邓小平领导下出现的这种结构性转变，确实可以称为自两千多年前汉帝国形成以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在川普开打中美贸易战之后，傅高义在接受多家传媒采访时，不断地用以下句式：“假如邓小平还活着，他会推进民主”、“假如邓小平还活着，他会更积极地推动解决中国当下悬殊的贫富差距”、“假如邓小平还活着，他会认为反腐败非常重要，是个政治问题，会影响到老百姓对政府的看法，他会推出严厉的反腐败措施”……一个个“假如”的背后，流露出傅高义对邓小平的个人性格及执政风格的褒奖。
这本书是在美国政界影响很大。2018年10月15日，美国副总统彭斯10月15日在华府哈德逊研究所的公开讲话，“美国在过去25年‘重建了中国’，……北京仍然口头上在说‘改革开放’，然而邓小平的这个著名政策已经变得空洞”。这句话其实表达了美国政界的中国期望，那就是中国应当继续奉得邓小平以“韬光养晦”为主诉的外交政策，接受美国做为世界领导者并承认美国的价值观。中国高规格接待基辛格，有点与美国一样，都在怀念已经消逝的中美蜜月。
双方都想回到邓小平时代的中美蜜月期，只是重点不同，美国怀念的是当年的领路人地位，中国想要的是美国慷慨提供的一切。但时间已经改变了一切，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以及双方之间的地位势差都已经发生巨大变化，逝者不可追，双方都必须面对现实做好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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