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雙方的「生存策略」無法並行不悖的時候，基於文化身份衝突的戰爭就不可避免

 科技革命和經濟全球化，給非西方的文明的民眾，帶來了更多收入和社會流動的機會，反而增加了政治民主化的阻力。因為人們很容易看到民主變革的風險，卻難以估量變革的收益。這種趨利避害的「理性」，加上高科技成功地應用於政治壓迫，助長了一種「生存策略」，那就是「好死不如歹活」。

支持這種生存策略的價值體系和政治秩序，與支持「不自由毋寧死」的生存策略之間的衝突，是否能避免戰爭，或者讓戰爭成為不必要？我持嚴重的懷疑態度。儘管我很難想像未來戰爭的全部形態，但我依然堅信，「戰爭是新秩序的助產婦」。

總之，現代世界征服成本高不足以阻遏戰爭，真正的問題是，西方文明無力把自己的生存策略強加給非西方文明，而非西方文明又無力靠自身之力走出那種窒息自由的政治文化。這個困局帶來的和平是靠不住的，當雙方的「生存策略」無法並行不悖的時候，基於文化身份衝突的戰爭就不可避免。作為一個非西方的大國，中國在這個人類的文明困局中，有甚麼樣的機會？這樣的機會與文化身份的衝突是甚麼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