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現代史,充分顯露出人類的史無前例的殘暴,和文明解體,它並沒有返回原始巫術狀態,而是變成高度組織化和軍事化,歐美現代科技武力所無法戰勝的,是那裡的人心僵死、是非善惡消解,那才是「黑暗之心」。
中國現代史顯露出「人類史無前例的殘暴」,究為「文革」還是「六四大屠殺」,我們暫且擱置不論,不過,八十年代我涉足「文革」暴虐历史,一上来就碰到两大血案:安徽黄梅戏剧团女演员严凤英自杀后被剖腹、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活活群殴致死。震惊之余,我仿佛听到历史深处有一股咆哮──如此沉冤若不能被公义所纾解,天良岂能安宁?一个文明几千年都在乎「人命关天」,难道吞咽得下这「茹毛饮血」的几十年?
接下来二十年表面繁荣,内里依旧血腥。我不敢妄言上帝是否莅临中国,但我看到天良的挣扎,她拒绝隐没──那民族创伤,驱动历史记忆如地火,在民间暗自流转,塑造着「记忆社会化」,推动受害者言说,渐渐显身为公开论述,其中最着名的,包括丁子霖寻访「六四」死难者、王友琴调查「红八月」罹难受虐教师、胡杰独立制作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五七年右派向共产党公开索赔、廖亦武对倖存地主群体的口述实录等等,而追寻数千万死於飢饿民众的杨继绳《墓碑》,可谓最新一次宏大的高潮!
前述两大血案受害者,一位是盛誉天下的名演员,一位是京城排名第一的女子中学校长,说明政治尚未转型,即便是受害者,也是身后社会资源丰厚者,先出头天,引起社会关注,而千万普通受害者还在无人问津的境地。卞仲耘被害一案,更由於该校女红卫兵宋彬彬,曾是「八一八」重大历史「真人秀」的主角,而注定要被公共话语锁定。荣辱在转瞬之间,便是历史的冷酷,可歎当年花季少女们不可能了悟於此。
當代評毛史家首推余英時,雖然筆墨不多,卻皆為點睛之筆,我記憶尤深的,是他寫的這一段話:
『毛澤東由於無知所犯下的種種錯誤如「大躍進」、「人民公社」、「全民煉鋼」都還是有形的、也是比較容易補救的。唯有他為了遂一己奪權之私,不惜玩弄純潔的孩子們,搞所謂的「文化大革命」這一絕大的騙局,使大多數中國人今天都對中共政權基本上失去了信心,更使青年們對一切理想主義都不再發生興趣,則幾乎可以說是一個無可救治的精神崩潰癥。』
這就是中國的「黑暗之心」。
奇異又在於,被毛澤東「玩弄了純潔心靈的孩子們」,如今成為中共政權的「紅二代」,於是中國的情形,要比余英時教授所擔憂的嚴重千百倍。習近平政權已經強大到令自由世界忌憚且無奈,它也要組織一個類似二戰「德意日」軸心國的邪惡聯盟,來對抗民主自由社會,今次巴勒斯坦對以色列偷襲之巨大背影中似有中共的影子,因為北京公然與德黑蘭結盟,也為敘利亞屠夫阿薩德鋪紅地毯,後兩者都是跟以色列死磕的伊斯蘭強權。
毛泽东當年在天安门城楼之上,對一個名叫「彬彬」的女紅衛兵,随机發了一句「要武嘛」的毛式戏谑之语,饒是双关语之巧妙,也生动地深嵌进历史,當年便霎那间成为虐杀天下无数苍生的一道权杖,難不成今天便是「紅二代」肆虐天下的令箭?據稱這「彬彬」如今已是習近平的「老大姐」。
北京师大女附中卞仲耘案的施暴者,當年是不諳世事的女孩子,我曾用一个不太贴切的比喻-代罪羔羊(Scapegoat)形容她們,说的是犹太教赎罪日献祭两只羔羊,令其带走以色列人的罪孽;到基督教这里,耶穌便是「代罪羔羊」。这个中東的宗教典故引入不信教的中国语境里,似可暗示毛泽东未被清算之前,他造下的种种罪孽,须得由「代罪羔羊」暂时认领下来,然而今天他們則是一個「我們自己的子弟」的接班世代,接班世代没有認領毛澤東和共產黨的罪孽,而是认领了整個中國的山河和巨大財富,那麼「羔羊」就是人民大眾了,大眾不興用洋名,早就為自己起好了一個最土的名號: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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