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过世,可能产生类似一九八九胡耀邦过世的冲击吗?初步来看,可能性较低。这种预测意味着,中国的控制力,比一九八九更强。如今,习近平拥有比邓小平更绝对的权力,而且,一年前,胡锦涛才被他公然架离二十大现场。于是,在阴谋论之外,值得思考的是,李克强过世,标志着什么样时代的落幕,以及,什么样时代的控场。
邓小平总设计的改革开放,政左经右是硬道理,胡耀邦、赵紫阳稍有松动,便遭罢黜。而后江泽民、胡锦涛,这条路线一往直前。经济成长,政治压缩,形成中国的双重奏。直到二〇一二,习近平接班,形势开始失衡。去年二十大,邓小平定下的集体领导、两任十年,游戏规则完全改变。疫情三年的封控政策,更带动全面性地回归毛泽东路线。习迷信东升西降,意图重写国际秩序。结果,却造成中国成为民主国家公认的麻烦制造者,美国对中国频频出招,从贸易战、科技战到地缘争锋步步逼近,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市场的地位为之动摇。李克强,正好在中国内部矛盾持续累积之际“离场”。这种节骨眼,避免中国人民“忆甜思苦”,习近平自须防患于未然。
习的权力独裁者化,挑战不仅来自美中关系丕变。乌俄战争、以哈冲突,总体加剧了美中的地缘冲突。去年,迫于民众自发的白纸运动,习解除封控政策,宣布经济重开机。然而,时不我予,全球供应链已在疫情期间重新调整、外资纷纷择良木而栖,中国经济下滑激化社会矛盾,共同富裕的文革风一直吹。习近平告别改革开放,致力寻求突破民主国家的地缘、科技包围。这位独裁者另辟蹊径,准备与民主集团决一死战。重新塑造全球秩序,企图取代美国的霸权地位,这样的野心折射在中国内部,则是数位极权统治的不断强化。于是,当前中国的内部环境,从江、胡的“软威权主义”,走向习的“硬威权主义”。这似乎预示了,李克强走得不是时候,它的效应很可能只是一块石头投入河里,遍地鲜花未必能结果。
十月九日,习近平对美国两党参议员代表团表示:“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十月二十六日,王毅在华府对布林肯说:中美需要对话,不仅应恢复对话,还要深入对话,全面对话,透过对话增进相互了解,减少误解误判,不断寻求扩大共识,开展互利合作。推动两国关系止跌企稳,尽快回到健康、稳定、永续发展轨道。表面上,北京的姿态比较低了,但华府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从中国的辩证法来看,一是,中国的内部矛盾正在恶化,习近平持续收紧权力,意味着内部维稳大有问题,二是,内部维稳优先,迫使北京必须解除美国的压力,以免内外交迫,情势失控。面对这种以退为进的欺敌战术,华府应该自信地看到,近年来对北京的施压是有效的,要达到目标就要继续增加力道,切忌心软手软,前功尽弃。
习近平的“新时代”,实质上是毛泽东的“旧时代”。邓小平路线,早已成为过去式了,香港便是见证。从集体领导返回定于一尊,中国的西方形象一落千丈,只能跟俄罗斯、伊朗、北韩等互相标榜。孰以致之?习的知识、见识固然有其限制,但更根本的祸源仍是一党专政的基因。这种基因使然,为了捍卫中共独揽权力,随时可以从政左经右返回到自力更生,脱离可以带动中国全面进步的西方体系。邓小平带领中国走出文革废墟,但政治改革从来不曾提上议程。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当年李克强取代习近平,恐怕也是换汤不换药,差别主要是松紧度。就此而论,负评习近平,正评李克强,不无同情失败者的成份。而这种同情,也许很快就会在民族主义的喧嚣中被淡忘。
六四事件后,老布希对中国的经济制裁仅止表面,几未施压北京进行政治改革。柯林顿,一九九四宣布中国贸易与人权问题脱钩;二〇〇一,协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直到二〇二〇,庞皮欧才疾呼: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中共,自由世界将会被中共改变。然而,拜登至今依旧“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于是,一线希望系于“白纸运动”所代表的市民觉醒,“08宪章”所代表的知识启蒙,能不能汇聚成改变的力量。二〇一二以来,“一党专制”走向“一人独裁”,十四亿人却在国际上乏人同情,这是中国人民自己必须解答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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