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蝸藤 上報 20240608
美國對中國部分商品徵收新關稅，其中對中國電動車關稅高達100%，這再次引發有關「自由貿易」和「保護主義」的爭議。比如，《紐約時報》出了好幾篇專欄文章，批評美國的電動車關稅以及Tiktok剝離令，當中一個論點就是違反了「自由貿易」原則。
這類說法是完全錯誤的。
第一，自由貿易不是至高無上的.
我們絕大部分人都成長於全球化的年代，或至少經歷了三十餘年的自由貿易時代，於是把自由貿易視為一種「默認模式」，彷彿違反了自由貿易，就是大逆不道。
然而，自由貿易從來不是一種目標。我們不可能「為自由貿易而自由貿易」，經濟繁榮才是目標。只有在自由貿易能帶來經濟繁榮時，自由貿易才是「好的」。如果自由貿易不能帶來經濟繁榮，反而讓人變得貧窮，那麼自由貿易就是「壞的」。
那麼若有人再去吹捧自由貿易，這個人不是離地萬丈，就是收受利益了。換句話說，就是「非蠢即壞」。
第二，比較優勢只是國家經濟決策時需要考慮的因素之一
自由貿易的理論基礎是比較優勢。即如果英國生產棉布的成本比法國低，法國生產葡萄酒的成本比英國低，那麼英國生產法國所需要的棉布，法國生產英國需要的葡萄酒，雙方進行交換，那麼總成本就比英國自己生產葡萄酒，法國生產棉布的總成本要低。這樣，才能最小化投入，最大化產出。
這種理論當然有一定道理。特別是在微觀經濟上，確實非常正確。然而，如果把目光放在宏觀經濟上，就可以知道投出產出的效率不過是宏觀經濟需要考慮的其中一個因素，遠遠而不是宏觀經濟的全部。
在一個國家制定貿易政策的時候，是從宏觀經濟出發而不是微觀經濟。各國政府需要考慮的有產業、分配、就業、經濟安全、可持續性、國家發展等方方面面。
如果世界上沒有國家，整個世界都是一個統一的大市場，或許依據比較優勢理論，實現完全的自由經濟才是可能的。
值得指出的是，就算是中國這樣一個中央政府說了算的國家，也沒有意願去實現這一點。比如，中國長期的政策就是每個省份都有各類產業，為此寧願資源錯配。以前搞汽車，各省都上馬自己的汽車產業，就是一個例子。
第三，自由貿易不是歷史主流
進入近代化以來，全球就從未有過完全的自由貿易。最開始，各國都奉行重商主義，運用的手段包括關稅、配額以及各種禁止令。後來英國主推自由貿易，各國才逐漸開放市場。但各國五花八門的保護政策依然長期存在，關稅率居高不下。在大衰退時代，各國的關稅更到達歷史新高。
直到二戰之後，有感於高關稅妨礙全球經濟復興，各國才在美國的推動下，就關貿總協定進行談判，開始邊談判邊降低關稅。期間關稅的高高低低也是反覆了好幾次。經過長達幾十年的貿易談判，最後才在1990年代成立世貿，把絕大部分關稅率降低到歷史性低點。
然而，即便在世貿規則下,也不是完全的自由貿易。世貿本身就規定了多種形式的「正當」的貿易保護手段。例如，允許自定義為「發展中國家」成員的自由化程度低於發達國家成員；允許成員按產業競爭力確定進口關稅稅率，確定服務業開放程度；允許成員為保護生態環境，維護國民身體健康和安全對進口產品設置技術標準和安全要求，達不到時，則不准進口；在涉及國家安全的情況下，允許成員採取例外、豁免條款，實施自我保障措施等；一些經濟部門比如農業，還沒來得及達成關稅協議等等。
可見，在歷史上，自由貿易既非主流，從來不是什麼金科玉律，也不是什麼「大趨勢」。自由貿易和貿易保護主义是一對反覆角力的對手，只有「否定之否定」地作波浪式的推進，沒有什麼必然的「歷史趨勢」。
第四，把自由貿易絕對化就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自由貿易曾經是帝國主義的象徵。在帝國主義時代，各殖民帝國都推崇自由貿易以及它背後的比較優勢理論，發展出「殖民地經濟」的理論。於是，發達國家從殖民地或後進國家進口原材料和經濟農業產品（比如橡膠、棉花），在發達國家國家加工為工業製成品，再出口到殖民地或後進國家。這樣才能利用比較優勢，最大化全球經濟活動。
這樣殖民地經濟的後果，就是把殖民地或後進國家原先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系，變為為世界經濟「大循環」的一環，以致基本生活資料都嚴重依賴國際市場，一旦風吹草動，就大禍臨頭。比如印尼，原先是個魚米之鄉，後來變成殖民地經濟，農田不種水稻改種經濟作物，大米都從外國進口。一開始看上去很美，誰知戰爭導致進出口環節受阻，原先魚米之鄉一下子大饑荒，印尼變成人間地獄。
於是在20世紀中後期即「解殖時代」，國際政經界都在強調「可持續經濟發展」。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就是改變那種全球經濟大循環的觀念，讓原殖民地國家發展出自己的經濟體系。比如，非洲國家不能只是賣礦產，也要發展自己的製造業；不應該挖出來就賣掉，至少要發展一下礦物加工業。然而，到了全球化時代，國際經濟圈又重新鼓吹比較優勢和自由貿易，走了回頭路。「可持續發展經濟」不講了，很多發展中國家重新走上了類似殖民地時代的經濟路線。現在非洲國家越來越依賴礦產等資源出口，中國不但忙於進口非洲礦產，還和殖民帝國當年一樣，建造從礦區到沿海的「點對點」的鐵路以及港口，以便把礦產運回中國。這實在令人感慨。
第五，貿易是一國主權，所有國家都有權制定自己的貿易政策
一個國家如何和其他國家進行貿易，完全是自己的主權。而且除非涉及人道主義因素（比如有國家飢荒，糧食富餘國家卻不肯賣糧食），否則，制定何種貿易政策，都無可厚非。
各國當然也有權因應而制定相應的反制，最後的結果，一定會是雙方角力的結果，達成新的貿易政策平衡。但無論如何，把貿易問題政治化、抹黑化，都是不恰當的。
對東亞人來說，說起因為貿易問題發生的衝突的例子，恐怕都會想到19世紀的鴉片戰爭。記得有一段時間，有人替英國發動鴉片戰爭辯護，說清朝閉關鎖國，英國只是想和中國進行貿易才發動戰爭。貿易問題當然不是鴉片戰爭的唯一原因，但說是重要原因之一，也沒有錯。
然而，清朝不肯和英國進行貿易，就能合理化鴉片戰爭？英國發動鴉片戰爭就有了正義性嗎？至少筆者不那麼認為，筆者曾撰文論述過這點。我們批評清朝，是批評清朝閉關鎖國對中國「沒有好處」，而不是批評清朝這麼做「不合法」。清朝就算完全閉關鎖國都好，英國和其他國家也不能因此向清朝開戰。
第六，自由貿易必須公平、對等、互惠、自願。在這些因素的基礎上，才能談得上自由貿易
即便有了自由貿易協議，但要維持自由貿易，這對參與國的「誠實地遵守協議」的要求很高。如果有國家不斷作弊，一方面自己設置關稅等障礙保護市場，一方面又要求其他國家對自己無私地開放市場。這樣所謂的「自由貿易」，是無法持久的。
不幸的是，這正是現在的自由貿易走向保護主義的重要原因。
中國加入世貿之後，長期未能履行入世承諾。中國未能以「國民待遇」的方式對外資開放國內市場，而加以「技術換市場」、「強制合資」、完全明文禁止或以各種「刁難」手段把外資拒之門外。在貨物貿易上，即便現在中國高調抨擊美國「貿易保守主義」，強調中國「反對一切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但中國本身也採用關稅、配額、補貼、阻礙批准專利等方式，進行貿易保護主义。
2018年，中美爆發貿易戰。美國著重指控了中國的「中國製造2025」產業政策。這個政策對中國本土產業實施大規模的「產地歧視性補貼」，即只有本土企業可以享受，外國企業無法「利益均沾」。美國認為，這種產地歧視性的產業政策違反了世貿原則，要求中國廢除這個產業政策。
有人認為：「日本、韓國都利用過產業政策扶植本國產業，中國當然也可以。而且，美國自己也有產業政策，憑什麼指責中國」。
然而，日本韓國採取產業政策的時代，都在全球化世貿協議之前。中國產業政策，是在世貿成立，中國加入世貿之後。時間點不同，有沒有簽署協議，這就是區別。世貿的要求是平等，中國的產業政策的要點，就是通過對國内產業的補貼製造對外國產品的不平等。
至於說歐美也都有產業刺激政策，但在世貿之後，美國歐洲的政策都是對國内外一視同仁。無論是歐美本地生產的商品，還是中國生產出口歐美的商品，都能享受同樣的補貼。中國此前太陽能光伏產業能大發展，正是得益於歐美對商品不分本地外國一視同仁的補貼，才從一片空白到壟斷了幾乎整個光伏產業。
再比如歐洲支持電動車，不管是本土生產的電動車，還是外國進口的電動車，都能得到相同的補貼。美國在之前對電動車的補貼也是如此一視同仁。相反，中國的補貼是只有國内生產的車有，國外進口車沒有，這就是歧視和不平等。
至於說現在美國在電動車方面，也有了「產地歧視性的產業政策」。這完全是因為中國對電動車採取產地歧視性的產業政策在先，美國才不得不反制，去保護自己的產業。所謂「先撩者賤」，首先違反規則的一方，無疑是責任者。
中國一方面利用全球自由貿易暴富，一方面有用歧視性的產業政策獲得額外優勢。這種「既要，又要，還要」，正是造成國際自由貿易衰落的重要原因。
※作者為旅美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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