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后期,中国青年的高失业率,使得一些地区(比如湖南省邵阳)社会治安几近崩盘。但是由于美国市场为中国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很多青年到沿海打工,社会治安好转。
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商品长驱直入美国市场。中国商品占美国市场份额从1985年的1%上升到2000年的8%、2017年的22%。美国的市场为中国农民工提高了大量就业,导致中国制造业(制造业从业人员中超过80%是农民工)的出口占世界比例从1984年的1%提高到2022年的20%,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例从1991年的2.7%提高到2022年的31%。可以说,没有美国市场,就没有农民工的就业,也就没有中国制造业的崛起。
但是美中贸易比美日贸易更加不平衡,对美国制造业的冲击更大。2002-2018年,美国货物出口只是进口的63%了(美中贸易战的本质就是提高该比例)。1972-2001年,美国的制造业从业人员稳定在1770万左右,制造业增加值、制造业出口占全球比例分别稳定在24%、13%左右。但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美国的制造业从业人员锐减至2021年的1240万,制造业增加值、制造业出口占全球比例下降到15.5%、6.6%。也就是说,日本对美国的制造业“伤筋”,而中国对美国制造业“动骨”。
2009年笔者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发表《独生子女政策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困局》,预警将爆发贸易战,预测美国将复兴制造业,建议中国立即停止计划生育,靠内需驱动经济,尽量平衡国际贸易。
中国的顺差主要来自美国市场
今年3月,前重庆市长黄奇帆在一场演说中指出,2006年进出口占中国GDP的64%,但是现在只占38%了,可以像美国那样靠内循环驱动经济。这种论调对决策层误导很大。但是黄奇帆没有意识到,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中国减少最有消费力的儿童,内需不足导致“过剩”上亿劳动力;并且中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占GDP的44%,而美国占73%,因此中国的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8%,而美国占68%。这就决定了内循环不可能解决中国的失业问题,必须靠贸易顺差才能消化过剩产能、提供就业,这就必须改善美中关系,才能解决问题。
一些人认为,2023年向美国出口不到中国总出口的15%,中国可以增加向其他国家出口以弥补美国市场。中国的贸易伙伴很多,但顺差来源只有一个:美国。2001-2018年中国的总顺差的四分之三来自美国,其他的顺差则来自欧盟和英国,后者归根结底也来自美国,因为欧盟和英国对美国存在顺差。即便2023年,中国的顺差依然有75%来自美国、欧盟和英国(另外的顺差也间接来自美国)。2005年以来,中国的制造业顺差(出口-进口)占GDP的比例稳定在10%左右(总顺差占GDP的4%)。血液只占体重的8%,但却维持了人体各器官的正常机能活动;同样,中国靠制造业的贸易顺差维持经济的运转,成为一百多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
中国的制造业即将衰落
第一,2018年美中贸易战爆发,中国商品占美国进口的比例从2017年的21.6%降至今年前四个月的12.6%,其中4月更是只有11.7%,导致中国青年失业率攀升。目前中国借道越南、墨西哥等国,间接向美国出口。但是从转口贸易到产业链完全转移,是日本当年制造业衰落的老路。
第二,1962-1990年中国平均每年出生2340万人,这些人成为劳动力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但是1990年之后出生不断减少,现在只是1990年的三分之一,还将继续下降(降速比1990年代的日本更快)。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接近70%,支撑制造业的农民工将快速萎缩和老化。中国又在普及大学和研究生教育,但就像欧美和日本一样,高校毕业生很少有人愿意从事制造业,意味着中国很多产业将后继无人。美国即便不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也需要重建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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