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极右翼保守派亲俄的根源在于他们把俄罗斯和普京看作“白人父权制基督教价值观”的捍卫者和盟友，认为相对俄罗斯和普京而言，美国国内的自由派、民主党以及拜登政府是更大的“威胁”和“敌人”。
由于受到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影响，美国宗教右翼和道德多数派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并与共和党紧密结合，其核心成员就是美国白人福音派教徒。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整体上持续向多元化、世俗化的方向发展。白人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从1960年的85%下降到2020年的58%，目前30岁以下的美国年轻人中只有10%的人自称白人福音派教徒。按照这种下降速度，到2024年福音派可能不再是大选中的重要政治力量。
这些趋势使白人福音派产生了严重的焦虑感和危机感。尽管白人福音派的主张得到特朗普和共和党的大力推动，但由于多元主义在美国深入人心以及福音派自身规模的下降，福音派的追求看似终将失败。白人福音派越来越认为现在的美国不再是其记忆中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建立的美国，他们变成了“故土的陌生人”。因此，他们开始将目光转向美国之外，不仅为了寻找与自由派斗争的盟友，更是为了寻找“精神统一”“种族纯洁”的国家。在他们看来，这些国家在道德和文化上比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更为强大，目前的俄罗斯就是这样的国家。
美国极右翼将其在国内的追求投射到国际层面，把俄罗斯想象成“白人父权制基督教价值观的强大堡垒”。在美国极右翼人士看来，其自身与俄罗斯人都是欧洲白人的后裔，作为欧洲文化传统的继承者，他们拥有相同的价值观、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作为基督徒，他们都崇尚基督教的传统价值观。他们认为俄罗斯、匈牙利等欧洲威权政治的代表在捍卫基督教传统价值观，反对多元文化、外来移民、“种族混合”、性别平权等“文化战争”问题上是美国应当效仿的榜样。与之相反的是，他们认为乌克兰是一个被欧美多元主义和自由主义毒害的国家，不仅不值得被尊重，也不应该得到美国的援助。
除了在道德、文化、价值观上的认同外，美国极右翼还普遍认同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即普京式的“强人政治”和“威权统治”。极右翼崇尚秩序、权威和等级，这使他们更青睐威权体制，反对美国自由派主张的平等与多元。近年来，极右翼虽然热衷于民粹主义和反建制活动，但民粹主义运动由于缺乏制度化，导致其如果想长期存续，就必须依靠“克里斯玛式领袖”的集权型领导人物，这在特朗普掀起的右翼民粹主义运动中表现得极为明显。极右翼对“美式民主”深感不满，他们认为美国民主制度“偏袒”自由派、全球主义者、少数族裔和外来移民，不利于白人保守派。美国极右翼试图建立一个白人主导的、体现基督教传统价值观的“民主”体制，目前的俄罗斯和匈牙利等国家就是他们心目中的榜样。
美国历史上出现过不少对本国时常有疏离感进而对他国产生好感的先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许多“美国优先”派、孤立主义者亲纳粹德国。从20世纪20年代一直到冷战时期，美国许多左派人士都因痛恨国内充满经济和政治不公平现象，而以“玫瑰色的眼镜”看待苏联。当前美国极右翼对俄罗斯和普京的好感也主要出于对其国内现状的不满，故而将个人情感投射到他们想象中的俄罗斯身上。
实际上，美国极右翼的亲俄现象与欧洲广泛存在的极右翼亲俄现象在根源上非常相似，后者也反对西方的多元主义、世俗主义和自由价值观，相信俄罗斯和普京是基督教传统价值观的捍卫者，崇尚俄罗斯的威权体制和普京的“强人政治”。在俄乌冲突爆发后，许多欧洲极右翼人士继续称赞：普京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捍卫者，受到了自由主义者的无节制攻击；他们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不是为了争夺领土，而是为了争夺思想、价值观和传统，并且西方受到的威胁不是来自于俄罗斯而是来自于其内部，更重要的战争是“文化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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