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将近七千年的漫漫历史长河中,廿世纪是最值得历史学家浓墨重彩地大书特书一翻的一个世纪。这是一个各种思潮、思想风起云涌的世纪;这是一个各式各样的革命此起彼伏的世纪,这是一个各种大、小战乱频乃(其中包括两次在规模上和给人类造成的破坏和伤亡上都堪称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的世纪;这是一个科学技术、生产力和社会财富飞速发展的世纪(这一个世纪所取得的科学技术成就、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和所创造的社会财富,都超过了人类社会在此之前在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总和的数百乃至数千倍);这是一个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给人类的思想、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带来无法逆料的巨大变化的世纪;这是一个由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生产方式、生产能力的高速而巨大的发展给人类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带来了巨大的希望,同时又把人类带进由环保灾难和可能发生可怕的核大战、核泄漏而使人类陷入自我毁灭的深渊的世纪;这是一个给人类带来无穷苦难的乱世枭雄和引导人类走向和平、民主、繁荣昌盛的历史伟人同时登上历史舞台的世纪。前者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希特勒……这些给世界和本国人民精神上、肉体上、生活上带来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的独裁暴君(本文暂不谈这些人渣)。
后者如独具远见卓识的丘吉尔,他在给廿世纪人类带来深重灾难的两场政治运动:一九一七年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建立的苏维埃极权政权和上世纪廿年代末德国希特勒领导的纳粹主义运动的兴起之初,便以其敏锐、深邃的政治眼光准确地预见到这两场政治运动(或称之为“革命”)将给全世界带来无穷无尽的巨大灾难。是他在苏联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初便向英国议会也是向全世界大声疾呼:“要将苏维埃政权扼杀在襁褓之中”;是他在上世纪卅十年代初希特勒纳粹党上台之初又向英国议会和全世界大声疾呼:“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将给全世界带来战争和灾难”。极力反对张伯伦(英国首相)和达拉第(法国总理)对纳粹德国采取的绥靖政策,主张英、法联合对纳粹德国采取强硬态度。世界局势的发展不幸被他言中;是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上台以他的睿智和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领导英国人民联合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战胜德、意、日法西斯,把世界从德、意、日法西斯的铁蹄之下拯救出来。
美国的罗斯福也是后者之中的杰出代表,他在迄今为止全世界最大的经济危机期间的一九三二年当选美国总统,上台后立即实施一系列的振兴美国经济的计划(世人称之为罗斯福新政)。在全国大力开展基础设施的建设(如兴修铁路、公路、高速公路、水坝…等),以带动美国的钢铁、运输、建材、汽车、采矿、冶金、化工等行业的快速发展,成功地解决了大批失业工人的就业问题,迅速带领美国走出世界最大经济危机的阴影,使美国迅速走向复兴和高速发展的道路,为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德、意、日法西斯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二次世界大战暴发后,他预见到德、章、日法西斯危害的不仅仅是欧洲、亚洲、非洲而是全世界,就连远隔大西洋、太平洋的美国和美洲都不能幸免。他以极其巧妙的手法,引导美国人民摆脱“孤立主义”的束缚,领导美国人民投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以美国举世无双的巨大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和技术实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
“后者”之中的戈尔巴乔夫则堪称廿世纪对人类影响最深远的伟大政治家。他是一位以他的智慧、远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无私的献身精神,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的政治家。是他给苏联那块共产极权统治下的“冻土”,带来了一阵强烈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温暖春风;是他在苏联这个灾难深重的、僵化的、死气沉沉的、封闭的极权社会掀起了公开化、透明化、民主化、自由化的改革浪潮;是他结束了东西方两大军事集团(“华约”和“北约”)的核对峙局面,把人类从核大战的恐怖阴影下解放出来;是他结束了华沙条约组织对东欧各国的控制和干涉并将该组织解散;是他粉碎了共产集团的“铁幕”,把东欧和苏联人民从“铁幕”的笼罩之下解放出来;是他的理智政策促成了作为“铁幕”象征的柏林墙的倒塌、是他促进了东、西德的和平统一;是他促进了东欧各国摆脱僵化、阴暗的共产极权体制走向民主化、自由化的进程;是他把马克思制造出来的在苏联、东欧广袤的大地上徘徊了数十年之久的共产极权主义的“幽灵”送进了坟墓;是他亲手解散了给苏联、东欧各国、中国、越南、朝鲜、柬埔寨、蒙古、古巴各国人民带来无穷苦难的苏联共产党;是他促成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走向独立、民主、自由的道路;是他在苏联奠定了多党制议会民主的基础;是他首次在苏联实现了真正民主、自由的选举。
戈尔巴乔夫之所以伟大,不仅仅在于他实施了上述惠泽前苏联各国、东欧各国乃至全世界的政策和措施,更在于他这样做所需要的政治勇气和无私精神,以戈尔巴乔夫的智力和政治智慧、经验,他是完全可以预料到,他这样做,将给他的政治前途及个人、家庭的安危、他的名誉、地位带来多么巨大的风险,但他为了苏联、东欧各国人民,为了全人类的利益,他能置个人的名誉、地位、利益和安危于不顾,义无反顾地、坚定不移地进行彻底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朝着和平、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目标奋勇前进,作出了上述那些足可彪柄史册的改变了廿世纪人类历史进程的壮举。戈尔巴乔夫于1931年3月2日出生于前苏联南方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即经历了由斯大林推行的农业集体化政策给苏联农村带来的苦难、饥荒、死亡和镇压;接着又经历了苏德战争带来的苦难。童年和少年时期在苏联社会底层的生活和所经历的苦难,激发了他对底层民众的同情心和改善底层民众生活、减轻他们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1950年,戈尔巴乔夫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立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然而由于苏共当局对真像的隐瞒、欺骗、宣传、灌输和洗脑,戈尔巴乔夫和其他许多苏联人一样,对他们所经历的苦难和屈辱的根源并没有什么认识。当1953年5月3日,给苏联各族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巨大灾难的独裁暴君斯大林撒手人寰时,戈尔巴乔夫与其他许多被苏共当局蒙骗的苏联人一样深感悲伤,就连后来苏联民主、自由的杰出斗士,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苏联氢弹之父、卓越的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院士,在斯大林去世时写给友人的信中都这样写到:“我正处于伟人逝世的印象之中。我在思考他(斯大林)的仁爱……”。共产极权统治的愚民政策和对真相的隐瞒、对历史的歪曲、对人思想的控制灌输达到了何种骇人听闻的地步,就连萨哈诺夫、戈尔巴乔夫这样优秀的人物也被苏共当局搞得不明真像盲目顺从。
斯大林死后,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先后上台执掌政权,放松了对各方面的控制,使苏联进入了所谓“解冻”时期,使戈尔巴乔夫在大学的后期,对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有所了解,对暴露出来的斯大林时代的政治体制的阴暗面有所了解。
大学毕业后戈尔巴乔夫回到故乡从事共青团的工作,在这里的工作使他对苏共极权政权官僚体制的弊端有了切身的了解,到1956年苏共廿大赫鲁晓夫揭露批判斯大林罪恶的秘密报告向下面传达之后,在苏联这个一潭死水的封闭社会掀起了一阵惊涛骇浪,大大加深了戈尔巴乔夫对现存体制所存在的不可克服的弊端的认识。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对政治、社会真相了解的深入,使戈尔巴乔夫逐渐认识到,产生这些弊端的根源,不在于某人或某项政策的失误而在于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可以说赫鲁晓夫不仅仅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思想的启蒙人,而且也是整个苏联、东欧各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改革思想的启蒙人。由于赫鲁晓夫本人和当时社会环境的局限,赫鲁晓夫的改革是不彻底的,尽管如此,当他推行的改革触及到官僚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时,他们便联合起来把赫鲁晓夫拉下了台。
赫鲁晓夫所开创的改革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他在苏共廿大的秘密报告上对斯大林在苏联所犯罪行的揭露和批判;他对斯大林大清洗的受害者的平反、恢复名誉(尽管还不彻底)及他所推行的改革像一阵强烈的飓风,吹开了十月革命以来笼罩在列宁、斯大林……等领导人、苏共及苏联极权统治社会上五彩缤纷的迷雾,将它们真实的丑恶面貌暴露在苏联、东欧各国和全世界人民面前。使苏联、东欧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看清了共产极权统治的黑暗与反动本质,促进了戈尔巴乔夫、萨哈罗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这些社会精英的觉醒,使他们看清了苏联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
戈尔巴乔夫在基层工作和生活的经历,在低层、中层官僚阶层及后来在高层领导岗位上工作的经历,以及赫鲁晓夫的改革以自己的下台而告终的事实,使戈尔巴乔夫认识到苏联社会存在的所有弊端和罪恶都源自苏共的独裁和极权体制。如不从根本上抛弃这种扼杀人性、扼杀人的尊严、扼杀人的创造精神并给民众带来无穷尽灾难的共产极权体制,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
在赫鲁晓夫被苏共官僚集团拉下马之后,接替他的是勃列日列夫(1964.10—1982.11)他不仅中止了赫鲁晓夫开创的改革历程,反而倒行逆施,对内、对外推行一条强硬的“新斯大林路线”。刚刚开始“解冻”的苏维埃大地再次进入冰封雪飞的严酷冬季,勃列日涅夫在国内全面恢复旧的官僚极权体系运行机制;加强对民众思想、言论、行动的控制、加强对新闻媒体的管制、对持不同政见人士进行残酷镇压,将他们关进监狱、劳改营,有的送进疯人院,对一些有国际影响的不同政见者如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便逐出国门,对萨哈罗夫这样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本应逐出国门,但由于他曾领导苏联氢弹的研制,掌握大量有关苏联核武器的机密,为防止泄密只好把他投入监狱。
对外扩张共产主义体系在越南、柬埔寨扩张共产主义与美国及当地政府进行战争;武装侵略干涉阿富汗,发动了长达十年之久的阿富汗战争;在中东扩展势力范围;不惜牺牲苏联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与美国在全世界争夺霸权;并进行疯狂的军备竞赛,使全世界笼罩在核大战的恐怖阴影之下。与中共为争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开始于赫鲁晓夫时代)进行了无休止毫无意义的论战。在1968年出动数十万“华约”武装部队,用飞机、坦克、大炮、机枪无情地镇压了捷克斯洛伐克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改革派,在捷克斯洛伐克掀起的改革共产极权体制的的运动(被世人称之为:“布拉格之春”),将东欧各国刚兴起的改革共产极权体制的浪潮无情地扼杀于方兴未艾之时,致使东欧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推迟了廿年。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戈尔巴乔夫为实现其改革苏联的共产极权体制的理想,采取了韬光养晦的策略,一方面不断以新的知识充实自己并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另一方面在坚守自己道德底线的前题之下,小心翼翼地周旋于苏联官场,以不断取得晋升的机会,以备一旦登上权力顶峰便可实现对苏联共产极权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最终戈尔巴乔夫如愿以偿,历史赋与了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共产极权体制的重任和机会。
在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去世后,苏联经历了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两个短暂的时代后,戈尔巴乔夫在经历了一番复杂的权力斗争之后,终于在克格勃首脑切布里科夫、军方(这两方面的支持在苏联的权力斗争中是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外交首脑葛罗米柯、政治局重要委员谢尔比茨基和大多数区、州委第一书记、地方中央委员的支持之下终于击败以吉洪诺夫、格里森为首的保守派于1985年3月当选为苏共总书记,这使戈尔巴乔夫获得了实施其改革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所必需的权力,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对在共产极权体制之下进行由上至下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是必不可少的。
从1980年到1985年苏联共产党内一些最主要的保守派领导人相继去世:柯西金(1980年底)、苏斯洛夫(1982年2月)、勃列日涅夫(1982年11月)、谢尔佩(1983年5月)、安德罗波夫(1984年2月,他是前苏共领导人中唯一具有改革思想的总书记,对戈尔巴乔夫也极为赏识)、乌斯季诺夫(1984年12月,他虽代表保守的实力强大的军工集团,但对戈尔巴乔夫情有独钟,给戈尔巴乔夫以大力支持)、契尔年科(1985年3月)等的先后去世己预示着那一代老的僵化、保守的领导人的时代已行将就木,这给戈尔巴乔夫的迅速晋升提供了空间与可能。
由于认识到改革必须得到民众的支持,而唤醒民众最有效的方式就在于让民众知道苏联共产极权体制的真相,揭开蒙在苏维埃政权及其领导人列宁、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头上光荣、伟大、英明、正确的虚假面纱,让它们原本丑陋不堪的真实面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以激发出民众的改革热情。所以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便大力提倡公开化、透明化。此外戈尔巴乔夫也意识到要与苏联社会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腐败、特权现象作斗争,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对党、政府及社会上的一切都要实行公开化、透明化,使一切都暴露在舆论与人民的监督之下,使官僚主义、腐败、特权成为过街老鼠无处藏身。
苏联的新闻检查制度,起始于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由列宁亲手下令对新闻报导实行严厉的国家监督,并建立了相应的极其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到1988年戈尔巴乔夫彻底废除了在苏联实施了长达七十年之久的新闻检查制度(在此之前戈尔巴乔夫一上台便逐渐放松了党和政府对新闻媒体的控制和垄断),并取消了党和政府对新闻媒体的垄断。民办的各种新闻媒体如雨后春笋般在逐渐“解冻”的苏联大地上茁壮成长。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萨哈罗夫……的作品、言论也可以公开发表,这一切都得益于戈尔巴乔夫的大力支持与保护。例如:以针砭时弊大胆、尖锐而闻名的自由出版物《莫斯科新闻》就得到戈尔巴乔夫的公开保护。
戈尔巴乔夫对公开化、透明化对他所要推行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对唤醒民众的社会意识、公民意识和使整个社会走向民主、自由、公正和法制所具有的巨大作用有着极其深刻的认识。这就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便大力推进公开化透明化,以致后来彻底废除在苏联实施了近七十年之久的臭名昭著的“新闻检查制度”的原因。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还下令释放政治犯和持不同政见人士,在全国范围内为在苏共极权统治时代受政治迫的人士和各种冤假错案的受害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在戈尔巴乔夫推行公开化、透明化之前,苏联的愚民政策和保密制度达到何种程度,从戈尔巴乔夫揭露的一件事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自1978年11月27日调任苏共中央任书记处书记起,直到1985年3月升任总书记之前为止,担任苏共中央重要领导人长达六年多居然对苏联实力强大的军工综合体的实情几乎一无所知。因为,能接触到军工综合体有关材料、数据的全苏联只有两三个人,对身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达六、七年的戈尔巴乔夫尚且如此,更遑论一般民众了。
戈尔巴乔夫直到升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才接触到苏联军工综合体的真实、详尽的资料,他才发现国家己经军国主义化到了何种程度!军费开支已占国家预算的40%,而不是对外公布的16%;军工系统的产值占社会生产总值的20%,而不是对外公布的6%;每年250亿卢布的科研经费之中有200亿卢布用于军事设备的研制,以致整个国民经济都快要被如此巨大的军备负担所拖垮。对这些真相的了解增强了戈尔巴乔夫与美国停止军备竞赛、努力实现核裁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心。以挽救被军备竞赛拖到几近崩溃的经济和使全世界从冷战和核大战的恐怖阴影之下解放出来。
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便于1985年11月19日与美国总统里在日内瓦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为美苏消除军事对峙、增进了解、增强互信、裁减军备和消除核战争对人类的威胁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会谈中戈尔巴乔夫改变了以往苏联外交中为显示其不妥协、强硬、死顾面子而不顾政治及现实需要与可能的以葛罗米柯(他被西方冠以“不先生’的绰号)为典型代表的苏式外交作风。转而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与对方交往。戈尔巴乔夫的这种外交作风在世界迎得了一致的好评,美国总统里根和后来的老布什总统、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法国总统密特朗、西德总理科尔……均一致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一位希望改变东西方对峙的世界局面、希望结束“冷战”、希望在苏联进行彻底的政治经济改革的、务实的、灵活的、值得打交道的政治家。
在美苏日内瓦会谈中,双方经过共同的努力,终于签署了一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共同声明,声明中认定:核战争是不能允许的,在这种战争中不会有胜利者。并一致同意:双方将不寻求超越对方的军事优势、加强美苏双边关系、加强人文领域的交往、增强双方青年人的接触、恢复空运……等。
1987年12月7日,戈尔巴乔夫访问了美国,与里根总统、舒尔茨国务卿举行了一系列重要的会谈并签署了《核裁军条约》、《反弹道导弹防御条约》。此后又于1989年12月2日在马尔他与美国老布什总统举行了会谈:双方就大幅度削减化学武器、削减驻欧洲常规军队、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防止核扩散、防止导弹和导弹技术扩散、增加双方在军事上的透明度均达成了一致意见。由于美苏马尔他会谈所取得的成功及其重要的历史意义,以致这次会谈普遍被看做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终结的开始。
美国为支持与促进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实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在老布什总统的推动下,美国国会废除了阻止为苏联提供最惠国待遇的《杰克逊一温尼克修正案》、废除了限制向苏联提供贷款的《史蒂文森一伯德修正案》井支持苏联加入《关贸总协定》。
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还加强与英、法、西德的互访,改善了与这些西方大国的关系,对加强双边关系、促进经济交流、加强互信与了解,对促进东西德的和平统一、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戈尔巴乔夫抛弃了多年来对东欧各国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加强武力控制的方式,在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改善了与东欧各国的关系。对东欧各国民主化、自由化的浪潮不采取传统的武力干涉的方针(要知道,戈尔巴乔夫在当时是有权力和能力这样做的),而是采取了尊重东欧各国人民自决权的态度。有力地促进了东欧各国先后走向以公开、自由、民主、公正、自由选举、多党制议会民主为基础的民主社会。戈尔巴乔夫是在坚决抵制了国内军方和保守派要求对东欧各国的民主改革浪潮进行武力镇压的压力之下做到这一点的。因为戈尔巴乔夫知道东欧所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就是他要在苏联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的前奏。
由于戈尔巴乔夫在结束美苏和东西方两大军事集团的军事对抗、结束“冷战”、改善国际关系、消除核战争对人类的威胁及促进在苏联和东欧的民主化进程等方面的突出贡献而荣获1990年诺贝尔和平奖。戈尔巴乔夫曾勇敢地向世界宣告:全人类的普世价值高于国家利益和阶级利益,这一主张至今仍有着巨大的世界意义。它给那些至今仍在以国情、国家利益为藉口极力抵制人类普世价值的世界上残存的共产极权政权以当头一棒。随着美苏关系的改善、国际关系的缓和,随着东欧各国走向民主、自由、法制社会、东西德的统一和苏联对外政策的改变“华沙条约组织”存在的基础已不复存在,戈尔巴乔夫顺应时代的变化,宣告“华沙条约组织”解散。从而结束了东西方两大事阵营对峙的危险局面、彻底打碎了阻碍东西方人民交往、奴役东欧、苏联各国人民达数十年之久的共产主义“铁幕”。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短短的几年内大力推行公开化、透明化、言论思想多元化、政治党派多元化。修改了以苏共一党专制和阶级斗争为基础的苏联宪法,放弃了苏共对一切权力的垄断,实施了真正的民主选举,选出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相当于议员),真正把权力从党中央交还到民选的人民代表大会手里。人民代表大会里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党,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向市场经济过度的措施。
戈尔巴乔夫于1990年3月在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以1,329票赞成、495票反对,当选苏联第一任总统。东欧各国脱离苏联控制走向真正独立自主和民主化、自由化的成功,给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和离心倾向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因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有许多是苏联用武力在违背各国人民意愿的情况之下被迫“自愿”加入联盟的,而苏联这个庞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也是靠武力维持着的。东欧剧变之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解体已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由于戈尔巴乔夫推行公开化、透明化、言论自由化的结果,许多苏联各时期大量保密档案被解密,在列宁、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及其领导人对苏联人民所犯下的种种罄竹难书的罪行,和对苏联人民造成的惨重而巨大的灾难;以及苏共的腐败、特权、对人民的欺骗、迫害、屠杀的真相在苏联人民大众面前暴露无遗。引发了民众对苏共的谴责与痛恨,造成许多基层党员纷纷退党。在这种形势之下,苏共的解散与退出历史舞台己是不可挽回的趋势。
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的解散,和苏联共产党的解散与退出苏联历史舞台,这两大不可迹转的趋势面前,戈尔巴乔夫由于出生环境和成长经历的局限未能有清醒的认知,仍然竭尽全力力图挽救并改造联盟,仍然试图挽救并改造苏联共产党使之成为一个能领导苏联人民进行彻底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公开、透明、民主的新型政党。
按常理,以戈尔巴乔夫所处的地位和他的逻辑思维能力判断,他不可能对联盟是靠斯大林和苏联红军的武力在违背各加盟共和国人民意愿的情况之下,建立和维持的历史和现状没有清醒的认识;他不可能对僵化、腐败、专制、罪恶累累、民心早己丧失殆尽的苏联共产党的不可改造性没有清醒的认识。然而直到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已大大触动了苏共内保守势力和官僚特权阶层的根本利益,导致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苏共保守势力于1991年8月,趁戈尔巴乔夫在黑海边上的福罗斯渡假时发动了“八月政变”。结果“八月政变”被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改革派在已经觉醒了的人民大众、中、下级军官和军队的支持之下被粉碎之后,戈尔巴乔夫才认识到苏共的不可改造性,才毅然宣布退出苏共并解散苏共。而对“联盟”戈尔巴乔夫直到最后都在努力加以挽救、改造。这不能不说是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实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两个令人遗憾的缺陷。
尽管如此,这丝毫也不影响戈尔巴乔夫对人类、对东欧各国、对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对改变人类历史进程所作出的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1991年“八月政变”后,戈尔巴乔夫重新掌权后不久即宣告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退出苏联共产党,并宣布苏共解散更是一项巨大的历史功劳。由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后期,一直试图改造苏共、改造联盟,未能很好地把握苏联改革的历史进程,以致让叶利钦等改革激进派把握机会,掌握了联盟解体后俄罗斯的大权,戈尔巴乔夫被迫辞去苏联总统的职务。叶利钦等上台后对戈尔巴乔夫进行打击与丑化,将苏联解体后,各加盟共和国独立后,在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由一党极权专制走向多党议会民主制、经济上由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然要引起的政治动荡、经济倒退,社会进入一个新旧交替的无序状况,导致民众生活水平下降、社会秩序混乱(其中有许多是由于叶利钦等改革激进派在政治上经济上采取的激进的“休克疗法”及处置不当造成的)。叶利钦等巧妙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和所掌控的舆论工具,将这一切“罪过”都推到戈尔巴乔夫头上,令戈尔巴乔夫有口难辩。致使戈尔巴乔夫在他为把他们从共产极权统治之下和核大战的恐怖阴影之下解放出来,并使他们获得民主、自由、和平和尊严的前苏联民众中声望一落千丈。
随着时间的推移真像让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随着由戈尔巴乔夫所开启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逐渐显现,戈尔巴乔夫改变东欧、改变前苏联各国乃致改变廿世纪人类历史进程的无与伦比的丰功伟绩,己逐渐为东欧各国人民、为前苏联各国人民和全世界各国人民所认识。
今年(2011年)3月2日是戈尔巴乔夫80岁生日,俄罗斯总统梅德维杰夫宣布颁发给戈尔巴乔夫象征俄罗斯最高荣誉的“圣安德烈”勋章,并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的勋章授与仪式,以表彰戈尔巴乔夫在前苏联末期担任国家领袖时做出的巨大贡献。3月2日,俄罗斯民间也出现了自发的“感谢戈尔巴乔夫”运动,俄罗斯人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对戈尔巴乔夫结束苏共一党极权统治表示感谢。戈尔巴乔夫被西方、东欧各国人民和政治家称之为“改变世界的人”。戈尔巴乔夫被世界称之为“俄罗斯民主之父”。今年3月30日,伦敦阿尔伯特音乐厅一场为庆祝戈尔巴乔夫80寿诞的慈善演唱会,可谓星光闪烁:英国辣妹梅拉尼、俄罗斯钢琴家加夫里洛夫、德国重金属摇滚乐团蝎子乐队、美国巨星前加里佛尼亚州州长施瓦辛格、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以色列总理佩雷斯……纷纷盛装出席,由此可见,戈尔巴乔夫改变廿世纪人类历史进程的巨大贡献已越来越清楚地被全世界所认识。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共产极权社会所进行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给同样处于共产极权统治下的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也带来了希望。我们希望每一个有志于改革的中国人都责无旁贷地作出自己应有的、力所能及的努力促进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我们真诚地期待着一个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的出现。
2011年4月3日一真溅血于弥勒江畔
后记:
写完这篇文章之后,我总在想:如果戈尔巴乔夫对苏共的不可改造性(因为苏共无法摆脱党内那一大批享受着令人难以舍弃的巨大特权的官僚阶层对特权的贪恋、无法摆脱它历史上对苏联人民所犯下的累累罪恶对它的束缚,它要进行的任何真正的改革,势必将触动苏共内那一大批官僚集团的根本利益,从而召致他们的抵制与反抗,使对它进行的任何改革都不可能进行下去。更何况由于公开化、透明化苏共在人民心目中早己臭名昭著,人民再也无法容忍苏共继续存在下去)和联盟解散的必然性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那么,他完全可以利用“八月政变”后重新执掌政权的机会,顺应民心和时势及时主动宣布退出苏共,并将其解散(他后来虽然这样做了,但为时己晚)、及时主动解散联盟让各加盟国实现独立和民族自决。
而不是在那关键时刻把主要精力用在试图改造苏共和竭尽全力试图维持联盟上。以他的能力、他当时的地位和在民众中的巨大声望,另立一以改革政治经济体制、实现民主、平等、自由、法制为目标的全新的政党,积极主动引导苏联各国人民朝着独立、自主、民主、自由和经济上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向发展。
如能这样,戈尔巴乔夫在他解散苏共和联盟之后,以他的能力、地位和声望他完全可以成为新成立的俄罗斯共和国的总统。以他惯有的务实稳健的作风、赋予进取的革新精神,领导俄罗斯在走向民主、自由、社会公正、促进社会发展并逐渐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上稳步前进。
若是这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由于叶利钦那些缺乏深思熟虑的激进份子在俄罗斯掌权后实施的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政策造成的失误,而给俄罗斯人民所带来的苦难。诸如:经济倒退、社会混乱、人民生活困难、国际地位下降……。如果这样,不仅戈尔巴乔夫能有一个更为圆满的结局、他的伟人形象也将更加完美。然而历史的发展却不是这样,写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感叹“人无完人”,实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至理名言。大概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除了他自己之外就没有造出过一个“完人”,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没有任何人可以例外。
就连美国的开国元勋,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奠基人且私德高尚的华盛顿在他的弗农山庄也曾蓄养黑奴;丘吉尔、罗斯福这样具备远见卓识且个人品德高尚的伟人,为减轻本国人员的牺牲,为加快对日战争的步伐,促使苏联在战胜德国后迅速对日宣战,在美、英、苏雅尔塔会议上不惜出卖东欧各国主权,承认战后东欧各国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承认二战期间苏联所占波兰和芬兰的领土划归苏联所有,同时出卖中国主权承认外蒙古“独立”、同意战后由苏联继承日本在东北的许多权益。特别是丘吉尔在东南亚战场为保存英军的实力竟对不顾自己安危,把七千多英军从日军的包围之中解救出来的中国远征军背信弃义,在未事先通知中国军队的情况之下,置正在浴血奋战的中国远征军的安危于不顾,令英军仓惶逃往印度,将中国军队的侧翼暴露在日军的攻击之下,导致中国远征军第一次远征缅甸战役的失败,使廿万中国远征军伤亡过半。
这几位都是对人类功勋卓著的伟人,他们都和戈尔巴乔夫一样,由于各自成长的时代、环境、人生经历的局限都存在各自的缺陷与不足,但他们的这些缺陷与不足丝毫也不影响他们伟大的形像;也无须刻意为他们隐讳。
我们今天纪念戈尔巴乔夫八十华诞之际,不仅要遥祝他健康长寿;而且热切地希望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刮起的对共产极权体制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春风能吹拂仍在共产极权统治之下冰封的中华大地;我们热切地希望戈尔巴乔夫灿烂的改革光辉终能有一天能照亮仍处于共产极权黑暗统治下的中华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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