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荣剑
何谓避讳？这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礼仪文化，始自于西周时代周公制礼作乐，奉行对君者长者贤者的称呼要有所避讳，以体现上下有别，等级有序。后来孔子发扬光大，笔削春秋时提出避讳三原则：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所谓为尊者讳，主要是对君主而言，是为“国讳”或“公讳”，皇上的名字，百姓是不能随便提的。刘邦当了皇上，邦字就退出公共言论空间，凡涉及邦字，都用别的字取而代之，原来邦相就改称为国相。东汉刘秀称帝，恢复汉朝法统，秀才就不能提了，只能提茂才。到了朱元璋时，避讳就更厉害了，因为他以前当过和尚，在他面前就不能说光或秃，谁说谁掉脑袋。还不光如此，他是草寇出身，就忌讳别人说贼，因那时“贼”和“则”在他濠州老家同音，谁说则谁就倒了大霉。比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上表叩谢圣恩，其中有“作则垂宪”；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撰贺冬表，提到“仪则天下”；常州府学正孟清上贺表有“圣德做则”，因为都提到了则，让洪武皇帝又想起了做贼的辛苦，立时大怒，居然把这三个马屁鬼都杀了头。说光不行，说则不行，说猪就更不行了，那时猪叫万里哼。武宗朱厚照时，还禁养过猪，大概一看到百姓过年杀猪就联想到杀朱家人的头，这讳避得实在是太高大上了。
皇上的名字要避讳，长官的名字也要避讳，这也是为尊者讳。最极端的例子是陆游编的《老学庵笔记》中的一个故事：一个叫田登的州官不准下属及州中百姓叫他的名字，也不准写他的名字，到了正月十五照例要放灯三天，写布告的小吏不敢写灯字，改为“本州依例放火三日”。由此便有了“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笑话。
所谓为亲者讳，就是要避讳直称父母和祖父母之名，这是“家讳”或“私讳”。《礼记》有说法：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去人家家里拜访，如果直呼人家父母的大名，那无异于是骂人。我小时候，小孩子互相骂架，骂的最有杀伤力的就是提到对方父母的名字，只要提到对方父母的名字，立马能让对方恼羞成怒或无地自容，这大概就是家讳风俗的延续吧。所以，与别人交往时应避对方长辈之讳，否则极为失礼。当然，家讳主要还不是防着别人骂自家父母的名字，而是体现着自己对父母和祖先的尊重。唐代诗人李贺之父名李晋，“晋”与“进”同音，故李贺一生不能举进士。为亲者讳，最重要的是，子孙的名字绝不能用父祖辈的名字，刘邦的儿子没有叫刘小邦的，朱元璋的儿子也没有叫朱小璋的，如果谁这么给儿孙取名字，那是大逆不道，是大笑话。现在是不讲究这些了，叫小鹏小琳，父子同名，母女同名。思想更解放的还数毛少将，给儿子取名东东，爷爷起不来，起得来估计要把孙子的屁股打烂，避讳他还是懂得嘛！
说到为贤者讳，那就是为圣人讳了，中国圣人不多，一个先圣孔子，一个亚圣孟子，这两位圣人的名字是不能随便讲的。孔子名丘，北宋朝廷下令，凡是读书遇到“丘”字的时候，要读成“某”字，同时还得用红笔在“丘”字上画一个圈。到了清朝，又进了一步，凡是天下姓“丘”的，都要加个耳字旁，改姓“邱”字，并且不许发音为“邱”，要读成“七”字。姓邱的看客，你觉得这是不是有点过分？因为孔子而被剥夺了姓名权。幸亏中国圣人少，否则，得有许多人要改姓。
中国的避讳礼仪，创自于周公孔子，原则上是为了维护当时的封建等级秩序，以体现社会共同体内上下尊卑关系。侯外庐先生曾用一个“别”字来概括“礼”，堪称精辟。所谓别，就是上下有别，尊卑有别，亲疏有别，长幼有别，有别才有不同的礼数和不同的称呼，避讳和礼制就是要维护这个“别”，以图建立起一个国家治理的差序格局。
避讳虽然起源于西周，但和后来的帝制时代相比，西周时期的避讳其实并不严格，宋代洪迈在其《容斋三笔·帝王讳名》中就认为，周代避讳仅用于庙祭，用于生者很少，当时有所谓“读书不讳”、“临文不讳”、“不讳嫌名”等，如《诗经》“克昌厥后”、“骏发尔私”中的“昌”、“发”，都没有避讳周文王姬昌和周武王姬发的名字。避讳礼仪是到了秦代才被提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秦嬴政统一六国之后，正就不能说了，正月改成端月。到了汉代，避讳更是无以复加，皇上的名字神圣不可侵犯。因为皇上都明白了，实行避讳，有助于巩固皇权，皇上的名字就是权力的象征，权力不能让百姓染指，名字也自然不能让百姓随便叫了，国讳大大提升了皇上的无上威仪。
避讳作为一项礼仪，是随着晚清帝制的崩溃而宣告终结，皇上下台，皇上的名字瞬间就失去了神圣性，所谓国讳，作为一块权力的裹脚布是最先被人们扔到了垃圾桶里。但作为一个文化传统，就像跪礼退出公共场合而在民间仍然持续存在一样，避讳在民间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至少有点文化和历史意识的人，给儿子取名是不会用老子的名字，这种文化乱伦的事情，还是不做为好。
革命胜利之后，政治避讳几乎是被消灭干净，谁家姓毛还是姓毛，百姓也是能直呼领袖之名，这是一个进步。当然，也有人不适应，我1983年在人民大学读研，一位讲毛概的老太太，一口一个主席，对我们学生一口一个毛，很不满意，但也不好说什么。社会进步至此，政治避讳大概算是走到尽头了。
没想到的是，改开近四十年之后，一种不是避讳的避讳文化又开始重新生长出来。为什么说不是避讳的避讳呢？因为古代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现在是为熊者讳了。小熊维尼下架，出乎大家意料，这个憨态可掬亲切可爱来自美国迪士尼乐园的卡通熊，居然成了敏感品。它要为谁避讳呢？难道是为熊大熊二避讳？真是令人大惑不解。
最近还听到一个故事，说某地一家姓刁的人家，有祖传的小吃，很受大众欢迎，想用本姓注册一个商标，以利推广，但就是批不下来，去问主管部门，也问不出所以然，后经人暗示，才知道刁只比某个字（我也得避讳一下）少了一划，猛一看有点相似，而刁又不怎么好听，所以，还是不用为好。你说，这故事和古代那个范登不让百姓点灯的故事是不是有得一比？
我相信，这类不是避讳的避讳，不可能来自于最高层的旨意，都是一些中层或底层官员妄自揣测上意，自作主张，自视高明，总以为民间有所调侃有所议论的事情还是限制为好，主动挡驾，刻意避讳，小题大做，将原来那些毫不敏感的玩具或词汇整成了敏感对象，这究竟是为尊者讳还是高级黑？
需要让人反思的是，为什么在改开近四十年之后，还有这类貌似避讳的事情出现？避讳得不伦不类，近乎荒唐！原来不是有这样的说法嘛，乌云终归是挡不住太阳的光辉，渺小的瑕疵才能显示伟人的伟大，既然有了这么多的自信，难道就不能在维尼小熊上体现一点点自信吗？
那天和朋友在庆丰（。。）铺吃饭，一朋友说，这个圆形的带馅的面制食品，要改名，或者恢复唐代的称呼，叫笼饼，或者恢复宋代的称呼，叫肉馒头，或者新创一个词汇，叫圆饺子，大家都诺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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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国家就是稀奇古怪的事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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